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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是中央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判断，针对经济新常态增速换挡、结构转型升级、发展动力转换的特征，中央也明确关键举措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从而实现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目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将处于突出位置，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为中国经济未来的行稳致远、健康活力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清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和核心主张，找准质检工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位和着力点，做到设计质检工作有的放矢，开展质检工作富有成效，从而使未来质检工作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是当前系统上下应重点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
早在2012年就有學者提出了我国经济政策应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2013年前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2014年以来开始进行理论实践，中央有关部门也开始在不同场合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阐述。特别是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央高层领导频频提及：
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11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
11月17日，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结构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11月18日，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人民日报》先后于2015年12月22日、12月27日发表社论《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 全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锐意进取 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和具体思路进行了解读。
随后，中央对如何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了一系列部署，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明确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以供给质量与效益的提高作为实现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主战场，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逐步实现支柱产业“二退三进”，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可以看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指导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重要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将深刻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宏观决策和微观活动。
二、参考：供给学派主张及实践
“二战”后，传统凯恩斯理论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其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以扩大需求追求经济增长的主张，短期内取得了成功，但其经济增速放缓时“踩油门”、通胀时“踩刹车”的调控措施，导致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越来越短，最终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难以消弭的滞胀局面。在这样的经济发展困局下，供给学派应运而生。
其实，供给学派并没有建立完整的理论和政策体系，但该学派的主要学者从经济学传统理论入手，对供给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和研究，并对经济产生“滞胀”的原因及政策形成了一些共同看法，主要有：
（一）肯定“供给自创需求”的萨伊定律。供给学派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上，供给居于首要的、决定的地位，社会的供给能力越强，需求就越大，经济发生滞胀完全是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是需求过度和供给衰退的必然结果。因此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仅仅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
（二）力主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供给学派认为，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自由经营活动是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的关键因素，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企业家施展才能的最佳经济体制，国家干预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而且往往会由于干预不当而损害经济中的供给力量。
（三）减低税负，增加供给。供给学派认为，供给的大小取决于产量的多少，产量是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直接结果，而生产要素的投入取决于各种刺激。在所有的刺激中，税率的变动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因素，特别是边际税率是关键的因素，因此，减少、降低税负有利于刺激经济供给。
（四）重视智力资本，反对过多社会福利。供给学派认为，一国实际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其有形资本与智力资本的积累，也取决于其劳动力的质量与努力程度。应当鼓励人们进行智力投资，只有当有形资本和智力资本达到最大化时，人类福利才能达到最大化，过多的社会性支出不利于生产增长。
供给学派的理论和主张被美国总统里根采纳，从而唤醒了美国经济内在的巨大增长潜力，成功引领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的泥淖；重振英国经济的撒切尔主义也在刺激生产方面几乎完全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在我国，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逐步推进经济上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其采取的承包制等刺激生产的措施与供给学派殊途同归。 三、把握：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精髓
从目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张来判断，中央形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一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内容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充分结合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色和基本国情，蕴含着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新的政治经济学说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为指引，通过促进全要素配置最优，推动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最优，从而实现国民福祉的持续满足和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个理论体系既适配了我国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是中央科学辨识风险、高瞻远瞩谋划未来的主动作为，是发展过程中的高度自觉。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旨明确，即：保持适度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能力，创造新动力，通过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从而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措施的要义是调整经济结构，核心是激活生产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由此可见，当前和一段时期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点必然离不开以下路径：
（一）放松供给约束。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是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全要素生产指各要素在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能产生的额外生产效率，这其中各要素质量的提升虽都能产生额外效率，但创新是最大的增进因素。因此，万众创新上升为国家意志，全社会要千方百计为供给解黏去缚，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不断推动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其中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会优先于技术创新来考虑。政府要积极转变角色，为各类创新行为、创新主体提供条件、搭建平台、主动服务。
（二）创造供给环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各要素自由流动、充分竞争的市场是实现有效供给的前提。因此，要着力激发市场主体的自身活力，打造市场主体能够充分释放财富、创造潜力的良好环境。政府应进一步简政放权、树立“放、管、服”的理念，鼓励大众创业，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发展；国有企业需进一步深化战略性整合，打破行业性垄断，发挥其应有的特定功能与辐射力，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适度降低企业、个人税负，刺激经济活动。
（三） 改善供给结构。改善不合理供给结构的当务之急为改变现有产业政策。新的产业政策将体现精准定位，一方面对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行业进行减产、淘汰；一方面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引导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化，通过技术、产品的升级改造实现传统产业提质增效，通过“走出去”消化过剩产能，特别是要创造新产能、新技术，推动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实现产业渐次升级；在发展“中国制造”的同时，实施“中国服务”，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使服务业在我国产业结构占比不断加大。
（四）深挖供给潜力。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中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提供了重要支撑，未来我国经济增长还需要继续挖掘这一潜力。劳动力、土地方面文章仍有可做， 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精准扶贫政策，将延续人口红利周期，为各产业提供更多更为稳定的劳动力，实现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雁陣式”转移，也将进一步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而且我国现有人口素质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资本使用效率仍可大幅提高。
四、建议：质检工作如何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质检工作在我国经济社会中既承担着部分宏观政策设计的职能，也承接着具体的微观经济活动。质检工作应切实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髓，聚焦政策内涵，突出“创新发展、精准服务、体现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设计思路。
（一） 核心点是创新，创新的关键在放。创新是全要素生产力提高的主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质检工作创新要从宏观管理和微观活动两个层面入手，既将创新上升为质检工作理念，又将创新作为质检工作的具体要求。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作用明显，可以有效发挥出创新潜力，但宏观地看，制度创新是“关键一招”，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要打硬仗、啃硬骨头就必须抓住制度创新这个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释放制度红利这个“最大红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扩大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空间，最大限度释放市场主体活力，解放生产力。质检工作创新要以放松供给约束、创造供给环境为目的，以促进经济发展，服务企业、个人为出发点。质检创新的关键在放，要敢于破题、勇于放弃，重点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要体现制度创新优于技术创新。
为此，下一步，我们要认真梳理系统职能，将明显束缚供给的制度、规则、习惯予以破除，将影响市场经济运行的政策、做法进行纠正，切实让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更加自由地出入质检领域，让质检工作所涉及市场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这是做好质检工作的大逻辑。
（二）着力点是特色，特色的关键是质量共治共享。质检系统经历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质检工作很重要，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质检工作；质检工作又不是那么必要，质检手段的基础性隐形功能、质检作用效能显现的长期性特征，使得质检工作往往容易被忽视。这也充分表明了质检工作具有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对质检工作的需求非常明显，迫切需要质检工作顺应规律、发挥应有作用。质检工作的社会性决定了质量管理必然是全社会、各层面共同参与的工作；质检工作的经济性决定了质量工作必然与经济发展、企业成长、个人获得息息相关；质检工作的系统性决定了质检工作必然多方着力才能良性发展。因此，质检工作一定要紧密围绕质量和效益提高这个中心，立足质检实际，凸显质量工作特色和优势，从质检工作社会性、经济性、系统性特征上研究设计质检宏观管理和开展具体质量活动。设计质检工作要用好这个辨证逻辑。
在宏观管理思路上，要抓住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两条主线，正确处理好二者关系，实现质量共治、质量共建。质量发展是兴国之道、强国之策，质量安全是压舱石、安全线。当前，质量管理部门要做 “发令官”，加强法制建设，表达国家意志，根据国家经济社会需要对质量工作适时“定调子，喊号子”，体现国家的质量宏观调控力，质检总局总指导，行业、地域具体指导，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提倡吸引社会参与；要当“裁判员”，在微观质量活动上，要强化监督、抽查、考核、打假等手段，有的放矢，配合宏观政策的落地和落实，实施必要惩治，严防出现系统性质量安全问题，形成质量震慑力，切实做到“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行业性质量安全风险的底线”。
（三）兴奋点在服务，服务的关键是精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通过让企业受益、个人受益，释放活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质量事业的发展成果必须惠及万众，质量治理体系中的各方都应能分享到质量发展的红利。要以积极开放的态度，用质量风险分析、质量信号传递、质量协同治理等手段，引导市场进行质量改进，多措并举促使质量易识、易懂、可见、可得，实现基于质量共享调动各方质量共治的积极性，基于质量共享服务于多方共同利益。政府部门工作重点应向服务转舵，用好行政监管手段，发挥行业资源优势，为企业和个人服好务。就质检工作而言，服务始终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也具备做好精准服务的坚实基础和良好条件。做好这项工作，对于发挥质检职能，赢得政府、企业、个人信赖十分关键。因此，全系统必须充分认识服务的重要性，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或者还按惯性思维工作，就难以树立改革创新意识，改革也难以找准方向，从而失去改革的主动性。这是质检工作体现成绩的通俗逻辑。
服务的关键在于对症，服务的好坏在于标本兼治。质检工作要结合自身特点，紧紧围绕“一带一路”、优进优出、五大任务、服务业发展等主要需求思考服务。要很好地发挥质检系统掌握企业和产品信息（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熟悉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国际合作点多面广、标准化引领等优势，分析和整合政府、企业、个人需求，提供针对性服务。提供服务时应特别重视大数据，要能形成反映质检特色的组合性数据，体现权威性、统一性，切忌政出多门；数据要找准兴奋点和痛点，让政府、企业和个人均能从中获得有效价值；数据还要易见、易得、易用，让数据产生新的生产力。
质检工作如何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应组织专门班子进行专题研究，特别是要研究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如何在质量方面发力的政策措施，以他山之石谋当今质检工作；要研究如何抬起头来对接中央要求，特别是要对接好未来政策；要研究如何俯下身子满足市场需求，逐条梳理职能做法、逐个研究数据指标，切实拿出可行、可用的实施方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将处于突出位置，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为中国经济未来的行稳致远、健康活力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清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和核心主张，找准质检工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位和着力点，做到设计质检工作有的放矢，开展质检工作富有成效，从而使未来质检工作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是当前系统上下应重点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
早在2012年就有學者提出了我国经济政策应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2013年前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2014年以来开始进行理论实践，中央有关部门也开始在不同场合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阐述。特别是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央高层领导频频提及：
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11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
11月17日，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结构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11月18日，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人民日报》先后于2015年12月22日、12月27日发表社论《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 全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锐意进取 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和具体思路进行了解读。
随后，中央对如何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了一系列部署，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明确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以供给质量与效益的提高作为实现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主战场，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逐步实现支柱产业“二退三进”，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可以看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指导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重要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将深刻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宏观决策和微观活动。
二、参考：供给学派主张及实践
“二战”后，传统凯恩斯理论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其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以扩大需求追求经济增长的主张，短期内取得了成功，但其经济增速放缓时“踩油门”、通胀时“踩刹车”的调控措施，导致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越来越短，最终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难以消弭的滞胀局面。在这样的经济发展困局下，供给学派应运而生。
其实，供给学派并没有建立完整的理论和政策体系，但该学派的主要学者从经济学传统理论入手，对供给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和研究，并对经济产生“滞胀”的原因及政策形成了一些共同看法，主要有：
（一）肯定“供给自创需求”的萨伊定律。供给学派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上，供给居于首要的、决定的地位，社会的供给能力越强，需求就越大，经济发生滞胀完全是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是需求过度和供给衰退的必然结果。因此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仅仅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
（二）力主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供给学派认为，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自由经营活动是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的关键因素，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企业家施展才能的最佳经济体制，国家干预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而且往往会由于干预不当而损害经济中的供给力量。
（三）减低税负，增加供给。供给学派认为，供给的大小取决于产量的多少，产量是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直接结果，而生产要素的投入取决于各种刺激。在所有的刺激中，税率的变动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因素，特别是边际税率是关键的因素，因此，减少、降低税负有利于刺激经济供给。
（四）重视智力资本，反对过多社会福利。供给学派认为，一国实际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其有形资本与智力资本的积累，也取决于其劳动力的质量与努力程度。应当鼓励人们进行智力投资，只有当有形资本和智力资本达到最大化时，人类福利才能达到最大化，过多的社会性支出不利于生产增长。
供给学派的理论和主张被美国总统里根采纳，从而唤醒了美国经济内在的巨大增长潜力，成功引领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的泥淖；重振英国经济的撒切尔主义也在刺激生产方面几乎完全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在我国，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逐步推进经济上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其采取的承包制等刺激生产的措施与供给学派殊途同归。 三、把握：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精髓
从目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张来判断，中央形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一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内容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充分结合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色和基本国情，蕴含着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新的政治经济学说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为指引，通过促进全要素配置最优，推动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最优，从而实现国民福祉的持续满足和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个理论体系既适配了我国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是中央科学辨识风险、高瞻远瞩谋划未来的主动作为，是发展过程中的高度自觉。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旨明确，即：保持适度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能力，创造新动力，通过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从而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措施的要义是调整经济结构，核心是激活生产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由此可见，当前和一段时期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点必然离不开以下路径：
（一）放松供给约束。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是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全要素生产指各要素在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能产生的额外生产效率，这其中各要素质量的提升虽都能产生额外效率，但创新是最大的增进因素。因此，万众创新上升为国家意志，全社会要千方百计为供给解黏去缚，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不断推动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其中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会优先于技术创新来考虑。政府要积极转变角色，为各类创新行为、创新主体提供条件、搭建平台、主动服务。
（二）创造供给环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各要素自由流动、充分竞争的市场是实现有效供给的前提。因此，要着力激发市场主体的自身活力，打造市场主体能够充分释放财富、创造潜力的良好环境。政府应进一步简政放权、树立“放、管、服”的理念，鼓励大众创业，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发展；国有企业需进一步深化战略性整合，打破行业性垄断，发挥其应有的特定功能与辐射力，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适度降低企业、个人税负，刺激经济活动。
（三） 改善供给结构。改善不合理供给结构的当务之急为改变现有产业政策。新的产业政策将体现精准定位，一方面对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行业进行减产、淘汰；一方面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引导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化，通过技术、产品的升级改造实现传统产业提质增效，通过“走出去”消化过剩产能，特别是要创造新产能、新技术，推动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实现产业渐次升级；在发展“中国制造”的同时，实施“中国服务”，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使服务业在我国产业结构占比不断加大。
（四）深挖供给潜力。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中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提供了重要支撑，未来我国经济增长还需要继续挖掘这一潜力。劳动力、土地方面文章仍有可做， 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精准扶贫政策，将延续人口红利周期，为各产业提供更多更为稳定的劳动力，实现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雁陣式”转移，也将进一步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而且我国现有人口素质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资本使用效率仍可大幅提高。
四、建议：质检工作如何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质检工作在我国经济社会中既承担着部分宏观政策设计的职能，也承接着具体的微观经济活动。质检工作应切实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髓，聚焦政策内涵，突出“创新发展、精准服务、体现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设计思路。
（一） 核心点是创新，创新的关键在放。创新是全要素生产力提高的主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质检工作创新要从宏观管理和微观活动两个层面入手，既将创新上升为质检工作理念，又将创新作为质检工作的具体要求。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作用明显，可以有效发挥出创新潜力，但宏观地看，制度创新是“关键一招”，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要打硬仗、啃硬骨头就必须抓住制度创新这个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释放制度红利这个“最大红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扩大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空间，最大限度释放市场主体活力，解放生产力。质检工作创新要以放松供给约束、创造供给环境为目的，以促进经济发展，服务企业、个人为出发点。质检创新的关键在放，要敢于破题、勇于放弃，重点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要体现制度创新优于技术创新。
为此，下一步，我们要认真梳理系统职能，将明显束缚供给的制度、规则、习惯予以破除，将影响市场经济运行的政策、做法进行纠正，切实让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更加自由地出入质检领域，让质检工作所涉及市场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这是做好质检工作的大逻辑。
（二）着力点是特色，特色的关键是质量共治共享。质检系统经历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质检工作很重要，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质检工作；质检工作又不是那么必要，质检手段的基础性隐形功能、质检作用效能显现的长期性特征，使得质检工作往往容易被忽视。这也充分表明了质检工作具有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对质检工作的需求非常明显，迫切需要质检工作顺应规律、发挥应有作用。质检工作的社会性决定了质量管理必然是全社会、各层面共同参与的工作；质检工作的经济性决定了质量工作必然与经济发展、企业成长、个人获得息息相关；质检工作的系统性决定了质检工作必然多方着力才能良性发展。因此，质检工作一定要紧密围绕质量和效益提高这个中心，立足质检实际，凸显质量工作特色和优势，从质检工作社会性、经济性、系统性特征上研究设计质检宏观管理和开展具体质量活动。设计质检工作要用好这个辨证逻辑。
在宏观管理思路上，要抓住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两条主线，正确处理好二者关系，实现质量共治、质量共建。质量发展是兴国之道、强国之策，质量安全是压舱石、安全线。当前，质量管理部门要做 “发令官”，加强法制建设，表达国家意志，根据国家经济社会需要对质量工作适时“定调子，喊号子”，体现国家的质量宏观调控力，质检总局总指导，行业、地域具体指导，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提倡吸引社会参与；要当“裁判员”，在微观质量活动上，要强化监督、抽查、考核、打假等手段，有的放矢，配合宏观政策的落地和落实，实施必要惩治，严防出现系统性质量安全问题，形成质量震慑力，切实做到“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行业性质量安全风险的底线”。
（三）兴奋点在服务，服务的关键是精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通过让企业受益、个人受益，释放活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质量事业的发展成果必须惠及万众，质量治理体系中的各方都应能分享到质量发展的红利。要以积极开放的态度，用质量风险分析、质量信号传递、质量协同治理等手段，引导市场进行质量改进，多措并举促使质量易识、易懂、可见、可得，实现基于质量共享调动各方质量共治的积极性，基于质量共享服务于多方共同利益。政府部门工作重点应向服务转舵，用好行政监管手段，发挥行业资源优势，为企业和个人服好务。就质检工作而言，服务始终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也具备做好精准服务的坚实基础和良好条件。做好这项工作，对于发挥质检职能，赢得政府、企业、个人信赖十分关键。因此，全系统必须充分认识服务的重要性，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或者还按惯性思维工作，就难以树立改革创新意识，改革也难以找准方向，从而失去改革的主动性。这是质检工作体现成绩的通俗逻辑。
服务的关键在于对症，服务的好坏在于标本兼治。质检工作要结合自身特点，紧紧围绕“一带一路”、优进优出、五大任务、服务业发展等主要需求思考服务。要很好地发挥质检系统掌握企业和产品信息（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熟悉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国际合作点多面广、标准化引领等优势，分析和整合政府、企业、个人需求，提供针对性服务。提供服务时应特别重视大数据，要能形成反映质检特色的组合性数据，体现权威性、统一性，切忌政出多门；数据要找准兴奋点和痛点，让政府、企业和个人均能从中获得有效价值；数据还要易见、易得、易用，让数据产生新的生产力。
质检工作如何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应组织专门班子进行专题研究，特别是要研究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如何在质量方面发力的政策措施，以他山之石谋当今质检工作；要研究如何抬起头来对接中央要求，特别是要对接好未来政策；要研究如何俯下身子满足市场需求，逐条梳理职能做法、逐个研究数据指标，切实拿出可行、可用的实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