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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蝴蝶君》揭示了冷战时期中西两种文化冲击下一部分人生存的边缘性问题，他们深陷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网之中。本文通过边缘性的视角，分析该剧主人公伽里玛对中心性探索的过程，从而得出结论：这种由于固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分配所导致的边缘性身份不仅威胁每一个个体，也威胁了共同体在整体意义上的道德和社会秩序。
【关键词】《蝴蝶君》；伽里玛；边缘性
黄哲伦是首位荣获美国最高戏剧奖项“托尼奖”的美籍华裔剧作家，其成名作《蝴蝶君》更是享有“世界十大歌剧作品之一”的盛譽。该剧对身处各种文化边缘的人们进行了深刻的描写。边缘性是一种由某种与优势中心的设定关系构建出来的状态，是帝国权威主导下的“自我变为他者”。“边缘的”是后殖民语言观和社会观的特点，是弃用过程的结果。（逆写帝国P.99）国内外对于《蝴蝶君》的研究主要从东方主义（谢诗彤，2015；[2]代然，2013；[3]付佳，2011[3]），文化政治解构（周思琦，2016；[4]陆薇，2004[5]）及心理研究（朱林，2014；[4]张静菲，2010；[5]雷娇娇，2013[6]）等角度进行解读和评论。文化研究依然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话题，以此为基础，并拓展到文本分析的其他领域。
一、身份和定位的边缘性
对于强势的西方人而言，伽里玛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婚姻关系中都处于弱势地位，懦弱无能和羞怯等特点表明他作为男性的边缘性。
伽里玛就是一位不幸的受西方大众排挤的西方男性。身为小职员的他娶了大使的女儿为妻，这种夫妻双方身份和地位的极度不平衡本身就使伽里玛敏感脆弱的内心倍感压抑。这时身处西方的伽里玛从生理性别来讲，他的确是一个男人；但他胆小害怕，毫无西方人所推崇的英雄气概，他展现出的社会性别是偏女性的，所以，从家庭角色来看，伽里玛的身份处于丈夫的边缘。
除了位于丈夫的边缘性，伽里玛边缘性的身份在学生时期就有了体现。他在高中被同学票选为最不可能被邀请去参加聚会的人 ；他害怕主动跟女孩搭讪约会，“马克，我不能……我怕她们说不……那些女孩。所以我从来没问过”。（P. 14）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断定，伽里玛在法国一定是个害羞胆小不自信的男人。对于伽里玛而言，在文化中心性方面他所面對的是更为艰难的困境。由于宋丽伶是一个东方人，在现有的体系中处于边缘性的地位；因此，作为权力施予的一方，伽里玛则只有唯一的选择，整体社会也从文化到思想上催使他成充当西方奴役东方的角色。
无论是事业还是婚姻，伽里玛内心的挣扎实际上是中心与边缘之差所强加的精神不确定性的体现。在西方社会，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婚姻中，他都找不到优越感和归属感。而在东方，面对东方人的伽里玛便有了自信。他相信自己西方人的身份能让他在谦卑温和的东方社会得到尊重。在两种对立的文化之间进行身份的定位，伽里玛最终迫使自己以西方社会倡导的成功男性身份示人。
在西方人的冒险精神的驱使下，伽里玛关于身份的定位越发摇摆不定。由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不一致，伽里玛被迫处于真正的男人的边缘。一直过得小心谨慎，直到他在认识宋丽玲后，才发现自己能轻松驾驭东方女人的温柔顺从。于是他开始对于宋丽玲展开了疯狂的追求。而这样急切的心理和理所当然的想法反而暴露了他的不自信和对自己定位的不确定。伽里玛并非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20世纪中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很多人无法定位自己真实的身份反而沉迷于虚幻，他们无力对抗社会的中心性而转向消费和革命。各种文化和政治交织下身份的迷失是当时人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生存困境。
三、中心性的诱惑
无论是丈夫还是男人的中心性，对伽里玛来说，这些观念总是混乱无序的，而那些未被弃用的精神上的中心性对他有着难以抵挡的诱惑。于是伽里玛想占有在他看来是软弱无力的宋丽玲，身处男性边缘的伽里玛第一次有了作为男性的尊严，“她是多么的柔弱，甚至，我都可以保护她，把她带回家”[15]（P.26） 。当伽里玛正在为无法让妻子怀孕而感到有伤尊严时，宋丽玲告诉他想要为他生一个孩子。这唤醒了伽里玛摆脱男性边缘性的欲望，他感到了西方男人这一中心性的魅力和影响。
在他第一次看到宋丽玲所扮演的“蝴蝶夫人”之后，就爱上宋丽玲身上的东方女性的气质，宋丽玲臣服和求救的卑微帮他找回了本来属于中心性的尊严和成就感。然而伽里玛并未因与宋丽伶的交往而提升自我，本质而言，他还是那个软弱的男性，甚至为宋丽伶所利用，免费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不可否认，中心性对伽里玛这样身处边缘性的人的影响是严重的、致命的。
四、结语
对于伽里玛来说，西方男性气质的中心性使他不得不以主流的白人男性形象示人，同时将自己内心的真正感受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而现实生活的中心性又给他增加了更大的痛苦。将伽里玛这样的男性置于边缘性的地位，有助于突出自我共同体的优越特性。这种由于固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分配而形成的边缘性的身份不仅威胁每一个个体自身，而且也威胁了共同体在整体意义上的道德和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1]谢诗彤.“蝴蝶君”的性别追寻—对《蝴蝶君》中伽里玛的一种霍米·巴巴式解读[J].昭通学院学报，2015（2）：18-21.
[2]代然.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东方主义视域下东方女性形象的构建与瓦解[J].北方文学，2013（5）：95-96.
[3]付佳.从《蝴蝶君》看亚裔男性刻板形象的颠覆[J].人文高地，2011（8）：286.
[4]周思琦.《蝴蝶君》的文化符号解析[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6（3）：119-121.
[5]陆薇.模拟、含混与杂糅—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的后殖民解读[J].外国文学，2004（4）：86-91.
[6]朱林.《蝴蝶君》的个人主体性研究[J].学术探索，2014（2）：106-109.
【关键词】《蝴蝶君》；伽里玛；边缘性
黄哲伦是首位荣获美国最高戏剧奖项“托尼奖”的美籍华裔剧作家，其成名作《蝴蝶君》更是享有“世界十大歌剧作品之一”的盛譽。该剧对身处各种文化边缘的人们进行了深刻的描写。边缘性是一种由某种与优势中心的设定关系构建出来的状态，是帝国权威主导下的“自我变为他者”。“边缘的”是后殖民语言观和社会观的特点，是弃用过程的结果。（逆写帝国P.99）国内外对于《蝴蝶君》的研究主要从东方主义（谢诗彤，2015；[2]代然，2013；[3]付佳，2011[3]），文化政治解构（周思琦，2016；[4]陆薇，2004[5]）及心理研究（朱林，2014；[4]张静菲，2010；[5]雷娇娇，2013[6]）等角度进行解读和评论。文化研究依然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话题，以此为基础，并拓展到文本分析的其他领域。
一、身份和定位的边缘性
对于强势的西方人而言，伽里玛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婚姻关系中都处于弱势地位，懦弱无能和羞怯等特点表明他作为男性的边缘性。
伽里玛就是一位不幸的受西方大众排挤的西方男性。身为小职员的他娶了大使的女儿为妻，这种夫妻双方身份和地位的极度不平衡本身就使伽里玛敏感脆弱的内心倍感压抑。这时身处西方的伽里玛从生理性别来讲，他的确是一个男人；但他胆小害怕，毫无西方人所推崇的英雄气概，他展现出的社会性别是偏女性的，所以，从家庭角色来看，伽里玛的身份处于丈夫的边缘。
除了位于丈夫的边缘性，伽里玛边缘性的身份在学生时期就有了体现。他在高中被同学票选为最不可能被邀请去参加聚会的人 ；他害怕主动跟女孩搭讪约会，“马克，我不能……我怕她们说不……那些女孩。所以我从来没问过”。（P. 14）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断定，伽里玛在法国一定是个害羞胆小不自信的男人。对于伽里玛而言，在文化中心性方面他所面對的是更为艰难的困境。由于宋丽伶是一个东方人，在现有的体系中处于边缘性的地位；因此，作为权力施予的一方，伽里玛则只有唯一的选择，整体社会也从文化到思想上催使他成充当西方奴役东方的角色。
无论是事业还是婚姻，伽里玛内心的挣扎实际上是中心与边缘之差所强加的精神不确定性的体现。在西方社会，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婚姻中，他都找不到优越感和归属感。而在东方，面对东方人的伽里玛便有了自信。他相信自己西方人的身份能让他在谦卑温和的东方社会得到尊重。在两种对立的文化之间进行身份的定位，伽里玛最终迫使自己以西方社会倡导的成功男性身份示人。
在西方人的冒险精神的驱使下，伽里玛关于身份的定位越发摇摆不定。由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不一致，伽里玛被迫处于真正的男人的边缘。一直过得小心谨慎，直到他在认识宋丽玲后，才发现自己能轻松驾驭东方女人的温柔顺从。于是他开始对于宋丽玲展开了疯狂的追求。而这样急切的心理和理所当然的想法反而暴露了他的不自信和对自己定位的不确定。伽里玛并非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20世纪中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很多人无法定位自己真实的身份反而沉迷于虚幻，他们无力对抗社会的中心性而转向消费和革命。各种文化和政治交织下身份的迷失是当时人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生存困境。
三、中心性的诱惑
无论是丈夫还是男人的中心性，对伽里玛来说，这些观念总是混乱无序的，而那些未被弃用的精神上的中心性对他有着难以抵挡的诱惑。于是伽里玛想占有在他看来是软弱无力的宋丽玲，身处男性边缘的伽里玛第一次有了作为男性的尊严，“她是多么的柔弱，甚至，我都可以保护她，把她带回家”[15]（P.26） 。当伽里玛正在为无法让妻子怀孕而感到有伤尊严时，宋丽玲告诉他想要为他生一个孩子。这唤醒了伽里玛摆脱男性边缘性的欲望，他感到了西方男人这一中心性的魅力和影响。
在他第一次看到宋丽玲所扮演的“蝴蝶夫人”之后，就爱上宋丽玲身上的东方女性的气质，宋丽玲臣服和求救的卑微帮他找回了本来属于中心性的尊严和成就感。然而伽里玛并未因与宋丽伶的交往而提升自我，本质而言，他还是那个软弱的男性，甚至为宋丽伶所利用，免费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不可否认，中心性对伽里玛这样身处边缘性的人的影响是严重的、致命的。
四、结语
对于伽里玛来说，西方男性气质的中心性使他不得不以主流的白人男性形象示人，同时将自己内心的真正感受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而现实生活的中心性又给他增加了更大的痛苦。将伽里玛这样的男性置于边缘性的地位，有助于突出自我共同体的优越特性。这种由于固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分配而形成的边缘性的身份不仅威胁每一个个体自身，而且也威胁了共同体在整体意义上的道德和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1]谢诗彤.“蝴蝶君”的性别追寻—对《蝴蝶君》中伽里玛的一种霍米·巴巴式解读[J].昭通学院学报，2015（2）：18-21.
[2]代然.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东方主义视域下东方女性形象的构建与瓦解[J].北方文学，2013（5）：95-96.
[3]付佳.从《蝴蝶君》看亚裔男性刻板形象的颠覆[J].人文高地，2011（8）：286.
[4]周思琦.《蝴蝶君》的文化符号解析[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6（3）：119-121.
[5]陆薇.模拟、含混与杂糅—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的后殖民解读[J].外国文学，2004（4）：86-91.
[6]朱林.《蝴蝶君》的个人主体性研究[J].学术探索，2014（2）：10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