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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政治中的对外干预违背了关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准则，然而国际间对外干预活动却有增无减。当代国际法和人权观念的发展似乎赋予了对外干预远比以前更多的合法性，特别是人道主义干预的实施。在对外干预的问题上，出于理想政治和现实政治的干预，美国经历了几次主要阶段的变化。奥巴马政府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积极进行一场重塑美国形象，注重发展与合作的外交革命。但着并不意味着美国愿意淡出“世界警察”的角色。本文以叙利亚问题为出发点，试图探讨美国外交中对外干预的动机和策略。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对外干预 ；
在对外干预问题上，美国经历了从19世纪的反对对外干预，20世纪前半期的有限干预到冷战时代全面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干预的演变。美国历史上的对外干预既出于权力与利益的现实政治的需要，又出于美国独特的以自由为核心的理理想政治的思想。在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需要、输出民主的理想和可承受的低代价预期构成当前和今后决定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三大要素。
一、美国对外干预的动机
塑造和指导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价值观和传统是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确立自由主义。美国历史上的对外干预主要有两个主要动机：第一是为了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及谋求霸权的现实政治，第二是为了推广和促进美国人珍视的价值观的理想政治。
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出于现实政治的干预追求的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可能是为了推翻被认为威胁美国安全的外国政府、保卫美国在海外的经济与文化利益，也可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提高美国的荣耀。而出于理想政治的干预是基于以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美国例外的思想，其目标是推广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者是笼统地在国外捍卫自由民主的原则，也可能是谋求以美国的自由主义原则改造国际秩序，在冷战时期则更多表现在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美国实施的理想政治的干预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干预，它集中反映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外干预动机的塑造。纯粹基于理想政治的干预较少，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干涉的动机是理想政治和现实政治兼而有之。
在言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频繁和坚定地把捍卫自由理想作为实施对外干预，甚至整个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自由主义实际上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关于干预的目标和手段之间关系的路线图，通过在被干预国家进行“国家建设”，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并最终促进美国的安全与利益。这里所谓的“国家建设”是指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新兴国家在心理和政治层面建立国家认同、确立公民身份和实现国家整合，从而完成从原殖民地和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国家建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这些国家在美国指导下的“国家建设”的成功不仅将从根本上消除共产主义滋生的土壤，证明和提高美国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感召力，从而在与苏联和其他激进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占据上风，而且这些国家选择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也会从根本上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
二、美国对外干预的策略
1、美国历史上对外干预战略的表现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贯穿着美国外交的整个历史，但在美国外交的不同阶段，面对价值观和利益上的冲突，外交政策和方针总是适当变通，达到实现国家利益的根本目的。美国人对自己独特身份的定位和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宗教和道德优越感使美国人自认为是世界自由的塔尖,有义务有责任去解救陷入专制和黑暗的其他地区的民众。一战中，美国试图以理想主义代替欧洲的强权政治; 二战中，美国试图使世界摆脱法西斯主义的奴役并建立一个以“四大自由”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在战后美国屡次对外干涉行动中, 目的是保卫自由世界免受集权主义的统治。同时，美国历届总统的执政过程中总是不断唤起这种责任意识。
一战后，随着美国国力的提升,美国总统威尔逊则公然开始宣称只有美国才有资格领导世界。杜鲁门在其就职演说中也说:“世界各国人民前所未有地期待着美国给予善意、力量和英明的领导。”肯尼迪总统则称:“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间,保护自由的责任则完全放在我们国家身上。”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林肯纪念日也曾说道:“历史和我们自己的成就已经把捍卫世界自由的主要责任赋予了我们。”这种传教士般的心态赋予美国人精神动力的同时也占据着道德的高地,总以为“美国的事业是高尚的,它的心灵是纯洁的,它的愿望是好的”。
九一一之后，美国对外军事干预的主要目标既不是冷战时期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也不是后冷战后初期的制止地区冲突、拯救人道主义灾难和阻止民主制度被推翻，而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及相关联的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扩散到所谓的“流氓国家”。这种积极主动、先发制人的战略比冷战时代的威慑与遏制战略使美国更加愿意使用军事干涉手段。
奥巴马及其团队在近两年的竞选期间，其外交论述从思想理论到政策设想，再到政策实践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反对布什总统的单边主义政策，而主张积极开展合作的多边主义政策为其竞选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执政以来，奥巴马政府的确实践了其外交构思，努力重塑美国形象，确立美国地位，努力将美国外交带入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国际社会一直关注其外交政策上的变革是否会成为美国历史上自罗斯福以来最深刻的外交革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从此可以放弃其“世界警察”的身份和超级霸国的地位。针对叙利亚问题，奥巴马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号下从来没有停止过外交干预。2011年3月20日夜间，英美法空军联合空袭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表示绝不投降。从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决议，到中俄两国明确表明态度；从全世界人民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和思考，到媒体给与我们的报道；从国务卿希拉里的外交活动和言辞，到人道主义的干预背后欲盖弥彰的国家安全的思量和国家利益的权衡，我们清晰地看到叙利亚问题的发展方向和美国的对外干预根本无法脱离干系，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美国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外交干预动机和政策的博弈。
2、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政府对外干预的策略表现
奥巴马政府对于媒体的地位一直非常重视，然而近期却面对了媒体极大的挑战。媒体对叙利亚境内冲突的报道称叙利亚出现了人道主义灾难，鼓动美国政府出兵攻打叙利亚和伊朗。然而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明朗，并未表示急于介入叙利亚战争，对这一困境的态度和处理恰好说明其外交中的考量。
3月8日，美国退休将军克拉克发表题为《为何美国不应该急于介入叙利亚战争》的文章。他认为，人们为了制止叙利亚境内发生的“屠杀”，而呼吁采取军事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采取行动之前，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1）美国刚刚结束了伊拉克战争，损失惨重。新国家政权虽显示了西方式民主的倾向，但未必能够和美国建立友好的关系。
（2）就叙利亚而言，需要客观有效地权衡以下几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利益和目标是什么；如何使用武力，代价如何；要将叙利亚改造成为什么样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国际法依据是什么；采取军事行动会有哪些盟国，各自又会有什么目的；这一地区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和代价相比较孰重孰轻。
针对以上几点，美国的战略考量不可避免会有以下参考：①美国在叙利亚有着重大的战略利益。叙利亚是一个处于美国盟国—以色列的“前沿”国家，而且对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至关重要。叙利亚有伊朗顾问，而且援助黎巴嫩真主党。它是由伊朗支持的一支从北部挤压和威胁以色列的战斗力量。真主党已经挑起过一次黎以边境战争，在黎巴嫩国内有着强大的亲和作用。②阿萨德政政权属于冷战时期的遗物。叙利亚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俄罗斯保持着亲密而强有力的军事关系。③叙利亚与利比亚的情况不同，美国将面对一支强大且忠于阿萨德的正规军。在军事上，叙利亚比利比亚更难于接近。叙利亚的人口是利比亚的3陪，约2200万，其中包括200万基督教徒。同时，虽然武器正在流入叙利亚，但是，叙利亚有组织的反对派力量还不够强大，美国尚难于与其合作。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正呼吁阿萨德下台。这种做法似乎更像是一种反对伊朗的机会主义战略。④此外，很明显，在叙利亚境内的抵抗力量之中，有一些激进的逊尼派战士，也许他们本身就是基地组织成员。一旦激进派掌握了叙利亚政权，可能会制造更大危机。数百万基督教徒以及其他宗教少数派将被迫逃离该地区。⑤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方案比解决利比亚的方案要复杂与困难得多，尚未获得联合国授权，甚至也还没有得到北约的支持。
目前，虽然美国还没有采取最妥当的干涉方案，但是，美国政府很清楚几乎任何行动方案的结果都将会扩大暴力，而不是减少暴力。更重要的是由谁提供空中和地面支援，如何组成一个新政府和干涉后由谁来管理叙利亚的问题都没有明确答案。在采取行动之前，最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扎实的运筹和制订在本地区协调良好的国际战略，所以美国不会轻易行动。不采取干预策略就是目前美国针对叙利亚问题对外干预的最直接策略。
三、总结
从以上美国外交动机和策略的分析，从美国针对叙利亚问题的态度出发考虑，我们可以看出，外交理念的变化可以是革命性的, 但外交行动却不能。美国政治评论家斯潘塞·阿克曼说: “翻天覆地的变化只发生在外交思想上，而不是外交政策上。”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阿富汗的塔利班和恐怖大亨本·拉登在冷战期间都曾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也是美国和以色列支持建立起来的, 而后来他们都成了美国要打倒的对象。当他们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价值不在重要，自然就会被抛弃。
美国民众能够享受到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人民无法达到的自由、民主权利, 但美国显然并不愿意把国内的标准与外交政策等同起来。美国在国内实行相对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同时,在国际社会上却首先考虑的是符合自己利益尤其是利益集团利益的实用主义。美国人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美国强大实力所要求世界霸权的一个借口和标签,美国推广自由民主的强烈使命感,往往成为美国利用自由干涉别国内政的思想基础和扩张工具。美国的国内政治制度设计相对合理,有比较完善的监督制衡机制,但在对外政策方面受关键人物、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大。在自由和民主的旗号下，美国每一个阶段的外交干预都拥有了无比合理的思想动机和理论依据。外交政策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本质从未改变，执政政府都会根据客观的国内外形势，积极调整策略，在自由、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等理想政治干预的旗号下执行维护期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现实政治的干预。
在研究美国外交历程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蒙蔽于自由主义的神秘面纱，而同时也要认识到美国人以行动求生存，以效果定优劣，以进取求发展的哲学体系。对于美国人来说，现实政治的动机是理想主义动机在外交干预中遭遇困境时的主要驱动力，体现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而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是“美国精神”的升华和提炼，也是当代美国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和人生信念。它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观念，更不可避免地体现美国外交，尤其是美国外交干预的方方面面，是美国外交中应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困境的不二选择和有效手段。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冷战时代指导美国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价值观。美国据此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动雄心勃勃的“国家建设”运动，实施了对这些国家内政的广泛干预，试图以此来实现既能维护美国安全与利益，又能推广美国自由理想的双重目标。
在当前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活动中，尤其是在实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推进美国人珍视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两大动机的驱动下，我们更要拨开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推进民主、自由、合作的外交口号，透过人道主义援助的表象，看到美国外交政策选择的根本考量，判断美国外交发展的趋势，更清醒地和这个超级大国打交道。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对外干预 ；
在对外干预问题上，美国经历了从19世纪的反对对外干预，20世纪前半期的有限干预到冷战时代全面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干预的演变。美国历史上的对外干预既出于权力与利益的现实政治的需要，又出于美国独特的以自由为核心的理理想政治的思想。在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需要、输出民主的理想和可承受的低代价预期构成当前和今后决定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三大要素。
一、美国对外干预的动机
塑造和指导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价值观和传统是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确立自由主义。美国历史上的对外干预主要有两个主要动机：第一是为了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及谋求霸权的现实政治，第二是为了推广和促进美国人珍视的价值观的理想政治。
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出于现实政治的干预追求的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可能是为了推翻被认为威胁美国安全的外国政府、保卫美国在海外的经济与文化利益，也可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提高美国的荣耀。而出于理想政治的干预是基于以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美国例外的思想，其目标是推广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者是笼统地在国外捍卫自由民主的原则，也可能是谋求以美国的自由主义原则改造国际秩序，在冷战时期则更多表现在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美国实施的理想政治的干预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干预，它集中反映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外干预动机的塑造。纯粹基于理想政治的干预较少，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干涉的动机是理想政治和现实政治兼而有之。
在言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频繁和坚定地把捍卫自由理想作为实施对外干预，甚至整个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自由主义实际上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关于干预的目标和手段之间关系的路线图，通过在被干预国家进行“国家建设”，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并最终促进美国的安全与利益。这里所谓的“国家建设”是指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新兴国家在心理和政治层面建立国家认同、确立公民身份和实现国家整合，从而完成从原殖民地和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国家建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这些国家在美国指导下的“国家建设”的成功不仅将从根本上消除共产主义滋生的土壤，证明和提高美国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感召力，从而在与苏联和其他激进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占据上风，而且这些国家选择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也会从根本上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
二、美国对外干预的策略
1、美国历史上对外干预战略的表现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贯穿着美国外交的整个历史，但在美国外交的不同阶段，面对价值观和利益上的冲突，外交政策和方针总是适当变通，达到实现国家利益的根本目的。美国人对自己独特身份的定位和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宗教和道德优越感使美国人自认为是世界自由的塔尖,有义务有责任去解救陷入专制和黑暗的其他地区的民众。一战中，美国试图以理想主义代替欧洲的强权政治; 二战中，美国试图使世界摆脱法西斯主义的奴役并建立一个以“四大自由”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在战后美国屡次对外干涉行动中, 目的是保卫自由世界免受集权主义的统治。同时，美国历届总统的执政过程中总是不断唤起这种责任意识。
一战后，随着美国国力的提升,美国总统威尔逊则公然开始宣称只有美国才有资格领导世界。杜鲁门在其就职演说中也说:“世界各国人民前所未有地期待着美国给予善意、力量和英明的领导。”肯尼迪总统则称:“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间,保护自由的责任则完全放在我们国家身上。”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林肯纪念日也曾说道:“历史和我们自己的成就已经把捍卫世界自由的主要责任赋予了我们。”这种传教士般的心态赋予美国人精神动力的同时也占据着道德的高地,总以为“美国的事业是高尚的,它的心灵是纯洁的,它的愿望是好的”。
九一一之后，美国对外军事干预的主要目标既不是冷战时期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也不是后冷战后初期的制止地区冲突、拯救人道主义灾难和阻止民主制度被推翻，而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及相关联的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扩散到所谓的“流氓国家”。这种积极主动、先发制人的战略比冷战时代的威慑与遏制战略使美国更加愿意使用军事干涉手段。
奥巴马及其团队在近两年的竞选期间，其外交论述从思想理论到政策设想，再到政策实践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反对布什总统的单边主义政策，而主张积极开展合作的多边主义政策为其竞选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执政以来，奥巴马政府的确实践了其外交构思，努力重塑美国形象，确立美国地位，努力将美国外交带入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国际社会一直关注其外交政策上的变革是否会成为美国历史上自罗斯福以来最深刻的外交革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从此可以放弃其“世界警察”的身份和超级霸国的地位。针对叙利亚问题，奥巴马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号下从来没有停止过外交干预。2011年3月20日夜间，英美法空军联合空袭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表示绝不投降。从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决议，到中俄两国明确表明态度；从全世界人民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和思考，到媒体给与我们的报道；从国务卿希拉里的外交活动和言辞，到人道主义的干预背后欲盖弥彰的国家安全的思量和国家利益的权衡，我们清晰地看到叙利亚问题的发展方向和美国的对外干预根本无法脱离干系，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美国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外交干预动机和政策的博弈。
2、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政府对外干预的策略表现
奥巴马政府对于媒体的地位一直非常重视，然而近期却面对了媒体极大的挑战。媒体对叙利亚境内冲突的报道称叙利亚出现了人道主义灾难，鼓动美国政府出兵攻打叙利亚和伊朗。然而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明朗，并未表示急于介入叙利亚战争，对这一困境的态度和处理恰好说明其外交中的考量。
3月8日，美国退休将军克拉克发表题为《为何美国不应该急于介入叙利亚战争》的文章。他认为，人们为了制止叙利亚境内发生的“屠杀”，而呼吁采取军事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采取行动之前，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1）美国刚刚结束了伊拉克战争，损失惨重。新国家政权虽显示了西方式民主的倾向，但未必能够和美国建立友好的关系。
（2）就叙利亚而言，需要客观有效地权衡以下几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利益和目标是什么；如何使用武力，代价如何；要将叙利亚改造成为什么样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国际法依据是什么；采取军事行动会有哪些盟国，各自又会有什么目的；这一地区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和代价相比较孰重孰轻。
针对以上几点，美国的战略考量不可避免会有以下参考：①美国在叙利亚有着重大的战略利益。叙利亚是一个处于美国盟国—以色列的“前沿”国家，而且对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至关重要。叙利亚有伊朗顾问，而且援助黎巴嫩真主党。它是由伊朗支持的一支从北部挤压和威胁以色列的战斗力量。真主党已经挑起过一次黎以边境战争，在黎巴嫩国内有着强大的亲和作用。②阿萨德政政权属于冷战时期的遗物。叙利亚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俄罗斯保持着亲密而强有力的军事关系。③叙利亚与利比亚的情况不同，美国将面对一支强大且忠于阿萨德的正规军。在军事上，叙利亚比利比亚更难于接近。叙利亚的人口是利比亚的3陪，约2200万，其中包括200万基督教徒。同时，虽然武器正在流入叙利亚，但是，叙利亚有组织的反对派力量还不够强大，美国尚难于与其合作。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正呼吁阿萨德下台。这种做法似乎更像是一种反对伊朗的机会主义战略。④此外，很明显，在叙利亚境内的抵抗力量之中，有一些激进的逊尼派战士，也许他们本身就是基地组织成员。一旦激进派掌握了叙利亚政权，可能会制造更大危机。数百万基督教徒以及其他宗教少数派将被迫逃离该地区。⑤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方案比解决利比亚的方案要复杂与困难得多，尚未获得联合国授权，甚至也还没有得到北约的支持。
目前，虽然美国还没有采取最妥当的干涉方案，但是，美国政府很清楚几乎任何行动方案的结果都将会扩大暴力，而不是减少暴力。更重要的是由谁提供空中和地面支援，如何组成一个新政府和干涉后由谁来管理叙利亚的问题都没有明确答案。在采取行动之前，最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扎实的运筹和制订在本地区协调良好的国际战略，所以美国不会轻易行动。不采取干预策略就是目前美国针对叙利亚问题对外干预的最直接策略。
三、总结
从以上美国外交动机和策略的分析，从美国针对叙利亚问题的态度出发考虑，我们可以看出，外交理念的变化可以是革命性的, 但外交行动却不能。美国政治评论家斯潘塞·阿克曼说: “翻天覆地的变化只发生在外交思想上，而不是外交政策上。”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阿富汗的塔利班和恐怖大亨本·拉登在冷战期间都曾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也是美国和以色列支持建立起来的, 而后来他们都成了美国要打倒的对象。当他们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价值不在重要，自然就会被抛弃。
美国民众能够享受到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人民无法达到的自由、民主权利, 但美国显然并不愿意把国内的标准与外交政策等同起来。美国在国内实行相对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同时,在国际社会上却首先考虑的是符合自己利益尤其是利益集团利益的实用主义。美国人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美国强大实力所要求世界霸权的一个借口和标签,美国推广自由民主的强烈使命感,往往成为美国利用自由干涉别国内政的思想基础和扩张工具。美国的国内政治制度设计相对合理,有比较完善的监督制衡机制,但在对外政策方面受关键人物、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大。在自由和民主的旗号下，美国每一个阶段的外交干预都拥有了无比合理的思想动机和理论依据。外交政策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本质从未改变，执政政府都会根据客观的国内外形势，积极调整策略，在自由、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等理想政治干预的旗号下执行维护期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现实政治的干预。
在研究美国外交历程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蒙蔽于自由主义的神秘面纱，而同时也要认识到美国人以行动求生存，以效果定优劣，以进取求发展的哲学体系。对于美国人来说，现实政治的动机是理想主义动机在外交干预中遭遇困境时的主要驱动力，体现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而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是“美国精神”的升华和提炼，也是当代美国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和人生信念。它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观念，更不可避免地体现美国外交，尤其是美国外交干预的方方面面，是美国外交中应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困境的不二选择和有效手段。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冷战时代指导美国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价值观。美国据此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动雄心勃勃的“国家建设”运动，实施了对这些国家内政的广泛干预，试图以此来实现既能维护美国安全与利益，又能推广美国自由理想的双重目标。
在当前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活动中，尤其是在实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推进美国人珍视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两大动机的驱动下，我们更要拨开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推进民主、自由、合作的外交口号，透过人道主义援助的表象，看到美国外交政策选择的根本考量，判断美国外交发展的趋势，更清醒地和这个超级大国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