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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是因为可爱而美丽。”俄罗斯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这句话，用在杨钰莹身上正合适。白裙子，长头发，低声说，轻声笑，杨钰莹完全保留着少女的神态。10多年的岁月，惊涛骇浪的往事，在她身上仿佛没留下痕迹。
但交谈久了，还是不一样。你会发现，她从前接受采访时那些活泼的小动作，比如扬扬眉、撇撇嘴、甩甩头发，现在全都没有了。以前的她像一幅动态画，现在变成了一幅静物画。
在离开公众视线长达10年后，这次回归，她闯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主持人。公众和媒体对她的主持人形象充满好感，那些纠缠不放的负面消息也被人们淡忘了。
很难想象，她是怎么走过低谷和风浪的。她自己的解释是：“生活中不仅有幸福和快乐，更有悲伤和无奈，都要笑纳，因为它们都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柔软”面对批评
2013年初，杨钰莹正筹备自己的演唱会，突然接到天津卫视新节目《天下无双》邀约：“来给我们做主持人吧。”对她而言，这是机会，也是挑战。考虑了将近一个月，反复看了这档节目的国外原版录像，终于，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杨钰莹答应了。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会反响这么好。第一期节目播出后，获得了全国收视率第四的好成绩。没多久，杨钰莹和主持界的老前辈赵忠祥同台，也没露怯。赵忠祥夸她“水平比央视有些女主持人都要好，可以推荐她去主持春晚了”。杨钰莹庆幸接了这个工作，“为自己打开了新的一扇窗”。
环球人物杂志：这3个月的节目，看得出你进步很大。有没有请老师来辅导发声、走台这些技巧？
杨钰莹：没有呀。我每每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不足，都会说：“哎呀！怎么没有人教我一下呀！”（笑）有时候发现自己在节目中又忘了说“硬口”（指主持人必须要讲的话），就会特别着急。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给自己的主持工作打多少分？
杨钰莹：我还是多鼓励自己吧，打80分。不过，我给自己的态度打100分。任何时候，工作态度永远比工作能力更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也有一些人批评你主持风格“太嗲”，“气质胜过技巧”。
杨钰莹：其实我这个人一点都不“嗲”，有时候还挺爷们儿的。至于技巧，我就是没有技巧，不过还算有点气质（笑）。
对于这些批评，我会非常柔软地去面对。我看到那些中肯的意见，会在心底说：“谢谢你，我会努力地改进。”
环球人物杂志：谁也没有想到你做主持人这么成功，以后还会唱歌吗？
杨钰莹：当然会。没有歌唱事业做基础，主持也就不必了。我首先还是歌手，而且说话和唱歌相比，我还是唱歌的水平更好。
“哪怕只有几千人买我的唱片，我也会坚持”
杨钰莹从没放弃唱歌的努力。
2011年底，杨钰莹牵手毛宁亮相深圳卫视，合唱了《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完成她复出的“首秀”。歌声一下子勾起许多观众对过往的美好回忆。
2012年底，杨钰莹又推出新专辑《遇江南》。专辑的灵感来自于江南水乡的慢生活。她用10首慢歌讲述了相遇、相恋、感恩的故事。她的多年好友、词作者苏拉说：“她比以前用心多了，会为歌词里的一句话、一个词跟我讨论。”
《遇江南》销售了2万多张，在如今的唱片市场中已算不错。杨钰莹并不指望这张专辑能卖得特别好，“只希望能给一些朋友带来宁静。有人说，这些歌是最好的催眠曲，是一个人在家时最好的背景音乐。这就够了”。
毫无疑问，这已经不是流行杨钰莹的时代。就在我们采访她的当天，一走进酒店大堂，就发现大堆学生模样的“粉丝”抱着鲜花和玩具，挤满了电梯外的走廊。几名酒店工作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们带到电梯门口。这些“粉丝”，等的显然不是杨钰莹。酒店工作人员笑着说：“她的‘粉丝’大多是中年男士。”
辉煌已经过去。在上世纪90年代的巅峰时期，杨钰莹一张专辑卖出480万张的销量。从480万到2万，这样的落差，如何承受？
环球人物杂志：每个时代流行的歌曲都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流行邓丽君，90年代流行你的甜歌，21世纪流行周杰伦。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是90年代流行你的歌呢？
杨钰莹：80年代物质贫乏，但大家开始有所追求，特别是精神方面的追求。那是一个“有诗的年代”，中国很多很棒的诗人都出现在那个时期，比如舒婷、顾城，每次读起那些诗都让人觉得情感在燃烧。邓丽君那种细腻的歌声，恰好唱出了大家心里的柔软和情感。到了90年代，经济条件变好了，生活没有那么粗糙了，就需要更甜一点的东西。现在，生活节奏变快，社会更多元化。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家需要一些非常强烈的刺激才能满足。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知道这个时代不会再流行甜歌，为什么还选择复出？
杨钰莹：我觉得，从人的本性来说，传统的甜美和优雅是最真实的需要。但是轰轰烈烈的时代列车开过去时，这些东西会被灰尘蒙蔽一下。如今，人们离理想太远，离现实太近。但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的节奏放慢时，人最需要的情感会再次浮现出来。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比如怀旧潮、翻唱风，正好说明有些人开始寻找过去简单的生活和情怀。
环球人物杂志：回到这样的环境里，会觉得无奈吗？
杨钰莹：无奈还是有的，但社会由很多部分构成，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被裹挟在巨大的社会洪流之中。不过，无奈的同时也有期待，我相信纯粹的音乐会再次得到喜爱。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你不会迎合这个时代，会坚持唱自己的？
杨钰莹：我是一个真正爱音乐的人。当然，可以有很多形式去爱。以前我站在舞台上唱，后来在乡间、城镇里唱，都很快乐。哪怕只有几千人买我的唱片，么感觉？
杨钰莹：你看，我也不能免俗（笑）。选秀有存在的意义，中国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实在太多了，他们需要一个平台。当我看到那些年轻人抱着一把吉他上台唱歌，会很感动。这是他们成长的一个渠道。但是，这种节目不要一下子太多。 有时候很怀念我们那个年代的娱乐圈。电台、唱片公司、歌手拧成一股绳，一起进步。想起那个时候，心里还会充满阳光。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的娱乐圈已经不一样了，浮躁、功利、没有节制，有人批评这是“娱乐至死”。
杨钰莹：这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年代，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但有时候势头太猛，需要往回拉一拉。
有个坚强的母亲
值得杨钰莹怀念的始终是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改革开放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市场经济开始大发展，老百姓能买到的东西不再只有柴米油盐，还有精神世界所需要的流行音乐。杨钰莹正是在这个时候，用一首首甜蜜的歌，唱出了青年一代对美好未来的憧憬。1991年，20岁的杨钰莹推出的首张非翻唱专辑《为爱祝福》卖出20万张。1992年推出的《风含情，水含笑》和1993年推出的《月亮船》销量猛增到100万张。在那个年代，10块钱还可以买到很多东西，100万人都拿着10块钱去买一盘磁带，这是难以想象的数字。
甜美的声音和相貌是杨钰莹迅速走红的法宝，也正是这两点，让她从小就讨人喜欢。
1971年5月，杨钰莹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石岗村。一家人原本住在市里，父亲是电工，不幸遭遇意外，在杨钰莹出生前几个月去世了。母亲是一名工厂女工，响应党的号召，到石岗村落户劳动，生下了杨钰莹。为了表达“把石岗建设得更美丽”的心愿，她给女儿起名杨岗丽，小名岗岗。这是她的第二个女儿。
下有两个幼女，上有年迈婆婆，再算上自己，这位单身母亲要养活4个女人。她一直没有再婚。为了生计，她买来一台手动毛线编织机，工余时间编织毛衣，赚一点手工钱。编织机的声音成了杨钰莹童年最熟悉的声音：“妈妈的手很灵巧，请她编织羊毛衫的人多得数不清。她很少休息，我入睡时听到编织机的响声，清早醒来时机器声依旧。那时妈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我知道她是在为全家编织更美好的生活。”
如果母亲只会没日没夜地做工，杨岗丽就成不了杨钰莹。这位坚毅的母亲还有一副好嗓子。“妈妈唱歌很好听，小时候我们在外面乘凉，我睡在竹床上，她轻轻拍着我的背，给我唱《洪湖水浪打浪》，那个旋律优美极了。”母亲的歌声成了杨钰莹最早的音乐启蒙。
杨钰莹5岁时，全家回到南昌市区居住。那年的儿童节，街道幼儿园要参加文艺汇演，没有合适的小演员，只好到附近居民家里寻觅。她们看见杨钰莹时不禁惊叹：“好可爱！”就问：“你会唱歌吗？”杨钰莹说：“会啊，我会唱《绣金匾》、《在北京的金山上》……”话还没说完，她就放声唱起来。一看这孩子又机灵唱得又好，幼儿园老师放心了：“就她了！跟我们走吧。”
这是杨钰莹第一次登台演出，唱得正是《绣金匾》。母亲照着女歌唱家郭兰英演出服装的样式，给她做了一套小演出服。《绣金匾》是一首歌唱周总理的歌，杨钰莹小小年纪，唱着唱着还流了眼泪，“那时懂得不多，就觉得旋律太忧伤了”。台下的人见了都感叹：“这个小孩是天才呀！”最终，杨钰莹获得了一等奖，颁奖时，省长把她抱在怀里合影留念。杨钰莹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自己“很威风”。
母亲从此注意到杨钰莹的音乐天赋。尽管生活艰苦，她还是给女儿报了市少年宫的声乐班。老师评价杨钰莹：“这是一块有开发价值的璞玉。”每周日下午，当小伙伴们出去跳皮筋、踢毽子、做游戏时，杨钰莹就到少年宫上声乐课，学习枯燥的乐理知识。很快她就受不了了。
9岁那年的一个星期日，杨钰莹本该去少年宫，却偷偷溜出去跟小伙伴们玩，还聪明地按照放学时间回到家。母亲自然没起疑心。一周后，声乐老师来家访，母亲才知道逃学的事，气愤之下动手打了她，一边打一边哭。母亲的眼泪让杨钰莹一下子长大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逃过课，认认真真地学声乐。
小学二年级时，杨钰莹当上少先队大队文体委员，胳膊上挂三道杠的臂章。四年级时，江西省选派10名优秀少先队员到北京参加由共青团、全国妇联等单位组织的“中国优秀少年夏令营”，杨钰莹是其中之一。
典型的“外来妹”
1986年初中毕业后，杨钰莹的愿望是继续读高中。母亲想了又想，女儿从幼儿园到初中不断参加文艺演出，已经影响到学习，与其考高中，还不如稳扎稳打学音乐。杨钰莹听从母亲的意见，考入南昌师范学校艺师班声乐专业。
学校规定住校，母亲生怕杨钰莹吃得不好，经常弄些她喜欢的菜送到学校，同学们抢着吃，都说她有个好妈妈。杨钰莹也很懂得体贴母亲，每次周末回家，总是叽叽喳喳地向母亲报告好的事情，母亲笑她是“报喜不报忧”，她就自誉为“家庭天使”。“妈妈辛苦了一辈子，我不愿再让她担心什么。”杨钰莹经常唱歌给母亲听，有时母女俩还会来个二重唱。
师范毕业后，杨钰莹的理想是做一名幼儿园老师。“女孩子的母性是与生俱来的，那时觉得，带着小朋友唱唱歌、跳跳舞，多开心啊。”可老师的一句话改变了杨钰莹的人生轨迹：“你不能当老师，你要去唱歌。”
1989年，中国流行歌曲的前沿阵地在广州，杨钰莹随南昌籍音乐制作人吴颂今南下。起初并不顺利，他们被多家音像公司拒之门外。和其他的“外来妹”一样，杨钰莹跟很多小歌手合住，靠在歌舞厅唱歌维持生计。后来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的主题曲《我不想说》，里面就有她自己的经历和感触：“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
1990年，杨钰莹通过一家出版社推出首张个人专辑《爱我多深》，尽管是翻唱台湾歌星韩宝仪的歌，但订货量达到18万张，使杨钰莹在南方音像市场崭露头角。一次晚会，杨钰莹在台上演唱，台下坐着词作者苏拉和音乐制作人朱德荣。两人一下子被她的歌声吸引了。朱德荣已经包装了李春波、陈少华、火风等知名歌手，很清楚什么样的歌声能红。他直接跑到后台，找到工作人员：“我要签下她，她很完美。”可惜他晚了一步，当时杨钰莹已经被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看上了。
1990年10月，杨钰莹正式签约新时代影音公司，成为中国第一代签约歌手，音乐制作人陈珞成为她的导师。公司老总吴建邦信“命理”，对着一本《姓名与命运》的书研究了半天：“你改个名字吧，杨岗丽红不了，叫‘杨钰莹’最好。”从此，“杨钰莹”三个字被越来越多的人写在歌本上，她的照片被贴在窗户上、夹在书本里，直至大红大紫。 杨钰莹签约后不久，沈阳小伙毛宁也来广州发展，同样签约新时代影音公司。毛宁比杨钰莹大两岁，杨钰莹把他当哥哥，两人亲密无间。杨钰莹回忆说：“毛宁经常饿了就跑到我的住处，二话不说，拉开冰箱就找吃的。我也经常和他吵吵嘴、打打架，一起唱歌时也是你痒我一下，我挠你一下。”两人在台上配合默契，被观众们称为“金童玉女”，很多人以为他们在现实中也是一对情侣，其实不然。
“你可以没有爱情，但一定要相信爱情”
杨钰莹的恋情开始于1994年，她到厦门演出，遇见了赖文峰。1996年底，她不顾母亲反对，悄悄退出歌坛，“义无反顾地朝着自己喜欢的人奔去”。
人生际遇是很奇妙的事，一个人的出现、一个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突然改变原本的生活轨迹。时至今日，仍有人感慨：如果当初杨钰莹没有选择离开，那么今天的她又会是什么样子？可惜生活没有彩排。
“那时候，我们都是20岁出头的年纪，他比我还小一些，我们很认真，感情也非常好。”这是2002年杨钰莹电视访谈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并披露那段恋情的细节。“我们经常一起去乡下喝羊奶。一个骑三轮车的老大爷把羊奶挤出来，我们在炉子上把它煮一煮，加一点芝麻粉，很香的。我们也会一起走乡下的小路，和村子里的老人家打招呼。那是段很快乐的岁月。”2002年的杨钰莹已经31岁，但回忆起这些往事，她一直在笑，做出各种生动的表情和手势，像个小女孩。
那段感情维持了3年多，杨钰莹说，“因为性格问题，大家非常友好地分开了”。随后，1999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爆发，赖昌星、赖文峰叔侄涉案。尽管公安机关认定杨钰莹与案件无关，但这个轰动性的社会大案依然把她推向了深深的低谷。
2012年，杨钰莹再次提及那段风雨恋情。“我并不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人。现在看来，20多岁还是大孩子的年龄，价值观还没完全建立好。最致命的是，青春时期非常懵懂，没有足够的成熟度可以料到自己将会头破血流。”此时，杨钰莹41岁，爱情留给她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好的回忆，还有自省。
环球人物杂志：不同阶段的女人对爱情的看法不尽相同，现在的你如何理解爱情？
杨钰莹：20岁情窦初开时，觉得爱情就是童话，一定会有一个白马王子把我带走，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30岁时，觉得爱情是一场迷人的探戈，里面充满了很有魅力的、小小的战斗，你来我往，带着一点点游戏的感觉，却是一场非常认真的双人舞。但是到了现在，我向往的爱情，是两个人看着同一个方向，而不是看着彼此。最好是亲密的朋友、很好的家人，当然，也是甜蜜的情侣。尤为重要的是，要拥有相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环球人物杂志：那就是说，如果现在遇到一个价值观是“金钱至上”的男人，一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男人，你不会接受了？
杨钰莹：肯定不会。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再多就觉得是负担。金钱够用就好，可以用来做唱片、发展事业，也可以用来买漂亮衣服、打扮自己，还可以把家人和自己照顾好，这就足够了。
环球人物杂志：今天这个年代，很多人不再相信爱情了，甚至认为你情歌里唱的那种“纯纯的爱”已经不存在，你还相信纯爱吗？
杨钰莹：爱情是人类的信仰，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爱情中诞生。你可以没有爱情，但一定要相信爱情。一个女人对爱情的憧憬能让她顾盼生辉。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太多“闪婚”、“闪离”，甚至为买房子去假离婚。看到这些，不会失望吗？
杨钰莹：有一点悲哀啊。当人们把物质看得比精神重要的时候，爱情信仰就缺失了。但我相信，经过这样一个物质至上的年代后，大家会回归，会回望。哲学家周国平说过一句非常棒的话：人类最美好的享受就是最原始的享受。爱情就是人类最原始的享受。
环球人物杂志：有一首英文诗说：“去爱吧，像没有受过伤一样。”在经历过伤害后，你还能做到吗？
杨钰莹：工作只要努力就会得到回报，但爱情不是，它变幻莫测。就是这种捉摸不定让它更具吸引力。我身边很多爱情非常甜蜜的朋友，他们说自己并没花多少心思，就“遇上了”，他们是很幸运的。对我这个没那么幸运的人来说，爱情需要不断去学习。女人应该在爱情中加入“理性”。这很难，对吧？就因为难才要练啊。一点点理性，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拥有更长久的幸福。如果你有很快愈伤的能力，那就勇敢去爱吧。
环球人物杂志：都说爱情是女人的保鲜膜，你现在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是不是正在享受着爱情？
杨钰莹：享受生活比享受爱情更滋润。当然，爱情是生活中最玄妙的一朵花，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抓住它，让它一直保鲜。
在这场爱情讨论的最后，记者轻声触及了她那段“义无反顾”的恋情。
“现在还害怕被提起吗？”
杨钰莹微微一愣，原本注视记者的眼神开始游离飘忽。显然，对于这个话题她依旧有所抗拒。不过，她还是淡淡地回答：“过去经历的一切都是对现在最好的滋养，不必太在意，只要做一个更好的、更本真的自己就够了。像佛教所说，这朵花会开得更美……”
“后悔吗？”
杨钰莹依然继续着关于“一朵花”的讲述，只是下意识地微微摇了摇头。
“这个时代更需要端庄大气的薛宝钗”
2000年，经历风雨后，杨钰莹第一次复出。但她失去了曾经的好运，没有人留意她改了歌路，没有人留意她的新单曲，人们更热衷于关于她的各种传闻。
这次复出，杨钰莹与姐姐杨晨丽掌管的深圳一家公司签约，同年推出专辑《故事》，其中的同名歌曲《故事》唱道：“不懂爱，别在乎太多。”这既是她的内心独白，也似乎在告诉所有人：你们并不了解我的爱情，请不要随便猜疑了。
环球人物杂志：曾经所有媒体都“捧”你，后来所有媒体都“踩”你，批评你谈了一场错误的恋爱。那么多的非难，你觉得委屈吗？
杨钰莹：这就是成长的过程，也是媒体成长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唱片业刚刚兴起，还是幼苗，媒体对我们更多的是保护，给我们非常好的土壤去成长。直到现在，我仍对那时的媒体心存感激。后来，经历的大多是媒体的批评。如今，我成熟了，媒体也成熟了。我做得好的，他们赞扬；不好的，他们批评。这样很好。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经历了媒体如此大的转变后，会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你为什么还有勇气面对媒体？
杨钰莹：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和观众。当我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自己欢的名人访谈时，常常会从他们的表达中获得一些启发。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能力有高低，但我把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希望对一些处在成长阶段的年轻朋友有帮助。
环球人物杂志：从你的外表看，真是我见犹怜，一点都看不出你这么坚强。
杨钰莹：我这个职业，坚强是必需的。我说过，我心里可以很爷们的，像个“女汉子”。要感谢妈妈遗传给我的坚强。她们那一代女性，经历了太多艰辛、坎坷和动荡，但妈妈依然保持着美丽和坚韧。这粒种子在我身体里生根发芽，长成我后来战斗的盔甲。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遗传，也需要后天的锤炼吧？
杨钰莹：当然。小时候我很喜欢《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因为她身上有一种凄美。现在才发觉林妹妹太柔弱了，这个时代更需要端庄大气的薛宝钗。女人在必要的时候要拿出点男人的气度，刚柔并济才能更好地生活。工作这么辛苦，如果不向男士们学习一些坚韧和果断怎么办？每天晚上哭吗？
环球人物杂志：你还说过自己要像王熙凤？
杨钰莹：那是我对主持人的形容，从头到尾，要在台上招呼每一个人，掌控全场，有点像管家婆王熙凤。但是作为女人，她有点太狠毒了，我学不了她。我理想的女性，就像我最喜欢的珍珠一样，光泽虽然柔软，质地却很坚硬。
“做了10年闲云野鹤，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2002年之后，身心俱疲的杨钰莹再次选择离开，开始了10年“隐居”。有人说在澳大利亚见过她，有人说在深圳见过她。采访中，杨钰莹用“闲云野鹤”来形容那段生活，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把向往很久的地方都走了一遍，从欧洲、南美洲、大洋洲到东南亚。
她孤身一人，一边旅行一边参加各种短期学习班，在每一处停留的时间都不同，有的半个月，有的一个月，有的甚至更长。“喜欢一个人，会希望多待在他身边，多感受真实的他。喜欢一座城市也一样。”
杨钰莹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一年。在她看来，那里结合了欧洲与中国的气质，现代又不失淳朴，可以稍稍缓解自己对家乡的思念。在悉尼，她参加学习班，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听着“南腔北调”的英语，不再为自己的口音感到尴尬。她会和一群朋友结伴去看烟花，或是穿几十块钱的T恤，和同学们牵着手在街上逛，走上几个小时，球鞋都走破了好多双。
有时，外国朋友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你唱歌这么好听？”杨钰莹带着小小的得意：“因为我是天才啊。”那一瞬间，仿佛穿越了时光，变成了很多年前的自己。
有时，走在异乡的街头，当地的华人会认出她，反而比国内的人们态度更友善。这让她感觉温暖而自在：“不认识的人，却像老朋友。我很享受那一刻的小幸福。”
偶尔回国，杨钰莹就和定居在深圳的妈妈、姐姐一家住在一起，过着简单的生活。
环球人物杂志：媒体曾用“急切”形容你2000年的那次复出，2012年再次复出，你看起来很从容。是不是10年隐居生活改变了你的心态？
杨钰莹：是。这10年，把自己放逐在天地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带给内心的新鲜感、冲击感非常强烈。
当我面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时，首先会想到是什么样的文化抚育了我，让我成了现在的样子。我在卢浮宫看到那些西方油画，就会想到中国的国画和水彩画，它们完全可以和卢浮宫的画媲美，甚至更美。我走过的地方越多，越留恋自己生活过的地方，越爱自己的国家，因为那是根。
环球人物杂志：在这样悠然的状态下，对以前那些想不开的事情，是不是也就想开了，不计较了？
杨钰莹：我解开内心疙瘩的能力还挺强的，出国前就解开了。这10年看了很多书，其实从一个人看的书中，就能发现成长的轨迹。少女时期，我喜欢看小说，最初看琼瑶、张爱玲的小说，后来看内地作家池莉、陈染、林白的小说。再大一些，就爱看哲理方面的书，比如南怀瑾的、周国平的。现在，开始看一些宗教方面的书，比如星云大师的，还有印度人克里希那穆提的书。这个印度人被公认是20世纪最伟大的灵性导师，看他的书，有很多感悟。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你现在会转向看这样的书？
杨钰莹：为了寻找智慧。所有的一切都在智慧之下。
采访过程中，杨钰莹一直带着甜美的微笑，极尽礼貌、周到，中途还取来两盒精美的巧克力与记者分享，试图让彼此看起来更像朋友。但对于一些问题，她表现出的“警觉”过于敏感，选择用答非所问的方式“保护”自己。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位曾采访过上千位名人的记者对她的评价：“人品不坏，但你就是没法跟她正常交流。”岁月的痕迹和人生的风浪没有刻在她的脸上，但毕竟刻进了她的心里。
但交谈久了，还是不一样。你会发现，她从前接受采访时那些活泼的小动作，比如扬扬眉、撇撇嘴、甩甩头发，现在全都没有了。以前的她像一幅动态画，现在变成了一幅静物画。
在离开公众视线长达10年后，这次回归，她闯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主持人。公众和媒体对她的主持人形象充满好感，那些纠缠不放的负面消息也被人们淡忘了。
很难想象，她是怎么走过低谷和风浪的。她自己的解释是：“生活中不仅有幸福和快乐，更有悲伤和无奈，都要笑纳，因为它们都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柔软”面对批评
2013年初，杨钰莹正筹备自己的演唱会，突然接到天津卫视新节目《天下无双》邀约：“来给我们做主持人吧。”对她而言，这是机会，也是挑战。考虑了将近一个月，反复看了这档节目的国外原版录像，终于，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杨钰莹答应了。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会反响这么好。第一期节目播出后，获得了全国收视率第四的好成绩。没多久，杨钰莹和主持界的老前辈赵忠祥同台，也没露怯。赵忠祥夸她“水平比央视有些女主持人都要好，可以推荐她去主持春晚了”。杨钰莹庆幸接了这个工作，“为自己打开了新的一扇窗”。
环球人物杂志：这3个月的节目，看得出你进步很大。有没有请老师来辅导发声、走台这些技巧？
杨钰莹：没有呀。我每每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不足，都会说：“哎呀！怎么没有人教我一下呀！”（笑）有时候发现自己在节目中又忘了说“硬口”（指主持人必须要讲的话），就会特别着急。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给自己的主持工作打多少分？
杨钰莹：我还是多鼓励自己吧，打80分。不过，我给自己的态度打100分。任何时候，工作态度永远比工作能力更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也有一些人批评你主持风格“太嗲”，“气质胜过技巧”。
杨钰莹：其实我这个人一点都不“嗲”，有时候还挺爷们儿的。至于技巧，我就是没有技巧，不过还算有点气质（笑）。
对于这些批评，我会非常柔软地去面对。我看到那些中肯的意见，会在心底说：“谢谢你，我会努力地改进。”
环球人物杂志：谁也没有想到你做主持人这么成功，以后还会唱歌吗？
杨钰莹：当然会。没有歌唱事业做基础，主持也就不必了。我首先还是歌手，而且说话和唱歌相比，我还是唱歌的水平更好。
“哪怕只有几千人买我的唱片，我也会坚持”
杨钰莹从没放弃唱歌的努力。
2011年底，杨钰莹牵手毛宁亮相深圳卫视，合唱了《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完成她复出的“首秀”。歌声一下子勾起许多观众对过往的美好回忆。
2012年底，杨钰莹又推出新专辑《遇江南》。专辑的灵感来自于江南水乡的慢生活。她用10首慢歌讲述了相遇、相恋、感恩的故事。她的多年好友、词作者苏拉说：“她比以前用心多了，会为歌词里的一句话、一个词跟我讨论。”
《遇江南》销售了2万多张，在如今的唱片市场中已算不错。杨钰莹并不指望这张专辑能卖得特别好，“只希望能给一些朋友带来宁静。有人说，这些歌是最好的催眠曲，是一个人在家时最好的背景音乐。这就够了”。
毫无疑问，这已经不是流行杨钰莹的时代。就在我们采访她的当天，一走进酒店大堂，就发现大堆学生模样的“粉丝”抱着鲜花和玩具，挤满了电梯外的走廊。几名酒店工作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们带到电梯门口。这些“粉丝”，等的显然不是杨钰莹。酒店工作人员笑着说：“她的‘粉丝’大多是中年男士。”
辉煌已经过去。在上世纪90年代的巅峰时期，杨钰莹一张专辑卖出480万张的销量。从480万到2万，这样的落差，如何承受？
环球人物杂志：每个时代流行的歌曲都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流行邓丽君，90年代流行你的甜歌，21世纪流行周杰伦。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是90年代流行你的歌呢？
杨钰莹：80年代物质贫乏，但大家开始有所追求，特别是精神方面的追求。那是一个“有诗的年代”，中国很多很棒的诗人都出现在那个时期，比如舒婷、顾城，每次读起那些诗都让人觉得情感在燃烧。邓丽君那种细腻的歌声，恰好唱出了大家心里的柔软和情感。到了90年代，经济条件变好了，生活没有那么粗糙了，就需要更甜一点的东西。现在，生活节奏变快，社会更多元化。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家需要一些非常强烈的刺激才能满足。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知道这个时代不会再流行甜歌，为什么还选择复出？
杨钰莹：我觉得，从人的本性来说，传统的甜美和优雅是最真实的需要。但是轰轰烈烈的时代列车开过去时，这些东西会被灰尘蒙蔽一下。如今，人们离理想太远，离现实太近。但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的节奏放慢时，人最需要的情感会再次浮现出来。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比如怀旧潮、翻唱风，正好说明有些人开始寻找过去简单的生活和情怀。
环球人物杂志：回到这样的环境里，会觉得无奈吗？
杨钰莹：无奈还是有的，但社会由很多部分构成，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被裹挟在巨大的社会洪流之中。不过，无奈的同时也有期待，我相信纯粹的音乐会再次得到喜爱。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你不会迎合这个时代，会坚持唱自己的？
杨钰莹：我是一个真正爱音乐的人。当然，可以有很多形式去爱。以前我站在舞台上唱，后来在乡间、城镇里唱，都很快乐。哪怕只有几千人买我的唱片，么感觉？
杨钰莹：你看，我也不能免俗（笑）。选秀有存在的意义，中国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实在太多了，他们需要一个平台。当我看到那些年轻人抱着一把吉他上台唱歌，会很感动。这是他们成长的一个渠道。但是，这种节目不要一下子太多。 有时候很怀念我们那个年代的娱乐圈。电台、唱片公司、歌手拧成一股绳，一起进步。想起那个时候，心里还会充满阳光。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的娱乐圈已经不一样了，浮躁、功利、没有节制，有人批评这是“娱乐至死”。
杨钰莹：这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年代，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但有时候势头太猛，需要往回拉一拉。
有个坚强的母亲
值得杨钰莹怀念的始终是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改革开放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市场经济开始大发展，老百姓能买到的东西不再只有柴米油盐，还有精神世界所需要的流行音乐。杨钰莹正是在这个时候，用一首首甜蜜的歌，唱出了青年一代对美好未来的憧憬。1991年，20岁的杨钰莹推出的首张非翻唱专辑《为爱祝福》卖出20万张。1992年推出的《风含情，水含笑》和1993年推出的《月亮船》销量猛增到100万张。在那个年代，10块钱还可以买到很多东西，100万人都拿着10块钱去买一盘磁带，这是难以想象的数字。
甜美的声音和相貌是杨钰莹迅速走红的法宝，也正是这两点，让她从小就讨人喜欢。
1971年5月，杨钰莹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石岗村。一家人原本住在市里，父亲是电工，不幸遭遇意外，在杨钰莹出生前几个月去世了。母亲是一名工厂女工，响应党的号召，到石岗村落户劳动，生下了杨钰莹。为了表达“把石岗建设得更美丽”的心愿，她给女儿起名杨岗丽，小名岗岗。这是她的第二个女儿。
下有两个幼女，上有年迈婆婆，再算上自己，这位单身母亲要养活4个女人。她一直没有再婚。为了生计，她买来一台手动毛线编织机，工余时间编织毛衣，赚一点手工钱。编织机的声音成了杨钰莹童年最熟悉的声音：“妈妈的手很灵巧，请她编织羊毛衫的人多得数不清。她很少休息，我入睡时听到编织机的响声，清早醒来时机器声依旧。那时妈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我知道她是在为全家编织更美好的生活。”
如果母亲只会没日没夜地做工，杨岗丽就成不了杨钰莹。这位坚毅的母亲还有一副好嗓子。“妈妈唱歌很好听，小时候我们在外面乘凉，我睡在竹床上，她轻轻拍着我的背，给我唱《洪湖水浪打浪》，那个旋律优美极了。”母亲的歌声成了杨钰莹最早的音乐启蒙。
杨钰莹5岁时，全家回到南昌市区居住。那年的儿童节，街道幼儿园要参加文艺汇演，没有合适的小演员，只好到附近居民家里寻觅。她们看见杨钰莹时不禁惊叹：“好可爱！”就问：“你会唱歌吗？”杨钰莹说：“会啊，我会唱《绣金匾》、《在北京的金山上》……”话还没说完，她就放声唱起来。一看这孩子又机灵唱得又好，幼儿园老师放心了：“就她了！跟我们走吧。”
这是杨钰莹第一次登台演出，唱得正是《绣金匾》。母亲照着女歌唱家郭兰英演出服装的样式，给她做了一套小演出服。《绣金匾》是一首歌唱周总理的歌，杨钰莹小小年纪，唱着唱着还流了眼泪，“那时懂得不多，就觉得旋律太忧伤了”。台下的人见了都感叹：“这个小孩是天才呀！”最终，杨钰莹获得了一等奖，颁奖时，省长把她抱在怀里合影留念。杨钰莹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自己“很威风”。
母亲从此注意到杨钰莹的音乐天赋。尽管生活艰苦，她还是给女儿报了市少年宫的声乐班。老师评价杨钰莹：“这是一块有开发价值的璞玉。”每周日下午，当小伙伴们出去跳皮筋、踢毽子、做游戏时，杨钰莹就到少年宫上声乐课，学习枯燥的乐理知识。很快她就受不了了。
9岁那年的一个星期日，杨钰莹本该去少年宫，却偷偷溜出去跟小伙伴们玩，还聪明地按照放学时间回到家。母亲自然没起疑心。一周后，声乐老师来家访，母亲才知道逃学的事，气愤之下动手打了她，一边打一边哭。母亲的眼泪让杨钰莹一下子长大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逃过课，认认真真地学声乐。
小学二年级时，杨钰莹当上少先队大队文体委员，胳膊上挂三道杠的臂章。四年级时，江西省选派10名优秀少先队员到北京参加由共青团、全国妇联等单位组织的“中国优秀少年夏令营”，杨钰莹是其中之一。
典型的“外来妹”
1986年初中毕业后，杨钰莹的愿望是继续读高中。母亲想了又想，女儿从幼儿园到初中不断参加文艺演出，已经影响到学习，与其考高中，还不如稳扎稳打学音乐。杨钰莹听从母亲的意见，考入南昌师范学校艺师班声乐专业。
学校规定住校，母亲生怕杨钰莹吃得不好，经常弄些她喜欢的菜送到学校，同学们抢着吃，都说她有个好妈妈。杨钰莹也很懂得体贴母亲，每次周末回家，总是叽叽喳喳地向母亲报告好的事情，母亲笑她是“报喜不报忧”，她就自誉为“家庭天使”。“妈妈辛苦了一辈子，我不愿再让她担心什么。”杨钰莹经常唱歌给母亲听，有时母女俩还会来个二重唱。
师范毕业后，杨钰莹的理想是做一名幼儿园老师。“女孩子的母性是与生俱来的，那时觉得，带着小朋友唱唱歌、跳跳舞，多开心啊。”可老师的一句话改变了杨钰莹的人生轨迹：“你不能当老师，你要去唱歌。”
1989年，中国流行歌曲的前沿阵地在广州，杨钰莹随南昌籍音乐制作人吴颂今南下。起初并不顺利，他们被多家音像公司拒之门外。和其他的“外来妹”一样，杨钰莹跟很多小歌手合住，靠在歌舞厅唱歌维持生计。后来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的主题曲《我不想说》，里面就有她自己的经历和感触：“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
1990年，杨钰莹通过一家出版社推出首张个人专辑《爱我多深》，尽管是翻唱台湾歌星韩宝仪的歌，但订货量达到18万张，使杨钰莹在南方音像市场崭露头角。一次晚会，杨钰莹在台上演唱，台下坐着词作者苏拉和音乐制作人朱德荣。两人一下子被她的歌声吸引了。朱德荣已经包装了李春波、陈少华、火风等知名歌手，很清楚什么样的歌声能红。他直接跑到后台，找到工作人员：“我要签下她，她很完美。”可惜他晚了一步，当时杨钰莹已经被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看上了。
1990年10月，杨钰莹正式签约新时代影音公司，成为中国第一代签约歌手，音乐制作人陈珞成为她的导师。公司老总吴建邦信“命理”，对着一本《姓名与命运》的书研究了半天：“你改个名字吧，杨岗丽红不了，叫‘杨钰莹’最好。”从此，“杨钰莹”三个字被越来越多的人写在歌本上，她的照片被贴在窗户上、夹在书本里，直至大红大紫。 杨钰莹签约后不久，沈阳小伙毛宁也来广州发展，同样签约新时代影音公司。毛宁比杨钰莹大两岁，杨钰莹把他当哥哥，两人亲密无间。杨钰莹回忆说：“毛宁经常饿了就跑到我的住处，二话不说，拉开冰箱就找吃的。我也经常和他吵吵嘴、打打架，一起唱歌时也是你痒我一下，我挠你一下。”两人在台上配合默契，被观众们称为“金童玉女”，很多人以为他们在现实中也是一对情侣，其实不然。
“你可以没有爱情，但一定要相信爱情”
杨钰莹的恋情开始于1994年，她到厦门演出，遇见了赖文峰。1996年底，她不顾母亲反对，悄悄退出歌坛，“义无反顾地朝着自己喜欢的人奔去”。
人生际遇是很奇妙的事，一个人的出现、一个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突然改变原本的生活轨迹。时至今日，仍有人感慨：如果当初杨钰莹没有选择离开，那么今天的她又会是什么样子？可惜生活没有彩排。
“那时候，我们都是20岁出头的年纪，他比我还小一些，我们很认真，感情也非常好。”这是2002年杨钰莹电视访谈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并披露那段恋情的细节。“我们经常一起去乡下喝羊奶。一个骑三轮车的老大爷把羊奶挤出来，我们在炉子上把它煮一煮，加一点芝麻粉，很香的。我们也会一起走乡下的小路，和村子里的老人家打招呼。那是段很快乐的岁月。”2002年的杨钰莹已经31岁，但回忆起这些往事，她一直在笑，做出各种生动的表情和手势，像个小女孩。
那段感情维持了3年多，杨钰莹说，“因为性格问题，大家非常友好地分开了”。随后，1999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爆发，赖昌星、赖文峰叔侄涉案。尽管公安机关认定杨钰莹与案件无关，但这个轰动性的社会大案依然把她推向了深深的低谷。
2012年，杨钰莹再次提及那段风雨恋情。“我并不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人。现在看来，20多岁还是大孩子的年龄，价值观还没完全建立好。最致命的是，青春时期非常懵懂，没有足够的成熟度可以料到自己将会头破血流。”此时，杨钰莹41岁，爱情留给她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好的回忆，还有自省。
环球人物杂志：不同阶段的女人对爱情的看法不尽相同，现在的你如何理解爱情？
杨钰莹：20岁情窦初开时，觉得爱情就是童话，一定会有一个白马王子把我带走，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30岁时，觉得爱情是一场迷人的探戈，里面充满了很有魅力的、小小的战斗，你来我往，带着一点点游戏的感觉，却是一场非常认真的双人舞。但是到了现在，我向往的爱情，是两个人看着同一个方向，而不是看着彼此。最好是亲密的朋友、很好的家人，当然，也是甜蜜的情侣。尤为重要的是，要拥有相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环球人物杂志：那就是说，如果现在遇到一个价值观是“金钱至上”的男人，一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男人，你不会接受了？
杨钰莹：肯定不会。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再多就觉得是负担。金钱够用就好，可以用来做唱片、发展事业，也可以用来买漂亮衣服、打扮自己，还可以把家人和自己照顾好，这就足够了。
环球人物杂志：今天这个年代，很多人不再相信爱情了，甚至认为你情歌里唱的那种“纯纯的爱”已经不存在，你还相信纯爱吗？
杨钰莹：爱情是人类的信仰，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爱情中诞生。你可以没有爱情，但一定要相信爱情。一个女人对爱情的憧憬能让她顾盼生辉。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太多“闪婚”、“闪离”，甚至为买房子去假离婚。看到这些，不会失望吗？
杨钰莹：有一点悲哀啊。当人们把物质看得比精神重要的时候，爱情信仰就缺失了。但我相信，经过这样一个物质至上的年代后，大家会回归，会回望。哲学家周国平说过一句非常棒的话：人类最美好的享受就是最原始的享受。爱情就是人类最原始的享受。
环球人物杂志：有一首英文诗说：“去爱吧，像没有受过伤一样。”在经历过伤害后，你还能做到吗？
杨钰莹：工作只要努力就会得到回报，但爱情不是，它变幻莫测。就是这种捉摸不定让它更具吸引力。我身边很多爱情非常甜蜜的朋友，他们说自己并没花多少心思，就“遇上了”，他们是很幸运的。对我这个没那么幸运的人来说，爱情需要不断去学习。女人应该在爱情中加入“理性”。这很难，对吧？就因为难才要练啊。一点点理性，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拥有更长久的幸福。如果你有很快愈伤的能力，那就勇敢去爱吧。
环球人物杂志：都说爱情是女人的保鲜膜，你现在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是不是正在享受着爱情？
杨钰莹：享受生活比享受爱情更滋润。当然，爱情是生活中最玄妙的一朵花，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抓住它，让它一直保鲜。
在这场爱情讨论的最后，记者轻声触及了她那段“义无反顾”的恋情。
“现在还害怕被提起吗？”
杨钰莹微微一愣，原本注视记者的眼神开始游离飘忽。显然，对于这个话题她依旧有所抗拒。不过，她还是淡淡地回答：“过去经历的一切都是对现在最好的滋养，不必太在意，只要做一个更好的、更本真的自己就够了。像佛教所说，这朵花会开得更美……”
“后悔吗？”
杨钰莹依然继续着关于“一朵花”的讲述，只是下意识地微微摇了摇头。
“这个时代更需要端庄大气的薛宝钗”
2000年，经历风雨后，杨钰莹第一次复出。但她失去了曾经的好运，没有人留意她改了歌路，没有人留意她的新单曲，人们更热衷于关于她的各种传闻。
这次复出，杨钰莹与姐姐杨晨丽掌管的深圳一家公司签约，同年推出专辑《故事》，其中的同名歌曲《故事》唱道：“不懂爱，别在乎太多。”这既是她的内心独白，也似乎在告诉所有人：你们并不了解我的爱情，请不要随便猜疑了。
环球人物杂志：曾经所有媒体都“捧”你，后来所有媒体都“踩”你，批评你谈了一场错误的恋爱。那么多的非难，你觉得委屈吗？
杨钰莹：这就是成长的过程，也是媒体成长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唱片业刚刚兴起，还是幼苗，媒体对我们更多的是保护，给我们非常好的土壤去成长。直到现在，我仍对那时的媒体心存感激。后来，经历的大多是媒体的批评。如今，我成熟了，媒体也成熟了。我做得好的，他们赞扬；不好的，他们批评。这样很好。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经历了媒体如此大的转变后，会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你为什么还有勇气面对媒体？
杨钰莹：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和观众。当我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自己欢的名人访谈时，常常会从他们的表达中获得一些启发。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能力有高低，但我把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希望对一些处在成长阶段的年轻朋友有帮助。
环球人物杂志：从你的外表看，真是我见犹怜，一点都看不出你这么坚强。
杨钰莹：我这个职业，坚强是必需的。我说过，我心里可以很爷们的，像个“女汉子”。要感谢妈妈遗传给我的坚强。她们那一代女性，经历了太多艰辛、坎坷和动荡，但妈妈依然保持着美丽和坚韧。这粒种子在我身体里生根发芽，长成我后来战斗的盔甲。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遗传，也需要后天的锤炼吧？
杨钰莹：当然。小时候我很喜欢《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因为她身上有一种凄美。现在才发觉林妹妹太柔弱了，这个时代更需要端庄大气的薛宝钗。女人在必要的时候要拿出点男人的气度，刚柔并济才能更好地生活。工作这么辛苦，如果不向男士们学习一些坚韧和果断怎么办？每天晚上哭吗？
环球人物杂志：你还说过自己要像王熙凤？
杨钰莹：那是我对主持人的形容，从头到尾，要在台上招呼每一个人，掌控全场，有点像管家婆王熙凤。但是作为女人，她有点太狠毒了，我学不了她。我理想的女性，就像我最喜欢的珍珠一样，光泽虽然柔软，质地却很坚硬。
“做了10年闲云野鹤，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2002年之后，身心俱疲的杨钰莹再次选择离开，开始了10年“隐居”。有人说在澳大利亚见过她，有人说在深圳见过她。采访中，杨钰莹用“闲云野鹤”来形容那段生活，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把向往很久的地方都走了一遍，从欧洲、南美洲、大洋洲到东南亚。
她孤身一人，一边旅行一边参加各种短期学习班，在每一处停留的时间都不同，有的半个月，有的一个月，有的甚至更长。“喜欢一个人，会希望多待在他身边，多感受真实的他。喜欢一座城市也一样。”
杨钰莹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一年。在她看来，那里结合了欧洲与中国的气质，现代又不失淳朴，可以稍稍缓解自己对家乡的思念。在悉尼，她参加学习班，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听着“南腔北调”的英语，不再为自己的口音感到尴尬。她会和一群朋友结伴去看烟花，或是穿几十块钱的T恤，和同学们牵着手在街上逛，走上几个小时，球鞋都走破了好多双。
有时，外国朋友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你唱歌这么好听？”杨钰莹带着小小的得意：“因为我是天才啊。”那一瞬间，仿佛穿越了时光，变成了很多年前的自己。
有时，走在异乡的街头，当地的华人会认出她，反而比国内的人们态度更友善。这让她感觉温暖而自在：“不认识的人，却像老朋友。我很享受那一刻的小幸福。”
偶尔回国，杨钰莹就和定居在深圳的妈妈、姐姐一家住在一起，过着简单的生活。
环球人物杂志：媒体曾用“急切”形容你2000年的那次复出，2012年再次复出，你看起来很从容。是不是10年隐居生活改变了你的心态？
杨钰莹：是。这10年，把自己放逐在天地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带给内心的新鲜感、冲击感非常强烈。
当我面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时，首先会想到是什么样的文化抚育了我，让我成了现在的样子。我在卢浮宫看到那些西方油画，就会想到中国的国画和水彩画，它们完全可以和卢浮宫的画媲美，甚至更美。我走过的地方越多，越留恋自己生活过的地方，越爱自己的国家，因为那是根。
环球人物杂志：在这样悠然的状态下，对以前那些想不开的事情，是不是也就想开了，不计较了？
杨钰莹：我解开内心疙瘩的能力还挺强的，出国前就解开了。这10年看了很多书，其实从一个人看的书中，就能发现成长的轨迹。少女时期，我喜欢看小说，最初看琼瑶、张爱玲的小说，后来看内地作家池莉、陈染、林白的小说。再大一些，就爱看哲理方面的书，比如南怀瑾的、周国平的。现在，开始看一些宗教方面的书，比如星云大师的，还有印度人克里希那穆提的书。这个印度人被公认是20世纪最伟大的灵性导师，看他的书，有很多感悟。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你现在会转向看这样的书？
杨钰莹：为了寻找智慧。所有的一切都在智慧之下。
采访过程中，杨钰莹一直带着甜美的微笑，极尽礼貌、周到，中途还取来两盒精美的巧克力与记者分享，试图让彼此看起来更像朋友。但对于一些问题，她表现出的“警觉”过于敏感，选择用答非所问的方式“保护”自己。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位曾采访过上千位名人的记者对她的评价：“人品不坏，但你就是没法跟她正常交流。”岁月的痕迹和人生的风浪没有刻在她的脸上，但毕竟刻进了她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