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新年刚过，日讲起居注官（负责记录皇帝言行，为皇帝讲经读史）恽毓鼎还没来得及好好安排自己新一年的工作，就接到了各种邀约：冀州一位官员前来拜访，要与他探讨某书稿问题；大学士李鸿章也邀他探讨政事……不过这些是公事，恽毓鼎尚且可以忍受。
　　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不断的私人邀约：先是被同年邀请中午去某饭店聚餐，结果一去就到了大半夜；接着被邀请去参加另一场饭局，上午九点就出门了，一直到次日凌晨才回到家，“疲倦已极，不能支持”。恽毓鼎好不容易找借口推掉了几场饭局，很快又接到了其他饭局的邀约，赴约回来又是半夜……他不由自主地开骂，觉得自己整日被饭局所累，不仅“费光阴，耗精神”，连本职工作都耽误了，实在可悲。
　　后来随着官职的变化，饭局越来越多，很多公事也搬到了饭局上。1906年，已经升任国史馆总纂的恽毓鼎一天之内竟连续接待了五拨客人，一圈下来，恽毓鼎禁不住呕吐起来。恽毓鼎回家后忍不住吐槽：我们吃的是饭吗？分明是心塞！
　　即使在宣统二年（1910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恽毓鼎需要奔赴的饭局次数仍未消减……
　　恽毓鼎不断奔赴各种饭局是因为他人缘极好，大家都愿意和他一起吃饭吗？显然不是。
　　实际上，自从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朝已经处在了风雨飘摇的关头，正是需要各路人才力挽狂澜的时刻。然而，晚清官员们一味沉浸在个人应酬中不能自拔，完全忘记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规律。雖然恽毓鼎有济世救民的抱负，但凭他一己之力又岂能阻挡大清覆灭的脚步？他于是将自己所看所想付诸笔端，写成了共计120万字的《恽毓鼎澄斋日记》供后人反思。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清朝官员们对这类饭局早已习以为常，认为“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去，你也不宴请大家，时间长了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了。显然若被排挤出这个饭局圈子，你离下岗也就不远了，更别说实现政治抱负了。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就连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也无法摆脱这个怪圈。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他起初的京官生活也是每天奔波在各个饭局以及各种聚会之中，一天的时间几乎一大半都用在了拜客上。
　　到了恽毓鼎这个时期，清朝命不久矣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即使本身是“性恶烦扰”、心怀社稷的恽毓鼎都不得不为了所谓的圈子奔赴饭局，更何况那些本就尸位素餐、心中没有朝廷、百姓的官员呢？大清在这样一帮“饭局至上、其他靠边站”的臣子的辅佐下，不亡才奇怪呢！
　　（摘自《百家讲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