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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秋季的一天,北京商务印书馆迎来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传达室的人问他:“大爷,请问您找谁?”老人也不知道该找谁,他只是想出一本书。门卫唤来编辑室的一位姑娘 ,姑娘笑着问:“您要出什么书?”老人拿出一本词典——《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姑娘没听说过这本词典:“大概有多少字?”“两百多万字。”老人轻声答道。姑娘惊了一下,看老人的穿着神态,明显是知识分子。她不敢怠慢,将老人带到编辑室主任张文英面前。
看着老人拿来的资料,张文英越来越惊讶和激动,这本词典竟是在商务部立过项的,她怎么没有半点印象?一查档案,果真在20世纪70年代的档案中找到记录: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落款时间是1978年。既然是1978年就安排的工作,现在是2014年,距今过去了36年,为什么这本词典一直没有出版呢?
面对张文英的吃惊和疑问,老人慈祥的脸上露出微笑,娓娓道来。
老人名叫车洪才,1975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准备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国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当商务印书馆接到编纂出版《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这个任务时,第一个就想到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工作的车洪才。原来,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开始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外交部翻译人手不够,政府就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去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三的车洪才就成了被抽调的学生之一,负责学习普什图语。学成回国后,车洪才先是在北京广播学院教语言,然后又去了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其间还承担把政府报告翻译成普什图语的任务。那时候国家对通用语需求非常大,他就被调来调去,逐渐成了普什图语领域的国内专家和权威。当1978年接到让他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这个任务时,车洪才很自豪:“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我出国所学为得就是这一天。”
为了打造出中国第一本优质的普汉词典,车洪才信心满满,他申请组织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两人开始脱产专注编纂辞典。按照最初打算,他们计划三年内完成任务,为此,两人在北京广播学院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投入到编纂词典的任务中。然而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因为政治观念问题,中阿关系陷入恶化。车洪才担心会有变换,可又想到这个时候国家更应该需要这部词典,结果他却发现,根本没人过问这事,只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每隔大半年打个电话问问进度。那段时间,车洪才对编纂这本词典的意义有了怀疑,可再一想到这是国家交给他的任务,他又浑身充满力量和坚定。编词典的工作烦琐而枯燥,车洪才和宋强民长时间地闷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铅笔“沙沙”写字的声音。
时间如白驹过隙,很快,到了1981年,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15×10大小的卡片,这些卡片上的普什图词语、注音、词性、释义,都是他们一个字一个字抄上去的,凝聚着两人无数心血。卡片装进箱子,足足装了三十多箱。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大功告成时,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车洪才谈话,让他把词典工作停一下,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对于组织的安排,车洪才不能不服从,临走前,他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办公室里,谁知道一锁就是二十多年。
1984年,车洪才完成了调研任务,他想继续编完词典,可院里却要求他组织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一干又是5年。函授班结束后,外交部又借调他去巴基斯坦大使馆从事外交工作,那一年,他已经52岁。他心里依旧念着词典,不想去,就装病,可医务室一检查,一切正常。外交部直接把电话打到他本人,他只得去。他晚上睡不着觉,就拿一张巴基斯坦当地的普什图语报纸,在上面圈新的词汇,继续搜集资料,国家交给他的任务还没完成。他还惦记那些卡片的安全,因为出国前,一次办公室装修,那些卡片被人撒得满地都是,工人铺在地上睡觉,他差点急疯了,大发雷霆,然后心里流着泪把那些卡片一张张捡起。虽然这些卡片后来都被他搬回了家里,他仍担心有闪失。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车洪才时时刻刻盼望着重新编词典的那一天。
1992年,阿富汗发生内战,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这时,已经没人还记得有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需要编写了。学院的领导更换了一批,没多久车洪才也退休了。有了空闲时间,他又燃起编词典的希望,然而偏偏不久后发生了“9·11事件”,全世界既懂英语又懂普什图语的人才奇缺。这时,北京广播学院恢复了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招生,退休的车洪才被请去教授普什图语。2008年,72岁的车洪才彻底从教书事业上退了下来,再不完成国家交给他的任务,他将遗憾终生。他请来以前一起编过词典的同事和同学,面对着这份30年前的光荣任务,几位老人热血沸腾,他们对以前整理的卡片重新校对,又添加了新的词汇。为了能让出版社印刷,卡片上的词条必须先输入电脑,由于普什图文软件和系统不兼容,其间事故不断。前前后后又花了4年的时间,才完成全部初稿的录入。随后,又经过两年的修订,一套完整优质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终于得以完成。
车洪才的讲述让张文英眼含热泪,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执着、操守、认真以及境界令人无比敬仰和感动,她当即答应愿意接手并负责印刷,让词典面世,完成老人的心愿。
2015年2月9日,承载着国家神圣使命、耗时36个春秋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出版问世。这一年恰逢中阿建交60周年,辞典列入庆祝项目。车洪才圆满地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任务,终于可以放心了。
(编辑/张金余)
看着老人拿来的资料,张文英越来越惊讶和激动,这本词典竟是在商务部立过项的,她怎么没有半点印象?一查档案,果真在20世纪70年代的档案中找到记录: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落款时间是1978年。既然是1978年就安排的工作,现在是2014年,距今过去了36年,为什么这本词典一直没有出版呢?
面对张文英的吃惊和疑问,老人慈祥的脸上露出微笑,娓娓道来。
老人名叫车洪才,1975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准备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国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当商务印书馆接到编纂出版《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这个任务时,第一个就想到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工作的车洪才。原来,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开始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外交部翻译人手不够,政府就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去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三的车洪才就成了被抽调的学生之一,负责学习普什图语。学成回国后,车洪才先是在北京广播学院教语言,然后又去了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其间还承担把政府报告翻译成普什图语的任务。那时候国家对通用语需求非常大,他就被调来调去,逐渐成了普什图语领域的国内专家和权威。当1978年接到让他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这个任务时,车洪才很自豪:“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我出国所学为得就是这一天。”
为了打造出中国第一本优质的普汉词典,车洪才信心满满,他申请组织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两人开始脱产专注编纂辞典。按照最初打算,他们计划三年内完成任务,为此,两人在北京广播学院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投入到编纂词典的任务中。然而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因为政治观念问题,中阿关系陷入恶化。车洪才担心会有变换,可又想到这个时候国家更应该需要这部词典,结果他却发现,根本没人过问这事,只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每隔大半年打个电话问问进度。那段时间,车洪才对编纂这本词典的意义有了怀疑,可再一想到这是国家交给他的任务,他又浑身充满力量和坚定。编词典的工作烦琐而枯燥,车洪才和宋强民长时间地闷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铅笔“沙沙”写字的声音。
时间如白驹过隙,很快,到了1981年,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15×10大小的卡片,这些卡片上的普什图词语、注音、词性、释义,都是他们一个字一个字抄上去的,凝聚着两人无数心血。卡片装进箱子,足足装了三十多箱。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大功告成时,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车洪才谈话,让他把词典工作停一下,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对于组织的安排,车洪才不能不服从,临走前,他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办公室里,谁知道一锁就是二十多年。
1984年,车洪才完成了调研任务,他想继续编完词典,可院里却要求他组织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一干又是5年。函授班结束后,外交部又借调他去巴基斯坦大使馆从事外交工作,那一年,他已经52岁。他心里依旧念着词典,不想去,就装病,可医务室一检查,一切正常。外交部直接把电话打到他本人,他只得去。他晚上睡不着觉,就拿一张巴基斯坦当地的普什图语报纸,在上面圈新的词汇,继续搜集资料,国家交给他的任务还没完成。他还惦记那些卡片的安全,因为出国前,一次办公室装修,那些卡片被人撒得满地都是,工人铺在地上睡觉,他差点急疯了,大发雷霆,然后心里流着泪把那些卡片一张张捡起。虽然这些卡片后来都被他搬回了家里,他仍担心有闪失。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车洪才时时刻刻盼望着重新编词典的那一天。
1992年,阿富汗发生内战,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这时,已经没人还记得有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需要编写了。学院的领导更换了一批,没多久车洪才也退休了。有了空闲时间,他又燃起编词典的希望,然而偏偏不久后发生了“9·11事件”,全世界既懂英语又懂普什图语的人才奇缺。这时,北京广播学院恢复了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招生,退休的车洪才被请去教授普什图语。2008年,72岁的车洪才彻底从教书事业上退了下来,再不完成国家交给他的任务,他将遗憾终生。他请来以前一起编过词典的同事和同学,面对着这份30年前的光荣任务,几位老人热血沸腾,他们对以前整理的卡片重新校对,又添加了新的词汇。为了能让出版社印刷,卡片上的词条必须先输入电脑,由于普什图文软件和系统不兼容,其间事故不断。前前后后又花了4年的时间,才完成全部初稿的录入。随后,又经过两年的修订,一套完整优质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终于得以完成。
车洪才的讲述让张文英眼含热泪,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执着、操守、认真以及境界令人无比敬仰和感动,她当即答应愿意接手并负责印刷,让词典面世,完成老人的心愿。
2015年2月9日,承载着国家神圣使命、耗时36个春秋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出版问世。这一年恰逢中阿建交60周年,辞典列入庆祝项目。车洪才圆满地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任务,终于可以放心了。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