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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5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历程，人们可以发现清晰的理念与轨迹：从民生和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立场出发，着眼于监督实效及其长效机制的建立，不断增强审议监督和财政预算监督的约束力，并在制度安排上有所创新，表现出对人大监督职责的理性和自觉。
刚性与韧性成就监督绩效
2007年7月，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政府研究决定，农民承担多年的“基本水费”全部转由财政支付。还在一年前，区政府面对人大代表要求免除农民负担多年“基本水费”的建议，答复“待以后条件许可后统筹考虑”。但区人大常委会多次“旧事重提”，这一“民生建议”终于尘埃落定。
人大监督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那些沉积多年的民生问题和事关经济社会发展长远的问题，监督没有韧性，肯定是不了了之。近年来，地方人大持续的跟踪监督，实现了良好的监督绩效。
2003年1月，江苏省扬州市人代会上通过了有关“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决议。一年后，市政府落实情况报告中无公害蔬菜基地建成的面积与市人大常委会会前的调查相距甚远，还坚称没有水分。会后，市人大常委会调查组督促实地测量，发现政府竟然将无公害蔬菜建成面积夸大了1倍之多。市人大常委会对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给予了严厉批评。在随后的两年里，市人大常委会跟踪问责，“菜篮子”工程建设终于如期完成。成都市人大常委会5个春秋多次听取和审议市政府有关金沙遗址发掘、保护和利用工作的汇报，金沙遗址博物馆遂成魅力成都的新“名片”。还有，东湖和长港明渠、夹河明渠“治污建议”四上武汉市人代会，市人大常委会跟踪紧逼，水质开始好转。
“削铁如泥之功效”，这是有关法律专家对人大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销本级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威慑力的评价。近年来，地方人大在行使这些刚性监督方式有不少可圈可点的案例。2007年12月，安徽省人大常委会邢有瑛等7位委员就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对省财政厅提出质询案。湖南省益阳市、四川省青神县和成都市锦江区等地人大常委会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就一些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调查。此外，河北省邢台市、湖南省麻阳县和衡南县等地人大常委会还依法撤销和叫停了征收基金项目、收费文件等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实践证明，一旦启动了这些监督程序，一些老大难问题便变得迎刃而解，有专家认为这是在更高层次上维护、实现了社会和政治和谐。
让审议成为真正的约束力
按照法律的规定，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具有当然的法律约束力，但实践中常常看到的是审议意见“一交了之”、“一回了之”，甚至是“泥牛入海”。近年来，地方人大常委会在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监督中，适时而坚定地行使否决权，让越来越多的被监督对象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约束力和威慑力。
人大审议意见的落实常常颇费周折。2004年7月，江苏省灌南县人大常委会审议时发现县财政局报告文不对题，经查财政局竟然将人大审议意见“弄丢”，该报告遂被搁置。对此县人大常委会举一反三，厉行问责。2004年8月，甘肃省环县审计报告被县人大常委会退回，要求对上年审计所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说明并接受询问。
与此同时，专项工作报告或整改工作报告顺利过关的“传统”也屡屡被颠覆。湖北省南漳县政府有关落实人大常委会审议督办意见的情况报告因“夸大成绩、回避问题，与县人大常委会的调查结果并不一致”而未通过。广东省连州市人大常委会以零赞成票否决了市政府有关落实施行生猪屠宰条例建议的办理情况报告。辽宁省盘锦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市政府有关食品安全管理工作、采购法贯彻执行情况报告时，以食品安全管理不力、政府采购透明度不高为由对两项报告亮出“红牌”。
2007年1月，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市人代会上未获通过。此外，四川省广安市和宣汉县、湖北省荆州市以及湖南省涟源市、溆浦县等地人大常委会也对“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说“不”。
地方人大锻造审议监督的刚性力度，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特别是监督法出台后，地方人大对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这一监督方式行使得更加娴熟。实践证明，增强审议监督力度对于人大监督的到位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盯住政府的“钱柜子”
2007年11月22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预算监督处的工作人员陈娟点击鼠标进入省财政厅国库支付系统，突然发现绵阳市药监局两笔支款用途表述不清，随即向有关领导报告。
从2005年8月起，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与省财政厅的国库支付中心联网，凡是通过省财政集中支付中心支付的每一笔钱，都在第一时间处于省人大的监督之下，“在线监督”让国库的钱柜子变成了“玻璃柜”。
有关人大制度专家称，只有加强财政预算监督才能抓住监督政府的牛鼻子。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财政预算的监督由过去偏重于形式上履行法定程序向注重多层次、全方位的实质性监督转变。
比较而言，对于预算的监督，广东省走在了全国的前面。2001年，广东省政府首次向省人大提交了7个部门的预算报告。2002年，省政府向省人大提交的预算报告扩展到27个部门。2003年，全省102个省级部门全都向人大提交了预算报告，涉及的总金额高达220亿元，并在开支流向中列到了“项”。2004年，摆在省人大代表面前的《省级部门预算单位预算表》厚达540页，列出了115个省级部门225亿元的预算明细，各部门预算草案都增加了一份详细的文字说明。
广州市人大预算监督也有很多精彩之笔。2005年3月，广州市人大代表在市人代会数次质疑政府预算。一年之后，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委组织部等要害部门进入预算审查范围。
实现对财政预算的实质性监督，还需要更多的制度规范与创新。2003年2月，海南省人代会通过有关决定，各级政府需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举债和清偿债务的情况。2004年1月，浙江省首次对部门预算进行专题审查，另有9个省级部门的预算以书面形式供代表大会审议。2005年4月，武汉市江岸区人大常委会首次对政府报送的7个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进行审议，其中两个关于街道办事处改扩建办公楼的项目由于遭到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质疑而“流产”。2007年8月，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实行预算民主，人大代表票决建设项目。时至2007年，财政预算草案由薄变厚，预算收入和支出具体到细目，重大投资项目由人大事先审查，在地方人大正在成为常态。
仅对预算的审查显然不足以看紧政府的“钱柜子”，还必须有审计监督严格、高效、持续的跟进。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公开审计报告和审计整改情况，对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跟踪问责，促进了审计监督效力的逐渐到位。
公开性是近年地方人大监督审计工作的一大亮点。2004年8月，甘肃省人大常委会首次向媒体公布审计结果公告。2005年5月，湖南省首次披露了2004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有所删节的新闻稿”，2006年通过媒体发布的审计报告“几近原生态”。河北省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利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政府预决算情况，还就重大项目向公众说明。随着监督法的实施，公开审计工作报告和整改工作报告已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开。
毋庸讳言，以前审计发现的问题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风暴”过去后很快归于平静。近年来，这种尴尬正在改写，各地人大对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监督不再走过场。2003年10月，广州市7亿多元违规资金被追回。2004年11月，甘肃省“审计清单”中披露的违规金额追缴到位。2005年8月，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就审计报告整改作出决议，是年年底整改资金达99％。2007年7月，广东省2006年审计发现的问题绝大部分得到纠正和整改，上缴财政、归还资金近9亿元。
对监督法的制度对接与细化
2007年9月27日清晨，浙江省乐清市村民戚朝洪赶到市人大常委会，旁听7位副市长的工作汇报。是年年初，乐清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一年召开3次常委会专题会议，听取副市长工作思路、执行情况汇报，最后对各自的施政成果进行评议。有专家认为乐清市这种“广场政治”最大的亮点是市民旁听、电视直播，履职承诺由人大和市民共同检验，这一制度创新与人大监督“向社会公开”的价值精神形成高度契合。
人大监督的真正到位，没有切实可行的制度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宪法精神，不断创新监督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在实行公开监督、增强审议效力、改革表决方式等方面积极作为，这些努力有的对监督法的制定提供了探索和实验的价值，有的则于监督法的实施有着延伸、细化和创设制度空间的意义。
人大的权力渊源来自于选民，尊重人民群众对人大监督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是完善监督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近年来地方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很多的探索。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将人大代表所提交的议案、建议及其办理过程在网上公布；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对重点建议的办理实行办理内容、承办单位及责任领导、督办单位、办理方案、办理结果的公开制度。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监督法出台后，地方人大积极修订、完善监督公开制度，北京市、广东省等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作出规定，对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情况向社会全面公开。
审议监督是否到位，无疑需要制度的保障。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监督的决定，对整改报告实行票决制，还明确规定了责任追究条款。重庆市奉节县人大常委会创新审议督办机制，规定常委会必要时可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承办部门主要负责人依法予以罢免或撤职等处分。江苏省灌南县人大常委会以《审议意见书》的形式对政府规范了“硬性”的制度约束，实行“再调查、再审议、再督促”。湖南省许多市、县人大常委会还引入问责制、票决制。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地方人大在审议监督中改革表决方式，以票决检验监督的绩效，对审议质量的提升和人大权威的实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监督是否“管用”？这是公众对人大制度效能最朴实、最直观的衡量标尺。当人们沿着这5年地方人大监督的轨迹向前看，肯定会获得更多的欣喜，因为，人大监督正踏实前行。
刚性与韧性成就监督绩效
2007年7月，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政府研究决定，农民承担多年的“基本水费”全部转由财政支付。还在一年前，区政府面对人大代表要求免除农民负担多年“基本水费”的建议，答复“待以后条件许可后统筹考虑”。但区人大常委会多次“旧事重提”，这一“民生建议”终于尘埃落定。
人大监督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那些沉积多年的民生问题和事关经济社会发展长远的问题，监督没有韧性，肯定是不了了之。近年来，地方人大持续的跟踪监督，实现了良好的监督绩效。
2003年1月，江苏省扬州市人代会上通过了有关“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决议。一年后，市政府落实情况报告中无公害蔬菜基地建成的面积与市人大常委会会前的调查相距甚远，还坚称没有水分。会后，市人大常委会调查组督促实地测量，发现政府竟然将无公害蔬菜建成面积夸大了1倍之多。市人大常委会对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给予了严厉批评。在随后的两年里，市人大常委会跟踪问责，“菜篮子”工程建设终于如期完成。成都市人大常委会5个春秋多次听取和审议市政府有关金沙遗址发掘、保护和利用工作的汇报，金沙遗址博物馆遂成魅力成都的新“名片”。还有，东湖和长港明渠、夹河明渠“治污建议”四上武汉市人代会，市人大常委会跟踪紧逼，水质开始好转。
“削铁如泥之功效”，这是有关法律专家对人大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销本级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威慑力的评价。近年来，地方人大在行使这些刚性监督方式有不少可圈可点的案例。2007年12月，安徽省人大常委会邢有瑛等7位委员就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对省财政厅提出质询案。湖南省益阳市、四川省青神县和成都市锦江区等地人大常委会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就一些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调查。此外，河北省邢台市、湖南省麻阳县和衡南县等地人大常委会还依法撤销和叫停了征收基金项目、收费文件等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实践证明，一旦启动了这些监督程序，一些老大难问题便变得迎刃而解，有专家认为这是在更高层次上维护、实现了社会和政治和谐。
让审议成为真正的约束力
按照法律的规定，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具有当然的法律约束力，但实践中常常看到的是审议意见“一交了之”、“一回了之”，甚至是“泥牛入海”。近年来，地方人大常委会在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监督中，适时而坚定地行使否决权，让越来越多的被监督对象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约束力和威慑力。
人大审议意见的落实常常颇费周折。2004年7月，江苏省灌南县人大常委会审议时发现县财政局报告文不对题，经查财政局竟然将人大审议意见“弄丢”，该报告遂被搁置。对此县人大常委会举一反三，厉行问责。2004年8月，甘肃省环县审计报告被县人大常委会退回，要求对上年审计所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说明并接受询问。
与此同时，专项工作报告或整改工作报告顺利过关的“传统”也屡屡被颠覆。湖北省南漳县政府有关落实人大常委会审议督办意见的情况报告因“夸大成绩、回避问题，与县人大常委会的调查结果并不一致”而未通过。广东省连州市人大常委会以零赞成票否决了市政府有关落实施行生猪屠宰条例建议的办理情况报告。辽宁省盘锦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市政府有关食品安全管理工作、采购法贯彻执行情况报告时，以食品安全管理不力、政府采购透明度不高为由对两项报告亮出“红牌”。
2007年1月，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市人代会上未获通过。此外，四川省广安市和宣汉县、湖北省荆州市以及湖南省涟源市、溆浦县等地人大常委会也对“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说“不”。
地方人大锻造审议监督的刚性力度，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特别是监督法出台后，地方人大对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这一监督方式行使得更加娴熟。实践证明，增强审议监督力度对于人大监督的到位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盯住政府的“钱柜子”
2007年11月22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预算监督处的工作人员陈娟点击鼠标进入省财政厅国库支付系统，突然发现绵阳市药监局两笔支款用途表述不清，随即向有关领导报告。
从2005年8月起，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与省财政厅的国库支付中心联网，凡是通过省财政集中支付中心支付的每一笔钱，都在第一时间处于省人大的监督之下，“在线监督”让国库的钱柜子变成了“玻璃柜”。
有关人大制度专家称，只有加强财政预算监督才能抓住监督政府的牛鼻子。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财政预算的监督由过去偏重于形式上履行法定程序向注重多层次、全方位的实质性监督转变。
比较而言，对于预算的监督，广东省走在了全国的前面。2001年，广东省政府首次向省人大提交了7个部门的预算报告。2002年，省政府向省人大提交的预算报告扩展到27个部门。2003年，全省102个省级部门全都向人大提交了预算报告，涉及的总金额高达220亿元，并在开支流向中列到了“项”。2004年，摆在省人大代表面前的《省级部门预算单位预算表》厚达540页，列出了115个省级部门225亿元的预算明细，各部门预算草案都增加了一份详细的文字说明。
广州市人大预算监督也有很多精彩之笔。2005年3月，广州市人大代表在市人代会数次质疑政府预算。一年之后，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委组织部等要害部门进入预算审查范围。
实现对财政预算的实质性监督，还需要更多的制度规范与创新。2003年2月，海南省人代会通过有关决定，各级政府需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举债和清偿债务的情况。2004年1月，浙江省首次对部门预算进行专题审查，另有9个省级部门的预算以书面形式供代表大会审议。2005年4月，武汉市江岸区人大常委会首次对政府报送的7个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进行审议，其中两个关于街道办事处改扩建办公楼的项目由于遭到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质疑而“流产”。2007年8月，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实行预算民主，人大代表票决建设项目。时至2007年，财政预算草案由薄变厚，预算收入和支出具体到细目，重大投资项目由人大事先审查，在地方人大正在成为常态。
仅对预算的审查显然不足以看紧政府的“钱柜子”，还必须有审计监督严格、高效、持续的跟进。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公开审计报告和审计整改情况，对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跟踪问责，促进了审计监督效力的逐渐到位。
公开性是近年地方人大监督审计工作的一大亮点。2004年8月，甘肃省人大常委会首次向媒体公布审计结果公告。2005年5月，湖南省首次披露了2004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有所删节的新闻稿”，2006年通过媒体发布的审计报告“几近原生态”。河北省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利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政府预决算情况，还就重大项目向公众说明。随着监督法的实施，公开审计工作报告和整改工作报告已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开。
毋庸讳言，以前审计发现的问题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风暴”过去后很快归于平静。近年来，这种尴尬正在改写，各地人大对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监督不再走过场。2003年10月，广州市7亿多元违规资金被追回。2004年11月，甘肃省“审计清单”中披露的违规金额追缴到位。2005年8月，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就审计报告整改作出决议，是年年底整改资金达99％。2007年7月，广东省2006年审计发现的问题绝大部分得到纠正和整改，上缴财政、归还资金近9亿元。
对监督法的制度对接与细化
2007年9月27日清晨，浙江省乐清市村民戚朝洪赶到市人大常委会，旁听7位副市长的工作汇报。是年年初，乐清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一年召开3次常委会专题会议，听取副市长工作思路、执行情况汇报，最后对各自的施政成果进行评议。有专家认为乐清市这种“广场政治”最大的亮点是市民旁听、电视直播，履职承诺由人大和市民共同检验，这一制度创新与人大监督“向社会公开”的价值精神形成高度契合。
人大监督的真正到位，没有切实可行的制度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宪法精神，不断创新监督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在实行公开监督、增强审议效力、改革表决方式等方面积极作为，这些努力有的对监督法的制定提供了探索和实验的价值，有的则于监督法的实施有着延伸、细化和创设制度空间的意义。
人大的权力渊源来自于选民，尊重人民群众对人大监督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是完善监督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近年来地方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很多的探索。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将人大代表所提交的议案、建议及其办理过程在网上公布；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对重点建议的办理实行办理内容、承办单位及责任领导、督办单位、办理方案、办理结果的公开制度。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监督法出台后，地方人大积极修订、完善监督公开制度，北京市、广东省等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作出规定，对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情况向社会全面公开。
审议监督是否到位，无疑需要制度的保障。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监督的决定，对整改报告实行票决制，还明确规定了责任追究条款。重庆市奉节县人大常委会创新审议督办机制，规定常委会必要时可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承办部门主要负责人依法予以罢免或撤职等处分。江苏省灌南县人大常委会以《审议意见书》的形式对政府规范了“硬性”的制度约束，实行“再调查、再审议、再督促”。湖南省许多市、县人大常委会还引入问责制、票决制。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地方人大在审议监督中改革表决方式，以票决检验监督的绩效，对审议质量的提升和人大权威的实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监督是否“管用”？这是公众对人大制度效能最朴实、最直观的衡量标尺。当人们沿着这5年地方人大监督的轨迹向前看，肯定会获得更多的欣喜，因为，人大监督正踏实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