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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一直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尤其在全球化退潮与国际社会疫情肆虐的今天，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口碑，不仅有利于外交和经贸工作的展开，还可以增强国内民众的爱国意识与国家认同。于是，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著述颇丰，甚至出现了议题“扎堆”的现象。①已有的分析视角长期集中于中国，且通常侧重于外部视角，讨论国家如何向外界塑造和传播自身的品牌及形象。②在这个维度上，一定的理论探讨与对策建议有其合理性，不过也导致了过于“当代化”的局限。③从学理角度看，一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展示与传播，不但关涉对外的声誉、威望、影响等“软权力”（soft power），而且惠及自身，构成了内部政治聚合与国家建设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这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看来就是通过人为的文化政策来形成一种认知结构，国家也因此具备了一种象征能力（symbolic power），它优先于物质性的暴力垄断或资源汲取，并在近代国
① 在中国知网（CNKI）上，仅以“国家形象”为篇名所检索到的中文文献就有2060篇，近五年年均发表300余篇。其中，标题前缀为“中国”的665篇，标题后缀为“塑造”的394篇，“建构”或“构建”427篇，“传播”230篇。
② 国际学界对“national image”“nation branding”的研究很早就出现在公共外交和商业研究领域，而受约瑟夫·奈“软权力”学说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于国家形象的关注集中开始于2002年的国际关系、新闻传播与文化艺术领域，其中政治学的探讨侧重于理论，而传播与艺术的分析更强调形象构建的媒介、技术、载体和表现形式。参见Kenneth E. 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 no.2， 1959， pp.120～131;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80， 1990， pp.153～171; Keith Dinnie， Nation Branding： Concepts， Issues，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Michael Kunczik， Images of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李晓明：《国家形象与软权力——论运用非军事手段维持增进国家的对外影响力》，《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4期;刘小燕：《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邹跃进：《浅谈新中国美术中的国家形象》，《美术观察》2002年第10期。
③ 仅就“国家形象传播”这个议题而言，多数研究聚焦于“塑造”“策略”“机制”“跨文化”“对外宣传”等关键词，对于历史过程的考察很少。比如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范红：《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与传播策略》，《清華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家的政治社会发展中形成体系。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9-1992， trans. by David Fernbac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pp.162～171.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文献之上考察这些历史上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梳理现实中“国家形象”的起源、构建与传播过程，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更深入的思考;另一方面，在国际视野之下，重点关注国家形象在聚合本国人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方面的政治效能。如此，也就可以为当下文化强国的长远战略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学理分析。
作为西方现代国家构建的一种典型，绝对君主制曾在法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于当我们探讨任一时期“法兰西”的形象之时，王权都构成了理论阐释与历史考察的关键。尤其是近代早期，国家的形象往往也就等于国王的形象。对此，布洛赫（Marc Bloch）很早就有所解读，而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等人则发展了王权文化的表象与仪式研究。 [法]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美]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在“王之两体”（King’s two bodies）的政治隐喻中，君主的身体就等于“国体”，国家则借由君主来“肉身显现”（incarnation）。[美]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4页。对此的诠释、呈现与传播催生了最初的国家象征。正如伯克（Peter Burke）在《制造路易十四》中所总结的，基于符号、标志、图像及一系列象征物，权力构建了人们关于国王（与国家）的集体想象。[英]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5页。即便1789年的大革命颠覆了王权，这种想象亦不过是从“皇家的”（royal）转向了“国民的”（national）而已，其形塑共同体的内在机理依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留，即“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演进可以囊括不同语言、风俗和种族，王国境内也可以有着不同的方言和传统，但人们却认同一个法兰西国家的存在。”Bernard Guenée， “Etat et Nation en France au Moyen Age，” Revue Historique， vol.237， no.1， 1967， pp.17～30.这种“统一性”意识同16世纪后的主权（sovereignty）概念相结合，在君主制国家中，主权就是国王所拥有的、超脱于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的最高、绝对、统一的权力。 为了明确王国相对于教会与帝国的优先性，“基督教国家”成为最初的一种形象打造方案。从贞德时代的查理七世（1403—1461）开始，法国国王便纷纷以“圣路易”自居，书籍与版画印刷中往往也配合这个主题。比如1643年，巴黎商人蒙科尔内（Montcornet）印制的路易十三肖像画中，国王就头顶圣人的光环，肃重而朴素的面孔给人一种“虔诚而清苦的主权者”形象，画中题文说：“这个国王的奇异事迹，使我们抱有希望，未来将要在法兰西的列王之中，出现两个圣路易。”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Estampes et Photographie， RESERVE QB-201（36）-FOL[Hennin， 3284].通过国王的圣徒形象，17世纪的绝对主义成功建立起世俗国家与上帝之城之间的联系，而在虔诚的一般民众看来，国家就是承自上帝与罗马的“天选之邦”，国王就是活着的上帝形象。“在他的国度里他需要像社团头目、一家之主一样，让国家通过神圣的联结作为统一体而存在，所有部分都在这唯一头首的主权（souveraineté）之下。”Franois Colletet， Journaux historiques， contenans tout ce qui s’est passé de plus remarquable dans le Voyage du Roy et de son Eminen， Paris： Chez Jean Baptiste Loyson， 1660， p.41.在这个意义上，国王的形象亦即国家的镜像。一方面，视觉作品在突出“神的形象”的同时，还会模拟宗教画中耶稣的身体来类比国王与国家的有机构成;比如Le Corps Politique： Avis au Roys，参见Sherman Claire Richter， Imaging Aristotle：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in Fourteenth-Century Fr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217～218.另一方面，公共生活中的事物与场景往往强调王权统治的合法性。宝球、权杖、王冠代表着至高权力，国王则化身为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阿波罗、亚历山大，用其身体诠释着关于国家的政治神学。Jean-Marie Apostolidès， Le roi-machine： Spectacle et politique au temps de Louis XIV， Paris： ditions de Minuit， 1981， p.14、108、118.
在紧接着的形象宣传工程中，17世紀繁荣的艺术与科学提供了新的呈现方式与传播载体，依托这些不同层次的技术表现形式，国家可以从内向外展示出不同的面相。肖像画中的权杖、宝剑、王冠，芭蕾舞剧中的面具、服装、布景，公共建筑中的浮雕、壁画、塑像，王室仪式中的加冕、入城与丧葬等等都是这种“形象构建”的实践载体。路易十四入画的形象通常伴有一整套道具，例如雷电、战车、女神等等，这些道具既象征着最高的、绝对的权力，也代表着整个法兰西国家。[英]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2～44页。换言之，正是依托于国王的形象打造，近代国家才实现了“肉身显现”。为此，王室还专门成立了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1648）、皇家铭文与美文学院（1663）、皇家科学院（1666）、皇家音乐学院（1669）、皇家建筑学院（1671）等知识机构，它们当中诞生了拉辛（Jean Racine）、勒布朗（Charles Le Brun）、诺特（André Ntre）等专职负责国王形象设计的史官、文人与艺术家。比如1662年勒布朗负责的《国王演义》便是高伯兰皇家工厂（La Manufacture Royale des Gobelins）创设之初的首期项目之一，它先后绘制了十四幅画作以描绘路易十四执政时期的重大事件，歌颂其荣耀美德、外交智慧、军事才能与艺术品位，这些画后来被制成了挂毯、版画、雕塑等不同形式流传到民间。Monique Pelletier， “La géographie du roi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IV，” Dans Catherine Hofmann et Hélène Richard， eds.， Les Globes de Louis XIV： tude artistique， historique et matériell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12， p.30.
王权形象的构建反映了一项重要传统，即“拟人化的国家”。如同我们今天在兰斯、圣丹尼修道院、卢浮宫、凡尔赛宫这些历史古迹所看到的那样，高卢雄鸡（Le Coq gaulois）、克洛维受洗（Clovis I，466— 511）、列王墓、路易十四像、镜厅（Galerie des Glaces）乃至承载这些象征的建筑物本身，它们自王权时代就构成了法兰西的历史书写与国家认同的基石，而到了18世纪以后的共和民主阶段，这些历史遗产又继续影响了国民记忆的形塑。例如在1790年的一幅政治寓意画中，我们也能找到太阳、雄鸡这些拟人化的国家符号。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Estampes et Photographie， RESERVE FOL-QB-201（122）[Hennin， 10781].更为重要的是，绝对主义时代这套政治象征的建设机制并没有被抛弃，反而得到了有效继承。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版画、图章和年历（almanach）中，国家的主人往往被描绘成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他手持大棒，痛击敌人和侵略者。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Estampes et Photographie， RESERVE QB-201（29）-FOL[Hennin 2515]; QB-201 （171）-FT 5[Hennin， 5543].这种主权者象征在共和革命中得到保留，1793年巴黎的一座广场上就树立着赫拉克勒斯痛击九头蛇的巨型雕像，它象征着国家的新主人——人民。政府还决定，所有的公告、印章和硬币上都要镌刻赫拉克勒斯的形象，配上这段铭文：“唯有人民才是最高统治者”（Le people seul est souverain）。[美]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98页。 从19世纪以后一直到今天，法国的共和政府着力用“玛丽安娜”（Marianne）来代表法兰西的国家形象。在外部世界看来，手持标枪、火炬或三色旗，头顶自由帽的年轻女性常常成为各类画作中法国的象征。除了德拉克洛瓦那幅最重要的《自由领导人民》之外，20世纪众多的政治漫画往往也是用這种女性形象来比拟法国。比如1891—1984年法俄联盟期间，大量的漫画就以玛丽安娜和熊、双头鹰等形象的互动为创作主题。Phillip D. Cate， ed.， The Graphic Arts and French Society， 1871-1914，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63.而在国内，除了各类公文、印章、钱币和日常纪念物之外，各地重要场所的雕塑与绘画，乃至共和国的徽章也往往以这位头戴自由帽的女神形象为模板，这同时也呼应了大革命之后树立起来的“祖国母亲”的政治意象。于京东：《法国大革命中的祖国崇拜——一项关于现代爱国主义的政治现象学考察》，《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在西方，以英国、法国为代表，近代国家形象的构建大致在两条轨道上进行：其一是神圣与拟人化的人格塑造，这在王朝时期众多图像、戏剧、典仪的表现形式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其二是领土空间与地缘轮廓的具象化。基于版图的国家形象更多反映了近代外交兴起后的交往视角，诸如六边形（hexagone）的法国、靴子状的意大利、低地国家的雄狮图案等，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6，no.2，1969，pp.139～155.https：//dutchrevolt.leiden.edu/dutch/symbolen/Pages/leo belgicus ubl.aspx. 都是官方与民间在互动中刻画彼此国家的一种形象的说法。故而，在19世纪流行的政治宣传和讽喻画中，拟人化的地理人格可以代表一个国家，配合着各有特色的标志、装饰与扮相，它们也逐渐融入到各民族自身的共同体意识当中。比如哈多尔（Paul Hadol）、罗斯（Frederick W. Rose）、沃尔特（Emanuel Walter）等人绘制众多欧洲地缘漫画，还有19世纪末流行中国的那幅《时局图》。参见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Cartes et Plans， GE D-9955; GE C-16783; GE C-17790. Rudolf G. Wagner，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Transcultural Studies， vol.2， no.1， 2011， pp.4～139.因此，疆域地理也就构成了近代法兰西国家形象和传播的重要内容。
早在16世纪，人文主义者波特若（Giovanni Botero）就指出：一个国家的幅员、疆域、河流、森林、资源与人口对于统治极其重要，而了解与描绘这些符合“国家理性”（ragion di stato）。在法国，夏皮伊（Gabriel Chappuys）和布丹成为这种观念的倡导者。Numa Broc， La géographie de la Renaissance（1420-1620），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80， pp.91～92. 他们代表了宗教战争后（1562—1598）的和解与团结理念，也希望将政治从教会支配与帝国纷争中解放出来，回到法兰西的国家利益本身。这也就意味着对以往两种“国家”形象的拒斥：一是源自罗马教廷、古典城邦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模式;二是在日耳曼部落、帝国遗产与宗教改革基础上的德意志模式。此时，基于疆域空间的特殊性、排他性与统一性叙事就成为一种可行的方案。
17世纪以后，法兰西的形象构建开始回归到高卢-罗马（gallo-romaines）的传统。Chantal Grell， eds.， Les Historiographes en Europe de la Fin du Moyen ge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Presses Paris Sorbonne， 2006， pp.39～140.历史书写中兴起了“罗马”“法兰克”与“高卢”三种起源说，而无论是“回归说”（即法兰克是起源于高卢的，后来进入高卢不过是回归）还是“融合说”（即入侵的法兰克人很快被高卢人所同化），都反映了一种独特、统一且不断传承着的国家意识。王朝史官被赋予的使命之一就是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借此论证古典时代的国家想象，且这种想象当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地域空间而产生的，它代表着一种原初性的故土与祖国意识——法兰西这个世世代代、传承自先祖的国度，一直可以追溯至高卢时代的疆域版图。正如1629年索雷尔（Charles Sorel）在《法兰西王朝史》（Histoire de la monarchie franaise）中所说的：“高卢人一点不羞于顶着法兰西人的称号，如此以来，这个胜利的称号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具备了力量。他们所居住的国家被称为法兰西，并且不同的语言与人民开始融合成为唯一。”Myriam Yardeni， Enquêtes sur l’identité de la
① 在中国知网（CNKI）上，仅以“国家形象”为篇名所检索到的中文文献就有2060篇，近五年年均发表300余篇。其中，标题前缀为“中国”的665篇，标题后缀为“塑造”的394篇，“建构”或“构建”427篇，“传播”230篇。
② 国际学界对“national image”“nation branding”的研究很早就出现在公共外交和商业研究领域，而受约瑟夫·奈“软权力”学说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于国家形象的关注集中开始于2002年的国际关系、新闻传播与文化艺术领域，其中政治学的探讨侧重于理论，而传播与艺术的分析更强调形象构建的媒介、技术、载体和表现形式。参见Kenneth E. 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 no.2， 1959， pp.120～131;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80， 1990， pp.153～171; Keith Dinnie， Nation Branding： Concepts， Issues，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Michael Kunczik， Images of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李晓明：《国家形象与软权力——论运用非军事手段维持增进国家的对外影响力》，《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4期;刘小燕：《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邹跃进：《浅谈新中国美术中的国家形象》，《美术观察》2002年第10期。
③ 仅就“国家形象传播”这个议题而言，多数研究聚焦于“塑造”“策略”“机制”“跨文化”“对外宣传”等关键词，对于历史过程的考察很少。比如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范红：《国家形象的多维塑造与传播策略》，《清華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家的政治社会发展中形成体系。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9-1992， trans. by David Fernbac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pp.162～171.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文献之上考察这些历史上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梳理现实中“国家形象”的起源、构建与传播过程，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更深入的思考;另一方面，在国际视野之下，重点关注国家形象在聚合本国人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方面的政治效能。如此，也就可以为当下文化强国的长远战略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学理分析。
一、“王”的传说：主权者的象征构建及视觉展示
作为西方现代国家构建的一种典型，绝对君主制曾在法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于当我们探讨任一时期“法兰西”的形象之时，王权都构成了理论阐释与历史考察的关键。尤其是近代早期，国家的形象往往也就等于国王的形象。对此，布洛赫（Marc Bloch）很早就有所解读，而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等人则发展了王权文化的表象与仪式研究。 [法]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美]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在“王之两体”（King’s two bodies）的政治隐喻中，君主的身体就等于“国体”，国家则借由君主来“肉身显现”（incarnation）。[美]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4页。对此的诠释、呈现与传播催生了最初的国家象征。正如伯克（Peter Burke）在《制造路易十四》中所总结的，基于符号、标志、图像及一系列象征物，权力构建了人们关于国王（与国家）的集体想象。[英]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5页。即便1789年的大革命颠覆了王权，这种想象亦不过是从“皇家的”（royal）转向了“国民的”（national）而已，其形塑共同体的内在机理依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留，即“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演进可以囊括不同语言、风俗和种族，王国境内也可以有着不同的方言和传统，但人们却认同一个法兰西国家的存在。”Bernard Guenée， “Etat et Nation en France au Moyen Age，” Revue Historique， vol.237， no.1， 1967， pp.17～30.这种“统一性”意识同16世纪后的主权（sovereignty）概念相结合，在君主制国家中，主权就是国王所拥有的、超脱于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的最高、绝对、统一的权力。 为了明确王国相对于教会与帝国的优先性，“基督教国家”成为最初的一种形象打造方案。从贞德时代的查理七世（1403—1461）开始，法国国王便纷纷以“圣路易”自居，书籍与版画印刷中往往也配合这个主题。比如1643年，巴黎商人蒙科尔内（Montcornet）印制的路易十三肖像画中，国王就头顶圣人的光环，肃重而朴素的面孔给人一种“虔诚而清苦的主权者”形象，画中题文说：“这个国王的奇异事迹，使我们抱有希望，未来将要在法兰西的列王之中，出现两个圣路易。”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Estampes et Photographie， RESERVE QB-201（36）-FOL[Hennin， 3284].通过国王的圣徒形象，17世纪的绝对主义成功建立起世俗国家与上帝之城之间的联系，而在虔诚的一般民众看来，国家就是承自上帝与罗马的“天选之邦”，国王就是活着的上帝形象。“在他的国度里他需要像社团头目、一家之主一样，让国家通过神圣的联结作为统一体而存在，所有部分都在这唯一头首的主权（souveraineté）之下。”Franois Colletet， Journaux historiques， contenans tout ce qui s’est passé de plus remarquable dans le Voyage du Roy et de son Eminen， Paris： Chez Jean Baptiste Loyson， 1660， p.41.在这个意义上，国王的形象亦即国家的镜像。一方面，视觉作品在突出“神的形象”的同时，还会模拟宗教画中耶稣的身体来类比国王与国家的有机构成;比如Le Corps Politique： Avis au Roys，参见Sherman Claire Richter， Imaging Aristotle：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in Fourteenth-Century Fr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217～218.另一方面，公共生活中的事物与场景往往强调王权统治的合法性。宝球、权杖、王冠代表着至高权力，国王则化身为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阿波罗、亚历山大，用其身体诠释着关于国家的政治神学。Jean-Marie Apostolidès， Le roi-machine： Spectacle et politique au temps de Louis XIV， Paris： ditions de Minuit， 1981， p.14、108、118.
在紧接着的形象宣传工程中，17世紀繁荣的艺术与科学提供了新的呈现方式与传播载体，依托这些不同层次的技术表现形式，国家可以从内向外展示出不同的面相。肖像画中的权杖、宝剑、王冠，芭蕾舞剧中的面具、服装、布景，公共建筑中的浮雕、壁画、塑像，王室仪式中的加冕、入城与丧葬等等都是这种“形象构建”的实践载体。路易十四入画的形象通常伴有一整套道具，例如雷电、战车、女神等等，这些道具既象征着最高的、绝对的权力，也代表着整个法兰西国家。[英]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2～44页。换言之，正是依托于国王的形象打造，近代国家才实现了“肉身显现”。为此，王室还专门成立了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1648）、皇家铭文与美文学院（1663）、皇家科学院（1666）、皇家音乐学院（1669）、皇家建筑学院（1671）等知识机构，它们当中诞生了拉辛（Jean Racine）、勒布朗（Charles Le Brun）、诺特（André Ntre）等专职负责国王形象设计的史官、文人与艺术家。比如1662年勒布朗负责的《国王演义》便是高伯兰皇家工厂（La Manufacture Royale des Gobelins）创设之初的首期项目之一，它先后绘制了十四幅画作以描绘路易十四执政时期的重大事件，歌颂其荣耀美德、外交智慧、军事才能与艺术品位，这些画后来被制成了挂毯、版画、雕塑等不同形式流传到民间。Monique Pelletier， “La géographie du roi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IV，” Dans Catherine Hofmann et Hélène Richard， eds.， Les Globes de Louis XIV： tude artistique， historique et matériell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12， p.30.
王权形象的构建反映了一项重要传统，即“拟人化的国家”。如同我们今天在兰斯、圣丹尼修道院、卢浮宫、凡尔赛宫这些历史古迹所看到的那样，高卢雄鸡（Le Coq gaulois）、克洛维受洗（Clovis I，466— 511）、列王墓、路易十四像、镜厅（Galerie des Glaces）乃至承载这些象征的建筑物本身，它们自王权时代就构成了法兰西的历史书写与国家认同的基石，而到了18世纪以后的共和民主阶段，这些历史遗产又继续影响了国民记忆的形塑。例如在1790年的一幅政治寓意画中，我们也能找到太阳、雄鸡这些拟人化的国家符号。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Estampes et Photographie， RESERVE FOL-QB-201（122）[Hennin， 10781].更为重要的是，绝对主义时代这套政治象征的建设机制并没有被抛弃，反而得到了有效继承。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版画、图章和年历（almanach）中，国家的主人往往被描绘成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他手持大棒，痛击敌人和侵略者。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Estampes et Photographie， RESERVE QB-201（29）-FOL[Hennin 2515]; QB-201 （171）-FT 5[Hennin， 5543].这种主权者象征在共和革命中得到保留，1793年巴黎的一座广场上就树立着赫拉克勒斯痛击九头蛇的巨型雕像，它象征着国家的新主人——人民。政府还决定，所有的公告、印章和硬币上都要镌刻赫拉克勒斯的形象，配上这段铭文：“唯有人民才是最高统治者”（Le people seul est souverain）。[美]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98页。 从19世纪以后一直到今天，法国的共和政府着力用“玛丽安娜”（Marianne）来代表法兰西的国家形象。在外部世界看来，手持标枪、火炬或三色旗，头顶自由帽的年轻女性常常成为各类画作中法国的象征。除了德拉克洛瓦那幅最重要的《自由领导人民》之外，20世纪众多的政治漫画往往也是用這种女性形象来比拟法国。比如1891—1984年法俄联盟期间，大量的漫画就以玛丽安娜和熊、双头鹰等形象的互动为创作主题。Phillip D. Cate， ed.， The Graphic Arts and French Society， 1871-1914，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63.而在国内，除了各类公文、印章、钱币和日常纪念物之外，各地重要场所的雕塑与绘画，乃至共和国的徽章也往往以这位头戴自由帽的女神形象为模板，这同时也呼应了大革命之后树立起来的“祖国母亲”的政治意象。于京东：《法国大革命中的祖国崇拜——一项关于现代爱国主义的政治现象学考察》，《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二、高卢的书写：历史地图集中的疆域意识
在西方，以英国、法国为代表，近代国家形象的构建大致在两条轨道上进行：其一是神圣与拟人化的人格塑造，这在王朝时期众多图像、戏剧、典仪的表现形式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其二是领土空间与地缘轮廓的具象化。基于版图的国家形象更多反映了近代外交兴起后的交往视角，诸如六边形（hexagone）的法国、靴子状的意大利、低地国家的雄狮图案等，Nathaniel B. Smith， “The Idea of the French Hexag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6，no.2，1969，pp.139～155.https：//dutchrevolt.leiden.edu/dutch/symbolen/Pages/leo belgicus ubl.aspx. 都是官方与民间在互动中刻画彼此国家的一种形象的说法。故而，在19世纪流行的政治宣传和讽喻画中，拟人化的地理人格可以代表一个国家，配合着各有特色的标志、装饰与扮相，它们也逐渐融入到各民族自身的共同体意识当中。比如哈多尔（Paul Hadol）、罗斯（Frederick W. Rose）、沃尔特（Emanuel Walter）等人绘制众多欧洲地缘漫画，还有19世纪末流行中国的那幅《时局图》。参见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Cartes et Plans， GE D-9955; GE C-16783; GE C-17790. Rudolf G. Wagner，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Transcultural Studies， vol.2， no.1， 2011， pp.4～139.因此，疆域地理也就构成了近代法兰西国家形象和传播的重要内容。
早在16世纪，人文主义者波特若（Giovanni Botero）就指出：一个国家的幅员、疆域、河流、森林、资源与人口对于统治极其重要，而了解与描绘这些符合“国家理性”（ragion di stato）。在法国，夏皮伊（Gabriel Chappuys）和布丹成为这种观念的倡导者。Numa Broc， La géographie de la Renaissance（1420-1620），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80， pp.91～92. 他们代表了宗教战争后（1562—1598）的和解与团结理念，也希望将政治从教会支配与帝国纷争中解放出来，回到法兰西的国家利益本身。这也就意味着对以往两种“国家”形象的拒斥：一是源自罗马教廷、古典城邦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模式;二是在日耳曼部落、帝国遗产与宗教改革基础上的德意志模式。此时，基于疆域空间的特殊性、排他性与统一性叙事就成为一种可行的方案。
17世纪以后，法兰西的形象构建开始回归到高卢-罗马（gallo-romaines）的传统。Chantal Grell， eds.， Les Historiographes en Europe de la Fin du Moyen ge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Presses Paris Sorbonne， 2006， pp.39～140.历史书写中兴起了“罗马”“法兰克”与“高卢”三种起源说，而无论是“回归说”（即法兰克是起源于高卢的，后来进入高卢不过是回归）还是“融合说”（即入侵的法兰克人很快被高卢人所同化），都反映了一种独特、统一且不断传承着的国家意识。王朝史官被赋予的使命之一就是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借此论证古典时代的国家想象，且这种想象当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地域空间而产生的，它代表着一种原初性的故土与祖国意识——法兰西这个世世代代、传承自先祖的国度，一直可以追溯至高卢时代的疆域版图。正如1629年索雷尔（Charles Sorel）在《法兰西王朝史》（Histoire de la monarchie franaise）中所说的：“高卢人一点不羞于顶着法兰西人的称号，如此以来，这个胜利的称号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具备了力量。他们所居住的国家被称为法兰西，并且不同的语言与人民开始融合成为唯一。”Myriam Yardeni， Enquêtes sur l’identité de 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