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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人像我一样，明明很心疼妈妈却总是跟她吵架?”由全球热门排行榜微博发布的这句话，20多字，被转发1万2千多次，评论大多是“举手”“我也是”这般字眼，感同身受之情跃然纸上。
在成年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之间，有这样一种“天伦之痒”正在悄悄发生。当独生子女离家求学工作数年，再以独立的社会人姿态回归，常常惊觉，在他们与曾经最为亲密的父母之间，空白的岁月已悄然划下鸿沟：一方面，是童年和幼年的唇齿相依，亲密而熟悉；另一方面，是对彼此的再认识，无奈和争吵似乎永不停歇，不是仇恨，更非敌意，只有钝刀割肉般的滋味深入骨髓。
在我国，由计划生育政策所造就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统计表明，独生子女人口已超过1亿。“独生子女家庭所具有的‘三口之家’的特征使得走向社会的青年独生子女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突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风笑天如此表示。
独生子女与父母之间，是时空压缩了的社会，穿越时代般的差异；也是彼此唯一的现实，羁绊日益加深，距离却被迫拉近，就像两块不同形状的木板，不得不捆绑到一起，挣扎与碰撞由此产生。
断裂社会中的两代人
两代人之间，究竟相差多少年?
从数字上来看，答案的平均数接近30——如50后父母与80后独生子女、60后父母与90后子女。
然而，在独生子女成长的这30年问，中国变化可谓风云激荡、波澜壮阔。改革开放让社会充满着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精神与物质的攻守起伏，时至今日，身处国家的不同地方，几乎可能造就身处不同的时代，差异巨大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文化习俗等，在同一时空内相互作用——社会学者孙立平称之为“断裂社会”。
直至到省城上大学，湖北男孩曹勇才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肯德基、麦当劳。他完全不懂如何点餐，听清楚了队伍中前一位小女孩的童音，跟着要了一份，结果却是份儿童套餐——当然，价格牌也向他显示，这对于穷孩子来说是合适的选择。
18岁以前，他只做了一件事：念书。家里没有电视，县城没有洋快餐，在大学同学眼里，他是农家男孩的典型：不会电游，见女孩脸红，眼镜片很厚，身上穿的都是假名牌。
曹勇用了10年时间来消除身上的乡村气息。如今，他在上海的写字楼里吹着冷气在电脑前工作，父亲则仍在烈日下躬向土地劳作；深夜，他疲乏得睡倒在卫生间的浴缸里时，父亲则打着手电筒，出门转向山坡上的木头厕所；每次过年，当他从号称“魔都”的金融中心，回到父母生活的中部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感觉像穿越到另一个世界。
201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个差距比都小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当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时，横亘在50、60后父母与80、90后独生子女之间的时代鸿沟，可能达到300年。“独生子女和父母交流思想的难度，基本等于一个美国普通青年和独立战争时代的先人交流”，一位网友评论说。
江西女孩李学尔，2007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一所大学做行政工作，3年后，她生了个儿子，小两口要上班没有精力看护，保姆请下来又成本太高，便邀父母来京照顾，没想到，从那之后，每日必上演的“肥皂剧”便是她和妈妈的争吵。
最近一次，源于亲戚来访时如何安排睡觉的小事儿。
妈妈说，老家有个习惯，在别人家，夫妻不能睡在一间房，会给主人家带来厄运，为了说明这个祖训的正确，妈妈还特别举例：“你看，你那个舅妈就得病了吧?”李学尔不以为然，这完全是巧合嘛。
说不动女儿，妈妈便撂下气话：“我不管了!以后出事了别说我没有提醒你!”
思想上的鸿沟，大多反映在类似的生活小事上：50后、60后父母们接受到的祖训是，不能分梨吃，筷子不能插在饭上，食物不能倒进厕所，右眼皮跳会有灾，更加会引起争端的，则是关于生活方式上，如：坐月子不能洗头、不能吃生冷、小孩子就是要多吃多穿……
在他们的时代里，没有“剩男剩女”，一部分父母最迷惑的是，为什么自己的儿子女儿结不了婚?
这个难题，让30岁的湖北女孩陈立纠结万分。2012年4月，她生病了，妈妈从老家到北京来照顾了她3个月，这也是她18岁上大学后，母女俩相处最长的时间，无奈任何一件小事，都立刻会被妈妈联系到陈立还没嫁出去这件事上。
陈立恭维妈妈做的汤好喝，妈妈会说，以后找个会做饭的不就得了；陈立养了一只猫，有时抱着它在阳台转悠，妈妈就摇头叹气，要是抱个孩子这么转还差不多!
婚姻大事，已成为陈立与父母相处的“定时炸弹”，不论是被小心翼翼含沙射影地提起，还是被义正辞严急不可耐地催促，都可以终结一次电话，或是挑起另一场冷战。
陈立父母认为，女儿完全可以照搬他们年轻时的方法。父母年轻时是同事，不到20岁时相识，双方都没有太多选择，便为了结婚而和对方结了婚，可直到生了娃，依然性格不合，感情不好，可也没离婚，如今两人像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路人，老得不想再折腾了。
这大概是50后、60后父母婚姻的典型样本。尽管它不尽如人意，但妈妈还是希望陈立可以回到她的时代——选择有限，但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挑花了眼”。陈立却已独自打拼多年，坚持宁缺勿滥，一个人同样可以过得很好的原则，这无疑与妈妈的希望相差太远，没有丝毫妥协的可能。不得不“啃老”的独生子女
2003年，大学毕业生张芳到深圳一家银行工作，月工资5000元左右，与当时深圳每平方米的房价几乎相等，3年之后，工资没涨多少，房价已经翻倍。她是独生女，一直住在单位宿舍里，因为买不起房子，迟迟不能结婚。
张芳父母都是四川某国有三线企业工人，40多年的工龄，最终只换来了微薄的储蓄和一套单位分的房子。下定决心后，那套老房子终于被卖掉，这卖了老房的3万8千块钱，成为帮张芳在深圳购置房产的救命稻草。之后，父母很自然地搬到深圳与张芳同住。
像张芳爸爸一样的50、60后父母们，年轻时没怎么在房子上操过心。那套被卖掉的老房子，之前由单位在张芳爸爸的工资里扣租金，每月不过一两块钱，住房制度改革时，张芳爸爸出钱买下，算上工龄、朝向、楼层等折扣理由，最后只出了一万多块钱。这笔钱，全部来自张芳爸爸的积蓄。 张芳爸爸12岁便离开家上了寄宿制初中，生活费是学校发的助学金。初中毕业后下乡，再进入国企，家里再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支持。
那时，家里共有兄弟姐妹4个，全靠张芳爷爷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张芳爸爸7岁那年，一个妹妹生急病去世，在外工作的父亲甚至没有时间回来看一眼。为了挣钱养家，父母两地分居；日常照顾是大姐带着小弟，自己做中饭吃，这种“像羊儿一样放养，自生自灭”的状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常态。
大多数父母接受的观念是：革命工作最重要，谁敢向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那可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每家通常有两三个孩子，更是生下来就交给党和国家了，努力培养成一颗螺丝钉，拧在革命需要的任何地方，父母绝不会干涉或有怨言。在大多数家庭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有点淡漠，父母有付出，但谈不上巨大；两代人有感情，但也很难说是亲密；当然也有代沟，但少有机会碰撞——子女成年后，在当时的国家制度下，很快就可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然而，当这一代人成长为父母、并生育了第一代独生子女后，亲子关系却彻底改变了。
独生子女成为父母的所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引入，养育子女的成本一直在大幅增加。以高等教育为例，1989年，国家对高等教育实行收费时，只有象征性的200元；1996年，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学费超过2000元；张芳在1999年上大学时，每学年学费已达3640块钱——相当于张芳爸爸3个多月的下岗工资。
“虽然我不愿意，但确实一直在‘啃老’，”张芳说。好容易等到工作自立，大城市的高房价依然让她无法摆脱这种依赖。
200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国内四城市进行了一次以20至34岁现有人口的“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在住房及日常的家庭代际交换中更倾向于“啃老”，且强度越大的“啃老”行为，发生风险越高。
“这意味着独生子女即使成年结婚，对父母的依赖仍然比较强，也表明独生子女家庭中，父代资源向子代的单一流动，可能有助于促成子代啃老的现象，”调查主持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宋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曹勇在上海的房子，同样也是父母卖掉老家房产后才付出首付。父母搬来同住后，两代人免不了因各种大小事争吵，每次吵到最后，自尊且倔强的父亲便常说：“你有本事，你自己出去闯啊!搞了半天没出息，房子还要我们来买!”——这深深地刺伤了曹勇。他从来不曾设想，与父母间的经济纠葛很可能成为家庭战争时的明枪暗箭。
然而，一旦两代人不可避免地要长期同住，各种矛盾亦随之而来。
风笑天教授曾在2004年对全国12城市1786名在职青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与父母分住的青年的亲子关系，明显比与父母同住青年的亲子关系更紧密一些；子女与父母住在一起，虽便于交谈和互动，但也可能形成更多亲子冲突。
悲哀的是，曹勇和张芳仍然不得不继续“啃老”。除了父母卖房托付后半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两人各自的孩子即将出生，上一代是帮忙照料的最佳人选。他们势单力孤，没有父母支援，实在是难以应付这个汹涌变化的社会。
心理依赖的忧虑父母
曾有网友评论，独生子女的悲哀是：当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上一辈有代沟时，找不到替代品来转移父母的注意力——他们没有想过，对于他们的50后、60后父母来说，这句话同样成立。
一个流传极广的段子是这样形容他们的：儿时遭遇自然灾害，学知识时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成年后计划生育，中年时则下岗分流。他们有兄弟姐妹，各自被时代裹挟东奔西走，有着对集体主义的信仰、对组织单位的依赖和对安稳平静的追求。然而，等到生命将息、已近晚年，不少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随子女迁徙四方。
在宋健教授看来，这是成年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代际关系的新现象、新特征，“总体上我感觉，这一代父母在时代中是相对被动的。”在这种背景下，能够主动选择的，大概只有对子女的关注了。
如果不是到了深圳，张芳不会发现，妈姆性格中存在着自卑的因子。
每学一样东西，比如电脑、手机，她就要和妈妈大吵一架。最近一次争吵发生在几天前。妈妈想把广场操的伴奏乐从电脑拷到手机里，张芳教她操作，妈妈却不低头学，只问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要这样?这个图标是什么意思?等等。
张芳有点不耐烦，说会用就行了，该讲的她肯定会讲，没说的也不需要多问。妈妈也很不满意：我问你就应该告诉我，不然我为什么问你呢?
一来二去，母女俩又“交上火”了。妈妈坐着骂得不过瘾，还站在床上骂，反复重复着一句话：“啊呀，我没有文化，你们就这样欺负我!’”
高清机顶盒、微电脑控制的洗衣机这类按钮多一点的家用电器，妈妈看不懂说明书，至今也不会用。张芳本来觉得这些小事无足轻重，直到这件事中看到妈妈如此激动，她才明白，正是这样的生活点滴，让妈妈觉得自己落伍于时代，已是被孤立和嫌弃的一群人。
因为只有一个孩子，父母与子女问的羁绊格外紧密，父母习惯了将自己与下一代紧紧捆绑，甚至视子女为私人财产，当独生子女自立家庭后，父母便会有很强烈的被剥夺感。
“直到现在，我妈还认为，我赚的钱，应该是我、她和爸爸的，而不是我和我老公的。因为我是独生子女，以前长期感觉是一体的，我一提老公，就感觉要分裂出去一样。”张芳说。
一次过年，湖北男孩何明和媳妇回老家。两人是同乡，因为路程更近，柯明先到了女方家里，想着晚上再回自己家也不妨。
没过多久，柯明的妈妈打来电话了：“你回家吗?”
柯明有点莫名其妙，当然回家啊，只是晚一点点而已。
妈妈在电话里叹了口气：“唉，我知道媳妇养不熟，还怕儿子也养不熟了呢，还好你还知道要回来!”
父母退休后，操心独生子女和孩子家里的事儿，就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柯明是独生儿子。结婚后，他偶尔下厨做个凉拌菜什么的，被妈妈看见了，也大呼小叫一番。
“为什么是你洗衣服，他不洗?…‘为什么是你扫地，他不扫?”独生女张芳面临着同样的唠叨，只要看到张芳做家务，妈妈就忍不住要埋怨几句。
以此为据，妈妈甚至鼓动张芳挑起家庭矛盾：“他对你那么不好，你就跟他闹翻脸嘛。”
张芳实在觉得妈妈有点无厘头，这些家务，妈妈年轻时(直到现在)同样是包揽的，外婆也从来没什么不满意，为什么她心甘情愿地打扫房间，在妈妈眼里就像是被虐待一样?
在这些生活点滴背后，还有更加深刻的隐忧无法言明——它被悄悄埋藏，一旦爆发却可能摧毁对方的全部生活。
除了张芳，父母没有别的依靠。有一次，妈妈回老家去看小姨。深夜里，张芳接到妈妈的电话，老两口一边在宾馆前台办手续，一边哭着对张芳说：真没意思啊，老家已经没有落脚的地方了，虽有3个姐妹，却还让她住宾馆。第二天，老两口就回了深圳。
也不太可能依靠国家。他们的人生跨越单位养老与社会养老两种制度，但也可以说，任何一种制度的优越性，他们都没有赶上。为了弥补只有一个子女的风险，孩子18岁以前，独生子女家庭每月可领到5元补贴(深圳是15元)；退休时，还有一笔一次性的3500元补贴。除此以外，便什么都没有了。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妈妈经常找张芳要钱，以各种名义和由头，以备万一老了生病，她还有私房救命钱。
陈立的妈妈大概也有这种感受。这次来京照顾独生女，一天晚饭后，妈妈突然一反以往的泼辣干脆，略带忧郁地问陈立：“如果有一天我生病了，你也会辞职回武汉照顾我吗?”妈妈的声音很小，尽管陈立很快回答“当然会啦”，但她觉得，妈妈并不相信这种可能性。
陈立也会担忧，10年、20年后，倘若父母们身体有恙，或者生活无法自理，她如何能独自负担起两位老人的晚年?
另一位50后父亲则时刻担心独生女的安全：“你是不能理解的，只有一个孩子，当父母的心里总是悬着的。”他害怕女儿过街被车撞到，或是突然患上某种恶性病。女儿是他20多年以来的所有寄托，既是依靠，也是习惯。
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或许注定便是这样冲撞与伤害、和解与依赖的两代人。尽管艰难，但还是要相互陪伴着、搀扶着走完。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学尔、张芳、陈立均为化名)
在成年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之间，有这样一种“天伦之痒”正在悄悄发生。当独生子女离家求学工作数年，再以独立的社会人姿态回归，常常惊觉，在他们与曾经最为亲密的父母之间，空白的岁月已悄然划下鸿沟：一方面，是童年和幼年的唇齿相依，亲密而熟悉；另一方面，是对彼此的再认识，无奈和争吵似乎永不停歇，不是仇恨，更非敌意，只有钝刀割肉般的滋味深入骨髓。
在我国，由计划生育政策所造就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统计表明，独生子女人口已超过1亿。“独生子女家庭所具有的‘三口之家’的特征使得走向社会的青年独生子女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突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风笑天如此表示。
独生子女与父母之间，是时空压缩了的社会，穿越时代般的差异；也是彼此唯一的现实，羁绊日益加深，距离却被迫拉近，就像两块不同形状的木板，不得不捆绑到一起，挣扎与碰撞由此产生。
断裂社会中的两代人
两代人之间，究竟相差多少年?
从数字上来看，答案的平均数接近30——如50后父母与80后独生子女、60后父母与90后子女。
然而，在独生子女成长的这30年问，中国变化可谓风云激荡、波澜壮阔。改革开放让社会充满着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精神与物质的攻守起伏，时至今日，身处国家的不同地方，几乎可能造就身处不同的时代，差异巨大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文化习俗等，在同一时空内相互作用——社会学者孙立平称之为“断裂社会”。
直至到省城上大学，湖北男孩曹勇才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肯德基、麦当劳。他完全不懂如何点餐，听清楚了队伍中前一位小女孩的童音，跟着要了一份，结果却是份儿童套餐——当然，价格牌也向他显示，这对于穷孩子来说是合适的选择。
18岁以前，他只做了一件事：念书。家里没有电视，县城没有洋快餐，在大学同学眼里，他是农家男孩的典型：不会电游，见女孩脸红，眼镜片很厚，身上穿的都是假名牌。
曹勇用了10年时间来消除身上的乡村气息。如今，他在上海的写字楼里吹着冷气在电脑前工作，父亲则仍在烈日下躬向土地劳作；深夜，他疲乏得睡倒在卫生间的浴缸里时，父亲则打着手电筒，出门转向山坡上的木头厕所；每次过年，当他从号称“魔都”的金融中心，回到父母生活的中部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感觉像穿越到另一个世界。
201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个差距比都小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当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时，横亘在50、60后父母与80、90后独生子女之间的时代鸿沟，可能达到300年。“独生子女和父母交流思想的难度，基本等于一个美国普通青年和独立战争时代的先人交流”，一位网友评论说。
江西女孩李学尔，2007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一所大学做行政工作，3年后，她生了个儿子，小两口要上班没有精力看护，保姆请下来又成本太高，便邀父母来京照顾，没想到，从那之后，每日必上演的“肥皂剧”便是她和妈妈的争吵。
最近一次，源于亲戚来访时如何安排睡觉的小事儿。
妈妈说，老家有个习惯，在别人家，夫妻不能睡在一间房，会给主人家带来厄运，为了说明这个祖训的正确，妈妈还特别举例：“你看，你那个舅妈就得病了吧?”李学尔不以为然，这完全是巧合嘛。
说不动女儿，妈妈便撂下气话：“我不管了!以后出事了别说我没有提醒你!”
思想上的鸿沟，大多反映在类似的生活小事上：50后、60后父母们接受到的祖训是，不能分梨吃，筷子不能插在饭上，食物不能倒进厕所，右眼皮跳会有灾，更加会引起争端的，则是关于生活方式上，如：坐月子不能洗头、不能吃生冷、小孩子就是要多吃多穿……
在他们的时代里，没有“剩男剩女”，一部分父母最迷惑的是，为什么自己的儿子女儿结不了婚?
这个难题，让30岁的湖北女孩陈立纠结万分。2012年4月，她生病了，妈妈从老家到北京来照顾了她3个月，这也是她18岁上大学后，母女俩相处最长的时间，无奈任何一件小事，都立刻会被妈妈联系到陈立还没嫁出去这件事上。
陈立恭维妈妈做的汤好喝，妈妈会说，以后找个会做饭的不就得了；陈立养了一只猫，有时抱着它在阳台转悠，妈妈就摇头叹气，要是抱个孩子这么转还差不多!
婚姻大事，已成为陈立与父母相处的“定时炸弹”，不论是被小心翼翼含沙射影地提起，还是被义正辞严急不可耐地催促，都可以终结一次电话，或是挑起另一场冷战。
陈立父母认为，女儿完全可以照搬他们年轻时的方法。父母年轻时是同事，不到20岁时相识，双方都没有太多选择，便为了结婚而和对方结了婚，可直到生了娃，依然性格不合，感情不好，可也没离婚，如今两人像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路人，老得不想再折腾了。
这大概是50后、60后父母婚姻的典型样本。尽管它不尽如人意，但妈妈还是希望陈立可以回到她的时代——选择有限，但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挑花了眼”。陈立却已独自打拼多年，坚持宁缺勿滥，一个人同样可以过得很好的原则，这无疑与妈妈的希望相差太远，没有丝毫妥协的可能。不得不“啃老”的独生子女
2003年，大学毕业生张芳到深圳一家银行工作，月工资5000元左右，与当时深圳每平方米的房价几乎相等，3年之后，工资没涨多少，房价已经翻倍。她是独生女，一直住在单位宿舍里，因为买不起房子，迟迟不能结婚。
张芳父母都是四川某国有三线企业工人，40多年的工龄，最终只换来了微薄的储蓄和一套单位分的房子。下定决心后，那套老房子终于被卖掉，这卖了老房的3万8千块钱，成为帮张芳在深圳购置房产的救命稻草。之后，父母很自然地搬到深圳与张芳同住。
像张芳爸爸一样的50、60后父母们，年轻时没怎么在房子上操过心。那套被卖掉的老房子，之前由单位在张芳爸爸的工资里扣租金，每月不过一两块钱，住房制度改革时，张芳爸爸出钱买下，算上工龄、朝向、楼层等折扣理由，最后只出了一万多块钱。这笔钱，全部来自张芳爸爸的积蓄。 张芳爸爸12岁便离开家上了寄宿制初中，生活费是学校发的助学金。初中毕业后下乡，再进入国企，家里再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支持。
那时，家里共有兄弟姐妹4个，全靠张芳爷爷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张芳爸爸7岁那年，一个妹妹生急病去世，在外工作的父亲甚至没有时间回来看一眼。为了挣钱养家，父母两地分居；日常照顾是大姐带着小弟，自己做中饭吃，这种“像羊儿一样放养，自生自灭”的状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常态。
大多数父母接受的观念是：革命工作最重要，谁敢向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那可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每家通常有两三个孩子，更是生下来就交给党和国家了，努力培养成一颗螺丝钉，拧在革命需要的任何地方，父母绝不会干涉或有怨言。在大多数家庭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有点淡漠，父母有付出，但谈不上巨大；两代人有感情，但也很难说是亲密；当然也有代沟，但少有机会碰撞——子女成年后，在当时的国家制度下，很快就可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然而，当这一代人成长为父母、并生育了第一代独生子女后，亲子关系却彻底改变了。
独生子女成为父母的所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引入，养育子女的成本一直在大幅增加。以高等教育为例，1989年，国家对高等教育实行收费时，只有象征性的200元；1996年，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学费超过2000元；张芳在1999年上大学时，每学年学费已达3640块钱——相当于张芳爸爸3个多月的下岗工资。
“虽然我不愿意，但确实一直在‘啃老’，”张芳说。好容易等到工作自立，大城市的高房价依然让她无法摆脱这种依赖。
200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国内四城市进行了一次以20至34岁现有人口的“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在住房及日常的家庭代际交换中更倾向于“啃老”，且强度越大的“啃老”行为，发生风险越高。
“这意味着独生子女即使成年结婚，对父母的依赖仍然比较强，也表明独生子女家庭中，父代资源向子代的单一流动，可能有助于促成子代啃老的现象，”调查主持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宋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曹勇在上海的房子，同样也是父母卖掉老家房产后才付出首付。父母搬来同住后，两代人免不了因各种大小事争吵，每次吵到最后，自尊且倔强的父亲便常说：“你有本事，你自己出去闯啊!搞了半天没出息，房子还要我们来买!”——这深深地刺伤了曹勇。他从来不曾设想，与父母间的经济纠葛很可能成为家庭战争时的明枪暗箭。
然而，一旦两代人不可避免地要长期同住，各种矛盾亦随之而来。
风笑天教授曾在2004年对全国12城市1786名在职青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与父母分住的青年的亲子关系，明显比与父母同住青年的亲子关系更紧密一些；子女与父母住在一起，虽便于交谈和互动，但也可能形成更多亲子冲突。
悲哀的是，曹勇和张芳仍然不得不继续“啃老”。除了父母卖房托付后半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两人各自的孩子即将出生，上一代是帮忙照料的最佳人选。他们势单力孤，没有父母支援，实在是难以应付这个汹涌变化的社会。
心理依赖的忧虑父母
曾有网友评论，独生子女的悲哀是：当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上一辈有代沟时，找不到替代品来转移父母的注意力——他们没有想过，对于他们的50后、60后父母来说，这句话同样成立。
一个流传极广的段子是这样形容他们的：儿时遭遇自然灾害，学知识时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成年后计划生育，中年时则下岗分流。他们有兄弟姐妹，各自被时代裹挟东奔西走，有着对集体主义的信仰、对组织单位的依赖和对安稳平静的追求。然而，等到生命将息、已近晚年，不少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随子女迁徙四方。
在宋健教授看来，这是成年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代际关系的新现象、新特征，“总体上我感觉，这一代父母在时代中是相对被动的。”在这种背景下，能够主动选择的，大概只有对子女的关注了。
如果不是到了深圳，张芳不会发现，妈姆性格中存在着自卑的因子。
每学一样东西，比如电脑、手机，她就要和妈妈大吵一架。最近一次争吵发生在几天前。妈妈想把广场操的伴奏乐从电脑拷到手机里，张芳教她操作，妈妈却不低头学，只问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要这样?这个图标是什么意思?等等。
张芳有点不耐烦，说会用就行了，该讲的她肯定会讲，没说的也不需要多问。妈妈也很不满意：我问你就应该告诉我，不然我为什么问你呢?
一来二去，母女俩又“交上火”了。妈妈坐着骂得不过瘾，还站在床上骂，反复重复着一句话：“啊呀，我没有文化，你们就这样欺负我!’”
高清机顶盒、微电脑控制的洗衣机这类按钮多一点的家用电器，妈妈看不懂说明书，至今也不会用。张芳本来觉得这些小事无足轻重，直到这件事中看到妈妈如此激动，她才明白，正是这样的生活点滴，让妈妈觉得自己落伍于时代，已是被孤立和嫌弃的一群人。
因为只有一个孩子，父母与子女问的羁绊格外紧密，父母习惯了将自己与下一代紧紧捆绑，甚至视子女为私人财产，当独生子女自立家庭后，父母便会有很强烈的被剥夺感。
“直到现在，我妈还认为，我赚的钱，应该是我、她和爸爸的，而不是我和我老公的。因为我是独生子女，以前长期感觉是一体的，我一提老公，就感觉要分裂出去一样。”张芳说。
一次过年，湖北男孩何明和媳妇回老家。两人是同乡，因为路程更近，柯明先到了女方家里，想着晚上再回自己家也不妨。
没过多久，柯明的妈妈打来电话了：“你回家吗?”
柯明有点莫名其妙，当然回家啊，只是晚一点点而已。
妈妈在电话里叹了口气：“唉，我知道媳妇养不熟，还怕儿子也养不熟了呢，还好你还知道要回来!”
父母退休后，操心独生子女和孩子家里的事儿，就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柯明是独生儿子。结婚后，他偶尔下厨做个凉拌菜什么的，被妈妈看见了，也大呼小叫一番。
“为什么是你洗衣服，他不洗?…‘为什么是你扫地，他不扫?”独生女张芳面临着同样的唠叨，只要看到张芳做家务，妈妈就忍不住要埋怨几句。
以此为据，妈妈甚至鼓动张芳挑起家庭矛盾：“他对你那么不好，你就跟他闹翻脸嘛。”
张芳实在觉得妈妈有点无厘头，这些家务，妈妈年轻时(直到现在)同样是包揽的，外婆也从来没什么不满意，为什么她心甘情愿地打扫房间，在妈妈眼里就像是被虐待一样?
在这些生活点滴背后，还有更加深刻的隐忧无法言明——它被悄悄埋藏，一旦爆发却可能摧毁对方的全部生活。
除了张芳，父母没有别的依靠。有一次，妈妈回老家去看小姨。深夜里，张芳接到妈妈的电话，老两口一边在宾馆前台办手续，一边哭着对张芳说：真没意思啊，老家已经没有落脚的地方了，虽有3个姐妹，却还让她住宾馆。第二天，老两口就回了深圳。
也不太可能依靠国家。他们的人生跨越单位养老与社会养老两种制度，但也可以说，任何一种制度的优越性，他们都没有赶上。为了弥补只有一个子女的风险，孩子18岁以前，独生子女家庭每月可领到5元补贴(深圳是15元)；退休时，还有一笔一次性的3500元补贴。除此以外，便什么都没有了。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妈妈经常找张芳要钱，以各种名义和由头，以备万一老了生病，她还有私房救命钱。
陈立的妈妈大概也有这种感受。这次来京照顾独生女，一天晚饭后，妈妈突然一反以往的泼辣干脆，略带忧郁地问陈立：“如果有一天我生病了，你也会辞职回武汉照顾我吗?”妈妈的声音很小，尽管陈立很快回答“当然会啦”，但她觉得，妈妈并不相信这种可能性。
陈立也会担忧，10年、20年后，倘若父母们身体有恙，或者生活无法自理，她如何能独自负担起两位老人的晚年?
另一位50后父亲则时刻担心独生女的安全：“你是不能理解的，只有一个孩子，当父母的心里总是悬着的。”他害怕女儿过街被车撞到，或是突然患上某种恶性病。女儿是他20多年以来的所有寄托，既是依靠，也是习惯。
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或许注定便是这样冲撞与伤害、和解与依赖的两代人。尽管艰难，但还是要相互陪伴着、搀扶着走完。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学尔、张芳、陈立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