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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产业转移过程中，企业是产业转移的主体，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自主决策;政府则要把精力更多放在营造有利于企业自由流动的政策环境上。应明确与市场的界限，不能过多干预企业的决策行为。但更难处理的则是土地处置、税收利益分成等问题
2013年，当蔡昌贤作出公司搬迁的决定时，可能并没有想到，威克多会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后第一家整体迁移的企业。
1994年成立的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工业开发区。对于成立20年之久的维克多来说，无论从公司发展，还是个人情感来说，离开北京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促使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董事长蔡昌贤下定决心搬迁的，是几年前他到瑞士几家著名服饰品牌工厂考察的经历。当他进入瑞士工厂的生产车间，发现里面的工人普遍都在四五十岁左右。
“在瑞士这样一个高福利国家，居然还有这么大年纪的制衣工人。”考察后蔡昌贤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拥有熟练的产业工人，才能形成超一流的产品品质，从而带来超一流的品牌附加值。
蔡昌贤不禁反思起自己的企业：和国内大多数服装企业一样，劳动力结构多是以年轻人为主，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熟练的工人，过不了几年就会因为结婚生子而流失。加上公司在北京，安家落户的难度较大，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
“劳动力极不稳定的状况，可能会传导到产品品质的一个方面，导致个别产品会出现品质不稳定的情况。”这就促使蔡昌贤下定决心，将生产、技术部门搬离北京。
“利用搬迁地的人口政策和稳定的劳动力资源，为我们培养更多熟练的专业技术工人，在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沉淀中，形成一流的品质，提高品牌总体附加价值。”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董事长助理刘大伟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企业搬迁的初衷。
威克多搬迁的决定，正好赶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其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哪些是非首都功能？用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卢彦的话说，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功能都可以被认为是北京非首都功能，归纳起来有四个，即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批发，部分医疗教育服务和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
其中，一般性制造业的疏解主要根据京津冀三省市定位进行：天津的定位是全国先进制造业的研发基地，河北的定位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验区和全国现代商贸物流基地，而北京的定位则是围绕城市战略定位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因此，高端制造业优势不太突出的一般制造业就要面临被疏解。
这一政策落实下来，具体哪些产业要迁出去？ 2014年版的《北京新增产业的禁止和新增目录》就有一项规定：禁止新建和扩建的26类一般制造业中，就包括纺织产业。
作为纺织企业，威克多的搬迁正好顺应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大势。
早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前，北京不乏首钢等企业外迁的先例。但大多数企业对于迁出北京还是处于观望状态。据了解，仅服装纺织一类，在大兴区就有48家，在未来的几年这些企业内都将面临搬迁的问题。
威克多和衡水的这场“联姻”，始于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河北省衡水市工业新区招商局副局长骆妍。
在电话里，蔡昌贤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公司，并阐明了公司的需求和期望。放下电话后，骆妍首先上网进行简单地核实，然后向领导汇报，立刻引起了工业新区领导的重视。从谈判到最终落地，事无巨细，工业新区的书记都全程跟进。衡水市领导也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就为这个项目，我们的市委书记、市长去了好几趟北京，和蔡董事长反复沟通，介绍我们的政策和优势，并充分了解他们的需求，尽量予以满足。”骆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威克多开工建设以后，开发区始终承诺“围墙以里是企业的事，围墙以外都是工业新区的事”。
事实上，衡水并非是威克多的唯一选择。在寻找迁入地这一问题上，蔡昌贤想得很多：地理位置不能离北京太远，否则和北京总部的设计中心、营销中心难以交接;交通要方便，否则物流运输成本太高;基础设施配套要完善，否则无法稳定人心……按照这些标准，他曾考察了河北的石家庄、廊坊、唐山等城市，甚至一度将山东德州也纳入考虑范围。
“选择衡水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现，首先，该市招商引资的政策很有吸引力;其次，当地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比较完善;更重要的是，衡水交通发达，陆路、铁路都比较便利。”刘大伟说。
“纺织和食品两类产业在衡水市有一定的基础，而且都没有什么污染，比较环保，也符合京津冀产业转移对衡水的定位。于是我们就选择以这两个产业为突破口进行招商引资。”骆妍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
据衡水市相关部门介绍，为承接纺织服装产业转移，衡水市在工业新区试点，设立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基金，每年财政预算3亿元做为引导基金，用于重大项目引进、标准厂房等公用设施建设、融资担保、企业创新资助和技改支持。园区内企业实施“员工代培”计划，财政给予每人1000元岗前培训补贴。
此外，对前3年签约落地的2亿元以上纺织服装产业项目，按比例给予10%以上的基金扶持。
用骆妍的话说，衡水是举全市之力来完成威克多产业转移项目，因此产生了惊人的效率：工业新区与企业签订双向承诺，明确项目投资建设进度由企业负责;立项、审批、征地、外用设施配套全部由政府包办，让企业集中精力搞建设。项目从动工到竣工仅用了18个月，食堂、宿舍、幼儿园、超市等服务设施也如期建成并投入使用。
而新员工的招聘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2015年春节刚过，衡水市劳动局就为威克多专门举办了几场招聘会，吸引了大量的应聘者。
徐丹丹是衡水本地人，说话很快，人也直爽，见面就问采访需要多长时间——她们拿的是计件工资，一分一秒的耽误都会对收入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干活麻利的话，还可以早点下班回家看孩子。 今年25岁的她，已有一个3岁大的儿子，之前在北京一家家具厂上班的她，之所以回到家门口就业，正是为了儿子。
“孩子刚断奶我就出去打工了，结果老是控制不住想孩子，一年好几次地往家跑，今年过完年，看到威克多招聘，干脆辞掉工作，回来上班。”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由于之前有缝纫手艺，她很快就被威克多录用。经过两个月的培训迅速上岗，现在的她已经是一个业务骨干了。
“这个工作不错，我打算就在这里长期干下去了。”她说。
据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生产部经理石百宽介绍，由于现在的机器很多都是电脑控制，在招工时，他们主要面向25-28岁的年轻人，一方面，他们的学习能力比较强;另一方面，他们大多已经结婚生子，能培养成相对稳定的技术工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5月12日，威克多正式搬迁。
“从5月9日企业停产到5月17日恢复生产，期间真正搬家的时间只用了两天半，而且机器的拆分和组装，管道的铺设等，全是我们自己的工人完成的。”石百宽说。
在京津冀产业转移过程中，迁出地政府、迁入地政府以及搬迁的企业，三者之间都有自己的“算盘”，处理不好三者之间的成本博弈，产业转移也将踯躅不前。
按照对外公布的数字，威克多衡水服装创意产业园占地面积307亩，总建筑面积为28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5亿元——而这只是建设投入。
“短期内成本是上升的。”刘大伟对《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力成本。随公司搬迁去衡水的员工大约600多人，为了弥补其搬迁的损失，公司按照工龄给予每位员工1000-5000元不等的一次性搬迁补助。此外，最初的几个月，为了稳定人心，每天还会给工人发放补贴，数额逐月递减。“虽然衡水的消费水平较低，但劳动力价格却并没有下降，毕竟从北京去了这么多人，他们的收入不能降。而在衡水当地招的员工，待遇也不能有差别，否则会造成员工之间的不平衡。”
其次，交通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两地办公后，对部门之间协同运作的要求会更高，对效率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威克多是产业链型公司，从前期的企划设计到生产制版，再到产品生产完毕，再从入库到发货，到门店到销售，都是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之间，需要良好的沟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司专门配备了4辆依维柯汽车，每逢周二和周四往返于北京和衡水之间。
除了班车，还有一辆60座大客车，负责周末接送部分家在北京的员工。“从北京到衡水，280公里的距离，不算油钱，一年光过路费就得增加约500万元。”刘大伟说。
如果成本的提升只是搬迁的必然代价，那么因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效率问题，则是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每年6月到第二年到2月，是服装行业的旺季，但对于刚搬到新厂址的威克多来说，却意味着效率的降低。
“正常情况下，一个车间每天能做400套西服，刚搬来那段时间，有时一天只能出320-350套，每天亏产50-80套衣服，相当于一个小时的活没了。”威克多生产部经理石百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现象持续了一个月，随着大家慢慢适应新环境，现在已经恢复正常水平。
此外，由于威克多是第一家进入衡水的服装企业，市场还没打开，招工也比较困难，到目前为止，才招了300多名本地员工，厂房也才用了1/4。
在石百宽看来，这些都是暂时的。随着更多纺织服装企业入驻衡水，一些服装行业的上下游产业也会进来，到时候采购成本就会下降;而且衡水交通四通八达，以后物流成本也会降低;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稳定了，熟练工人会越来越多，这些对公司都将是一个利好。
同样受惠于此的还有搬迁地衡水。据衡水市相关部门估算，威克多入驻后，将年产高档服装约160万套（件），年销售收入达26亿元以上，实现利税1.1亿元，可为该市提供4000个就业岗位。
“我们打算以威克多为龙头，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企业入驻衡水。”骆妍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该市正在探索“县市区 专业招商机构 园区 企业”的新路径，以及“以商招商”新模式，与京津共同发展“飞地经济”，打造以威克多为主体的“服装创意产业园”。
2014年，为了承接大兴区的外迁企业，衡水工业新区招商局局长亲自带队在大兴区呆了半年，上门游说企业，并与大兴区政府建立对接关系，部分企业已经有了转移的意向。
既然企业搬迁，无论对迁入地还是迁出地的政府来说，都是一件利好，那么如何鼓励企业外迁，则应该是两地政府，尤其是迁出地政府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
北京市经信委负责人曾表示，在企业搬迁过程中，北京市会和迁入地政府进行对接，并对企业提供必要的帮助，包括在选址、土地的出让、注册、购置新的设备、安装、运行、贷款、资金等方面;在资金投入方面，北京市财政和首钢集团以1：1的比例，5年内统筹资金200亿元设立了“京冀协同发展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投向首都功能疏解和多地协同发展相关的产业、综合服务配套及首钢等老工业区重振相关领域。
“但总体来说，鼓励外迁的政策还是太少，未来可能还需要设计一些政策，出台一些对企业搬迁来说利好的政策，比如对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或返还等，以提高企业搬迁的积极性。”刘大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目前来看，威克多搬迁主要还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他还补充说，公司搬迁过程中，还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因为机器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搬迁需要在海关备案，因此机器设备搬到衡水后，海关还要反复地查，给公司生产带来了不便。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政策下，目前还缺乏相对实际的对企政策，来真正为企业减轻负担。”刘大伟说。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受到冲击的首先是企业里的工人。
作为威克多生产部经理，石百宽选择了举家搬迁到衡水。这个山东男人在威克多已经工作了10年多，从一名最基层的烫衣工，一步步成长为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因此对公司有着深厚的感情。当听说公司的生产部门要搬到衡水，他没有半点犹豫就过来了。“反正在北京也是漂着，这儿的消费水平不高，赚同样的钱，能留更多钱在手里，咱们打工的不就是这个目的吗？”他憨憨地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 这也是威克多鼓励员工搬迁时的一个重要理由，相当一部分人被这个理由说服，离开了北京。
对于石百宽来说，衡水更大的诱惑力，在于其全国都闻名遐迩的中学教育。“我们外地人的孩子在北京上学不容易，衡水都给我们解决了。”因此孩子这学期一放假，石百宽就赶紧将妻儿接到衡水，学校已经安排好了，开学后就在工业新区的小学上三年级。
一家团聚的背后，却是妻子的付出。石百宽的妻子从北京一家待遇优厚的外企辞职，刚搬到衡水一周多时间，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像这样的家庭并非少数。产业转移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随迁家属的安置也成为当地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相比之下，车间主任刘亚岚就没有石百宽这样的魄力。因为爱人是北京人，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可能随迁到衡水，因此，她不得不过着双城生活：周六下班后，坐着公司的大巴回北京，周日下午六点再返回衡水。
相对于产业转移给企业工人带来的冲击，一些深层次矛盾则更为难解决。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郑长征看来，“政府、企业在推动产业转移中角色定位是不同的。企业是产业转移的主体，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自主决策。政府则应有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短期与长期、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要把精力更多放在营造有利于企业自由流动的政策环境上。有所不为，则是应明确与市场的界限，不能过多干预企业的决策行为。”
今年6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根据该办法，由迁出地区政府主导、符合迁入地区产业布局条件、且迁出前三年内年均缴纳“三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三大税种地方分成部分）大于或等于2000万元的企业，3年内，其“三税”收入由迁入地区和迁出地区平分。
郑长征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产业转移中最难处理的是土地处置、税收利益分成等问题。
在土地处置方面，郑长征建议，北京应处理好腾退土地问题。可考虑设立首都企业外迁专项扶持基金，创新腾退土地抵押融资模式，解决搬迁期间及恢复生产过程中企业运营资金的需求。
“由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主动推动产业向天津和河北转移，因此，相比其他地区的产业转移而言，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道路较为平坦。”郑长征说。
2013年，当蔡昌贤作出公司搬迁的决定时，可能并没有想到，威克多会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后第一家整体迁移的企业。
1994年成立的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工业开发区。对于成立20年之久的维克多来说，无论从公司发展，还是个人情感来说，离开北京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顺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势
促使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董事长蔡昌贤下定决心搬迁的，是几年前他到瑞士几家著名服饰品牌工厂考察的经历。当他进入瑞士工厂的生产车间，发现里面的工人普遍都在四五十岁左右。
“在瑞士这样一个高福利国家，居然还有这么大年纪的制衣工人。”考察后蔡昌贤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拥有熟练的产业工人，才能形成超一流的产品品质，从而带来超一流的品牌附加值。
蔡昌贤不禁反思起自己的企业：和国内大多数服装企业一样，劳动力结构多是以年轻人为主，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熟练的工人，过不了几年就会因为结婚生子而流失。加上公司在北京，安家落户的难度较大，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
“劳动力极不稳定的状况，可能会传导到产品品质的一个方面，导致个别产品会出现品质不稳定的情况。”这就促使蔡昌贤下定决心，将生产、技术部门搬离北京。
“利用搬迁地的人口政策和稳定的劳动力资源，为我们培养更多熟练的专业技术工人，在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沉淀中，形成一流的品质，提高品牌总体附加价值。”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董事长助理刘大伟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企业搬迁的初衷。
威克多搬迁的决定，正好赶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其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哪些是非首都功能？用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卢彦的话说，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功能都可以被认为是北京非首都功能，归纳起来有四个，即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批发，部分医疗教育服务和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
其中，一般性制造业的疏解主要根据京津冀三省市定位进行：天津的定位是全国先进制造业的研发基地，河北的定位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验区和全国现代商贸物流基地，而北京的定位则是围绕城市战略定位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因此，高端制造业优势不太突出的一般制造业就要面临被疏解。
这一政策落实下来，具体哪些产业要迁出去？ 2014年版的《北京新增产业的禁止和新增目录》就有一项规定：禁止新建和扩建的26类一般制造业中，就包括纺织产业。
作为纺织企业，威克多的搬迁正好顺应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大势。
早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前，北京不乏首钢等企业外迁的先例。但大多数企业对于迁出北京还是处于观望状态。据了解，仅服装纺织一类，在大兴区就有48家，在未来的几年这些企业内都将面临搬迁的问题。
联姻衡水
威克多和衡水的这场“联姻”，始于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河北省衡水市工业新区招商局副局长骆妍。
在电话里，蔡昌贤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公司，并阐明了公司的需求和期望。放下电话后，骆妍首先上网进行简单地核实，然后向领导汇报，立刻引起了工业新区领导的重视。从谈判到最终落地，事无巨细，工业新区的书记都全程跟进。衡水市领导也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就为这个项目，我们的市委书记、市长去了好几趟北京，和蔡董事长反复沟通，介绍我们的政策和优势，并充分了解他们的需求，尽量予以满足。”骆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威克多开工建设以后，开发区始终承诺“围墙以里是企业的事，围墙以外都是工业新区的事”。
事实上，衡水并非是威克多的唯一选择。在寻找迁入地这一问题上，蔡昌贤想得很多：地理位置不能离北京太远，否则和北京总部的设计中心、营销中心难以交接;交通要方便，否则物流运输成本太高;基础设施配套要完善，否则无法稳定人心……按照这些标准，他曾考察了河北的石家庄、廊坊、唐山等城市，甚至一度将山东德州也纳入考虑范围。
“选择衡水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现，首先，该市招商引资的政策很有吸引力;其次，当地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比较完善;更重要的是，衡水交通发达，陆路、铁路都比较便利。”刘大伟说。
“纺织和食品两类产业在衡水市有一定的基础，而且都没有什么污染，比较环保，也符合京津冀产业转移对衡水的定位。于是我们就选择以这两个产业为突破口进行招商引资。”骆妍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
据衡水市相关部门介绍，为承接纺织服装产业转移，衡水市在工业新区试点，设立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基金，每年财政预算3亿元做为引导基金，用于重大项目引进、标准厂房等公用设施建设、融资担保、企业创新资助和技改支持。园区内企业实施“员工代培”计划，财政给予每人1000元岗前培训补贴。
此外，对前3年签约落地的2亿元以上纺织服装产业项目，按比例给予10%以上的基金扶持。
用骆妍的话说，衡水是举全市之力来完成威克多产业转移项目，因此产生了惊人的效率：工业新区与企业签订双向承诺，明确项目投资建设进度由企业负责;立项、审批、征地、外用设施配套全部由政府包办，让企业集中精力搞建设。项目从动工到竣工仅用了18个月，食堂、宿舍、幼儿园、超市等服务设施也如期建成并投入使用。
而新员工的招聘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2015年春节刚过，衡水市劳动局就为威克多专门举办了几场招聘会，吸引了大量的应聘者。
徐丹丹是衡水本地人，说话很快，人也直爽，见面就问采访需要多长时间——她们拿的是计件工资，一分一秒的耽误都会对收入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干活麻利的话，还可以早点下班回家看孩子。 今年25岁的她，已有一个3岁大的儿子，之前在北京一家家具厂上班的她，之所以回到家门口就业，正是为了儿子。
“孩子刚断奶我就出去打工了，结果老是控制不住想孩子，一年好几次地往家跑，今年过完年，看到威克多招聘，干脆辞掉工作，回来上班。”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由于之前有缝纫手艺，她很快就被威克多录用。经过两个月的培训迅速上岗，现在的她已经是一个业务骨干了。
“这个工作不错，我打算就在这里长期干下去了。”她说。
据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生产部经理石百宽介绍，由于现在的机器很多都是电脑控制，在招工时，他们主要面向25-28岁的年轻人，一方面，他们的学习能力比较强;另一方面，他们大多已经结婚生子，能培养成相对稳定的技术工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5月12日，威克多正式搬迁。
“从5月9日企业停产到5月17日恢复生产，期间真正搬家的时间只用了两天半，而且机器的拆分和组装，管道的铺设等，全是我们自己的工人完成的。”石百宽说。
成本博弈
在京津冀产业转移过程中，迁出地政府、迁入地政府以及搬迁的企业，三者之间都有自己的“算盘”，处理不好三者之间的成本博弈，产业转移也将踯躅不前。
按照对外公布的数字，威克多衡水服装创意产业园占地面积307亩，总建筑面积为28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5亿元——而这只是建设投入。
“短期内成本是上升的。”刘大伟对《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力成本。随公司搬迁去衡水的员工大约600多人，为了弥补其搬迁的损失，公司按照工龄给予每位员工1000-5000元不等的一次性搬迁补助。此外，最初的几个月，为了稳定人心，每天还会给工人发放补贴，数额逐月递减。“虽然衡水的消费水平较低，但劳动力价格却并没有下降，毕竟从北京去了这么多人，他们的收入不能降。而在衡水当地招的员工，待遇也不能有差别，否则会造成员工之间的不平衡。”
其次，交通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两地办公后，对部门之间协同运作的要求会更高，对效率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威克多是产业链型公司，从前期的企划设计到生产制版，再到产品生产完毕，再从入库到发货，到门店到销售，都是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之间，需要良好的沟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司专门配备了4辆依维柯汽车，每逢周二和周四往返于北京和衡水之间。
除了班车，还有一辆60座大客车，负责周末接送部分家在北京的员工。“从北京到衡水，280公里的距离，不算油钱，一年光过路费就得增加约500万元。”刘大伟说。
如果成本的提升只是搬迁的必然代价，那么因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效率问题，则是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每年6月到第二年到2月，是服装行业的旺季，但对于刚搬到新厂址的威克多来说，却意味着效率的降低。
“正常情况下，一个车间每天能做400套西服，刚搬来那段时间，有时一天只能出320-350套，每天亏产50-80套衣服，相当于一个小时的活没了。”威克多生产部经理石百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现象持续了一个月，随着大家慢慢适应新环境，现在已经恢复正常水平。
此外，由于威克多是第一家进入衡水的服装企业，市场还没打开，招工也比较困难，到目前为止，才招了300多名本地员工，厂房也才用了1/4。
在石百宽看来，这些都是暂时的。随着更多纺织服装企业入驻衡水，一些服装行业的上下游产业也会进来，到时候采购成本就会下降;而且衡水交通四通八达，以后物流成本也会降低;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稳定了，熟练工人会越来越多，这些对公司都将是一个利好。
同样受惠于此的还有搬迁地衡水。据衡水市相关部门估算，威克多入驻后，将年产高档服装约160万套（件），年销售收入达26亿元以上，实现利税1.1亿元，可为该市提供4000个就业岗位。
“我们打算以威克多为龙头，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企业入驻衡水。”骆妍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该市正在探索“县市区 专业招商机构 园区 企业”的新路径，以及“以商招商”新模式，与京津共同发展“飞地经济”，打造以威克多为主体的“服装创意产业园”。
2014年，为了承接大兴区的外迁企业，衡水工业新区招商局局长亲自带队在大兴区呆了半年，上门游说企业，并与大兴区政府建立对接关系，部分企业已经有了转移的意向。
既然企业搬迁，无论对迁入地还是迁出地的政府来说，都是一件利好，那么如何鼓励企业外迁，则应该是两地政府，尤其是迁出地政府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
北京市经信委负责人曾表示，在企业搬迁过程中，北京市会和迁入地政府进行对接，并对企业提供必要的帮助，包括在选址、土地的出让、注册、购置新的设备、安装、运行、贷款、资金等方面;在资金投入方面，北京市财政和首钢集团以1：1的比例，5年内统筹资金200亿元设立了“京冀协同发展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投向首都功能疏解和多地协同发展相关的产业、综合服务配套及首钢等老工业区重振相关领域。
“但总体来说，鼓励外迁的政策还是太少，未来可能还需要设计一些政策，出台一些对企业搬迁来说利好的政策，比如对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或返还等，以提高企业搬迁的积极性。”刘大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目前来看，威克多搬迁主要还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他还补充说，公司搬迁过程中，还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因为机器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搬迁需要在海关备案，因此机器设备搬到衡水后，海关还要反复地查，给公司生产带来了不便。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政策下，目前还缺乏相对实际的对企政策，来真正为企业减轻负担。”刘大伟说。
最难解决的是利益分成问题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受到冲击的首先是企业里的工人。
作为威克多生产部经理，石百宽选择了举家搬迁到衡水。这个山东男人在威克多已经工作了10年多，从一名最基层的烫衣工，一步步成长为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因此对公司有着深厚的感情。当听说公司的生产部门要搬到衡水，他没有半点犹豫就过来了。“反正在北京也是漂着，这儿的消费水平不高，赚同样的钱，能留更多钱在手里，咱们打工的不就是这个目的吗？”他憨憨地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 这也是威克多鼓励员工搬迁时的一个重要理由，相当一部分人被这个理由说服，离开了北京。
对于石百宽来说，衡水更大的诱惑力，在于其全国都闻名遐迩的中学教育。“我们外地人的孩子在北京上学不容易，衡水都给我们解决了。”因此孩子这学期一放假，石百宽就赶紧将妻儿接到衡水，学校已经安排好了，开学后就在工业新区的小学上三年级。
一家团聚的背后，却是妻子的付出。石百宽的妻子从北京一家待遇优厚的外企辞职，刚搬到衡水一周多时间，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像这样的家庭并非少数。产业转移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随迁家属的安置也成为当地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相比之下，车间主任刘亚岚就没有石百宽这样的魄力。因为爱人是北京人，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可能随迁到衡水，因此，她不得不过着双城生活：周六下班后，坐着公司的大巴回北京，周日下午六点再返回衡水。
相对于产业转移给企业工人带来的冲击，一些深层次矛盾则更为难解决。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郑长征看来，“政府、企业在推动产业转移中角色定位是不同的。企业是产业转移的主体，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自主决策。政府则应有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短期与长期、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要把精力更多放在营造有利于企业自由流动的政策环境上。有所不为，则是应明确与市场的界限，不能过多干预企业的决策行为。”
今年6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根据该办法，由迁出地区政府主导、符合迁入地区产业布局条件、且迁出前三年内年均缴纳“三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三大税种地方分成部分）大于或等于2000万元的企业，3年内，其“三税”收入由迁入地区和迁出地区平分。
郑长征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产业转移中最难处理的是土地处置、税收利益分成等问题。
在土地处置方面，郑长征建议，北京应处理好腾退土地问题。可考虑设立首都企业外迁专项扶持基金，创新腾退土地抵押融资模式，解决搬迁期间及恢复生产过程中企业运营资金的需求。
“由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主动推动产业向天津和河北转移，因此，相比其他地区的产业转移而言，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道路较为平坦。”郑长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