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顾城的事件，我首先想到的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短篇《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福克纳故事中的爱米丽·格瑞尔森小姐虽与顾城时异地异人异，却同样努力与世隔绝，又同样把爱人残杀。不同的是，顾城遭到谴责，福克纳的故事却因把一个谋杀主题表现得绝伦非凡而成为公认的艺术杰作。为什么几乎是同样的行为评价却如此不同呢？一位名叫Joel Black的美国教授在一九九一年出版了一本题为《谋杀的美学》(The Aesthetics of Murder)的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一半，即杀人的艺术功能问题。他的结论是，真实生活里的凶杀比艺术表现的凶杀具有更大的美学力量，因此世人应该深思和重估谋杀犯的艺术作用。我们姑且把Black教授的见解放在一边，那末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的美学力量在哪里呢？让我们查查看。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的女主人公爱米丽·格瑞尔森小姐长得矮小肥胖，“看上去胀鼓鼓的，犹如长期泡在死水里的青白的死尸”。这样一位其貌不扬终身未嫁的女人还有一副极端固执死板高傲的脾气——沉默寡言，凡人不理，我行我素。这样一个人把因为她的父亲去世而来慰问她的邻居们全部拒之门外也许还不算太稀奇。真正稀奇的是，当头发已经铁灰的爱米丽小姐在七十多岁上去世的时候，镇上的居民虽遭这位刻板老姑娘长期冷落，却鱼贯而入她的老屋深切吊唁。据颇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福克纳说，女人们多为琐碎的好奇心所驱使，有精神感应能力的男人们却是满怀崇敬爱戴，犹如瞻仰一座颓倒的丰碑。他们的心不知怎么地竟与冷漠傲慢孤僻的爱米丽小姐相通于一种对某种传统、某种职责和某种关切的模糊的追缅。更为奇怪的是，当爱米丽小姐下葬之后，人们在她楼上一个尘封的房间里一张盛装的新娘床上发现了一副男人骨骸和数根爱米丽小姐的铁灰色头发，却并不真的吃惊。细心的读者会不禁问道：这位矮小肥胖脾气古怪的女人如何能成为美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崇高象征呢？细想想，福克纳所列举的爱米丽小姐的壮举无非是不向镇里纳税达四十年之久；平日端出与真实家境不符的高贵虚架子；不识好歹，把因她父亲去世前来慰问的邻居们一律拒之门外；还在三十多岁上找了一个在镇里人看来地位低下的北方佬当情人，大模大样一起在街上兜风散步，令镇里人感到耻辱不堪。显然这些都不足以使爱米丽小姐成为那个南方小镇的一座精神丰碑。事实上，对爱米丽小姐的古怪脾气百思不解的邻居们只是想到爱米丽小姐的姑妈(或者姨妈)是一个疯子后，这才容忍了她。如果说爱米丽小姐有什么非凡之举，那就是她得知她的北方佬情人无意与她结婚后，用砒霜毒死了他。但是，如果爱米丽小姐是因杀人而崇高，那么所有的杀人凶犯都有资格当人类的精神象征了。就算福克纳荒谬到这种地步，万千读者总不会如此糊涂。可见如果福克纳感到有理由尊敬爱米丽的话，这理由应该不是她杀人的行为本身，而也许是她杀人的缘由。换一句话说，吸引了福克纳的也许是爱米丽作为悲剧性人物在悲剧环境中作的悲剧性选择。也就是说，使福克纳激动的是爱米丽这样乏善可陈的女人却具有希腊悲剧英雄的火山般激情和为了追求爱情而敢于毁灭的勇气。在福克纳笔下，爱米丽的激情是如此震撼人心，以至于即使爱米丽永远把自己隐藏在冷峻的沉默中，周围的人们仍然可以无误地察觉她的不凡的热情的天性。其实镇上的人们在闻到从爱米丽家飘出的奇异恶臭之后即开始了对爱米丽的尊崇。四十年后才发现的北方佬遗骨只不过证实了他们当时就有的猜想。福克纳写这个故事的用意非常清楚：能使一个谋杀故事成为伟大艺术作品的是对人的激情的非凡的充分表达，因为在现代西方诗学看来，激情是通向诗意的颠峰——崇高(sublime)——的桥梁。在这一意义上，爱米丽尽管丑陋而又固执，傲慢而又冷漠，却能不惜用凶杀来表达极至的爱情，从而崛起而成为一座福克纳式畸情异调的诗意孤碑。
　　然而，上述诠释极有可能最终还是一个误会。何以见得呢？这得从另一个人说起。这人就是一表人才却终身未娶的Kierkegaard。在丹麦著书遣忧的Kierkegaard自然与福克纳虚构的在美国南方小镇幽居的爱米丽小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这位对人类主观精神现象着了迷的哲学家对于“激情”(passion)的阐述和判定不仅奠定了存在主义的最初几块基石之一，而且和我们这里所作的福克纳探微不无关系。在《恐惧与颤抖》(Fear and Trembling)这本书里，Kierkegaard试图驳斥黑格尔的一个观点，即社会的观念高于个人单独的判断。Kierkegaard的论据是美学与伦理的冲突。Kierkegaard以《圣经·旧约》里亚伯拉罕杀子祭上帝的故事为例，指出真理只存在于信仰之中，换句话说，Kierkegaard认为真理只有在成为一种个人内心的必需时才具有意义。据《旧约》记述，亚伯拉罕决定杀他的独生幼子爱萨克(伊萨克)来祭上帝，因为他已经向上帝许诺要用他最珍贵的东西来作为献给上帝的祭品。Kierkegaard发现亚伯拉罕这一充满宗教精神的决定竟然与伦理相冲突。把亚伯拉罕祭子的故事与希腊悲剧《阿伽门农》一比就明白Kierkegaard为什么这么看了。阿伽门农奉献他的女儿作活人祭在伦理上并非说不通，因为他杀女儿祭神的目的是为了让正要出征伊里亚的希腊船队得风驶动，因此可以列入为公众而牺牲一己的古典伦理范畴。而亚伯拉罕杀子既不是为了拯救某个濒危的民族也不是为了维护某个国家的利益。更有甚者，亚伯拉罕要把儿子奉献给上帝也不是为了儿子的福祉。这位犹太族长杀子祭神是为了向上帝证明他的信仰，所以是为了他自己的需要。为自己的需要而杀害别人在伦理上如何能说得通呢？然而，Kierkegaard在这里的用意并不是为了指出亚伯拉罕杀子祭上帝违背伦理道德，而是为了说明人把握真理的必要条件是精神的彻底主观化，而精神的彻底主观化意味着绝对个体精神，绝对个体精神则意味着排斥公共的和社会的观念，当然也就意味着排斥伦理道德。Kierkegaard的论证逻辑在我们看来未免武断——Kierkegaard从基督徒的观念出发而把真理与上帝等同，上帝只存在于主观信仰之中，因而真理也只存在于主观断定之中，从而，真理的本质是极度主观的。这在我们的听惯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耳朵听来又仿佛很荒谬，但若想到庄子“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的对人类认知状态的概括，再结合我们自己先把孔孟儒学后把马克思主义奉为绝对真理的历史经验，也不难悟到Kierkegaard的道理。然后，Kierkegaard对这一讨论的结论又要让我们这些被中国礼教所熏陶的中国人很吃一惊：在真理的意义上，个体的认知高于群体的认知，从而，个体审美的主观性高于伦理道德的群体性。Kierkegaard的危论于是乎开了西方存在主义超越伦理道德的生活哲学的先河。继Kierkegaard之后，以真理的主观性为依据，尼采和海德格尔都特别强调理想的生活是诗意的生活(to live poetically，见Kierkegaard：TheConcept of Irony，尼采：《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Poetry，Language，Thought)。因为真理的客观性既以被否定，真理的目的——自由——也就只能通过主观获得了。而审美则几乎是唯一使主观的自由得到充分实现的手段了。
　　福克纳的爱米丽小姐正是这种意义上的一位存在主义的审美的生活诗人。如同Kierkegaard的翱翔于伦理道德之上的亚伯拉罕，福克纳的爱米丽小姐通过凶杀，即通过极度强烈的诗人激情，而进入了一个绝对主观的世界。细想之下，福克纳可能暗示了爱米丽小姐一生的顶点，所谓eudaimonia(亚里士多德用语，意近中文华彩，怒放，优秀，极度喜悦幸福)，正是在她杀人的时刻实现的。对于福克纳的艺术世界来说，作为激情的最充分最极致的表达，爱米丽小姐的谋杀超越了世俗的罪恶观念从而构成了美学的崇高。而爱米丽小姐的这一超越只在她自己这一边才是可以说通的。也就是说，艺术的极致其实是高度个人的。在这个意义上，爱米丽小姐所作所为与小镇居民的崇敬毫无关系。福克纳这篇短短的故事包含了如此之多和复杂的思想，确无愧于杰作之誉。但如果我们承认福克纳的这一短篇小说确是一个艺术杰作的话，我们就得承认艺术在本质上是独立于伦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