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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国务院批准周其仁、夏斌、李稻葵共三位经济学家一道成为货币政策委员会新成员,一举创下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非官员人数之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构成有“金融专家一人”,而此次三位金融专家同时进入货币政策委员会,意味着外部金融专家的力量在今后的货币政策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彰显出货币政策制订的独立性迈出重大的一步。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拥有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学位。
夏 斌: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曾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央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央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李稻葵: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拥有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周其仁:中国“最有悟性”的经济学家
3月29日,国务院批准周其仁与夏斌、李稻葵共3位经济学家一道成为货币政策委员会新成员。对于周其仁教授的入选,丰富的阅历、不懈的学术追求、严谨低调的工作态度,可能正是其入选的理由。
在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之前,周其仁早年曾在黑龙江下乡,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如今,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深入真实的经济生活,尝试从企业、农村寻求事物存在的理由和答案。多年来,其对企业改制、行业改革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总结出许多发人深省的案例。他让人们认识到“真知灼见源于对真实世界的悉心观察”。因为周教授的经济学研究超越了数字游戏而上升为对体制弊端的高度关注,而被誉为“学问和良知俱佳”的经济学家。
独特的全球经济视角
“世界是通的,但远远还不是平的。‘通而不平’的世界可能会走向两种结果:一是由通走向‘平’;二是因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造成‘由通变成不通’。”这是周其仁教授对当前世界经济力量的概括。
他认为,当代全球化的一个简单框架就是“两个海平面世界”:一个是以美国、欧洲、日本等为首的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另一个则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低海平面。全球化的浪潮使得这两个海平面由不连通变为开始相通。伴随着两个海平面的对流,释放了全球比较优势的巨量势能,从而引发全球产业布局重组、经济结构变动,以及利益关系调整。在这种形势下,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在所难免。
为此,周其仁教授对西方世界经济开出的药方是:继续技术创新与革命,发挥独到性优势;向下调整工资福利,适应竞争;利用全球收益,扩大社会安全网建设。
深刻独到的货币观
对于此次金融危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应该笼统讲目前的危机是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每个市场失败里面都有政府失败。货币发行无法控制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他认为,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上,从来没有政府不起作用的市场。所有的市场,多多少少都包含着政府的作用和政府的功能。例如,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里,就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政府控制的变量——货币(法定不兑现货币)。梳理法定货币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根本就没有无政府的市场。而此次金融危机,首先就是货币出了问题。现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各种金融衍生品上,但是如果离开了美联储多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任何的金融游戏也是无源之水。
对于货币的超发,周其仁教授有一句话非常深刻。“我们现在说冬天,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冬天之前有非常火热的夏天,所有投资品都超历史水平。萧条、衰退的唯一理由就是过度繁荣,没有别的理由。这个规律不但过去起作用,今后也会起作用。”
他撰文写道:货币超发后,开始时并不像水一样非常平均地流到各个角落,而是像蜂蜜一样,带点黏性地先流到一些地方,再流到另外的地方。先流向哪里,哪里的相对价格就上升。这就是所谓的“货币的黏性”。但较长时间来看,货币最后还是像水一样,把物价总水平提高了。不过,在这个过程刚开始时,人们总容易从个别商品、个别市场的偶然性中寻找原因。等到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时,通货膨胀已经非常明显。
对于“如今中国M2/GDP的数据几乎全球最高”这一现象。他认为,货币增量超过经济增长的需要,虽然通胀压力当然挥之不去,但货币的深化可以缓解这个过程。当今中国正好处在货币深化进程之中,比如林权改革、城乡统筹、土地流转、自然资源的市场化,以及教育、医疗、文化领域降低准入门槛等等。而这也正是在过去多年M2远高于GDP增长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通胀还没有快速上升的原因。
货币政策目标:币值稳定
针对最近西方世界施压于人民币升值,周其仁教授认为“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背后,是中国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生产力越来越难以被‘固定汇率/钉住汇率’的货币体制所容纳”。
对于人民币升值这一问题,他认为:“人民币本身的币值稳定,涉及到国内资源配置的效率,涉及到收入分配的公正,还有人民币长远的国际地位。保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是对内对外的第一件大事。如果人民币的币值不稳定,就没有将来的机会。在法定货币体制下,要把人民币托付给央行好好打理。如今央行的目标太多,应该还是坚持《人民银行法》中‘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目标。”
因此,提及汇率时,周其仁教授并不太赞同人民币与美元的约束型挂钩,因为在美元币值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做到的至多只是稳定名义汇率,而真实汇率还是无法稳定。他认为,中国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把汇率和货币恰当分开处理。汇率是由买卖行为决定的,谁都可以买卖,政府也可以为自己的汇率目标入场买卖。但是,唯独央行不能参与购汇,央行只需维护本币币值的稳定。当然,这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央行可以定量减少购汇,直到最后退出。期间为了汇率目标,政府可用财政力量等量购汇,维持过渡的平稳。
破解中国经济“奇迹”之谜
对于解释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国外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说”首当其冲。但周其仁教授并不认样这为,他说:“要是巨量的廉价劳动力真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优势,那么在中国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年代,为什么既看不到‘中国制造’,也看不到‘世界工厂’呢?”
他的答案是: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都不能直接变成产品。要把生产要素转变为产品,一定要经过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这道程序。因此,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才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才激励人口众多的中国得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综合成本竞争优势,而这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所在。
同时他也认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也推动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但中国的改革并没有终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的制度变迁都还面临大量未完成的重大议题,以便为更持久的增长奠定更加可靠的制度基础。
深入农村,寻找答案
1982年大学毕业后,周其仁进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主要为中央制订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正是这段经历,培养了其深入农村寻找问题答案的思维方式,从此也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农村改革发展调查研究。
在这些年的调研中,让周其仁教授感受最深的是:不管中国经济遇到什么困难,首先自发应对的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身在其中的实践者。如同当年面对“农民穷难道农民会不知道?农产品短缺难道城里消费者会不知道?”的疑问,也总有人自发地试图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但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自发的民间努力能不能得到国家政策的合法承认。因此,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是如何将这些分散的、自发的、零碎的努力,在合适的条件下汇聚成政策和制度。
他认为,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并不需要什么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办法“指导”老百姓如何解决问题。政策制订者只要眼睛向下,各地自发的行为里有足够多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农村为例,农民穷、农产品短缺的问题早就知道,能解决的办法也早就有,但过去就是不承认。如今再回过头来看上个世纪80年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其实并不是用来教育农民,而主要是教育干部。这也就说明,离开了“官场”的一致认识,仅有底层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是远远不够的。
学生印象:令人尊敬的好老师
自1996年任教以来,周其仁教授在北大和浙大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1997年被更是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作为当前中国最受关注的经济学家之一,周其仁教授受到包括张五常教授在内的很多著名经济学家的赞赏。但是,获得师生一致好评的不仅仅是周其仁教授的渊博学识,更在于他所表现出的谦虚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很多学生对其授课的评价是“听经济如看山水”。周其仁教授很少使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他把劳动力价格、制度成本和人力资本——“三元变量”巧妙地贯穿于他的课程之中,深入浅出地用一件件具体的事件和实例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使得同学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理解了“危机逼出变革”的道理。
在学生眼中,他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说过“中国人非常肯学,只要你把体制搞对,中国可以同样出世界一级人才”,也说过“危机推进改革,有困难时候,有难度的时候,反而能够推出一种做重大决策的力量”。正是他的乐观,使得他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学术中遇到的一个个难题并得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郭敏欣)
夏 斌:货币政策“影子人”
在中国金融学术界、实物界和监管领域皆受瞩目的货币政策“影子人”夏斌,最近半年来,迎来了人生的再一高峰:2009年11月13日,中南海紫光阁,温家宝总理亲自授予其“国务院参事”证书;2010年3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对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和扩充,夏斌赫然在列。
59岁的夏斌,一路走来,或波澜壮阔,或书斋凳冷,独特的人生际遇塑造了他独特的个人魅力。
为官:无愧于心
1984年,夏斌从被誉为“金融黄埔”的央行研究生部毕业后便投身央行金融研究所做金融理论研究工作。1985年,夏斌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而后又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内金融研究室主任。身处金融实务部门,夏斌专心投入于研究工作,期间撰写了“对改进国库券发行的探讨”、“关于我国资金市场的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展望”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及其方向”等一系列在业界非常有影响的文章。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股市尚处起步阶段,原央行副行长刘鸿儒就任第一任证监会主席。1993年,夏斌调入证监会,任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同年7月,夏斌被委以重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在他任职的27个月中,记录了夏斌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
1996年,回到央行政策研究室(简称“政研室”)副主任位子上的夏斌,开始了新的仕途生涯。身为政研室副主任,令人不解的是,夏斌上书当时的主管副行长,表示由于机构设置重叠且效率低下,建议政研室和研究所合并,成立研究局。1998年,夏斌拆了自己的“庙”,调任央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简称“非银司”)司长。
在非银司司长任上,夏斌又做了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主动削权。那时,非银司掌管着信托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典当行、企业债券、资信评估公司、基金会、彩票和高尔夫会员卡等近10项业务的监管权。他却向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建议,只保留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租赁公司的监管权。更多的领导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管的摊子越铺越大,使得手中权力越来越大,而夏斌则信奉“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事实证明,瘦身后的非银司在夏斌的管理下显得井然有序。
为学:经世济用
从央行研究生部毕业后直至1992年,在这8年时间里,夏斌一直在央行从事金融理论研究工作。期间,他一直致力于最前沿的中国政策金融学研究,或超前,或适时地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2002年,夏斌辞别央行,出任国务院金融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金融理论研究工作。
“板凳甘做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夏斌把经济学家分为三类:理论经济学者、政策经济学者和克鲁格曼所说的“飞机场式”的经济学者。他把自己定位于政策经济学者:学以致用。他不愿做象牙塔里的理论经济学家,而是以政策建言积极入世,期望以“国之策士”的角色施展为国为民的抱负。夏斌不夸夸其谈,不好为妄语,思想独立、深刻、可行、平实,上达于决策,下贴于百姓。夏斌所领导的金融所提出的研究报告,有的递至国家领导人的案头,有的传阅于相关金融高层会议。仅2003年,呈送中央政治局、总理、副总理等国家主要领导的择要专送件3篇、摘要16篇、调研报告16篇、调研报告专刊4篇。
近几年,不断思索的夏斌,凭着一份强烈的责任心去发现,并指出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在指出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解决思路和方案。
夏斌说过:“我们改革不断走向成功最重要的一点经验,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去发现问题,且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脱离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矛盾、要求,理想地、简单地去按照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理论、制度套用中国的实际,结果往往失败,这已经被30年金融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所证明。”
对于夏斌的呕心沥血,“2006中国金融年度人物”对其评价是:“知屋漏,他在宇下明察,成为中国金融政策研究第一人;知政失,他在草野直谏,彰现中国金融业的诤臣;知经误,诸子慎思竭虑,他是制度建设中的肱股。”夏斌的“前瞻性”:他总是能够基于现实需要又领先于他人,提出当下经济、金融最急需研究的课题。夏斌的“预见性”:他无论是前瞻性地提出问题,还是对经济、金融形势分析后的政策建议,或者情势危急受人咨询的结果,夏斌的思想、观点及其智慧,都能在政府后的政策中找到其“影子”。正因此,夏斌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政策与现实的方方面面。他才被人称之为“第一人”、“诤臣”、“肱股”。
累积数十载,历时一年多的辛勤劳作和思虑,夏斌的新书《中国经济战略2020》即将面世。一向以“预见性”见长的夏斌,经过诸多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历练,使得其对金融领域的诸多问题驾轻就熟。这本书的内容,涉及中国金融业未来十年发展战略。思考金融领域很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夏斌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新角色的使命
熟谙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多年对货币政策的深入研究,夏斌,确实是中国货币政策委员的优秀人员。更难能可贵的,他依然保持着那份责任心。
身负新角色,夏斌关注楼市。他的观点是要稳健发展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需要三个比较关键的配套政策:即货币、财税体制改革和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他提醒政府和有关部门,房贷新政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融资风险提前暴露。
他主张在香港尽快建立离岸市场,想办法让人民币走出去,如人民币贷款、人民币投资、人民币境外援助等;打通人民币回流境内的管道,如债券市场的开放;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范围,以此来更多地克服和防御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负面影响。
对于中国现行的汇率政策,夏斌认为,中国需要实施有管理的一揽子浮动汇率制度。他表示,中国经济结构还不适应全球经济开放的格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追求的目标是取得稳定持续的发展。他还表示,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会越来越浮动,中国应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随着中国金融的不断开放,不断参与金融全球化,因此,金融的决策确实很复杂。身为长期从事金融理论与实务研究的资深专家,夏斌表示,金融事业发展千变万化,应该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
夏斌还表示,以后的金融,不仅仅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应该是个大金融的概念。现在全球经济学界都在总结这次金融危机:即如何看待金融,如何加强金融监管。他认为除了要宏观审慎监管以外,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分开,仍然存在一定问题,更好的方式应该是糅在一起谈审慎金融监管。
作为一向有预见性和真知灼见的金融学者,我们可以从夏斌的观点,一定程度窥见到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前程。
《中华英才》建国60年特刊所编的“60年60人”对夏斌的评价可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作为成功的政策经济学者,他始终站在改革的最前沿。务实而前瞻的政策建言屡屡成为最高决策的参考,多项政策轨迹中频频看到他的思想‘影子’,他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策士’。”
(田远)
李稻葵:全球视野,本土智慧
2010年是中国经济极为复杂的一年,后危机时代的各种问题都将考量着央行的智慧。央行在这个时刻扩容“外脑”,成就了外界看来“年纪尚轻”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李稻葵,他的入选与其扎实的经济学功底所练就的敏锐思维和多年海外研究经历塑造的国际视野是分不开的。
哈佛炼就的中国经济学家
1981年,16岁的李稻葵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届本科生。1985年从管理信息系统专业毕业后,其被推荐赴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
在结束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后,1986年李稻葵正式攻读哈佛经济系博士,师从艾里克•马斯金、安德烈•史莱法以及亚诺什•科尔内。1992年,29岁的李稻葵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李稻葵便一直没有离开高等学府,从密歇根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又至清华大学。为此,他甚至套用前辈陈岱孙老先生的一句话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当学生。”
经过多年的国外漂泊,李稻葵选择回到清华园。在清华园的大学生眼中,李稻葵是一个知识渊博、教学认真又兴趣广泛、平易近人的好老师,但李稻葵却认为自己没有突出的过人之处,唯一的特点就是乐于学习。他认为,一个一流的学者应该专注于学术研究,而不是过分留意和讨论社会上流行的热点话题。尽管在海外游历了十几年,但李稻葵对中国现实的了解速度还是让同事们惊讶。从研究领域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及经济改革是他长期关注的焦点。关于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实用性,他坚持国际学术标准这个前提,但更强调“要跟世界对话,要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升华成理论”。
他说:“为中国经济政策的科学决策服务⋯⋯要站在一个全球经济的视角,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从而做国情研究。中国经济在日益国际化,我们的开放程度在大国里也首屈一指,所以这就要求用全球化的视野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
经邦济世,赤子建言
渐进式产权改革:从尊重国情出发。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对于产权问题争论不休时,李稻葵也撰文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在欧美经济学家看来,企业产权越清晰越好。一部分国内经济学者也认为,中国应该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革。与之不同的是,李稻葵1995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文章“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认为,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在市场化还不完善的条件下,模糊产权相对会更有效率,应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安排。不仅如此,1997年,李稻葵与李山合著的《中国经济时事评析》一书出版,吴敬琏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赞他们提出了“利民利国的政策建议”。
二次房改:以社会公义之名。全国“两会”上,在提交政协会议的提案里,李稻葵对房地产市场给予了一如既往的关注。“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问题,需要寻找到它的制度根源”。他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当前的根本性矛盾,就是部分城市尤其是京、沪、深、穗等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背离了其应有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投资型市场。在国内部分重点城市,房子成为了投资品甚至收藏品。一方面,土地资源不够用,房地产满足不了需求;另一方面,房屋却大量空置,使得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受到阻力。合理的房价要从两方面估量,一是有中等收入的家庭和个人应该能买得起房;二是房价与租金不能脱钩,房价过高而租金不高,就意味着房价有泡沫。李稻葵进一步提出,允许地方政府以其开发的保障性住房作抵押进行发债融资,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的格局。
大外交思维:力倡大国战略。2007年及2009年,李稻葵先后出版了《大国发展战略:探寻中国经济崛起之路》和《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必须探讨一个大国发展的战略,必须以大国的姿态,从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战略、国际化等各个角度进行战略选择。如果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上,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走弯路。
对于国人习惯以一个小国的心态来看待中国与世界的现象,李稻葵表现出一定的焦虑。为此,他在一些政策建议中融入了这种大国发展“战略”,并利用越来越广大的平台向公众传播。人民币汇率问题便是典型一例。李稻葵认为,汇率问题仅是中美博弈的一个引子,并非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于主权尊严、领土完整、社会稳定、经济长期发展,包括台湾问题、新疆稳定、西藏稳定等,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但是,中国若在汇率问题上处理不当,丧失这场博弈的主动权会对未来产生一系列的麻烦,会影响甚至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益。
对于美国政坛上的某些“猫腻”,李稻葵并不感到陌生。他认为,面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如何设置一个新的经济体制,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纳入到美国霸权的框架里。为此,他提出的论点是:要占领信息发布权和道德至高点。要向全世界讲道理,讲清楚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要与美国的州长、议员、官员直接沟通,要动员中国企业去投资,实现双赢。
献计央行:后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路线图
货币政策观点: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框架,货币政策适度从紧。关于货币政策范式的讨论,国际上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继续以通货膨胀为控制目标;第二种要将资产价格纳入考虑;第三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调整的目标应该更多控制银行贷款的上升,而且要对贷款进行分类等等。李稻葵认为后两种观点比较可行,货币政策既要考虑资产价格,也要考虑贷款规模。对于资产价格,主要是股票市场价格和房地产价格,这两类价格比较有参考意义。
李稻葵认为,当前国内资金过分充裕,货币政策应适度从紧。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不能只看CPI,还要参考资产价格水平。因此,除了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外,还应采取一些非传统、非典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扩大资产市场的有效供给。
人民币汇率问题:走自己的路,淡化外部压力。进入2010年前两个月,外汇流入导致的外汇占款依然在持续增长。前两月外汇占款增长超过4200亿元,同比增长速度超过60%,这给人民币汇率机制和央行货币回笼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与此同时,美国对人民币汇率也频频发难。李稻葵认为,这完全是美国人主导的一个政治闹剧,中国应在合适的时机,按照自己的节奏,根据自身利益来调整汇率,不能屈从于外部压力而推动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要回归到金融危机之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上来。
虽然中国经济已经率先复苏,但在这期间暴露出很多新问题。正如李稻葵所说,此次成为新任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是“受命于危难之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李稻葵说他会努力用国际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重要的政策和战略问题。虽为一介学人,却心怀天下,用全球化的视野来研究中国的问题,相信会修成本土化的智慧。
(陈阳)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拥有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学位。
夏 斌: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曾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央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央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李稻葵: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拥有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周其仁:中国“最有悟性”的经济学家
3月29日,国务院批准周其仁与夏斌、李稻葵共3位经济学家一道成为货币政策委员会新成员。对于周其仁教授的入选,丰富的阅历、不懈的学术追求、严谨低调的工作态度,可能正是其入选的理由。
在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之前,周其仁早年曾在黑龙江下乡,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如今,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深入真实的经济生活,尝试从企业、农村寻求事物存在的理由和答案。多年来,其对企业改制、行业改革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总结出许多发人深省的案例。他让人们认识到“真知灼见源于对真实世界的悉心观察”。因为周教授的经济学研究超越了数字游戏而上升为对体制弊端的高度关注,而被誉为“学问和良知俱佳”的经济学家。
独特的全球经济视角
“世界是通的,但远远还不是平的。‘通而不平’的世界可能会走向两种结果:一是由通走向‘平’;二是因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造成‘由通变成不通’。”这是周其仁教授对当前世界经济力量的概括。
他认为,当代全球化的一个简单框架就是“两个海平面世界”:一个是以美国、欧洲、日本等为首的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另一个则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低海平面。全球化的浪潮使得这两个海平面由不连通变为开始相通。伴随着两个海平面的对流,释放了全球比较优势的巨量势能,从而引发全球产业布局重组、经济结构变动,以及利益关系调整。在这种形势下,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在所难免。
为此,周其仁教授对西方世界经济开出的药方是:继续技术创新与革命,发挥独到性优势;向下调整工资福利,适应竞争;利用全球收益,扩大社会安全网建设。
深刻独到的货币观
对于此次金融危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应该笼统讲目前的危机是政府失败还是市场失败,每个市场失败里面都有政府失败。货币发行无法控制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他认为,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上,从来没有政府不起作用的市场。所有的市场,多多少少都包含着政府的作用和政府的功能。例如,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里,就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政府控制的变量——货币(法定不兑现货币)。梳理法定货币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根本就没有无政府的市场。而此次金融危机,首先就是货币出了问题。现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各种金融衍生品上,但是如果离开了美联储多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任何的金融游戏也是无源之水。
对于货币的超发,周其仁教授有一句话非常深刻。“我们现在说冬天,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冬天之前有非常火热的夏天,所有投资品都超历史水平。萧条、衰退的唯一理由就是过度繁荣,没有别的理由。这个规律不但过去起作用,今后也会起作用。”
他撰文写道:货币超发后,开始时并不像水一样非常平均地流到各个角落,而是像蜂蜜一样,带点黏性地先流到一些地方,再流到另外的地方。先流向哪里,哪里的相对价格就上升。这就是所谓的“货币的黏性”。但较长时间来看,货币最后还是像水一样,把物价总水平提高了。不过,在这个过程刚开始时,人们总容易从个别商品、个别市场的偶然性中寻找原因。等到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时,通货膨胀已经非常明显。
对于“如今中国M2/GDP的数据几乎全球最高”这一现象。他认为,货币增量超过经济增长的需要,虽然通胀压力当然挥之不去,但货币的深化可以缓解这个过程。当今中国正好处在货币深化进程之中,比如林权改革、城乡统筹、土地流转、自然资源的市场化,以及教育、医疗、文化领域降低准入门槛等等。而这也正是在过去多年M2远高于GDP增长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通胀还没有快速上升的原因。
货币政策目标:币值稳定
针对最近西方世界施压于人民币升值,周其仁教授认为“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背后,是中国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生产力越来越难以被‘固定汇率/钉住汇率’的货币体制所容纳”。
对于人民币升值这一问题,他认为:“人民币本身的币值稳定,涉及到国内资源配置的效率,涉及到收入分配的公正,还有人民币长远的国际地位。保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是对内对外的第一件大事。如果人民币的币值不稳定,就没有将来的机会。在法定货币体制下,要把人民币托付给央行好好打理。如今央行的目标太多,应该还是坚持《人民银行法》中‘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目标。”
因此,提及汇率时,周其仁教授并不太赞同人民币与美元的约束型挂钩,因为在美元币值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做到的至多只是稳定名义汇率,而真实汇率还是无法稳定。他认为,中国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把汇率和货币恰当分开处理。汇率是由买卖行为决定的,谁都可以买卖,政府也可以为自己的汇率目标入场买卖。但是,唯独央行不能参与购汇,央行只需维护本币币值的稳定。当然,这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央行可以定量减少购汇,直到最后退出。期间为了汇率目标,政府可用财政力量等量购汇,维持过渡的平稳。
破解中国经济“奇迹”之谜
对于解释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国外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说”首当其冲。但周其仁教授并不认样这为,他说:“要是巨量的廉价劳动力真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优势,那么在中国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年代,为什么既看不到‘中国制造’,也看不到‘世界工厂’呢?”
他的答案是: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都不能直接变成产品。要把生产要素转变为产品,一定要经过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这道程序。因此,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才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才激励人口众多的中国得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综合成本竞争优势,而这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所在。
同时他也认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也推动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但中国的改革并没有终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的制度变迁都还面临大量未完成的重大议题,以便为更持久的增长奠定更加可靠的制度基础。
深入农村,寻找答案
1982年大学毕业后,周其仁进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主要为中央制订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正是这段经历,培养了其深入农村寻找问题答案的思维方式,从此也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农村改革发展调查研究。
在这些年的调研中,让周其仁教授感受最深的是:不管中国经济遇到什么困难,首先自发应对的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身在其中的实践者。如同当年面对“农民穷难道农民会不知道?农产品短缺难道城里消费者会不知道?”的疑问,也总有人自发地试图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但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自发的民间努力能不能得到国家政策的合法承认。因此,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是如何将这些分散的、自发的、零碎的努力,在合适的条件下汇聚成政策和制度。
他认为,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并不需要什么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办法“指导”老百姓如何解决问题。政策制订者只要眼睛向下,各地自发的行为里有足够多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农村为例,农民穷、农产品短缺的问题早就知道,能解决的办法也早就有,但过去就是不承认。如今再回过头来看上个世纪80年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其实并不是用来教育农民,而主要是教育干部。这也就说明,离开了“官场”的一致认识,仅有底层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是远远不够的。
学生印象:令人尊敬的好老师
自1996年任教以来,周其仁教授在北大和浙大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1997年被更是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作为当前中国最受关注的经济学家之一,周其仁教授受到包括张五常教授在内的很多著名经济学家的赞赏。但是,获得师生一致好评的不仅仅是周其仁教授的渊博学识,更在于他所表现出的谦虚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很多学生对其授课的评价是“听经济如看山水”。周其仁教授很少使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他把劳动力价格、制度成本和人力资本——“三元变量”巧妙地贯穿于他的课程之中,深入浅出地用一件件具体的事件和实例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使得同学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理解了“危机逼出变革”的道理。
在学生眼中,他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说过“中国人非常肯学,只要你把体制搞对,中国可以同样出世界一级人才”,也说过“危机推进改革,有困难时候,有难度的时候,反而能够推出一种做重大决策的力量”。正是他的乐观,使得他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学术中遇到的一个个难题并得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郭敏欣)
夏 斌:货币政策“影子人”
在中国金融学术界、实物界和监管领域皆受瞩目的货币政策“影子人”夏斌,最近半年来,迎来了人生的再一高峰:2009年11月13日,中南海紫光阁,温家宝总理亲自授予其“国务院参事”证书;2010年3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对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和扩充,夏斌赫然在列。
59岁的夏斌,一路走来,或波澜壮阔,或书斋凳冷,独特的人生际遇塑造了他独特的个人魅力。
为官:无愧于心
1984年,夏斌从被誉为“金融黄埔”的央行研究生部毕业后便投身央行金融研究所做金融理论研究工作。1985年,夏斌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而后又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内金融研究室主任。身处金融实务部门,夏斌专心投入于研究工作,期间撰写了“对改进国库券发行的探讨”、“关于我国资金市场的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展望”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及其方向”等一系列在业界非常有影响的文章。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股市尚处起步阶段,原央行副行长刘鸿儒就任第一任证监会主席。1993年,夏斌调入证监会,任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同年7月,夏斌被委以重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在他任职的27个月中,记录了夏斌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
1996年,回到央行政策研究室(简称“政研室”)副主任位子上的夏斌,开始了新的仕途生涯。身为政研室副主任,令人不解的是,夏斌上书当时的主管副行长,表示由于机构设置重叠且效率低下,建议政研室和研究所合并,成立研究局。1998年,夏斌拆了自己的“庙”,调任央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简称“非银司”)司长。
在非银司司长任上,夏斌又做了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主动削权。那时,非银司掌管着信托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典当行、企业债券、资信评估公司、基金会、彩票和高尔夫会员卡等近10项业务的监管权。他却向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建议,只保留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租赁公司的监管权。更多的领导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管的摊子越铺越大,使得手中权力越来越大,而夏斌则信奉“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事实证明,瘦身后的非银司在夏斌的管理下显得井然有序。
为学:经世济用
从央行研究生部毕业后直至1992年,在这8年时间里,夏斌一直在央行从事金融理论研究工作。期间,他一直致力于最前沿的中国政策金融学研究,或超前,或适时地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2002年,夏斌辞别央行,出任国务院金融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金融理论研究工作。
“板凳甘做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夏斌把经济学家分为三类:理论经济学者、政策经济学者和克鲁格曼所说的“飞机场式”的经济学者。他把自己定位于政策经济学者:学以致用。他不愿做象牙塔里的理论经济学家,而是以政策建言积极入世,期望以“国之策士”的角色施展为国为民的抱负。夏斌不夸夸其谈,不好为妄语,思想独立、深刻、可行、平实,上达于决策,下贴于百姓。夏斌所领导的金融所提出的研究报告,有的递至国家领导人的案头,有的传阅于相关金融高层会议。仅2003年,呈送中央政治局、总理、副总理等国家主要领导的择要专送件3篇、摘要16篇、调研报告16篇、调研报告专刊4篇。
近几年,不断思索的夏斌,凭着一份强烈的责任心去发现,并指出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在指出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解决思路和方案。
夏斌说过:“我们改革不断走向成功最重要的一点经验,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去发现问题,且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脱离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矛盾、要求,理想地、简单地去按照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理论、制度套用中国的实际,结果往往失败,这已经被30年金融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所证明。”
对于夏斌的呕心沥血,“2006中国金融年度人物”对其评价是:“知屋漏,他在宇下明察,成为中国金融政策研究第一人;知政失,他在草野直谏,彰现中国金融业的诤臣;知经误,诸子慎思竭虑,他是制度建设中的肱股。”夏斌的“前瞻性”:他总是能够基于现实需要又领先于他人,提出当下经济、金融最急需研究的课题。夏斌的“预见性”:他无论是前瞻性地提出问题,还是对经济、金融形势分析后的政策建议,或者情势危急受人咨询的结果,夏斌的思想、观点及其智慧,都能在政府后的政策中找到其“影子”。正因此,夏斌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政策与现实的方方面面。他才被人称之为“第一人”、“诤臣”、“肱股”。
累积数十载,历时一年多的辛勤劳作和思虑,夏斌的新书《中国经济战略2020》即将面世。一向以“预见性”见长的夏斌,经过诸多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历练,使得其对金融领域的诸多问题驾轻就熟。这本书的内容,涉及中国金融业未来十年发展战略。思考金融领域很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夏斌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新角色的使命
熟谙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多年对货币政策的深入研究,夏斌,确实是中国货币政策委员的优秀人员。更难能可贵的,他依然保持着那份责任心。
身负新角色,夏斌关注楼市。他的观点是要稳健发展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需要三个比较关键的配套政策:即货币、财税体制改革和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他提醒政府和有关部门,房贷新政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融资风险提前暴露。
他主张在香港尽快建立离岸市场,想办法让人民币走出去,如人民币贷款、人民币投资、人民币境外援助等;打通人民币回流境内的管道,如债券市场的开放;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范围,以此来更多地克服和防御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负面影响。
对于中国现行的汇率政策,夏斌认为,中国需要实施有管理的一揽子浮动汇率制度。他表示,中国经济结构还不适应全球经济开放的格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追求的目标是取得稳定持续的发展。他还表示,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会越来越浮动,中国应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随着中国金融的不断开放,不断参与金融全球化,因此,金融的决策确实很复杂。身为长期从事金融理论与实务研究的资深专家,夏斌表示,金融事业发展千变万化,应该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
夏斌还表示,以后的金融,不仅仅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应该是个大金融的概念。现在全球经济学界都在总结这次金融危机:即如何看待金融,如何加强金融监管。他认为除了要宏观审慎监管以外,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分开,仍然存在一定问题,更好的方式应该是糅在一起谈审慎金融监管。
作为一向有预见性和真知灼见的金融学者,我们可以从夏斌的观点,一定程度窥见到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前程。
《中华英才》建国60年特刊所编的“60年60人”对夏斌的评价可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作为成功的政策经济学者,他始终站在改革的最前沿。务实而前瞻的政策建言屡屡成为最高决策的参考,多项政策轨迹中频频看到他的思想‘影子’,他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策士’。”
(田远)
李稻葵:全球视野,本土智慧
2010年是中国经济极为复杂的一年,后危机时代的各种问题都将考量着央行的智慧。央行在这个时刻扩容“外脑”,成就了外界看来“年纪尚轻”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李稻葵,他的入选与其扎实的经济学功底所练就的敏锐思维和多年海外研究经历塑造的国际视野是分不开的。
哈佛炼就的中国经济学家
1981年,16岁的李稻葵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届本科生。1985年从管理信息系统专业毕业后,其被推荐赴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
在结束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后,1986年李稻葵正式攻读哈佛经济系博士,师从艾里克•马斯金、安德烈•史莱法以及亚诺什•科尔内。1992年,29岁的李稻葵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李稻葵便一直没有离开高等学府,从密歇根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又至清华大学。为此,他甚至套用前辈陈岱孙老先生的一句话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当学生。”
经过多年的国外漂泊,李稻葵选择回到清华园。在清华园的大学生眼中,李稻葵是一个知识渊博、教学认真又兴趣广泛、平易近人的好老师,但李稻葵却认为自己没有突出的过人之处,唯一的特点就是乐于学习。他认为,一个一流的学者应该专注于学术研究,而不是过分留意和讨论社会上流行的热点话题。尽管在海外游历了十几年,但李稻葵对中国现实的了解速度还是让同事们惊讶。从研究领域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及经济改革是他长期关注的焦点。关于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实用性,他坚持国际学术标准这个前提,但更强调“要跟世界对话,要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升华成理论”。
他说:“为中国经济政策的科学决策服务⋯⋯要站在一个全球经济的视角,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从而做国情研究。中国经济在日益国际化,我们的开放程度在大国里也首屈一指,所以这就要求用全球化的视野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
经邦济世,赤子建言
渐进式产权改革:从尊重国情出发。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对于产权问题争论不休时,李稻葵也撰文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在欧美经济学家看来,企业产权越清晰越好。一部分国内经济学者也认为,中国应该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革。与之不同的是,李稻葵1995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文章“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认为,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在市场化还不完善的条件下,模糊产权相对会更有效率,应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安排。不仅如此,1997年,李稻葵与李山合著的《中国经济时事评析》一书出版,吴敬琏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赞他们提出了“利民利国的政策建议”。
二次房改:以社会公义之名。全国“两会”上,在提交政协会议的提案里,李稻葵对房地产市场给予了一如既往的关注。“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问题,需要寻找到它的制度根源”。他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当前的根本性矛盾,就是部分城市尤其是京、沪、深、穗等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背离了其应有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投资型市场。在国内部分重点城市,房子成为了投资品甚至收藏品。一方面,土地资源不够用,房地产满足不了需求;另一方面,房屋却大量空置,使得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受到阻力。合理的房价要从两方面估量,一是有中等收入的家庭和个人应该能买得起房;二是房价与租金不能脱钩,房价过高而租金不高,就意味着房价有泡沫。李稻葵进一步提出,允许地方政府以其开发的保障性住房作抵押进行发债融资,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的格局。
大外交思维:力倡大国战略。2007年及2009年,李稻葵先后出版了《大国发展战略:探寻中国经济崛起之路》和《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必须探讨一个大国发展的战略,必须以大国的姿态,从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战略、国际化等各个角度进行战略选择。如果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上,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走弯路。
对于国人习惯以一个小国的心态来看待中国与世界的现象,李稻葵表现出一定的焦虑。为此,他在一些政策建议中融入了这种大国发展“战略”,并利用越来越广大的平台向公众传播。人民币汇率问题便是典型一例。李稻葵认为,汇率问题仅是中美博弈的一个引子,并非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于主权尊严、领土完整、社会稳定、经济长期发展,包括台湾问题、新疆稳定、西藏稳定等,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但是,中国若在汇率问题上处理不当,丧失这场博弈的主动权会对未来产生一系列的麻烦,会影响甚至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益。
对于美国政坛上的某些“猫腻”,李稻葵并不感到陌生。他认为,面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如何设置一个新的经济体制,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纳入到美国霸权的框架里。为此,他提出的论点是:要占领信息发布权和道德至高点。要向全世界讲道理,讲清楚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要与美国的州长、议员、官员直接沟通,要动员中国企业去投资,实现双赢。
献计央行:后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路线图
货币政策观点: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框架,货币政策适度从紧。关于货币政策范式的讨论,国际上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继续以通货膨胀为控制目标;第二种要将资产价格纳入考虑;第三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调整的目标应该更多控制银行贷款的上升,而且要对贷款进行分类等等。李稻葵认为后两种观点比较可行,货币政策既要考虑资产价格,也要考虑贷款规模。对于资产价格,主要是股票市场价格和房地产价格,这两类价格比较有参考意义。
李稻葵认为,当前国内资金过分充裕,货币政策应适度从紧。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不能只看CPI,还要参考资产价格水平。因此,除了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外,还应采取一些非传统、非典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扩大资产市场的有效供给。
人民币汇率问题:走自己的路,淡化外部压力。进入2010年前两个月,外汇流入导致的外汇占款依然在持续增长。前两月外汇占款增长超过4200亿元,同比增长速度超过60%,这给人民币汇率机制和央行货币回笼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与此同时,美国对人民币汇率也频频发难。李稻葵认为,这完全是美国人主导的一个政治闹剧,中国应在合适的时机,按照自己的节奏,根据自身利益来调整汇率,不能屈从于外部压力而推动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要回归到金融危机之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上来。
虽然中国经济已经率先复苏,但在这期间暴露出很多新问题。正如李稻葵所说,此次成为新任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是“受命于危难之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李稻葵说他会努力用国际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重要的政策和战略问题。虽为一介学人,却心怀天下,用全球化的视野来研究中国的问题,相信会修成本土化的智慧。
(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