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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我们走进凉山彝族自治州。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这一地区，在这里历时9天，播下了革命火种。朱德第一次提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红军在大凉山创造了团结彝族同胞开创中国革命胜利的奇迹，“借道”彝民区，渡过大渡河，北上川西北，最后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走进西昌
到达西昌，我们直奔矗立于市中心广场的彝海结盟纪念碑和塑像前，这是西昌城的标志性雕塑。碑体用凉山特有的红沙岩，塑像中的刘伯承和小叶丹戎装肃立，面带微笑，正面碑座上有“彝海结盟纪念碑”7个大字，它们向后人默默诉说着那一段光辉的历史……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暂时摆脱了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但是，要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必须迅速渡过大渡河。西昌是国民党军在大渡河南岸的最后一个据点，当红军进至距西昌30华里的地方时，守城之敌为了防止红军利用民房掩护接近城墙，竟将城墙附近的西街和鱼市街全部烧掉，以扫清射界。此举使红军不得不放弃进攻西昌城，继续兼程北进，取道冕宁通过彝民区。
位于金沙江和大渡河之间的大小凉山地区是彝民聚居区，红军要从这里经过，首先必须争取彝族广大同胞的信任与支持，才能减少不必要的冲突。为此，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担任先遣队政委，率领先遣队首先进入彝民区。先遣队临行前，毛泽东嘱咐刘伯承、聂荣臻：红军来到大凉山是借路北上，不是去与彝族群众打仗，一定要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办事。先遣队的任务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争取说服他们，用和平的办法借道彝民区。
为了宣传黨的民族政策，红军进占冕宁县城后，张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布告》第一次提出了“万里长征”一词。从此，“万里长征”一词从冕宁传遍凉山，传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在冕宁，红军还释放了被国民党县政府关押在监狱里的彝族人质，并请他们喝酒、谈心，宣传《布告》精神，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宣传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军队。为了不打扰彝族群众，毛泽东同军委纵队的人员进入彝民区后，露宿在树林之中。所有这一切，使彝族群众深深感到红军是劳苦大众的军队，是来帮助彝族人民翻身求解放的。
5月22日，刘伯承和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盟誓，结为兄弟”，这就是光照千秋的“彝海结盟”。彝海，位于冕宁县城以北40公里的羊坪山上，原名“鱼海子”，彝语叫“乌勒苏泊”，意即海子，四周青山环抱，林木葱茏。在结盟仪式结束后，刘伯承将自己随身带的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送给了小叶丹。小叶丹也将自己骑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
次日，红军先遣队在小叶丹的陪同下向彝区进发，沿途没有受到阻拦，直达安顺场，红军的后续部队也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通过了彝民区，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毛泽东通过彝民区时，有几名妇女抱着大红公鸡敬献给毛泽东，这是彝族待人最高的礼仪。走出彝民区，毛泽东在大渡河畔见到刘伯承时高兴地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回答：“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红军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不仅顺利通过了彝民区，而且还将许多彝民子弟聚集到了红旗之下。在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仪式后，刘伯承将一面书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授予小叶丹。后来，小叶丹组建了红军彝民支队，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坚持斗争5年多。1941年，小叶丹被反动政府以“通共”罪名杀害。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小叶丹的家人把刘伯承赠送的红旗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始终保存着。1950年5月，小叶丹的妻子郑重地把这面红旗亲手献给了政府，至今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历史见证。
中央红军通过彝民区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终于到达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离开西昌前，我们专门去了火把广场。这里有一组气势恢宏的火炬阵，又名民族柱，56根高9米、直径2米的火炬柱用凉山特有的红砂岩石砌成，每到节日56根火炬同时点燃。漫步火炬阵，我深深感到，彝汉两族人民建立起的深厚友谊和民族团结精神犹如这熊熊燃烧的火炬一样在凉山这块土地上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在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碑园
从西昌出发，一路北上，经雅安、成都到达川西北高原古城松潘，这里是扼控川甘边的战略要地，有“川西北门户”之称。红军长征期间，曾三过松潘草地，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过5次重要会议，其中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都是在松潘境内召开的。1935年6月底，红军发起松潘战役，至7月底，整个战役呈拉锯状态，中革军委遂决定停止松潘战役。
在松潘川主寺镇，我们参观了红军长征纪念碑园。
川主寺镇是因镇上的一座寺庙川主寺而得名，这里是通往著名旅游景区九寨沟和黄龙的必经之地，南来北往的旅游大巴不断从小镇穿过，小镇还因红军长征纪念碑园成为著名的红色旅游地。长征期间，三路红军在四川滞留的时间长达20个月，足迹遍及73个县、市的30余万平方公里。红军的三个方面军都路过松潘，而川主寺是长征路上的一个要冲，当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过草地时就是从川主寺后山的尕里台过去的。在川主寺以西几十公里处曾举行过著名的毛儿盖会议。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这里修建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进入碑园，我的目光首先被耸立于元宝山顶的“红军长征团结胜利” 纪念碑所吸引，一位身披羊皮背心的红军战士迎风挺立，他的双手高举成“V”字形，一手持步枪，一手持花束，以冲霄凌云之势矗立于海拔3100米的元宝山顶。纪念碑由红军战士铜像、亚金铜三棱柱碑体、汉白玉基座组成。三棱柱碑体的每个立面都镶嵌一颗巨大的闪闪红星，象征着三大主力红军紧密团结，坚不可摧。主碑背靠雪山，面向草地，用亚金铜贴面，在阳光照射下，金光熠熠，璀璨夺目，被称为“中华第一金碑”。 环绕碑体的汉白玉基座造型如雪山，碑基铺垫墨绿色水磨石，寓意着“雪山草地树金碑”。这座金碑在每个晴天的下午6点前后，受阳光斜射，碑体金光四射，通體闪耀，极为壮观。
走到广场中央，一座名为“黎明火种” 的雕塑吸引了我的注意。这座雕塑由三块黑色巨石和一个铜球组成，三块黑色巨石象征着旧中国深压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而巨石下面的亚金铜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势力，就像一粒火种，在沉沉黑暗的旧中国即将点燃。
“黎明火种”雕塑不远处的“告别苏区”浮雕是由一块单面浮雕和一块双面浮雕组成的，在两块灰白色的花岗石上，雕塑家用写实的手法塑造了众多形象逼真的人物，生动地再现了红军长征出发时同苏区人民依依惜别的情景。双面浮雕中间有个断面，表现出红军和苏区人民从此一别，咫尺天涯；浮雕之间的“三军铜像”好似刚从断壁浮雕中走出来的红军代表，背向而立，表情刚毅，正挥手向苏区人民作别……
来到碑园中心台地，这里是反映红军走上万里征途的“艰苦历程”大型群雕，由“开路先锋、勇往直前、团结北上、山间小憩、草地情深、征途葬礼、前仆后继、回顾思考、英灵汇聚”9组雕塑构成。远看群雕既像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又像一匹昂首奔腾的骏马。我从这组群雕之间缓缓而过，这栩栩如生的雕塑将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的悲壮历史画面一一展现在我的面前……
告别红军长征纪念碑园，前面就是松潘草地，我们沿松潘到若尔盖的213国道继续向北，前往红军走出草地后到达的第一个村庄——班佑。
走进红色草原第一村——班佑
若尔盖县班佑乡的班佑村是红军走出草地后见到的第一个村寨。当年的班佑，只有几十户人家，几根木棍支起的棚子，外面扎上柳枝篱笆，再糊上牛屎，就是村民的住所，被称为 “牛屎房子”。
从松潘出发后，一路上下着绵绵细雨，沿路的红军烈士墓不时走进我的视线，提醒着我80年前这块草地上曾发生过的悲壮故事。上万名红军官兵没能走出这茫茫草地，长眠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车过班佑公路收费口，远远地看到一座红色花岗岩雕塑矗立在公路边的草原上。停车走到碑前，诵读碑文，原来这是一座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是为纪念长征途中牺牲在班佑河附近的数百名红军烈士而建。开国上将、时任红三军十一团政委的王平将军在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被刻成碑文：
“红三军在草地里走了整整7天，终于进到班佑。我们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了70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唉呀！他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拉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了气。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们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
诵读碑文，字字句句震撼我的心灵。纪念碑下的雕像再现了王平将军回忆的场面，中间是一面卷起的红旗，红旗周围的红军战士或相拥，或相靠，或相扶，他们在长征途中一步一挪地走出了草地，却没能走过班佑河，在看到胜利曙光的前夕，倒在了这荒原之上……右边是返回草地寻找战友的红军将士，胸前挂着望远镜的王平将军一脸的悲痛，身背小红军的侦察员目视前方……
站在纪念碑前，放眼望去，那空旷的草原在秋风细雨中显得无比悲凉，80年前，那一队队红军将士正一步一挪地走进了我的视线……
1935年8月，松潘战役失利后，红军不得不踏上这茫茫草地。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的松潘草地，海拔3500米以上，水草盘根错节，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人行其上极易陷溺而亡。因此，穿越茫茫草地，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历程。
“茫茫一片远连天，一望无边是草原”。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在其著作《伟大的道路》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松潘草地的艰险恶劣状况：“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
红军进入草地后正值雨季，“草地天天雨不断，雾气蒙蒙如云烟，乌烟瘴气成一片，满目凄凉不忍观。”恶劣的天气状况和遍布的沼泽给红军造成了很大困难。雨水不仅淋湿了官兵的衣衫，也淹没了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连向导也难以辨清道路。有时艰难地行进了几个小时，才发觉又回到了原地。许多官兵因此偏离路线，陷于沼泽中身亡。 草地雨雪风暴变化无常，夜间气温降到零度以下。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饥寒交迫，艰难行走或露宿在空旷的草地上，无处避雨，无衣御寒。行路之难阻滞着部队的行动，缺食之苦则直接威胁着官兵的生命。饥肠辘辘的红军官兵，不得不以野菜、草根、煮皮带充饥。“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无边的草地上空，飞翔着一群群雄鹰；任他雨大风狂，哪怕饥饿断粮；吃草根，喝雨水，挡不住铁的红军。”“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这些红军当年留下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草地的艰苦。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支撑着红军将士一步一步走出草地的力量来自于一种革命信念和坚强意志。
“雨蒙蒙，风凄凄，困难横在我们面前！哎，叫同志，聽我谈，咱们红军是好汉。千种苦，万种难，红军从不怕艰难，草地难不住英雄汉，红军一定能过草地关！”在茫茫草地行军中，这些歌谣成为最好的政治动员令，一曲《国际歌》常常让官兵们热血沸腾，士气大振。“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广大指战员正是凭着对革命信仰的无比忠贞，才能战胜常人难以战胜的困难，一步一挪地走出这茫茫大草原。
经过7天的艰苦跋涉，右路军先遣部队走出草地后，在班佑附近贡巴龙山一带与国民党军游击指挥部第二支队一部及若尔盖藏民部落之1000余名藏兵遭遇，经两小时激战，将敌击溃，红军乘胜占领班佑。
当年因伤病而掉队的红军战士，在这里受到了藏族同胞的悉心照料，他们有些人后来留下与藏族姑娘结婚生子。“想起长征，就想起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流落的叔叔，在那高寒的沼泽地里，拖着淤血的伤口，扎着发臭的绑腿，艰难地爬行。想起长征，就想起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昏迷的叔叔，当最后一节草根嚼碎，当最后一根皮带煮完，当最后一棵秸干拄断，当最后一丝力气用尽，我的叔叔倒下了，倒在了人迹罕至的高原，倒在了憨厚热情的帐房，一堆堆马粪，燃起了生命之火，一碗碗热腾腾的酥油茶，一块块香喷喷的糠粑，两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被一双双紧握的手，攥在了一起……”
青青草原，雄雕矗立。仰望班佑烈士纪念碑，我仿佛看见那七八百红军烈士鲜活的面孔，他们虽衣衫褴缕、形销骨立，却气宇轩昂、目光坚毅。他们相互搀扶，一步一挪地向我走来，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是曙光和胜利。他们的英灵与日月同辉，他们的精神与山河同在！
我向当地藏民买了一束花，慢慢地走到碑前，轻轻地放下，向这些牺牲在草地上的烈士深深地鞠躬……
在《七根火柴》故事的发生地
离开班佑村，继续前行，忽然一只红色大手雕塑映入我的眼帘。下车细看，那手中握着的党证上的红星闪闪发光，雕塑基石上有“七根火柴”4个大字。
《七根火柴》的故事早在上学时我就读过。小说描写了长征途中，一名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把党证和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火柴交给一位掉队的战友，请他转交给党组织。言毕，安然地闭上了眼睛。那位战友追上队伍，为战士们点燃了篝火，然后将余下的六根火柴和党证交给了指导员。这个故事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中，但我不知道故事的发生地竟在班佑乡姜冬村附近。
“姜冬”在藏语里就是“柳树林”的意思，当地人看到这个地方柳树繁茂，才起了这样一个名字。1935年8月，红军艰难跋涉走出草地后，意外地发现姜冬村这一片柳树林，便在这里宿营。这片小树林后来成为很多红军将士回忆中的“小森林”。杨成武将军在《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中回忆小红军郑金煜，虽然只有17岁，人却很聪明。他一路上贴身藏了几根柴禾始终没有淋湿。战士们就用这几根柴禾当引火柴，点火取暖和烧水。后来，郑金煜受伤，他对战友们说：“我在政治上像块钢铁，但我的腿不管用，我要掉队了，我多么舍不得你们啊……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的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就在这风雨交加的草地上，小红军郑金煜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战友们。著名作家王愿坚以小红军郑金煜的故事为蓝本，创作出小说《七根火柴》。
望着眼前的雕塑，《七根火柴》的故事情节瞬间从我的记忆深处被唤醒……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二，三，四……”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进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
站在雕塑前，我仿佛看见那名红军小战士，看到他留下的火种，不仅给幸存的战友带来了温暖和光明，也再次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焰。他高擎的手臂不仅为战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长途跋涉、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那一刻，我感到：千里迢迢，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追寻的不仅仅是足迹，更是一种精神，那就是我们应该永远传承和发扬的长征精神……
站在巴西会议遗址前
离开班佑乡北行，就到了巴西乡。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这里的班佑寺召开了著名的巴西会议。
1935年8月底，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的右路军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后，等待与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会合，一起北上。但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拒不北上，顽固坚持南下主张。9月2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在巴西班佑寺几次召开非正式会议，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毛泽东等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会议决定由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向甘南前进。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彰显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英明果断、沉着应对的政治智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曾指出：“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英勇的抗日斗争。”
9月9日，张国焘给陈昌浩发来密电，要他“立即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密电被叶剑英首先看到，危急时刻，他向毛泽东立即汇报了这一情况。当天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紧急磋商，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10日凌晨2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驻地，踏上北上征途。在通过红四方面军驻地时被发现，陈昌浩请示徐向前，徐向前坚定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正是这句话，让长征途中的红军避免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
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后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张国焘同党争权的历史教训，再次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巴西会议遗址现只剩几面残墙，站在遗址前，我的思绪回到了1935年9月的那个深夜……80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虽然早已远去，但那些穿越历史而来的经验教训却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责编 孟红）
走进西昌
到达西昌，我们直奔矗立于市中心广场的彝海结盟纪念碑和塑像前，这是西昌城的标志性雕塑。碑体用凉山特有的红沙岩，塑像中的刘伯承和小叶丹戎装肃立，面带微笑，正面碑座上有“彝海结盟纪念碑”7个大字，它们向后人默默诉说着那一段光辉的历史……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暂时摆脱了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但是，要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必须迅速渡过大渡河。西昌是国民党军在大渡河南岸的最后一个据点，当红军进至距西昌30华里的地方时，守城之敌为了防止红军利用民房掩护接近城墙，竟将城墙附近的西街和鱼市街全部烧掉，以扫清射界。此举使红军不得不放弃进攻西昌城，继续兼程北进，取道冕宁通过彝民区。
位于金沙江和大渡河之间的大小凉山地区是彝民聚居区，红军要从这里经过，首先必须争取彝族广大同胞的信任与支持，才能减少不必要的冲突。为此，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担任先遣队政委，率领先遣队首先进入彝民区。先遣队临行前，毛泽东嘱咐刘伯承、聂荣臻：红军来到大凉山是借路北上，不是去与彝族群众打仗，一定要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办事。先遣队的任务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争取说服他们，用和平的办法借道彝民区。
为了宣传黨的民族政策，红军进占冕宁县城后，张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布告》第一次提出了“万里长征”一词。从此，“万里长征”一词从冕宁传遍凉山，传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在冕宁，红军还释放了被国民党县政府关押在监狱里的彝族人质，并请他们喝酒、谈心，宣传《布告》精神，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宣传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军队。为了不打扰彝族群众，毛泽东同军委纵队的人员进入彝民区后，露宿在树林之中。所有这一切，使彝族群众深深感到红军是劳苦大众的军队，是来帮助彝族人民翻身求解放的。
5月22日，刘伯承和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盟誓，结为兄弟”，这就是光照千秋的“彝海结盟”。彝海，位于冕宁县城以北40公里的羊坪山上，原名“鱼海子”，彝语叫“乌勒苏泊”，意即海子，四周青山环抱，林木葱茏。在结盟仪式结束后，刘伯承将自己随身带的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送给了小叶丹。小叶丹也将自己骑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
次日，红军先遣队在小叶丹的陪同下向彝区进发，沿途没有受到阻拦，直达安顺场，红军的后续部队也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通过了彝民区，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毛泽东通过彝民区时，有几名妇女抱着大红公鸡敬献给毛泽东，这是彝族待人最高的礼仪。走出彝民区，毛泽东在大渡河畔见到刘伯承时高兴地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回答：“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红军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不仅顺利通过了彝民区，而且还将许多彝民子弟聚集到了红旗之下。在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仪式后，刘伯承将一面书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授予小叶丹。后来，小叶丹组建了红军彝民支队，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坚持斗争5年多。1941年，小叶丹被反动政府以“通共”罪名杀害。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小叶丹的家人把刘伯承赠送的红旗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始终保存着。1950年5月，小叶丹的妻子郑重地把这面红旗亲手献给了政府，至今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历史见证。
中央红军通过彝民区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终于到达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离开西昌前，我们专门去了火把广场。这里有一组气势恢宏的火炬阵，又名民族柱，56根高9米、直径2米的火炬柱用凉山特有的红砂岩石砌成，每到节日56根火炬同时点燃。漫步火炬阵，我深深感到，彝汉两族人民建立起的深厚友谊和民族团结精神犹如这熊熊燃烧的火炬一样在凉山这块土地上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在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碑园
从西昌出发，一路北上，经雅安、成都到达川西北高原古城松潘，这里是扼控川甘边的战略要地，有“川西北门户”之称。红军长征期间，曾三过松潘草地，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过5次重要会议，其中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都是在松潘境内召开的。1935年6月底，红军发起松潘战役，至7月底，整个战役呈拉锯状态，中革军委遂决定停止松潘战役。
在松潘川主寺镇，我们参观了红军长征纪念碑园。
川主寺镇是因镇上的一座寺庙川主寺而得名，这里是通往著名旅游景区九寨沟和黄龙的必经之地，南来北往的旅游大巴不断从小镇穿过，小镇还因红军长征纪念碑园成为著名的红色旅游地。长征期间，三路红军在四川滞留的时间长达20个月，足迹遍及73个县、市的30余万平方公里。红军的三个方面军都路过松潘，而川主寺是长征路上的一个要冲，当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过草地时就是从川主寺后山的尕里台过去的。在川主寺以西几十公里处曾举行过著名的毛儿盖会议。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这里修建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进入碑园，我的目光首先被耸立于元宝山顶的“红军长征团结胜利” 纪念碑所吸引，一位身披羊皮背心的红军战士迎风挺立，他的双手高举成“V”字形，一手持步枪，一手持花束，以冲霄凌云之势矗立于海拔3100米的元宝山顶。纪念碑由红军战士铜像、亚金铜三棱柱碑体、汉白玉基座组成。三棱柱碑体的每个立面都镶嵌一颗巨大的闪闪红星，象征着三大主力红军紧密团结，坚不可摧。主碑背靠雪山，面向草地，用亚金铜贴面，在阳光照射下，金光熠熠，璀璨夺目，被称为“中华第一金碑”。 环绕碑体的汉白玉基座造型如雪山，碑基铺垫墨绿色水磨石，寓意着“雪山草地树金碑”。这座金碑在每个晴天的下午6点前后，受阳光斜射，碑体金光四射，通體闪耀，极为壮观。
走到广场中央，一座名为“黎明火种” 的雕塑吸引了我的注意。这座雕塑由三块黑色巨石和一个铜球组成，三块黑色巨石象征着旧中国深压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而巨石下面的亚金铜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势力，就像一粒火种，在沉沉黑暗的旧中国即将点燃。
“黎明火种”雕塑不远处的“告别苏区”浮雕是由一块单面浮雕和一块双面浮雕组成的，在两块灰白色的花岗石上，雕塑家用写实的手法塑造了众多形象逼真的人物，生动地再现了红军长征出发时同苏区人民依依惜别的情景。双面浮雕中间有个断面，表现出红军和苏区人民从此一别，咫尺天涯；浮雕之间的“三军铜像”好似刚从断壁浮雕中走出来的红军代表，背向而立，表情刚毅，正挥手向苏区人民作别……
来到碑园中心台地，这里是反映红军走上万里征途的“艰苦历程”大型群雕，由“开路先锋、勇往直前、团结北上、山间小憩、草地情深、征途葬礼、前仆后继、回顾思考、英灵汇聚”9组雕塑构成。远看群雕既像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又像一匹昂首奔腾的骏马。我从这组群雕之间缓缓而过，这栩栩如生的雕塑将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的悲壮历史画面一一展现在我的面前……
告别红军长征纪念碑园，前面就是松潘草地，我们沿松潘到若尔盖的213国道继续向北，前往红军走出草地后到达的第一个村庄——班佑。
走进红色草原第一村——班佑
若尔盖县班佑乡的班佑村是红军走出草地后见到的第一个村寨。当年的班佑，只有几十户人家，几根木棍支起的棚子，外面扎上柳枝篱笆，再糊上牛屎，就是村民的住所，被称为 “牛屎房子”。
从松潘出发后，一路上下着绵绵细雨，沿路的红军烈士墓不时走进我的视线，提醒着我80年前这块草地上曾发生过的悲壮故事。上万名红军官兵没能走出这茫茫草地，长眠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车过班佑公路收费口，远远地看到一座红色花岗岩雕塑矗立在公路边的草原上。停车走到碑前，诵读碑文，原来这是一座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是为纪念长征途中牺牲在班佑河附近的数百名红军烈士而建。开国上将、时任红三军十一团政委的王平将军在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被刻成碑文：
“红三军在草地里走了整整7天，终于进到班佑。我们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了70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唉呀！他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拉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了气。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们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
诵读碑文，字字句句震撼我的心灵。纪念碑下的雕像再现了王平将军回忆的场面，中间是一面卷起的红旗，红旗周围的红军战士或相拥，或相靠，或相扶，他们在长征途中一步一挪地走出了草地，却没能走过班佑河，在看到胜利曙光的前夕，倒在了这荒原之上……右边是返回草地寻找战友的红军将士，胸前挂着望远镜的王平将军一脸的悲痛，身背小红军的侦察员目视前方……
站在纪念碑前，放眼望去，那空旷的草原在秋风细雨中显得无比悲凉，80年前，那一队队红军将士正一步一挪地走进了我的视线……
1935年8月，松潘战役失利后，红军不得不踏上这茫茫草地。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的松潘草地，海拔3500米以上，水草盘根错节，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人行其上极易陷溺而亡。因此，穿越茫茫草地，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历程。
“茫茫一片远连天，一望无边是草原”。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在其著作《伟大的道路》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松潘草地的艰险恶劣状况：“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
红军进入草地后正值雨季，“草地天天雨不断，雾气蒙蒙如云烟，乌烟瘴气成一片，满目凄凉不忍观。”恶劣的天气状况和遍布的沼泽给红军造成了很大困难。雨水不仅淋湿了官兵的衣衫，也淹没了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连向导也难以辨清道路。有时艰难地行进了几个小时，才发觉又回到了原地。许多官兵因此偏离路线，陷于沼泽中身亡。 草地雨雪风暴变化无常，夜间气温降到零度以下。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饥寒交迫，艰难行走或露宿在空旷的草地上，无处避雨，无衣御寒。行路之难阻滞着部队的行动，缺食之苦则直接威胁着官兵的生命。饥肠辘辘的红军官兵，不得不以野菜、草根、煮皮带充饥。“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无边的草地上空，飞翔着一群群雄鹰；任他雨大风狂，哪怕饥饿断粮；吃草根，喝雨水，挡不住铁的红军。”“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这些红军当年留下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草地的艰苦。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支撑着红军将士一步一步走出草地的力量来自于一种革命信念和坚强意志。
“雨蒙蒙，风凄凄，困难横在我们面前！哎，叫同志，聽我谈，咱们红军是好汉。千种苦，万种难，红军从不怕艰难，草地难不住英雄汉，红军一定能过草地关！”在茫茫草地行军中，这些歌谣成为最好的政治动员令，一曲《国际歌》常常让官兵们热血沸腾，士气大振。“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广大指战员正是凭着对革命信仰的无比忠贞，才能战胜常人难以战胜的困难，一步一挪地走出这茫茫大草原。
经过7天的艰苦跋涉，右路军先遣部队走出草地后，在班佑附近贡巴龙山一带与国民党军游击指挥部第二支队一部及若尔盖藏民部落之1000余名藏兵遭遇，经两小时激战，将敌击溃，红军乘胜占领班佑。
当年因伤病而掉队的红军战士，在这里受到了藏族同胞的悉心照料，他们有些人后来留下与藏族姑娘结婚生子。“想起长征，就想起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流落的叔叔，在那高寒的沼泽地里，拖着淤血的伤口，扎着发臭的绑腿，艰难地爬行。想起长征，就想起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昏迷的叔叔，当最后一节草根嚼碎，当最后一根皮带煮完，当最后一棵秸干拄断，当最后一丝力气用尽，我的叔叔倒下了，倒在了人迹罕至的高原，倒在了憨厚热情的帐房，一堆堆马粪，燃起了生命之火，一碗碗热腾腾的酥油茶，一块块香喷喷的糠粑，两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被一双双紧握的手，攥在了一起……”
青青草原，雄雕矗立。仰望班佑烈士纪念碑，我仿佛看见那七八百红军烈士鲜活的面孔，他们虽衣衫褴缕、形销骨立，却气宇轩昂、目光坚毅。他们相互搀扶，一步一挪地向我走来，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是曙光和胜利。他们的英灵与日月同辉，他们的精神与山河同在！
我向当地藏民买了一束花，慢慢地走到碑前，轻轻地放下，向这些牺牲在草地上的烈士深深地鞠躬……
在《七根火柴》故事的发生地
离开班佑村，继续前行，忽然一只红色大手雕塑映入我的眼帘。下车细看，那手中握着的党证上的红星闪闪发光，雕塑基石上有“七根火柴”4个大字。
《七根火柴》的故事早在上学时我就读过。小说描写了长征途中，一名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把党证和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火柴交给一位掉队的战友，请他转交给党组织。言毕，安然地闭上了眼睛。那位战友追上队伍，为战士们点燃了篝火，然后将余下的六根火柴和党证交给了指导员。这个故事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中，但我不知道故事的发生地竟在班佑乡姜冬村附近。
“姜冬”在藏语里就是“柳树林”的意思，当地人看到这个地方柳树繁茂，才起了这样一个名字。1935年8月，红军艰难跋涉走出草地后，意外地发现姜冬村这一片柳树林，便在这里宿营。这片小树林后来成为很多红军将士回忆中的“小森林”。杨成武将军在《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中回忆小红军郑金煜，虽然只有17岁，人却很聪明。他一路上贴身藏了几根柴禾始终没有淋湿。战士们就用这几根柴禾当引火柴，点火取暖和烧水。后来，郑金煜受伤，他对战友们说：“我在政治上像块钢铁，但我的腿不管用，我要掉队了，我多么舍不得你们啊……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的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就在这风雨交加的草地上，小红军郑金煜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战友们。著名作家王愿坚以小红军郑金煜的故事为蓝本，创作出小说《七根火柴》。
望着眼前的雕塑，《七根火柴》的故事情节瞬间从我的记忆深处被唤醒……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二，三，四……”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进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
站在雕塑前，我仿佛看见那名红军小战士，看到他留下的火种，不仅给幸存的战友带来了温暖和光明，也再次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焰。他高擎的手臂不仅为战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长途跋涉、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那一刻，我感到：千里迢迢，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追寻的不仅仅是足迹，更是一种精神，那就是我们应该永远传承和发扬的长征精神……
站在巴西会议遗址前
离开班佑乡北行，就到了巴西乡。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这里的班佑寺召开了著名的巴西会议。
1935年8月底，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的右路军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后，等待与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会合，一起北上。但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拒不北上，顽固坚持南下主张。9月2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在巴西班佑寺几次召开非正式会议，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毛泽东等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会议决定由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向甘南前进。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彰显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英明果断、沉着应对的政治智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曾指出：“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英勇的抗日斗争。”
9月9日，张国焘给陈昌浩发来密电，要他“立即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密电被叶剑英首先看到，危急时刻，他向毛泽东立即汇报了这一情况。当天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紧急磋商，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10日凌晨2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驻地，踏上北上征途。在通过红四方面军驻地时被发现，陈昌浩请示徐向前，徐向前坚定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正是这句话，让长征途中的红军避免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
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后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张国焘同党争权的历史教训，再次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巴西会议遗址现只剩几面残墙，站在遗址前，我的思绪回到了1935年9月的那个深夜……80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虽然早已远去，但那些穿越历史而来的经验教训却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