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但在异国的土地上,来自中国四面八方的黑工同胞,在利益的冲突中,在私欲的支配下,或多或少,将这句诗给淡忘了。
　　
　　黑工——光影厨房
　　
　　一提起黑工,对于那些到过欧洲或对欧洲有所了解的中国人来说,这词也许并不陌生。但对黑工生活有深切体会的,莫过于我们这些曾经生活在欧洲各国的打工仔来得更加深刻了。
　　在欧洲各个国家的大中小城市中都有中国餐馆,这里不仅仅书写了几代中国人勤劳致富的发家史,同样也是一段充满辛酸血泪的艰辛旅程。
　　随着国内的出国热,我也跻身进入了沸腾的留学热潮,来到了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瑞士的一座小城市——佛利堡。由于生活拮据,我只好投身在一家中国餐馆。老板是个香港人,老板娘是个越南人,进餐馆后,首先是老板和老板娘对我进行一番例行叮嘱和开教,诉说着他们曾经深受过的苦难和剥削,紧接着自然是炫耀他们的成就,从家乡的黄土地赤手空拳来到瑞士,从刷碗洗盘到拥有自己的餐馆。或许这是每一个中国移民都有过的梦想,而他们则是其中少数幸运者之一。
　　贫农出身的我被安排在厨房工作,厨房里的四个打工者均为黑工,都是来自福建的偷渡者。因为当时每星期我只有20个学生工作时,超出了原规定的时间,因此当时的我也算是半个黑工。在这里,厨师们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从早上10点到下午2点,中间有短暂的休息。晚上则是从17:30开始到午夜，有时客人没走还需要留下来加班。所以，师傅们除了睡觉那几个小时之外,其余时间全泡在餐馆厨房里与锅碗瓢盆为伴。他们虽置身于瑞士,却不能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的冲突,语言的障碍,以及汲汲可怜的时间,使我们这些流落外乡的人们只能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华人小世界里。这里文化迟滞,信息闭塞,犹如井底之蛙,只不过换了个洋人的井而已。最令厨师们不堪重负的生意高峰期,伴随着滚滚客源而来的是厨房滚滚的浓烟,老板喜上眉梢的笑脸下,流淌的是在滔天热火中的厨师们浃背的汗水。不夸张地说,此时的厨房就像是撒哈拉沙漠上的白日,任何生命都不堪承受,就连呼吸都极为艰难。因此,干久了厨房的人都难免患上职业病，如肺病、脊椎病、风湿等等。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别小瞧这厨房,这里头还有着严格的等级地位和资格辈份。中餐馆厨房通常有三至四个等级:主厨,一般有厨房经验,并能炒各种菜肴和调配作料的能力;二厨,是炒菜能手,帮助切菜和抓菜;杂工,则是洗盘和打扫。这种周密的分工不仅是待遇的差别,同时也是地位的体现。由于中餐馆特殊的封闭环境,使得他们人人都难以摆脱“被虐待——忍虐待——施虐与他人”的轮回。老板则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因为他们也都是从胯裆下过来的人,踩踏别人也就成了他们的势所必然。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所以厨房师傅们的脾气自然也都不好,当下手的也就成了他们的发泄对象。凡是一个要成为合格的厨师的人,他首先必须要经历任人侮辱和践踏的历程,直到他成为一名主厨或老板的那一天起才彻底翻身,就如小媳妇熬到白头婆时,才会摇身一变成了专横泼辣的施虐者。此外,中国人“以争强好斗为乐”在这里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转去日内瓦后,我有幸了解到更多华人黑工的里里外外。只要身置黑工行列,不论你来自哪里,你最终摆脱不了这种虐待“文化”的阴影,老板“使脸色”和员工们的“看脸色”成了中餐馆里的一道风景,这恐怕就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表情。由此产生的中餐馆里最常见的员工变态行为是:即使不忙也装作紧张的工作状态,闲着便感到仓惶不安,就怕被老板认为是偷懒而被“炒鱿鱼”。由于长时间的煎熬,黑工们丧失了疲惫的生理反应,普遍变得性情古怪和麻木不仁,除了面对客人的那张可怜的机械的笑脸之外,生活目标唯能用挣更多的钱来弥补,失去了生活的基本乐趣,何谈快乐之有。做中餐馆的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好赌,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得到更多的意外之财,来改变他们苦役般的生活。钱已成为麻木生活中唯一的希望与寄托。
　　
　　黑工——沦落天涯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还是那首老诗,只是吟唱的人的心绪各不相同。不知何时,我们黑工才能昂首回家。
　　瑞士的华人黑工主要有三部分群体组成,福建占有两部分,长乐、福清,而另一部分由东北人为主,加之全国其他的省份和马来、香港人组成。表面上这三个群体井水不犯河水,暗地里勾心斗角互相指骂,颇有“三分天下”之势。长乐黑工就像强势的“魏”,他们基本盘踞了中餐馆中大大小小的工作,若有他乡人进入,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把他们挤出餐馆。在外人看来,是外御其侮,协力同心,而在本群中却好斗争勇,常常因为小事而大打出手,缺少和谐和理解。福清人则是目标比较突出的“吴”,主要分布在泰国餐馆,也有一部分人在洋人的餐馆里打工,虽然也有群体生活,但个人利益放得比较重要,可惜缺少像孙权那样的领头人,看起来没那么团结,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挣钱。第三个群体,几乎遍布在所有可能进入的餐馆,非常零散,生活比较低调,和挣钱相比较,他们更想能尽快取得这里的合法身份。就像急于建立政权的“蜀”。小小的社会圈,表面波澜不惊,底下却暗潮汹涌。
　　在这些黑工的群体中,因为语言不通等原因,有人就连上一趟邮局也要别人帮助。偷渡客中鲜有女性,大部分的偷渡者都是男性同胞。因为要养活国内的一家老少,他们会周密的打算在外的费用,把剩余的钱按时寄回家。还有个别是夫妻一起来的,将两个人的工资合并,留下必要的生活费后,剩余的也如数寄回国内,这样可以大大缩短在外打工的艰辛。其余大部分则是有妻不能聚,有家不能归的单身汉,因此性压抑是他们普遍的实际情况,形成狼多肉少的局面。语言不通,时间紧张,使他们偶尔嫖娼一次就算被人宰割也只能忍气吞声,生怕出了漏子,被遣送回国。于是他们把目光盯向了同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女留学生,哪怕是其貌不扬的女生在这里也会成了“香馍馍”,平时节俭的他们为取悦女性,一掷千金也理所当然,那些价格昂贵的名牌产品会名正言顺地成为女性同胞手中的“战利品”。同样那些女性偷渡客往往为了减轻自己在外劳累的负担,也会傍上单身的男人,借以将自己的全部收入寄回国,而这里的费用则由男方来承担。
　　一些迫切想得到合法居留的女性的遭遇就更加悲惨了。我认识一个来自福建已婚的女黑工,就是典型的例子,以为傍上了洋人就能一帆风顺,明知他已有妻室,还为他生了一个孩子,以为他会为她办理到合法的居留。谁知那洋人就连孩子的奶粉钱和房租也要AA制,各付一半,她还经常受到他的虐待,打骂已成家常便饭,为了这事还使得国内的两家亲戚闹得不可开交。而那些夫妻一起来的,因为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带着不稳定的情绪回到家里,本来想找对方倾诉心事,以缓解情绪,但在两张相对的苦瓜脸下,另一方很难用心听对方的诉说,争吵自然成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至到了离婚的地步。
　　除了夫妻生活不和谐,身体健康也是在外黑工的一个隐患。
　　瑞士的医疗费非常昂贵,因为没有合法的居留,黑工们根本没法参加医疗保险,因此健康也就没有了任何的保障。即使生病,也只能留在房间里任由病痛折磨。记得有这么一位福建师傅,为了省钱就连最普通的一杯咖啡也不舍得喝,更别说改善伙食了,加上欧洲老板对工人的苛刻,制订了工作餐上只能吃蔬菜、不能吃肉的规定,所以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的体质迅速下降,一病不起。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不能得到正规的医疗。实在熬不住的时候,他也不敢去医院,后来只好回国,可到了国内，医生一检查,癌症已到晚期,匆匆的赴上了黄泉之路。辛辛苦苦努力了几年,还没能和家人好好地享受享受,第一次回国,竟是一次亡命之旅,就这样最终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虽然有这么多风险,可偷渡者还是越来越多,黑工们的压力也随之越来越大。老板们已不愁没有廉价的劳动力,于是用各种理由开始裁减人员,由原来的四个人减为两个人,主厨要连带炒菜,而原来的杂工还要加上看管油炉和切菜。谁要是有异议,开口就是要他停工或报警。因为他们心里清楚,黑工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停工和警察两字。长时间受到各方面的压迫与剥削,为了平衡心态，黑工们形成了另类的剥削,那就是老黑工剥削新黑工。
　　当一个新的偷渡客来到目的地后,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和所在地的黑工联系,在交房租的前提下老黑工负责提供住宿条件。当然接一个新黑工收费是两千美金,一笔相当不错的报酬。而介绍一份工作就收取其第一个月的全部工资,即使是完全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住房也体现出黑工们的剥削与被剥削。租不到房产公司的正规房,老黑工会凭借自己的关系,从各种渠道租来房子转租给新黑工,而往往转来的租房要比实际贵上接近一半的房租。为了减少房租的负担,新黑工只好三五成群合住,里面横七竖八摆满了床垫,就连夜间上卫生间不小心都会踩到别人。
　　瑞士不是移民国家,想在这里得到合法身份,那绝对是难于上青天,但是邻近的国家有大赦的政策,所以转往这些国家便成了黑工们能拿到合法身份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