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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上海的新天地地下一层，四周是光彩夺目的店铺，琳琅满目的商品随时提醒着来者，这里钱味十足。但就在商铺之间的空地上，凭空出现一个不搭调的黑色四方棚子，门口挂着一个牌子：移动照相馆。
马良就坐在里面，等待着需要拍照片的人们到来。他背着身，隐没在浅黑色里，面前的电脑屏幕的光打在他脸上，从后面看，他的后脑勺有一圈轻柔的蓝色光环。从光环上抬眼望去，一座老式照相馆舞台被四面的追光照亮，红艳艳的舞台，成了鲜明的视觉中心。
这是十个多月来的第35站，也是最后一站。马良和他的团队，大多数时间是6个人，周游列省，走了全国35个城市，免费为上千人拍摄艺术肖像照片。
也许对于外人来说，这不过是一次行为艺术式的长途旅行拍摄，但对于马良来说，这是一次修行，是一次恣意的冒险，也是一次重新发现真实的自我、也发现他人的真诚的旅途。
“这无情的世界，因为有热情的蠢货，才有些浪漫”
马良是个大块头，留了个闪闪发光的光头，戴一顶没帽檐的罗汉帽，山羊胡编成个小辫子，耳朵上还挂着两重铁环，铜铃大眼和两道粗眉在长脸上格外突出，不少人乍一见他，脑海里都会闪过一个词儿：黑帮老大。
“老大”工作起来也有些“暴力”。他的工作台上放着一瓶红酒，一包烟，一些点心。他偶尔会喝上一杯，点心就是他的正餐，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在工作结束前，他不会走出这个移动照像馆的门。
一位前来拍照的女孩站在灯光绚丽的布景前，对浅黑色中的马良笑着说：我好像见过你。马良答：莫非是在地铁9号线上？
彼此一聊，才发现都住在松江附近的小区。女孩儿曾在一个深夜在地铁上见过马良，当时车厢里没几个人，突然上来的这位“黑帮大佬”，一脸冷酷，让她印象格外深刻。
马良躲在黑暗里呵呵一笑：我其实是个好人嘛！
马良生于1972年，妈妈是话剧演员，《编辑部的故事》中的牛大姐扮演者童正维,爸爸是著名京剧导演马科。
或许是因为这个名字，马良从小就喜欢画画儿，但他那时总觉得，这个名字“像一个天大的玩笑一样”令他难堪，就像现在给孩子起名字叫“哈利·波特”或者“奥特曼”一样的不严肃。
小学毕业前夕，马良被学校老师推荐到华山美术学校的初中美术班，成了中国最后一批在初中就进科班学习美术的孩子。
1995年，他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毕业，最初做广告和视频短片导演，很快在业内拥有了“鬼马导演”的标签，2004年，他被《中国广告导报》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广告导演之一。
广告的目的性和局限性都非常强。即使如此，在有限的空间内，马良也总是试图实现自己的创意。2004年，他32岁，“觉得如果再不改变，就没有机会了”。这一年4月，他转入艺术摄影创作，使用数码摄影系统创作视觉艺术作品，很快就以一组《我的马戏团》一炮走红。
马良喜欢收集照相馆的老照片，他特别看重过去人们去照相馆拍照片的仪式感。从2011年初起，马良就和朋友做了一组概念摄影，取名《我的照相馆》，形式感很强，人物都走进装置怀旧、夸张又戏谑的布景里。
这组照片引起关注时，马良在威海路696号的工作室正面临拆迁。
在这里住了5年的马良，并不想做钉子户，他坐在一堆堆装箱要扔掉的道具和服装里，心中突然有种大江东去的悲凉，“还好，在溺毙前，我的小猫跳到我的肩上救了我。”
他突然有个灵感：可不可以开辆卡车，周游列省，将“我的照相馆”移动起来，到各地为众人免费拍照？
他首先找到李党辉和嘉瑞，前者是他多年的同事和好友，后者则是他的助手，二人听说这个计划，都激动无比，“希望从日常生活里跳脱出来，做一次不同寻常的旅行”；方岚年纪稍小，1981年生的年轻人，被马良拉来做了制片人，要管钱，要调度现场；还有两位是张逸炜和张家弋，都是马良同辈的广告导演，他们作为“我的移动照相馆”纪录片的掌机人，拍摄下一路上发生的人情冷暖。最后一位同路人，是司机。
萌发这个想法后，马良便在微博发出声明，接受各地报名，应者云集。事后回想，马良说，人生总要有些事情，能够测试你对一件事情的忍耐力，也是对平庸生活的挑战。
“这无情的世界，因为有热情的蠢货，才有些浪漫。”他说。
“我要在你平庸无奇的回忆里做一个闪闪发光的神经病”
他们把一辆旧卡车改成了“移动照相馆”——一个底面积8平方米、高1.8米的货柜，每一个角落都仔细合理运用了。他们一共携带了5套完整的摄影灯具，两套图片摄影器材，两套数码摄影系统，15件大道具、30件布景布、50套服装及大量小道具，以及发电机等各种作业设备。
2月17日，筹备了五个月后，他们正式出发了。马良在微博里对大家说：“我们江湖里再见！”
他说，汽车发动那一刻，他突然想起海子的一句诗：“我要做远方忠诚的儿子，物质的短暂情人。”
他们起初打算去54个城市，用6个月时间，走28000多公里的行程。但实际上路，才发现有些不切实际，在南方沿海省份，城际交通发达，平均一个城市只需两三天即可完成拍摄；而往北往西，路途渐渐艰难，常常要在几乎没有人烟的荒野里行驶几天，才能赶到一座落脚城市，再搭棚置景，至少需要一周时间。
旅途奔波尚在其次，更麻烦的是若干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如生病、被盗，最大的麻烦是车坏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几个大小伙子，空有一身拍摄的本事，却无法丢下一车的摄影器材只身赶路。
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卡车水箱炸了，他们在高速路上等待救援，几个小时，既无聊，又沮丧，他们打开音响，大放励志歌曲，互相鼓劲儿。
然而，有些惊喜完全可以和辛劳相抵。
第一站苏州，大雨，一个20岁的青年骑着自行车冒雨而来，他只想和自己心爱的自行车合影，照片拍好后，他掏出几只酱猪蹄送给马良他们，“我没什么钱，就这点心意吧。”
还有一次，一个前来拍摄的朋友，几天后给他寄来了8个摄影专业灯泡，马良这才想起，在为这位朋友拍摄时，爆了一个灯泡。“我只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她却给了我8个灯泡。”
马良自曝，他拍一张照片的价格，至少也要万八千元，然而现在，他给她拍照片，她帮他买灯泡，“所有价值观都去掉，这是一件多么让人感到高兴的事。”
大多人会送他们一些当地土特产，一路上唯一的一次现金馈赠，是一位做会计的女孩，拍摄后塞了2000元给马良。
大家还会送他们一些老玩具和有趣的老物件作为道具，一圈走下来，马良那一卡车道具，已经新陈代谢了两轮。比如这次回到上海的第一天，一位网友为了拍照，自己特地买了一套小丑服，拍完照，就将衣服留了下来。
让马良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伙儿正在装车，旁边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奶奶坐在路边晾晒废纸。马良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了20多块钱，叫看着不那么“可怕”的助手拿去塞给老奶奶。没想到，开车前老人追上来，塞给他们一包橘子和一把巧克力，说，你们赶路的人留着路上吃。
车子开动后，大家打开包裹，发现巧克力早已过期两年——她藏了很久吧！马良回头望去，老人还在向他们挥手。
当然，不愉快也会发生。行程两个月后，马良在微博上抱怨：“很不解。没有一个谢字,一个‘请问’都不会说的人，哪里来的自信觉得我们一定会求着给你拍照片？还要指定风格造型？”
不过他很快就释然了。“其实这些照片对我自己来说并不完美，也许艺术性不高，事实上很多专业人士已经这样评价了。但我觉得这作品最重要的不是照片……故事更重要，记下这场旅行的所有细节，每一个被拍摄者，每一次认识、交谈、拍摄、告别……这些琐碎其实比照片动人。”
一路上花销不少，9月18日这天，马良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银行账单，从筹备起算，共计支出合计198笔，899305.45元。他略带调侃地说，“为这个信仰，我们付出了时间和热情，当然还有钱，被拍摄的众人，你们应该爱我。”
马良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自我描述：“我要在你平庸无奇的回忆里做一个闪闪发光的神经病。”如今，他很笃定，至少在这1000多名被拍摄者的回忆里，他这个“神经病”肯定已经闪闪发光地烙下了印记。
“我喜欢有故事的照片”
车到南通，一对学生情侣来拍照，穿着最简单的白衬衫、牛仔裤，坐在一张凳上各自看书。他们是大学同学，但现在考上了坐落在不同城市高校的研究生，开始对这段感情有了担心。马良说，他喜欢这样有故事的照片。
6岁的常州男孩王梓墨从没去过照相馆，这次被他爸爸带来拍照，照片现场打印出来后，他爸爸脱口而出：“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呀！”爸爸搂过儿子：“这是拍给将来看的，你长大就会懂了。”
南京的拍摄中，当地一位女摄影师来拍婚纱照，不过是独自一个人，虽然提前很久就预约了“席位”，但丈夫临时有事，无法赶到现场。马良问了丈夫的情况，知道生肖属马，就让助手头套一个巨型白马面具，临阵顶替。
合肥一对结婚十年的夫妻来拍照，丈夫“保龄猪”（网名）说，一进摄影棚所在的那个简陋的毛坯房，就看到“一个电加热取暖器烘烤着几十个体表寒冷内心火热的年轻人”。
摄影棚内有把吉他，“保龄猪”抓起吉他，开始弹唱一曲老情歌，妻子则在一旁拾起手风琴合唱，歌声在现场回荡，即使碰到演唱者忘了词儿，也没人忍心说话打破那份安详的愉悦。
而“保龄猪”深有感慨的是，在合肥搭建的摄影场景，是特地制作的大象滑梯，那曾是合肥非常有名的一处儿童游乐园的标志性景点，“几百万个屁股滑过呢！”
移动照相馆，通常每个省只选择一两座城市停留，但报名人员常常会专程赶去拍摄。一位淄博的摄影师夫妇驱车数小时赶去拍照，夫妇二人戴上了空军帽，作“奔前线状”坐在一辆造型摩托车里，但是，在快门按下那一瞬，妻子不经意间用手拉了拉丈夫的衣角。
事后，男摄影师感慨：“干摄影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拍别人，从没这么认真地被别人拍过……镜头下的远离也随着生活中的逃离越来越模糊，感谢马良和移动照相馆 ，让我慢慢地从镜头下看见自己和看清自己……”
马良则回答：“那只不经意间拽衣角的手，就是爱情啊！”
一般情况，他们不接受没有预约的报名者的拍摄，但也有例外。
在南通时，他们遇到一位安徽籍的耍猴卖艺人。马良想借小猴子做道具，便问他一天能赚多少钱?卖艺人说50元，马良给了他50块钱，让他第二天带着猴子也来拍照。卖艺人跟猴子合影后特别开心。
马良后来在日记里把这爷俩画了下来，他说，“我的画儿也是我的小猴子，我们相互养活对方，很好。”
本来只是一次恣意的冒险旅程，马良却越来越感慨，这就是人生。他还记得，车行自内蒙古穿过宁夏、甘肃渐入青海，窗外景色越来越荒凉，他突然接到一位大学同学的短信：你的移动照相馆，很棒。保重自己。
“读书时候一群臭小子都一样，如今各自成了富豪、员外、教授、匹夫、下岗人员。想不起来路是在哪儿分岔的，”马良说，“生活真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旅途。”
8月31日，马良40岁的生日，依然在路上。他给自己做了一个5分钟的小视频作为纪念，视频最后，屏幕上现出三行字：“今天我整40岁，很多事儿我都见过了，好的坏的，不过如此，重要的是我至今还喜欢自己。”
“很多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他说，“至少我算是有言必践，从一而终了。真移动了，真拍照了，有人真的开心坏了，我们也真的累坏了。”
回到上海这一天，书生气十足的制片人方岚突然鼻子酸楚，身高一米九的随行纪录片导演张逸炜，居高临下地拍了下他的头，低声喝道：“混蛋，不许哭！”
想着十个多月来每天都不重复的经历与故事，四个大男人，在上海街头紧紧相拥，他们深知，他们的人生，也会因为这次经历而与众不同。
11月6日凌晨，还有两天，整个计划即将全部结束，马良在微博上写下这么一段话：“我们已经尽力表现每个人的美好了。生命一去不复返，也许我们只能见一面，我只能为你拍一次照，一定要尽量地拍好。”
一位网友回应他：“你们在做的事给了很多人一次心灵的洗礼，让他们在喧嚣的环境里心底得到一丝的安静，给了很多人梦想，让他们在想做却不敢做的时候觉得自己离梦想更近了……”
马良就坐在里面，等待着需要拍照片的人们到来。他背着身，隐没在浅黑色里，面前的电脑屏幕的光打在他脸上，从后面看，他的后脑勺有一圈轻柔的蓝色光环。从光环上抬眼望去，一座老式照相馆舞台被四面的追光照亮，红艳艳的舞台，成了鲜明的视觉中心。
这是十个多月来的第35站，也是最后一站。马良和他的团队，大多数时间是6个人，周游列省，走了全国35个城市，免费为上千人拍摄艺术肖像照片。
也许对于外人来说，这不过是一次行为艺术式的长途旅行拍摄，但对于马良来说，这是一次修行，是一次恣意的冒险，也是一次重新发现真实的自我、也发现他人的真诚的旅途。
“这无情的世界，因为有热情的蠢货，才有些浪漫”
马良是个大块头，留了个闪闪发光的光头，戴一顶没帽檐的罗汉帽，山羊胡编成个小辫子，耳朵上还挂着两重铁环，铜铃大眼和两道粗眉在长脸上格外突出，不少人乍一见他，脑海里都会闪过一个词儿：黑帮老大。
“老大”工作起来也有些“暴力”。他的工作台上放着一瓶红酒，一包烟，一些点心。他偶尔会喝上一杯，点心就是他的正餐，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在工作结束前，他不会走出这个移动照像馆的门。
一位前来拍照的女孩站在灯光绚丽的布景前，对浅黑色中的马良笑着说：我好像见过你。马良答：莫非是在地铁9号线上？
彼此一聊，才发现都住在松江附近的小区。女孩儿曾在一个深夜在地铁上见过马良，当时车厢里没几个人，突然上来的这位“黑帮大佬”，一脸冷酷，让她印象格外深刻。
马良躲在黑暗里呵呵一笑：我其实是个好人嘛！
马良生于1972年，妈妈是话剧演员，《编辑部的故事》中的牛大姐扮演者童正维,爸爸是著名京剧导演马科。
或许是因为这个名字，马良从小就喜欢画画儿，但他那时总觉得，这个名字“像一个天大的玩笑一样”令他难堪，就像现在给孩子起名字叫“哈利·波特”或者“奥特曼”一样的不严肃。
小学毕业前夕，马良被学校老师推荐到华山美术学校的初中美术班，成了中国最后一批在初中就进科班学习美术的孩子。
1995年，他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毕业，最初做广告和视频短片导演，很快在业内拥有了“鬼马导演”的标签，2004年，他被《中国广告导报》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广告导演之一。
广告的目的性和局限性都非常强。即使如此，在有限的空间内，马良也总是试图实现自己的创意。2004年，他32岁，“觉得如果再不改变，就没有机会了”。这一年4月，他转入艺术摄影创作，使用数码摄影系统创作视觉艺术作品，很快就以一组《我的马戏团》一炮走红。
马良喜欢收集照相馆的老照片，他特别看重过去人们去照相馆拍照片的仪式感。从2011年初起，马良就和朋友做了一组概念摄影，取名《我的照相馆》，形式感很强，人物都走进装置怀旧、夸张又戏谑的布景里。
这组照片引起关注时，马良在威海路696号的工作室正面临拆迁。
在这里住了5年的马良，并不想做钉子户，他坐在一堆堆装箱要扔掉的道具和服装里，心中突然有种大江东去的悲凉，“还好，在溺毙前，我的小猫跳到我的肩上救了我。”
他突然有个灵感：可不可以开辆卡车，周游列省，将“我的照相馆”移动起来，到各地为众人免费拍照？
他首先找到李党辉和嘉瑞，前者是他多年的同事和好友，后者则是他的助手，二人听说这个计划，都激动无比，“希望从日常生活里跳脱出来，做一次不同寻常的旅行”；方岚年纪稍小，1981年生的年轻人，被马良拉来做了制片人，要管钱，要调度现场；还有两位是张逸炜和张家弋，都是马良同辈的广告导演，他们作为“我的移动照相馆”纪录片的掌机人，拍摄下一路上发生的人情冷暖。最后一位同路人，是司机。
萌发这个想法后，马良便在微博发出声明，接受各地报名，应者云集。事后回想，马良说，人生总要有些事情，能够测试你对一件事情的忍耐力，也是对平庸生活的挑战。
“这无情的世界，因为有热情的蠢货，才有些浪漫。”他说。
“我要在你平庸无奇的回忆里做一个闪闪发光的神经病”
他们把一辆旧卡车改成了“移动照相馆”——一个底面积8平方米、高1.8米的货柜，每一个角落都仔细合理运用了。他们一共携带了5套完整的摄影灯具，两套图片摄影器材，两套数码摄影系统，15件大道具、30件布景布、50套服装及大量小道具，以及发电机等各种作业设备。
2月17日，筹备了五个月后，他们正式出发了。马良在微博里对大家说：“我们江湖里再见！”
他说，汽车发动那一刻，他突然想起海子的一句诗：“我要做远方忠诚的儿子，物质的短暂情人。”
他们起初打算去54个城市，用6个月时间，走28000多公里的行程。但实际上路，才发现有些不切实际，在南方沿海省份，城际交通发达，平均一个城市只需两三天即可完成拍摄；而往北往西，路途渐渐艰难，常常要在几乎没有人烟的荒野里行驶几天，才能赶到一座落脚城市，再搭棚置景，至少需要一周时间。
旅途奔波尚在其次，更麻烦的是若干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如生病、被盗，最大的麻烦是车坏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几个大小伙子，空有一身拍摄的本事，却无法丢下一车的摄影器材只身赶路。
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卡车水箱炸了，他们在高速路上等待救援，几个小时，既无聊，又沮丧，他们打开音响，大放励志歌曲，互相鼓劲儿。
然而，有些惊喜完全可以和辛劳相抵。
第一站苏州，大雨，一个20岁的青年骑着自行车冒雨而来，他只想和自己心爱的自行车合影，照片拍好后，他掏出几只酱猪蹄送给马良他们，“我没什么钱，就这点心意吧。”
还有一次，一个前来拍摄的朋友，几天后给他寄来了8个摄影专业灯泡，马良这才想起，在为这位朋友拍摄时，爆了一个灯泡。“我只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她却给了我8个灯泡。”
马良自曝，他拍一张照片的价格，至少也要万八千元，然而现在，他给她拍照片，她帮他买灯泡，“所有价值观都去掉，这是一件多么让人感到高兴的事。”
大多人会送他们一些当地土特产，一路上唯一的一次现金馈赠，是一位做会计的女孩，拍摄后塞了2000元给马良。
大家还会送他们一些老玩具和有趣的老物件作为道具，一圈走下来，马良那一卡车道具，已经新陈代谢了两轮。比如这次回到上海的第一天，一位网友为了拍照，自己特地买了一套小丑服，拍完照，就将衣服留了下来。
让马良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伙儿正在装车，旁边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奶奶坐在路边晾晒废纸。马良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了20多块钱，叫看着不那么“可怕”的助手拿去塞给老奶奶。没想到，开车前老人追上来，塞给他们一包橘子和一把巧克力，说，你们赶路的人留着路上吃。
车子开动后，大家打开包裹，发现巧克力早已过期两年——她藏了很久吧！马良回头望去，老人还在向他们挥手。
当然，不愉快也会发生。行程两个月后，马良在微博上抱怨：“很不解。没有一个谢字,一个‘请问’都不会说的人，哪里来的自信觉得我们一定会求着给你拍照片？还要指定风格造型？”
不过他很快就释然了。“其实这些照片对我自己来说并不完美，也许艺术性不高，事实上很多专业人士已经这样评价了。但我觉得这作品最重要的不是照片……故事更重要，记下这场旅行的所有细节，每一个被拍摄者，每一次认识、交谈、拍摄、告别……这些琐碎其实比照片动人。”
一路上花销不少，9月18日这天，马良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银行账单，从筹备起算，共计支出合计198笔，899305.45元。他略带调侃地说，“为这个信仰，我们付出了时间和热情，当然还有钱，被拍摄的众人，你们应该爱我。”
马良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自我描述：“我要在你平庸无奇的回忆里做一个闪闪发光的神经病。”如今，他很笃定，至少在这1000多名被拍摄者的回忆里，他这个“神经病”肯定已经闪闪发光地烙下了印记。
“我喜欢有故事的照片”
车到南通，一对学生情侣来拍照，穿着最简单的白衬衫、牛仔裤，坐在一张凳上各自看书。他们是大学同学，但现在考上了坐落在不同城市高校的研究生，开始对这段感情有了担心。马良说，他喜欢这样有故事的照片。
6岁的常州男孩王梓墨从没去过照相馆，这次被他爸爸带来拍照，照片现场打印出来后，他爸爸脱口而出：“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呀！”爸爸搂过儿子：“这是拍给将来看的，你长大就会懂了。”
南京的拍摄中，当地一位女摄影师来拍婚纱照，不过是独自一个人，虽然提前很久就预约了“席位”，但丈夫临时有事，无法赶到现场。马良问了丈夫的情况，知道生肖属马，就让助手头套一个巨型白马面具，临阵顶替。
合肥一对结婚十年的夫妻来拍照，丈夫“保龄猪”（网名）说，一进摄影棚所在的那个简陋的毛坯房，就看到“一个电加热取暖器烘烤着几十个体表寒冷内心火热的年轻人”。
摄影棚内有把吉他，“保龄猪”抓起吉他，开始弹唱一曲老情歌，妻子则在一旁拾起手风琴合唱，歌声在现场回荡，即使碰到演唱者忘了词儿，也没人忍心说话打破那份安详的愉悦。
而“保龄猪”深有感慨的是，在合肥搭建的摄影场景，是特地制作的大象滑梯，那曾是合肥非常有名的一处儿童游乐园的标志性景点，“几百万个屁股滑过呢！”
移动照相馆，通常每个省只选择一两座城市停留，但报名人员常常会专程赶去拍摄。一位淄博的摄影师夫妇驱车数小时赶去拍照，夫妇二人戴上了空军帽，作“奔前线状”坐在一辆造型摩托车里，但是，在快门按下那一瞬，妻子不经意间用手拉了拉丈夫的衣角。
事后，男摄影师感慨：“干摄影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拍别人，从没这么认真地被别人拍过……镜头下的远离也随着生活中的逃离越来越模糊，感谢马良和移动照相馆 ，让我慢慢地从镜头下看见自己和看清自己……”
马良则回答：“那只不经意间拽衣角的手，就是爱情啊！”
一般情况，他们不接受没有预约的报名者的拍摄，但也有例外。
在南通时，他们遇到一位安徽籍的耍猴卖艺人。马良想借小猴子做道具，便问他一天能赚多少钱?卖艺人说50元，马良给了他50块钱，让他第二天带着猴子也来拍照。卖艺人跟猴子合影后特别开心。
马良后来在日记里把这爷俩画了下来，他说，“我的画儿也是我的小猴子，我们相互养活对方，很好。”
本来只是一次恣意的冒险旅程，马良却越来越感慨，这就是人生。他还记得，车行自内蒙古穿过宁夏、甘肃渐入青海，窗外景色越来越荒凉，他突然接到一位大学同学的短信：你的移动照相馆，很棒。保重自己。
“读书时候一群臭小子都一样，如今各自成了富豪、员外、教授、匹夫、下岗人员。想不起来路是在哪儿分岔的，”马良说，“生活真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旅途。”
8月31日，马良40岁的生日，依然在路上。他给自己做了一个5分钟的小视频作为纪念，视频最后，屏幕上现出三行字：“今天我整40岁，很多事儿我都见过了，好的坏的，不过如此，重要的是我至今还喜欢自己。”
“很多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他说，“至少我算是有言必践，从一而终了。真移动了，真拍照了，有人真的开心坏了，我们也真的累坏了。”
回到上海这一天，书生气十足的制片人方岚突然鼻子酸楚，身高一米九的随行纪录片导演张逸炜，居高临下地拍了下他的头，低声喝道：“混蛋，不许哭！”
想着十个多月来每天都不重复的经历与故事，四个大男人，在上海街头紧紧相拥，他们深知，他们的人生，也会因为这次经历而与众不同。
11月6日凌晨，还有两天，整个计划即将全部结束，马良在微博上写下这么一段话：“我们已经尽力表现每个人的美好了。生命一去不复返，也许我们只能见一面，我只能为你拍一次照，一定要尽量地拍好。”
一位网友回应他：“你们在做的事给了很多人一次心灵的洗礼，让他们在喧嚣的环境里心底得到一丝的安静，给了很多人梦想，让他们在想做却不敢做的时候觉得自己离梦想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