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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巨星姚明在2011年宣布退役。作为中国运动员的一代领军人物，姚明从出生到成长直到成功，谱写了传奇的篇章，而这一切都与他父母的悉心培养密不可分。姚明的父亲姚志源曾是上海篮球队队员，母亲方凤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担任中国女篮的队长。他们在平常的家庭生活中，用不平凡的父母之爱养育出闻名世界的姚明。
1980年9月12日晚上7点多钟，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病房里，我妈妈艰难地产下一个重得出奇的男婴，那就是我。
我的父母都是退役篮球运动员，爸爸姚志源是身高2.08米的巨人，妈妈方凤娣身高1.88米，他们比普通身材的上海人高出不少，人们都习惯叫他们“大姚”和“大方”。医院的工作人员从未见过我这样的新生儿：长长的腿、又宽又平的脑门儿、手脚大得像3岁小孩儿。我出生时体重5公斤，比普通新生儿重了几乎一倍。
父母给我起名字叫姚明。那时，他们的月收入加起来还不到80元，要靠这笔钱支付全家的开销，还要抚养个头长得极快的我，让父母有点儿力不从心。我们家附近小菜场的摊主们至今还记得，妈妈那时几乎每天傍晚都穿着一身旧工作服出现在他们面前，为买肉和米，轻声地和摊主讨价还价。
爸妈几乎把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买食物上，就这样他们偶爾还只能半空着肚子坐在餐桌旁，看年幼的我狼吞虎咽。我4岁时，身高已经超过一米，体重也达到27公斤。又过了4年，我的身高蹿到1.70米，篮球天赋开始显露出来。
妈妈的老朋友徐为丽阿姨那时恰好是徐汇区少体校的党支部书记，她希望我能进体校接受系统的篮球训练。父母的想法有些不同，他们吃过没文化的苦，所以希望我在普通学校里多学点东西。不过当徐为丽阿姨提及少体校的食堂能保证我得到足够的营养时，父母让步了。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中国的孩子来说，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并不算一个很好的理想。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科学家、政治家或者将军。我5岁的时候，爸爸给过我一只玩具篮球，但我觉得没兴趣，更喜欢其他玩具。
我快到9岁时，当父母告诉我即将去体校接受篮球训练时，我没有拒绝，因为我一向是个乖孩子。每天下午，我放学后就站在学校门口，等教练骑自行车来带我去体校。训练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和周六全天。
刚进体校那会儿，大块头和笨拙的动作让我遭受了不少嘲笑，但这与艰苦的训练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基础训练是简单而枯燥的，一个孩子很难因此爱上篮球。每当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爸爸都会把我拉到小区的自行车棚外，对着钉在那里的篮筐练习投篮。只要我投中一定数量，爸爸就答应给我买一件小礼物。长大后我还开玩笑说，我是“在父亲的利诱下打篮球”。我9岁时的一天，妈妈弄到两张美国哈林篮球队表演赛的门票。看了表演后，我第一次意识到篮球原来如此充满乐趣。那次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让我知道篮球也是一种娱乐方式。
1993年，年仅13岁的我，身高已超过两米。我离开家，住进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宿舍，我的职业球员生涯也从此开始。接下来的8年里，我与父母很少见面，妈妈只能在我放假回家时，或是在主场比赛结束后，在更衣室门口见见我，为我送来食品和衣物。
有段时间，妈妈很难在上海买到适合我那双大脚的篮球鞋，于是，托在美国的远房亲戚代买一双。亲戚的男朋友名叫章明基，他花92美元买到一双18号的Nike Air篮球鞋并带回上海。这件小事现在看来充满许多妙不可言的巧合：与我签约的第一家球鞋、赞助商正是Nike，多年以后章明基成了“姚之队”的负责人。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父母萌生了让我去美国打球的念头。1996年，几位Nike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第一次看到身高2.18米的我，在惊奇之余，他们不但决定为我提供运动装备，还邀请我前往巴黎，参加1997年Nike青年篮球训练营。那次巴黎之行，让我增加了不少信心。
第二年夏天，我再度前往美国参加篮球训练营。当我回到上海时，已经相信自己有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打球的实力了。那年9月，妈妈在家中设宴庆祝我的18岁生日，来宾中包括了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教练和球探。
2002年，21岁的我身高已经达到2.26米，并帮助上海男篮夺得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冠军。由于我儿时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全家人一直非常节俭。随着我在篮坛小有名气，父母也成了观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有一次，我吞吞吐吐地对父母说：“爸爸、妈妈，您二位以后能穿得好点儿来看球吗？”妈妈听完后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想了好久。后来她对家里的亲戚说：“我想想也对，毕竟现在我的儿子是个小名人了，关注我们的人太多了，他也希望自己的父母穿得体面一些。”不过，当时的我，感受到了自己的话让父母很难堪。我悄悄地给他们写了一封道歉信，内容大意是说：“我不该用父母的衣着去实现我的虚荣，而是要用自己的荣誉去增添爸爸妈妈的笑容，对不起，你们不用再为我穿好衣裳了……”
我前往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打球的时机已经成熟，父母身边也有了自己的顾问团，那就是以章明基为首的“姚之队”。在“姚之队”的帮助下，我完成了选秀前的一系列手续，成为当仁不让的头号新秀。
我和父母一家三口飞往北京观看选秀大会直播，当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总裁大卫•斯特恩宣布火箭队选中我时，父母的脸上泛起了微笑。
（张羽军 执笔）
1980年9月12日晚上7点多钟，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病房里，我妈妈艰难地产下一个重得出奇的男婴，那就是我。
我的父母都是退役篮球运动员，爸爸姚志源是身高2.08米的巨人，妈妈方凤娣身高1.88米，他们比普通身材的上海人高出不少，人们都习惯叫他们“大姚”和“大方”。医院的工作人员从未见过我这样的新生儿：长长的腿、又宽又平的脑门儿、手脚大得像3岁小孩儿。我出生时体重5公斤，比普通新生儿重了几乎一倍。
父母给我起名字叫姚明。那时，他们的月收入加起来还不到80元，要靠这笔钱支付全家的开销，还要抚养个头长得极快的我，让父母有点儿力不从心。我们家附近小菜场的摊主们至今还记得，妈妈那时几乎每天傍晚都穿着一身旧工作服出现在他们面前，为买肉和米，轻声地和摊主讨价还价。
爸妈几乎把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买食物上，就这样他们偶爾还只能半空着肚子坐在餐桌旁，看年幼的我狼吞虎咽。我4岁时，身高已经超过一米，体重也达到27公斤。又过了4年，我的身高蹿到1.70米，篮球天赋开始显露出来。
妈妈的老朋友徐为丽阿姨那时恰好是徐汇区少体校的党支部书记，她希望我能进体校接受系统的篮球训练。父母的想法有些不同，他们吃过没文化的苦，所以希望我在普通学校里多学点东西。不过当徐为丽阿姨提及少体校的食堂能保证我得到足够的营养时，父母让步了。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中国的孩子来说，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并不算一个很好的理想。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科学家、政治家或者将军。我5岁的时候，爸爸给过我一只玩具篮球，但我觉得没兴趣，更喜欢其他玩具。
我快到9岁时，当父母告诉我即将去体校接受篮球训练时，我没有拒绝，因为我一向是个乖孩子。每天下午，我放学后就站在学校门口，等教练骑自行车来带我去体校。训练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和周六全天。
刚进体校那会儿，大块头和笨拙的动作让我遭受了不少嘲笑，但这与艰苦的训练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基础训练是简单而枯燥的，一个孩子很难因此爱上篮球。每当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爸爸都会把我拉到小区的自行车棚外，对着钉在那里的篮筐练习投篮。只要我投中一定数量，爸爸就答应给我买一件小礼物。长大后我还开玩笑说，我是“在父亲的利诱下打篮球”。我9岁时的一天，妈妈弄到两张美国哈林篮球队表演赛的门票。看了表演后，我第一次意识到篮球原来如此充满乐趣。那次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让我知道篮球也是一种娱乐方式。
1993年，年仅13岁的我，身高已超过两米。我离开家，住进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宿舍，我的职业球员生涯也从此开始。接下来的8年里，我与父母很少见面，妈妈只能在我放假回家时，或是在主场比赛结束后，在更衣室门口见见我，为我送来食品和衣物。
有段时间，妈妈很难在上海买到适合我那双大脚的篮球鞋，于是，托在美国的远房亲戚代买一双。亲戚的男朋友名叫章明基，他花92美元买到一双18号的Nike Air篮球鞋并带回上海。这件小事现在看来充满许多妙不可言的巧合：与我签约的第一家球鞋、赞助商正是Nike，多年以后章明基成了“姚之队”的负责人。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父母萌生了让我去美国打球的念头。1996年，几位Nike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第一次看到身高2.18米的我，在惊奇之余，他们不但决定为我提供运动装备，还邀请我前往巴黎，参加1997年Nike青年篮球训练营。那次巴黎之行，让我增加了不少信心。
第二年夏天，我再度前往美国参加篮球训练营。当我回到上海时，已经相信自己有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打球的实力了。那年9月，妈妈在家中设宴庆祝我的18岁生日，来宾中包括了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教练和球探。
2002年，21岁的我身高已经达到2.26米，并帮助上海男篮夺得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冠军。由于我儿时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全家人一直非常节俭。随着我在篮坛小有名气，父母也成了观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有一次，我吞吞吐吐地对父母说：“爸爸、妈妈，您二位以后能穿得好点儿来看球吗？”妈妈听完后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想了好久。后来她对家里的亲戚说：“我想想也对，毕竟现在我的儿子是个小名人了，关注我们的人太多了，他也希望自己的父母穿得体面一些。”不过，当时的我，感受到了自己的话让父母很难堪。我悄悄地给他们写了一封道歉信，内容大意是说：“我不该用父母的衣着去实现我的虚荣，而是要用自己的荣誉去增添爸爸妈妈的笑容，对不起，你们不用再为我穿好衣裳了……”
我前往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打球的时机已经成熟，父母身边也有了自己的顾问团，那就是以章明基为首的“姚之队”。在“姚之队”的帮助下，我完成了选秀前的一系列手续，成为当仁不让的头号新秀。
我和父母一家三口飞往北京观看选秀大会直播，当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总裁大卫•斯特恩宣布火箭队选中我时，父母的脸上泛起了微笑。
（张羽军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