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端午节后，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县委派我和老红军汪正龙同志赴乐平县第三区库前乡搞土改复查工作。
　　汪正龙同志是位久经考验，一身多处伤残的老革命，但是他不识字；我虽然在部队学会了几个字，但也不够用，所以我们到区里开会时老受批评。
　　县里领导很重视，很快派了一位女同志来当文书，专门负责写总结汇报等材料。有了一位好帮手，我和汪正龙同志高兴极了。
　　这位女同志20岁左右，眉清目秀，长得漂亮。她叫朱雪梅，是个能说会道、能文能武的女秀才。看她穿着和普通农村女孩没两样，可她文化高，思想开朗，做事认真，又平易近人。朱同志来库前没几天就把全乡15个自然村的男女青年全部组织起来，建立了民兵连、学习班。他们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进学习班学习。她组织大家学习文化，跳秧歌舞，唱革命歌曲，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大家尊称她为“朱老师”。从此我们再没有受到过批评，还得到了县委、区委领导的表扬。
　　朱老师没有老师的架子，肯帮助人，经常为当地百姓做好事，为群众排忧解难。她对我和汪正龙同志也很关心照顾，经常帮助我们做事。汪正龙同志因伤残不方便，朱老师便帮他洗被子、洗衣服，翻晒衣物棉被，常累得满头大汗。朱老师还要抽空备课，整理汇报材料。她不怕苦，不怕累，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我们既感动又心疼，她却说：年轻人吃点苦算不了什么，吃苦能锻炼革命意志。
　　朱老师对我就像姐姐对待亲弟弟一样。她规定我每天要学会3个生字，并且要会写会用，如果当天没过关，第二天还要补课。有时她还很耐心地手把手教我写字，为我今后做好工作打下了文化基础。更可贵的是，朱老师很细心，我经常在山村开会到半夜回乡政府，她怕我一个人在山村走夜路有危险，就派民兵来接我，有时她竟亲自带民兵来接我，保护我，我深受感动。
　　上级规定每星期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每次开会朱老师都很谦虚，总是先做自我批评，说自己有不少缺点，要求大家帮助她。她也积极主动地给我们提意见。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大家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是经过争论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增强了同事之间的团结，她常说：“大家要认真提出意見，要把有争议的思想问题辩清，否则相互怀疑，互不通气，怎么开展工作？”朱老师比我大2岁，为人处事、思想境界和工作态度，样样都比我强，我暗暗地佩服她。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进入了冬天。老天爷不讲情面，那年11月份就下起了大雪，我们的工作也在这寒冷的冬天结束了。大家依依不舍地分别了。上级将朱老师调到乐平县人民银行工作。我被调到乐平县人民法院工作。我和朱老师离别时，双方握手很久，谁也没有说话。至今我还保留了她送我的一支钢笔，还保留了当时学习文化写心得的一本记录本。我记得她曾经跟我说过的一番话：要不停地学习文化，革命事业需要文化。
　　我们分别60多年了呀！人生有几个60年？革命路上，擦肩而过的同志数不胜数，令我终生难忘的并不多，她就是其中的一个。60年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朱老师，也从未通过一次信。我有时也责骂自己为人的怯弱。朱老师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使我难以忘怀。
　　我常想，我已经82岁，又多病，恐时日不多。如果朱老师还幸运地活着也有80多岁了，定是子孙满堂，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今生唯一的夙愿，就是想再见到朱老师。朱老师，我好想你，你在哪里？
　　责编/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