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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秋季的一天，北京商务印书馆迎来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传达室的人问他：“大爷，请问您找谁？”老人也不知道该找谁，他只是想出一本书。门卫唤来编辑室的一位姑娘 ，姑娘笑着问：“您要出什么书？”老人拿出一本词典——《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姑娘没听说过这本词典：“大概有多少字？”“两百多万字。”老人轻声答道。姑娘惊了一下，看老人的穿着神态，明显是知识分子。她不敢怠慢，将老人带到编辑室主任张文英面前。
看着老人拿来的资料，张文英越来越惊讶和激动，这本词典竟是在商务部立过项的，她怎么没有半点印象？一查档案，果真在20世纪70年代的档案中找到记录：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落款时间是1978年。既然是1978年就安排的工作，现在是2014年，距今过去了36年，为什么这本词典一直没有出版呢？
面对张文英的吃惊和疑问，老人慈祥的脸上露出微笑，娓娓道来。
老人名叫车洪才，1975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准备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国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当商务印书馆接到编纂出版《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这个任务时，第一个就想到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工作的车洪才。原来，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开始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外交部翻译人手不够，政府就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去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三的车洪才就成了被抽调的学生之一，负责学习普什图语。学成回国后，车洪才先是在北京广播学院教语言，然后又去了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其间还承担把政府报告翻译成普什图语的任务。那时候国家对通用语需求非常大，他就被调来调去，逐渐成了普什图语领域的国内专家和权威。当1978年接到让他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这个任务时，车洪才很自豪：“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我出国所学为得就是这一天。”
为了打造出中国第一本优质的普汉词典，车洪才信心满满，他申请组织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两人开始脱产专注编纂辞典。按照最初打算，他们计划三年内完成任务，为此，两人在北京广播学院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投入到编纂词典的任务中。然而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因为政治观念问题，中阿关系陷入恶化。车洪才担心会有变换，可又想到这个时候国家更应该需要这部词典，结果他却发现，根本没人过问这事，只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每隔大半年打个电话问问进度。那段时间，车洪才对编纂这本词典的意义有了怀疑，可再一想到这是国家交给他的任务，他又浑身充满力量和坚定。编词典的工作烦琐而枯燥，车洪才和宋强民长时间地闷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铅笔“沙沙”写字的声音。
时间如白驹过隙，很快，到了1981年，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15×10大小的卡片，这些卡片上的普什图词语、注音、词性、释义，都是他们一个字一个字抄上去的，凝聚着两人无数心血。卡片装进箱子，足足装了三十多箱。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大功告成时，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车洪才谈话，让他把词典工作停一下，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对于组织的安排，车洪才不能不服从，临走前，他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办公室里，谁知道一锁就是二十多年。
1984年，车洪才完成了调研任务，他想继续编完词典，可院里却要求他组织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一干又是5年。函授班结束后，外交部又借调他去巴基斯坦大使馆从事外交工作，那一年，他已经52岁。他心里依旧念着词典，不想去，就装病，可医务室一检查，一切正常。外交部直接把电话打到他本人，他只得去。他晚上睡不着觉，就拿一张巴基斯坦当地的普什图语报纸，在上面圈新的词汇，继续搜集资料，国家交给他的任务还没完成。他还惦记那些卡片的安全，因为出国前，一次办公室装修，那些卡片被人撒得满地都是，工人铺在地上睡觉，他差点急疯了，大发雷霆，然后心里流着泪把那些卡片一张张捡起。虽然这些卡片后来都被他搬回了家里，他仍担心有闪失。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车洪才时时刻刻盼望着重新编词典的那一天。
1992年，阿富汗发生内战，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这时，已经没人还记得有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需要编写了。学院的领导更换了一批，没多久车洪才也退休了。有了空闲时间，他又燃起编词典的希望，然而偏偏不久后发生了“9·11事件”，全世界既懂英语又懂普什图语的人才奇缺。这时，北京广播学院恢复了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招生，退休的车洪才被请去教授普什图语。2008年，72岁的车洪才彻底从教书事业上退了下来，再不完成国家交给他的任务，他将遗憾终生。他请来以前一起编过词典的同事和同学，面对着这份30年前的光荣任务，几位老人热血沸腾，他们对以前整理的卡片重新校对，又添加了新的词汇。为了能让出版社印刷，卡片上的词条必须先输入电脑，由于普什图文软件和系统不兼容，其间事故不断。前前后后又花了4年的时间，才完成全部初稿的录入。随后，又经过两年的修订，一套完整优质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终于得以完成。
车洪才的讲述让张文英眼含热泪，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执着、操守、认真以及境界令人无比敬仰和感动，她当即答应愿意接手并负责印刷，让词典面世，完成老人的心愿。
2015年2月9日，承载着国家神圣使命、耗时36个春秋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出版问世。这一年恰逢中阿建交60周年，辞典列入庆祝项目。车洪才圆满地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任务，终于可以放心了。
（编辑/张金余）
看着老人拿来的资料，张文英越来越惊讶和激动，这本词典竟是在商务部立过项的，她怎么没有半点印象？一查档案，果真在20世纪70年代的档案中找到记录：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落款时间是1978年。既然是1978年就安排的工作，现在是2014年，距今过去了36年，为什么这本词典一直没有出版呢？
面对张文英的吃惊和疑问，老人慈祥的脸上露出微笑，娓娓道来。
老人名叫车洪才，1975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准备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国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当商务印书馆接到编纂出版《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这个任务时，第一个就想到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工作的车洪才。原来，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开始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外交部翻译人手不够，政府就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去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三的车洪才就成了被抽调的学生之一，负责学习普什图语。学成回国后，车洪才先是在北京广播学院教语言，然后又去了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其间还承担把政府报告翻译成普什图语的任务。那时候国家对通用语需求非常大，他就被调来调去，逐渐成了普什图语领域的国内专家和权威。当1978年接到让他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这个任务时，车洪才很自豪：“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我出国所学为得就是这一天。”
为了打造出中国第一本优质的普汉词典，车洪才信心满满，他申请组织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两人开始脱产专注编纂辞典。按照最初打算，他们计划三年内完成任务，为此，两人在北京广播学院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投入到编纂词典的任务中。然而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因为政治观念问题，中阿关系陷入恶化。车洪才担心会有变换，可又想到这个时候国家更应该需要这部词典，结果他却发现，根本没人过问这事，只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每隔大半年打个电话问问进度。那段时间，车洪才对编纂这本词典的意义有了怀疑，可再一想到这是国家交给他的任务，他又浑身充满力量和坚定。编词典的工作烦琐而枯燥，车洪才和宋强民长时间地闷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铅笔“沙沙”写字的声音。
时间如白驹过隙，很快，到了1981年，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15×10大小的卡片，这些卡片上的普什图词语、注音、词性、释义，都是他们一个字一个字抄上去的，凝聚着两人无数心血。卡片装进箱子，足足装了三十多箱。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大功告成时，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车洪才谈话，让他把词典工作停一下，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对于组织的安排，车洪才不能不服从，临走前，他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办公室里，谁知道一锁就是二十多年。
1984年，车洪才完成了调研任务，他想继续编完词典，可院里却要求他组织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一干又是5年。函授班结束后，外交部又借调他去巴基斯坦大使馆从事外交工作，那一年，他已经52岁。他心里依旧念着词典，不想去，就装病，可医务室一检查，一切正常。外交部直接把电话打到他本人，他只得去。他晚上睡不着觉，就拿一张巴基斯坦当地的普什图语报纸，在上面圈新的词汇，继续搜集资料，国家交给他的任务还没完成。他还惦记那些卡片的安全，因为出国前，一次办公室装修，那些卡片被人撒得满地都是，工人铺在地上睡觉，他差点急疯了，大发雷霆，然后心里流着泪把那些卡片一张张捡起。虽然这些卡片后来都被他搬回了家里，他仍担心有闪失。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车洪才时时刻刻盼望着重新编词典的那一天。
1992年，阿富汗发生内战，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这时，已经没人还记得有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需要编写了。学院的领导更换了一批，没多久车洪才也退休了。有了空闲时间，他又燃起编词典的希望，然而偏偏不久后发生了“9·11事件”，全世界既懂英语又懂普什图语的人才奇缺。这时，北京广播学院恢复了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招生，退休的车洪才被请去教授普什图语。2008年，72岁的车洪才彻底从教书事业上退了下来，再不完成国家交给他的任务，他将遗憾终生。他请来以前一起编过词典的同事和同学，面对着这份30年前的光荣任务，几位老人热血沸腾，他们对以前整理的卡片重新校对，又添加了新的词汇。为了能让出版社印刷，卡片上的词条必须先输入电脑，由于普什图文软件和系统不兼容，其间事故不断。前前后后又花了4年的时间，才完成全部初稿的录入。随后，又经过两年的修订，一套完整优质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终于得以完成。
车洪才的讲述让张文英眼含热泪，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执着、操守、认真以及境界令人无比敬仰和感动，她当即答应愿意接手并负责印刷，让词典面世，完成老人的心愿。
2015年2月9日，承载着国家神圣使命、耗时36个春秋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出版问世。这一年恰逢中阿建交60周年，辞典列入庆祝项目。车洪才圆满地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任务，终于可以放心了。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