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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经典童话集，《快乐王子与其他故事》悲剧模式的结局向来被视作实现其唯美主义主张的方式。但如果将文本还原到创作时期的具体语境中，就不难发现王尔德并不赞成这种自我牺牲。本文分析了王尔德如何利用童话中的悲剧来阐述自我牺牲对改变社会的徒劳。
关键词：王尔德 《快乐王子与其他故事》 自我牺牲 徒劳
一、写给成人的童话
1888年对于奥斯卡·王尔德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式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学创作，其标志则是童话集《快乐王子与其他故事》（以下简称《快》）的出版。在此之前，王尔德奠定自己的基本艺术理念——唯美主义；而在此后的7年里，他完成一生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作品，包括《道林·格雷的画像》《温夫人的扇子》等。因此《快》常被视作王尔德“表达内心关注与实现艺术主张”的最初尝试。从这层意义上而言，这些童話不可能仅仅为孩子而作，尽管那一年的王尔德晋升为两个孩子的爸爸。同年，他在与一位朋友的通信中提到这本童话集“不是写给孩子们，而是写给18岁至80岁的成人”。
虽然这些故事早已是童话经典，而在国内由巴金先生翻译的《快乐王子》被收入若干中学语文教材，但细读英语原文就不难发现作者的初衷。首先，原著词汇量以及句法结构远远超过儿童的阅读能力。王尔德曾明确反对“为适应英国孩子的标准，而严格限制语汇的使用”。其次，作为唯美主义的旗帜，王尔德一直倡导“艺术不功利”，所以，他决不会刻意为了给孩子们讲述几个人生道理，而进行文学创作。最后，19世纪的欧洲童话结局多为“王子与公主幸福一辈子”的灰姑娘模式，或者“猎人打死大灰狼”的小红帽模式，无不以化险为夷、皆大欢喜收尾。但是，《快》以及王尔德另外一本童话集《石榴之家》中的每一个故事，几乎都以悲情划上句号。由此可见，一贯奉行精英主义的王尔德，决不会将自己的第一本重要作品集变成“取悦英国公众”的普通读本，其中必然灌注王尔德的个人思想。
二、关于王尔德童话想当然的解读
王尔德的童话虽然受读者青睐，但在评论界关注不够。而更多的研究则是从这些童话中寻找信仰原型与唯美主义的关联。这些研究的线索主要依据两个事实：王尔德是唯美主义的代言人； Walter Pater的作品对王尔德有着不小影响。于是在先入为主的前提下，《快》很容易被表述为“信仰与艺术人生或者唯美主义的结合”，又或直接将信仰受难式的结局等同于唯美主义的表现，“王尔德对信仰的理解和阐释均带有唯美主义色彩”。
以上这些研究多注意到童话中的主人公以某种悲情的方式自我牺牲，并借此推论或是对“男人之间爱情的礼赞”，或是“用怜悯、同情和苦痛去鼓舞读者” 。但这些研究显然粗暴地用作者生平解读特定时期的作品，同时也是忽略创作独立性。所以把《快》还原到王尔德创作这些故事的语境，再从文本自身出发，才更符合文学研究方法。
三、“自我牺牲”的徒劳
王尔德因加入唯美主义运动而声名鹊起，但不少学者认为1891年出版的“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标志着“他进入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而“这篇论文的思想对《快》和之后两年完成的《石榴之家》有着根本的影响力”。该文论及自我牺牲的行为时，王尔德持明确的否定立场，同时也不赞成Price所引述的“通过怜悯、同情和苦痛去鼓舞读者”的模式。王尔德将人对同伴苦难的同情视作动物的本能，并指出这“绝不是最高境界的苦痛。而对苦痛的怜悯也无法减少真正意义上的苦痛”。至于自我牺牲与社会的进步，他更是竭力反对：“纠缠不息地倡导责任，致使丧失个人。因为这些倡导仅仅意味着因为他们有所欲求。任何倡导丑陋的自我牺牲，都是野蛮地肢解人体行为的残余力量。”
王尔德认为，剥离自我牺牲所营造的悲伤情绪，不难发现信仰式殉道丝毫不能改变丑恶的现实世界。《快》结局是耸立在“丑陋贫苦城市”之巅的快乐王子，劝说南飞埃及的燕子作为信使，将他宝剑上的红宝石、蓝宝石眼睛还有身上的金片，分给城里的穷人。最后，燕子冻死在寒夜，王子的雕像“既然不再美丽，那么也就不再有用”，于是和燕子的尸体一起，被抛入火炉。当王子馈赠的钱财用尽，那些穷人的生活又将如故。而好大喜功的市长，在一群阿谀献媚的市参议员的怂恿下，将自己奇丑无比的塑像顶替快乐王子，隐喻彻底绝望。快乐王子与燕子献出的生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毫无价值。
同样徒劳的自我牺牲在《夜莺与玫瑰》中重演。为成全年轻学生与教授女儿的爱情，夜莺不惜用胸膛抵住花刺，用生命去讴歌真爱，用鲜血将白玫瑰染红。因为女孩只有得到红玫瑰，方愿与学生一起跳舞；因为夜莺信仰“真爱胜过生命”；更因为夜莺认同自我牺牲的价值。不幸的是，待到学生将红玫瑰举到女孩面前时，得到的却是冷嘲热讽：“宫廷大臣的侄儿已经送我珠宝；而女人都晓得珠宝比花值钱多了。”于是，夜莺用生命换来的玫瑰被无情地扔到街上，“落入阴沟，一辆马车在它身上碾压而过。”更令人心碎的是，夜莺信仰的爱情遭到学生唾弃：“爱情多么愚昧呀。”夜莺牺牲自我的方式不仅无法成全真爱，反而凸显了爱情在金钱面前的苍白。
《忠实的朋友》描述的则是自我牺牲无法博得真挚友谊。磨坊主大个子休一边给小汉斯讲述“真正的朋友应该共享一切”，一边却利用小汉斯的真诚而要走他的李子、樱桃、鲜花，并一早就令他免费为自己修房子，卖面粉。当小汉斯处于窘迫寒冬时，磨坊主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冠冕堂皇地教导他的孩子：“假如小汉斯看到我们暖和的火炉，见到我们的丰盛晚餐以及大桶红酒，他会嫉妒。而嫉妒是非常可怕的，它会毁掉一个人的品行。我当然不愿把小汉斯的品质毁掉。我可是他最好的朋友，我要一直照顾他。”最后，小汉斯在风雨交加的黑夜，远足找大夫给磨坊主的孩子看病，不幸落水淹死。然而，小汉斯以生命作为代价以示友谊，并不能让磨坊主认识到自己的丑恶。讽刺的是，磨坊主在葬礼上颠倒是非，认为自己付出真情却没得到回报：“我今后要留意，因为大方总让我吃亏。” 以上种种的自我牺牲是以信仰殉难为原型的。比如快乐王子将自己身体上的黄金珠宝分给他的臣民；夜莺用鲜血把玫瑰染红，也正是源于中世纪关于信仰受难的传说。但是，王尔德绝不是在倡导这种牺牲，也非利用悲情营造唯美诗意，而是点明它的无谓和徒劳。
王尔德认为，牺牲自我等善举已丧失其必要，因为个人一味地付出只能成就个人道德升华，并不可能改变丑恶的现实，也不能获得最终的幸福：“圣人从未尝试过重构社会，他所塑造的理想人格是那些彻底放棄或完全抵制社会的形象。但人的天性终究是社会化的。圣人所承受的痛苦和苦难无法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些童话故事真正的悲剧并非牺牲，而是牺牲得“毫无价值”。王尔德之所以用悲剧给他的童话结局，恰好折射出他对自我牺牲的否定。童话中的幸福，或者说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应当靠其他方式赢得，而非自我牺牲。
参考文献：
[1]Duffy，John Charles.Gay-related themes in the Fairy Tales of Oscar Wilde [M].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29 （2001）：327-349.
[2]Christopher S.Nassaar.“The Selfish Giant”as Literary Fairy Tale [M].Explicator.Vol 60-3 （2002）： 142-144.
[3]Jody Prince.A Map with Utopia：Oscar Wilde’s Theory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M].New York：Peter Lang， 1996.
[4]Ann Shillinglaw.Telling Beautiful Untrue Things：The Fairy Tales of Oscar Wilde [M].Illinois：Loyola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6.
[5]Oscar Wilde.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Oscar Wilde [M]. ed.by Merlin Holland and Rupert Hart-Davis.New York：Henry Holt & Company， 2000.
[6]Oscar Wilde. 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Stories [M]. London：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2002.
[7]Oscar Wilde.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and Other Writings [M].New York： Bantam Dell， 2005.
[8]Oscar Wilde.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and Selected Critical Prose [M]. ed. by Linda Dowling. London：Penguin， 2001.
（作者简介：张康，男，硕士，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责任编辑 刘月娇）
关键词：王尔德 《快乐王子与其他故事》 自我牺牲 徒劳
一、写给成人的童话
1888年对于奥斯卡·王尔德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式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学创作，其标志则是童话集《快乐王子与其他故事》（以下简称《快》）的出版。在此之前，王尔德奠定自己的基本艺术理念——唯美主义；而在此后的7年里，他完成一生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作品，包括《道林·格雷的画像》《温夫人的扇子》等。因此《快》常被视作王尔德“表达内心关注与实现艺术主张”的最初尝试。从这层意义上而言，这些童話不可能仅仅为孩子而作，尽管那一年的王尔德晋升为两个孩子的爸爸。同年，他在与一位朋友的通信中提到这本童话集“不是写给孩子们，而是写给18岁至80岁的成人”。
虽然这些故事早已是童话经典，而在国内由巴金先生翻译的《快乐王子》被收入若干中学语文教材，但细读英语原文就不难发现作者的初衷。首先，原著词汇量以及句法结构远远超过儿童的阅读能力。王尔德曾明确反对“为适应英国孩子的标准，而严格限制语汇的使用”。其次，作为唯美主义的旗帜，王尔德一直倡导“艺术不功利”，所以，他决不会刻意为了给孩子们讲述几个人生道理，而进行文学创作。最后，19世纪的欧洲童话结局多为“王子与公主幸福一辈子”的灰姑娘模式，或者“猎人打死大灰狼”的小红帽模式，无不以化险为夷、皆大欢喜收尾。但是，《快》以及王尔德另外一本童话集《石榴之家》中的每一个故事，几乎都以悲情划上句号。由此可见，一贯奉行精英主义的王尔德，决不会将自己的第一本重要作品集变成“取悦英国公众”的普通读本，其中必然灌注王尔德的个人思想。
二、关于王尔德童话想当然的解读
王尔德的童话虽然受读者青睐，但在评论界关注不够。而更多的研究则是从这些童话中寻找信仰原型与唯美主义的关联。这些研究的线索主要依据两个事实：王尔德是唯美主义的代言人； Walter Pater的作品对王尔德有着不小影响。于是在先入为主的前提下，《快》很容易被表述为“信仰与艺术人生或者唯美主义的结合”，又或直接将信仰受难式的结局等同于唯美主义的表现，“王尔德对信仰的理解和阐释均带有唯美主义色彩”。
以上这些研究多注意到童话中的主人公以某种悲情的方式自我牺牲，并借此推论或是对“男人之间爱情的礼赞”，或是“用怜悯、同情和苦痛去鼓舞读者” 。但这些研究显然粗暴地用作者生平解读特定时期的作品，同时也是忽略创作独立性。所以把《快》还原到王尔德创作这些故事的语境，再从文本自身出发，才更符合文学研究方法。
三、“自我牺牲”的徒劳
王尔德因加入唯美主义运动而声名鹊起，但不少学者认为1891年出版的“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标志着“他进入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而“这篇论文的思想对《快》和之后两年完成的《石榴之家》有着根本的影响力”。该文论及自我牺牲的行为时，王尔德持明确的否定立场，同时也不赞成Price所引述的“通过怜悯、同情和苦痛去鼓舞读者”的模式。王尔德将人对同伴苦难的同情视作动物的本能，并指出这“绝不是最高境界的苦痛。而对苦痛的怜悯也无法减少真正意义上的苦痛”。至于自我牺牲与社会的进步，他更是竭力反对：“纠缠不息地倡导责任，致使丧失个人。因为这些倡导仅仅意味着因为他们有所欲求。任何倡导丑陋的自我牺牲，都是野蛮地肢解人体行为的残余力量。”
王尔德认为，剥离自我牺牲所营造的悲伤情绪，不难发现信仰式殉道丝毫不能改变丑恶的现实世界。《快》结局是耸立在“丑陋贫苦城市”之巅的快乐王子，劝说南飞埃及的燕子作为信使，将他宝剑上的红宝石、蓝宝石眼睛还有身上的金片，分给城里的穷人。最后，燕子冻死在寒夜，王子的雕像“既然不再美丽，那么也就不再有用”，于是和燕子的尸体一起，被抛入火炉。当王子馈赠的钱财用尽，那些穷人的生活又将如故。而好大喜功的市长，在一群阿谀献媚的市参议员的怂恿下，将自己奇丑无比的塑像顶替快乐王子，隐喻彻底绝望。快乐王子与燕子献出的生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毫无价值。
同样徒劳的自我牺牲在《夜莺与玫瑰》中重演。为成全年轻学生与教授女儿的爱情，夜莺不惜用胸膛抵住花刺，用生命去讴歌真爱，用鲜血将白玫瑰染红。因为女孩只有得到红玫瑰，方愿与学生一起跳舞；因为夜莺信仰“真爱胜过生命”；更因为夜莺认同自我牺牲的价值。不幸的是，待到学生将红玫瑰举到女孩面前时，得到的却是冷嘲热讽：“宫廷大臣的侄儿已经送我珠宝；而女人都晓得珠宝比花值钱多了。”于是，夜莺用生命换来的玫瑰被无情地扔到街上，“落入阴沟，一辆马车在它身上碾压而过。”更令人心碎的是，夜莺信仰的爱情遭到学生唾弃：“爱情多么愚昧呀。”夜莺牺牲自我的方式不仅无法成全真爱，反而凸显了爱情在金钱面前的苍白。
《忠实的朋友》描述的则是自我牺牲无法博得真挚友谊。磨坊主大个子休一边给小汉斯讲述“真正的朋友应该共享一切”，一边却利用小汉斯的真诚而要走他的李子、樱桃、鲜花，并一早就令他免费为自己修房子，卖面粉。当小汉斯处于窘迫寒冬时，磨坊主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冠冕堂皇地教导他的孩子：“假如小汉斯看到我们暖和的火炉，见到我们的丰盛晚餐以及大桶红酒，他会嫉妒。而嫉妒是非常可怕的，它会毁掉一个人的品行。我当然不愿把小汉斯的品质毁掉。我可是他最好的朋友，我要一直照顾他。”最后，小汉斯在风雨交加的黑夜，远足找大夫给磨坊主的孩子看病，不幸落水淹死。然而，小汉斯以生命作为代价以示友谊，并不能让磨坊主认识到自己的丑恶。讽刺的是，磨坊主在葬礼上颠倒是非，认为自己付出真情却没得到回报：“我今后要留意，因为大方总让我吃亏。” 以上种种的自我牺牲是以信仰殉难为原型的。比如快乐王子将自己身体上的黄金珠宝分给他的臣民；夜莺用鲜血把玫瑰染红，也正是源于中世纪关于信仰受难的传说。但是，王尔德绝不是在倡导这种牺牲，也非利用悲情营造唯美诗意，而是点明它的无谓和徒劳。
王尔德认为，牺牲自我等善举已丧失其必要，因为个人一味地付出只能成就个人道德升华，并不可能改变丑恶的现实，也不能获得最终的幸福：“圣人从未尝试过重构社会，他所塑造的理想人格是那些彻底放棄或完全抵制社会的形象。但人的天性终究是社会化的。圣人所承受的痛苦和苦难无法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些童话故事真正的悲剧并非牺牲，而是牺牲得“毫无价值”。王尔德之所以用悲剧给他的童话结局，恰好折射出他对自我牺牲的否定。童话中的幸福，或者说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应当靠其他方式赢得，而非自我牺牲。
参考文献：
[1]Duffy，John Charles.Gay-related themes in the Fairy Tales of Oscar Wilde [M].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29 （2001）：327-349.
[2]Christopher S.Nassaar.“The Selfish Giant”as Literary Fairy Tale [M].Explicator.Vol 60-3 （2002）： 142-144.
[3]Jody Prince.A Map with Utopia：Oscar Wilde’s Theory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M].New York：Peter Lang， 1996.
[4]Ann Shillinglaw.Telling Beautiful Untrue Things：The Fairy Tales of Oscar Wilde [M].Illinois：Loyola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6.
[5]Oscar Wilde.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Oscar Wilde [M]. ed.by Merlin Holland and Rupert Hart-Davis.New York：Henry Holt & Company， 2000.
[6]Oscar Wilde. 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Stories [M]. London：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2002.
[7]Oscar Wilde.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and Other Writings [M].New York： Bantam Dell， 2005.
[8]Oscar Wilde.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and Selected Critical Prose [M]. ed. by Linda Dowling. London：Penguin， 2001.
（作者简介：张康，男，硕士，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