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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高中那年，弟弟辍学了。从此，他走上了一条和我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
18岁那年我考上大学。去省城大学报到那天，弟弟吃力地扛着行李，把我送到通往县城的那条公路上，然后转身回家。那次送别仿佛是个象征：兄与弟如同两叶小舟，在生活的海洋里，各自前行了。
我读大学后，弟弟开始学木工，早出晚归，四处奔波。少年稚嫩的肩头过早掮起了生活的重担，少年清澈的眼神很快弥漫起生活的风沙。
1
大三那年，弟弟从家乡来省城看我。我注意到弟弟那双与年龄不相称的手：粗大，厚实，布满裂缝与疤痕。或许，只有凭借这双粗大的手，弟弟才能应付生活的风霜和砂砾。
我和弟弟在省城街头四处闲逛，本来说好去看一次录像，但最终也没去看。那一年，他十八我二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但一丝不易察觉的忧惧与惶惑却在他的眉宇我的心头时隐时现。
我在求学路上挣扎，前途莫测；他在谋生道上趑趄，前景不明。毕竟不是孩子了，再也不能无忧无虑废寝忘食地在录像厅里打发时光了。出生在农家的我们，在这个年龄，即将与生活这头巨兽搏击，一无所有，赤手空拳，但却不容退缩，因为无路可逃。
弟弟那时已经订亲，按乡俗，给了女方家庭一笔彩礼。弟弟眼中闪着憧憬的光。他指望从那笔不菲的彩礼中“骗”出一点钱，充学费，学驾驶，跑运输。但弟弟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一来母亲反对，担心学驾驶跑运输不安全；二来他吝啬的未来丈母娘也根本不可能把到手的彩礼再返回一点给他。
弟弟第一个可怜的“梦想”就这样肥皂泡一般破灭了。学驾驶，在当下算是多么稀松平常的事，可它却曾是20岁弟弟的一个关乎生计关乎命运的梦想，而这一可怜的梦想，却因为贫穷未能实现。每念及此，我都强烈地感到内疚，深深的内疚，倘若不是我多年读书，耗尽了家中微薄的资财，弟弟或许不会这么困窘吧？
2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从事一桩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薪水也极其微薄，彼时的我，心情灰暗，意气消沉，是可想而知了。
一个酷热的午后，弟弟骑着自行车，赶了几十里路来看我。单位食堂已关门，我领弟弟去了一家小食店，给弟弟叫了碗面条，但也许天太热，抑或弟弟太累，没吃几口就放下碗筷，只说不饿。
那时我因对工作极不满意而神情落寞心灰意懒，根本没有心思和弟弟交谈，竟忘了问他何以冒着酷热骑车来看我，也忘了问家中父母是否健康经济是否困顿。我的沉默让原本沉闷的气氛显得更加压抑，令人难以承受。弟弟觉察出我的不快与懊恼，但他小心翼翼不敢深究，怕触到我内心的隐痛。不一会儿，弟弟提出要回去，并问我能否给他五块钱。我当时手头确实没钱，就回他说没有。弟弟满头大汗骑车而来，现在又挥汗如雨蹬车而去。我居然麻木地忘了道别。
现在每每想起这看似寻常的小事，我就追悔莫及，感到一股锥心之痛！我居然那么粗心，那么冷漠，也许弟弟内心挣扎了很久，终于鼓足勇气才开口要这五块钱，而我却轻描淡写麻木不仁地随口拒绝了。是的，我当时确实很穷，但我不能向同事借来这五块钱吗？弟弟蹬着自行车，在烈日炙烤下，跋涉半天来看我，只吃了几口面条喝了几口水，又马不停蹄骑着车顶着烈日往家赶。想要五块钱，却被我木知木觉拒绝了。如果弟弟不是遇到难处，他会要这区区五块钱？而连这区区五块钱的愿望，我都没能让他满足！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追根溯源，那时的我还是太自私，完全沉浸在因工作不如意带来的懊恼中，和弟弟交谈时漫不经心魂不守舍，所以当弟弟要这五块钱时，我就机械地如实回答说没有，根本没有想到这五块钱对弟弟意味着什么！
倘若时光能倒流，我一定会为弟弟借来五块或者更多的钱，会细心问他遇到什么难处，何以顶着烈日来回奔波？然而这一切都无可挽回！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每次读到这句诗，我都会想到弟弟挥汗如雨的样子，想到他奔波几十里来看我，想到他要五块钱，而我却没给。
那五塊钱，已成了我内心最深的痛，尽管年深月久，被岁月层层包裹，但只要回忆的触须稍一触及，结痂的伤口便瞬间溃破，那种疼痛，一如往昔，历久弥新。
后来，我多次想问弟弟，那次为何要五块钱，但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下。一来事过境迁，木已成舟，再问这些还有何用？二来我害怕知道真相后因无法弥补会陷入更深的痛苦中。
3
乡下年轻人结婚都早，眼看弟弟同龄人都娶妻生子，父母着急了。他们两个儿子，一个大学刚毕业，尚未恋爱；一个订亲了，却没成婚。他们羡慕村中那些早早抱上孙子的人，甚至觉得儿子一天不结婚他们在村人面前就抬不起头。于是，他们张罗着要给刚过二十的弟弟办喜事。我当然反对弟弟早婚，但也理解父母的焦灼与急切——毕竟，生活在僻陋乡村的人们，祖祖辈辈都将抱上孙子视为头等大事。为了让父母舒心一点，我也违心地劝弟弟干脆结婚算了。弟弟就这样匆忙而懵懂地步入婚姻的“围城”。父母如释重负，喜上眉梢，而我似乎也感到一阵轻松。弟弟结了婚，解了父母的燃眉之急，他们也不像往常那样催促我恋爱、结婚了。然而，这却苦了弟弟，因为早婚结出的苦果他必须品尝，早婚酿出的苦酒他终生都得啜饮。
现在想来，我劝弟弟结婚，貌似善意，实则自私。我不想草率结婚，又顾及父母的心情与面子。弟弟结婚了，父母的面子有了，我也趁机摆脱了父母的唠叨。这潜意识中的自私，包裹在“善意”中，又被岁月深埋，但不经意中，常会露出锋利的牙齿，在我的心头，猛啄一下。
弟弟婚后不久，因做木工不赚钱，想进城做装潢，却没钱买装潢必需的工具。弟弟、弟媳因此大吵一架，后来还是借债买了工具。我听到这消息，心酸又愧疚。其实，那时候我经济情况略有好转，完全可以资助弟弟买装潢用的工具。但弟弟宁可向外人借偏不和我说。我想弟弟还是没忘记那年他开口要五块钱我没给的事。当然，我相信弟弟绝不会因此记恨我，他只是觉得我的手头也不宽裕，所以再难也不向我开口。弟弟不愿把困难告诉我，是因为他不想因此而影响我的生活，扰乱我的情绪。可他越是体谅我，我越是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中。我真的很后悔那次无心却粗鲁的拒绝。自那以后我和弟弟之间有了一道无形的裂痕，而我却找不到弥补的办法。 4
弟弟对我的付出远远多于我对他的帮助。
记得读大学时，每次开学都是弟弟骑车送我到乌江镇，再搭车去县城转车赴省城。一次因为下雨道路泥泞不堪，弟弟骑车很累，就让我下车和他一道走，而我习惯了在车的后座“坐享其成”，竟老大不高兴，完全不理会弟弟蹬车的劳累。
长期以来，我享受着亲情却浑然不觉，把弟弟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却从未有过回报的念头。
某年春节，村人照例要玩麻将。弟弟那年手气好，玩牌赢了不少钱。父母毫不客气“缴获”了他的战果，全给了我作大学的生活费。我收下这笔钱，收得那么心安理得。全没想到，对一个乡下孩子来说，那笔钱数量相当可观。但弟弟毫无怨言，并且很乐于把它贡献给我。
后来我结婚时，弟弟手头紧，还是借了1000块钱资助我。为这1000块钱，弟弟该要付出多少汗水，而我依旧收下这笔钱，并且依旧那么心安理得。
2006年，我因患急性胰腺炎住院治疗。这场病来势汹涌，尖锐的疼痛折磨了我八天八夜。那段时间，是妻子和弟弟轮换在医院看护我。弟弟白天打工，晚上在医院看护，常常通宵不寐。病榻上的我，因为生病住院心情恶劣，显得任性而蛮横，常常把弟弟支来支去。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遭遇疾病，我显得极其沮丧，脆弱的天性暴露无遗。那段日子，我要么唉声叹气，要么乱发脾气，而弟弟却以其坚韧与宽厚化解了我的不安与焦躁。
病榻上的人，才真正体会出亲情的可贵！
弟弟因看护我而疲惫不堪，累得胆囊发炎，他一面吃药一面仍坚守在我的病榻旁，没有一丝怨言。
那场病让我现出自私怯懦的原形，却让弟弟显露赤诚果敢的本色。那场病也为我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自我反省良机。
胰腺炎这种病对人伤害极大。出院半年后我仍有强烈的不适感。我没想到，就在那时，老家却出了大事。原来，父亲一天晚上临睡前没有把火塘里的火灭尽，结果发生了火灾。虽然全村人都帮忙救火，屋顶还是烧了个窟窿。弟弟知道我在养病，不让家人告诉我这件事。一直到后来很长时间，我的病彻底痊愈了，才从家人口中得知此事。才知道，弟弟刚刚结束对我的陪护，又赶回家修理房顶。那一阶段，弟弟的身心憔悴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却選择独自承担这一切，让我安心养病。
面对弟弟的勇于担当，身为兄长的我自是羞愧不已。
5
弟弟四处打工，省吃俭用，终于在我所居住的小城买了一套两居室，虽然地段不佳，但毕竟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有了自己的家。然而，刚搬进新居不到半年，命运却向弟弟一家露出了狰狞的獠牙：四十刚出头的弟媳查出患有恶疾。得知凶信是一个炎热的正午，但那一刻，一股凉意从我的足底直蹿天灵盖。
弟弟带弟媳去南京大医院治疗。那一阶段，我既盼着弟弟来电话，想知道情况是否好转；又怕听到弟弟的电话，因为生性悲观的我害怕弟弟带来更坏的消息。那一阶段，我常想给弟弟打个电话，但最终往往选择放弃，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这才意识到，那些四平八稳中规中矩的安慰，往往出自与己无关者口中。一旦悲剧与你痛切相关，你是说不出那些中听不中用的话。
以中国目前的医疗状况，弟媳得了这种病，耗尽家产无须说，无力回天也是注定的。
去南京探望病人那天恰遇瓢泼大雨。那灰蒙蒙的天气，那细密而急促的雨点，加剧了我内心的郁闷与哀伤。在医院里，面对众多亲友，弟弟落泪了，但随即将眼泪拭去。那一刻，弟弟想必已经明白，突如其来的灾难，除了面对别无选择，眼泪和安慰，实在于事无补。
弟媳做了手术后在老家养病。那一阶段，弟弟忧心如焚，又日夜操劳看护病人，心焦身累，人困马乏，胆囊炎的宿疾复发了。一向从容乐观的弟弟这一回几近崩溃。病人需要照顾，而他疼得整夜睡不着觉，根本无法照料重病在身的妻子。后来，是三姐挺身而出帮他照顾病人，弟弟决心去医院做胆囊切除手术。我听到消息后赶到医院。坐在弟弟的病榻前，我尽量和他说一些轻松的话，但弟弟的脸色一直很凝重，心事重重，若有所思。后来听二姐说，那晚我走后，弟弟忍着忍着还是流泪了。他牵挂家中的病人，又担心自己的手术，更不放心他那刚满18岁的儿子。一时间，思前想后，百感交集，终于忍不住大放悲声。庆幸的是，经过诊断，医生认为，弟弟的病起因于心情焦虑与过于劳累，与胆囊没有关系，根本不须做手术。听了医生一席话，弟弟心情开朗多了，身上的病痛也一瞬间风卷残云无影无踪。看来，是心理压力太大，弟弟才感到腰酸背痛浑身不适的。当晚，卸下心理包袱的弟弟乘最后一班车赶回老家。他不放心家中的病妻，归心似箭。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弟弟这一回流泪了，但我仍然佩服他的坚强。弟弟以前胆囊发炎时吃几片药就对付过去，这一回，他是为了更好地照顾病人，才冒着风险，顶着巨大的压力去医院做手术的。弟弟对身边的每一位亲人，付出的都是百分之百的爱。弟弟、弟媳年轻时难免拌嘴、吵架，但弟媳生病后，弟弟对她的照顾尽心尽力无微不至。
半年后，在弟弟花光积蓄又负债累累之后，弟媳还是未能留住生命。在一个阴冷的冬日，弟媳含恨而去。我赶回家，母亲劈面就是一句：“家清了！”（方言，倾家荡产的意思）而我除了满面凄然，还能说什么？只能默默听着母亲业已麻木的哭诉，哭诉弟弟的命乖运蹇，哭诉弟媳的横遭不测……
弟弟穿着臃肿破旧的棉袄，失魂落魄地坐在弟媳的遗体旁。寒冷封锁着大地，哀伤紧锁着弟弟的眉宇。
那个寒冷的冬季，是弟弟人生中一段暗无天日的隧道，也是我生命中沉重的一页。
6
弟媳去世一年后的某个傍晚，我忽然想起弟弟。当晚便去了弟弟的家。多日不见，我发现弟弟的眉眼已舒展开来。那个两口之家也被他收拾得井井有条。看来弟弟已走出了阴霾，他的眼中再次流露出对未来的期盼和憧憬。弟弟有一双能干的手。他装潢的住房每每获得雇主的赞赏。他的独子我的侄子在一家工厂工作。父子俩靠勤劳苦干正在慢慢摆脱穷困的阴影。
然而不久，我听说侄子所在的工厂不景气发不出工资，不得已只能辞职。听到这个消息我忧心忡忡，侄子技师学院毕业，文凭不高，谋职相当不易。但我随即暗下决心，要想方设法为侄子找个相对稳定的工作。一番苦思冥想之后，我陷入深深的沮丧和自责中。我在高校任教多年，交往圈子十分狭窄。想找门路托关系，谈何容易。但我没有像以往那样轻言放弃，打了一圈电话，费了一番周折，终于，一位厂长在了解到弟弟一家的境况后，答应让侄子去他们单位做工。虽然薪水不高，但工作相对稳定。当我把消息告诉弟弟时，弟弟开心地笑了。
弟弟笑了，不仅仅是因为我帮侄子联系到一个新单位，更主要的是，弟弟从我的言行中感受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毕竟还有一位兄长在关心他，愿意为他分忧解愁。
我多么希望，我对弟弟的这一点小小帮助能给弟弟一个信念：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至少还有一位兄长会与他共同面对。
7
下雨的夜晚，有时深夜醒来，寂静中，我会感到一种安宁和幸福。然而猛地，我会想起弟弟，心头不由得一紧，我想到弟弟和他的儿子在异乡相依为命，想到弟弟这些年所走过的曲折而艰辛的人生之路，心头如同灌了铅那样沉重。
弟弟在城市打工，是道地的底层民工。在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完善的国度，弟弟这样的底层民工，年轻时，靠做苦工谋生，一旦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怎么办？汪峰的《春天里》是一首感人的歌，每次听到“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我都会想到弟弟，想到弟弟这样的民工。“老无所依”的，不正是弟弟这样每天都在尽情地挥洒着汗水，默默地做着奉献的底层民工吗？如果有一天，这些底层民工，也能拿到一份足以糊口的养老金，我们这个社会在文明进程中将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
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责任编辑 何冰凌
18岁那年我考上大学。去省城大学报到那天，弟弟吃力地扛着行李，把我送到通往县城的那条公路上，然后转身回家。那次送别仿佛是个象征：兄与弟如同两叶小舟，在生活的海洋里，各自前行了。
我读大学后，弟弟开始学木工，早出晚归，四处奔波。少年稚嫩的肩头过早掮起了生活的重担，少年清澈的眼神很快弥漫起生活的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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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那年，弟弟从家乡来省城看我。我注意到弟弟那双与年龄不相称的手：粗大，厚实，布满裂缝与疤痕。或许，只有凭借这双粗大的手，弟弟才能应付生活的风霜和砂砾。
我和弟弟在省城街头四处闲逛，本来说好去看一次录像，但最终也没去看。那一年，他十八我二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但一丝不易察觉的忧惧与惶惑却在他的眉宇我的心头时隐时现。
我在求学路上挣扎，前途莫测；他在谋生道上趑趄，前景不明。毕竟不是孩子了，再也不能无忧无虑废寝忘食地在录像厅里打发时光了。出生在农家的我们，在这个年龄，即将与生活这头巨兽搏击，一无所有，赤手空拳，但却不容退缩，因为无路可逃。
弟弟那时已经订亲，按乡俗，给了女方家庭一笔彩礼。弟弟眼中闪着憧憬的光。他指望从那笔不菲的彩礼中“骗”出一点钱，充学费，学驾驶，跑运输。但弟弟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一来母亲反对，担心学驾驶跑运输不安全；二来他吝啬的未来丈母娘也根本不可能把到手的彩礼再返回一点给他。
弟弟第一个可怜的“梦想”就这样肥皂泡一般破灭了。学驾驶，在当下算是多么稀松平常的事，可它却曾是20岁弟弟的一个关乎生计关乎命运的梦想，而这一可怜的梦想，却因为贫穷未能实现。每念及此，我都强烈地感到内疚，深深的内疚，倘若不是我多年读书，耗尽了家中微薄的资财，弟弟或许不会这么困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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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从事一桩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薪水也极其微薄，彼时的我，心情灰暗，意气消沉，是可想而知了。
一个酷热的午后，弟弟骑着自行车，赶了几十里路来看我。单位食堂已关门，我领弟弟去了一家小食店，给弟弟叫了碗面条，但也许天太热，抑或弟弟太累，没吃几口就放下碗筷，只说不饿。
那时我因对工作极不满意而神情落寞心灰意懒，根本没有心思和弟弟交谈，竟忘了问他何以冒着酷热骑车来看我，也忘了问家中父母是否健康经济是否困顿。我的沉默让原本沉闷的气氛显得更加压抑，令人难以承受。弟弟觉察出我的不快与懊恼，但他小心翼翼不敢深究，怕触到我内心的隐痛。不一会儿，弟弟提出要回去，并问我能否给他五块钱。我当时手头确实没钱，就回他说没有。弟弟满头大汗骑车而来，现在又挥汗如雨蹬车而去。我居然麻木地忘了道别。
现在每每想起这看似寻常的小事，我就追悔莫及，感到一股锥心之痛！我居然那么粗心，那么冷漠，也许弟弟内心挣扎了很久，终于鼓足勇气才开口要这五块钱，而我却轻描淡写麻木不仁地随口拒绝了。是的，我当时确实很穷，但我不能向同事借来这五块钱吗？弟弟蹬着自行车，在烈日炙烤下，跋涉半天来看我，只吃了几口面条喝了几口水，又马不停蹄骑着车顶着烈日往家赶。想要五块钱，却被我木知木觉拒绝了。如果弟弟不是遇到难处，他会要这区区五块钱？而连这区区五块钱的愿望，我都没能让他满足！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追根溯源，那时的我还是太自私，完全沉浸在因工作不如意带来的懊恼中，和弟弟交谈时漫不经心魂不守舍，所以当弟弟要这五块钱时，我就机械地如实回答说没有，根本没有想到这五块钱对弟弟意味着什么！
倘若时光能倒流，我一定会为弟弟借来五块或者更多的钱，会细心问他遇到什么难处，何以顶着烈日来回奔波？然而这一切都无可挽回！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每次读到这句诗，我都会想到弟弟挥汗如雨的样子，想到他奔波几十里来看我，想到他要五块钱，而我却没给。
那五塊钱，已成了我内心最深的痛，尽管年深月久，被岁月层层包裹，但只要回忆的触须稍一触及，结痂的伤口便瞬间溃破，那种疼痛，一如往昔，历久弥新。
后来，我多次想问弟弟，那次为何要五块钱，但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下。一来事过境迁，木已成舟，再问这些还有何用？二来我害怕知道真相后因无法弥补会陷入更深的痛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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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年轻人结婚都早，眼看弟弟同龄人都娶妻生子，父母着急了。他们两个儿子，一个大学刚毕业，尚未恋爱；一个订亲了，却没成婚。他们羡慕村中那些早早抱上孙子的人，甚至觉得儿子一天不结婚他们在村人面前就抬不起头。于是，他们张罗着要给刚过二十的弟弟办喜事。我当然反对弟弟早婚，但也理解父母的焦灼与急切——毕竟，生活在僻陋乡村的人们，祖祖辈辈都将抱上孙子视为头等大事。为了让父母舒心一点，我也违心地劝弟弟干脆结婚算了。弟弟就这样匆忙而懵懂地步入婚姻的“围城”。父母如释重负，喜上眉梢，而我似乎也感到一阵轻松。弟弟结了婚，解了父母的燃眉之急，他们也不像往常那样催促我恋爱、结婚了。然而，这却苦了弟弟，因为早婚结出的苦果他必须品尝，早婚酿出的苦酒他终生都得啜饮。
现在想来，我劝弟弟结婚，貌似善意，实则自私。我不想草率结婚，又顾及父母的心情与面子。弟弟结婚了，父母的面子有了，我也趁机摆脱了父母的唠叨。这潜意识中的自私，包裹在“善意”中，又被岁月深埋，但不经意中，常会露出锋利的牙齿，在我的心头，猛啄一下。
弟弟婚后不久，因做木工不赚钱，想进城做装潢，却没钱买装潢必需的工具。弟弟、弟媳因此大吵一架，后来还是借债买了工具。我听到这消息，心酸又愧疚。其实，那时候我经济情况略有好转，完全可以资助弟弟买装潢用的工具。但弟弟宁可向外人借偏不和我说。我想弟弟还是没忘记那年他开口要五块钱我没给的事。当然，我相信弟弟绝不会因此记恨我，他只是觉得我的手头也不宽裕，所以再难也不向我开口。弟弟不愿把困难告诉我，是因为他不想因此而影响我的生活，扰乱我的情绪。可他越是体谅我，我越是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中。我真的很后悔那次无心却粗鲁的拒绝。自那以后我和弟弟之间有了一道无形的裂痕，而我却找不到弥补的办法。 4
弟弟对我的付出远远多于我对他的帮助。
记得读大学时，每次开学都是弟弟骑车送我到乌江镇，再搭车去县城转车赴省城。一次因为下雨道路泥泞不堪，弟弟骑车很累，就让我下车和他一道走，而我习惯了在车的后座“坐享其成”，竟老大不高兴，完全不理会弟弟蹬车的劳累。
长期以来，我享受着亲情却浑然不觉，把弟弟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却从未有过回报的念头。
某年春节，村人照例要玩麻将。弟弟那年手气好，玩牌赢了不少钱。父母毫不客气“缴获”了他的战果，全给了我作大学的生活费。我收下这笔钱，收得那么心安理得。全没想到，对一个乡下孩子来说，那笔钱数量相当可观。但弟弟毫无怨言，并且很乐于把它贡献给我。
后来我结婚时，弟弟手头紧，还是借了1000块钱资助我。为这1000块钱，弟弟该要付出多少汗水，而我依旧收下这笔钱，并且依旧那么心安理得。
2006年，我因患急性胰腺炎住院治疗。这场病来势汹涌，尖锐的疼痛折磨了我八天八夜。那段时间，是妻子和弟弟轮换在医院看护我。弟弟白天打工，晚上在医院看护，常常通宵不寐。病榻上的我，因为生病住院心情恶劣，显得任性而蛮横，常常把弟弟支来支去。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遭遇疾病，我显得极其沮丧，脆弱的天性暴露无遗。那段日子，我要么唉声叹气，要么乱发脾气，而弟弟却以其坚韧与宽厚化解了我的不安与焦躁。
病榻上的人，才真正体会出亲情的可贵！
弟弟因看护我而疲惫不堪，累得胆囊发炎，他一面吃药一面仍坚守在我的病榻旁，没有一丝怨言。
那场病让我现出自私怯懦的原形，却让弟弟显露赤诚果敢的本色。那场病也为我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自我反省良机。
胰腺炎这种病对人伤害极大。出院半年后我仍有强烈的不适感。我没想到，就在那时，老家却出了大事。原来，父亲一天晚上临睡前没有把火塘里的火灭尽，结果发生了火灾。虽然全村人都帮忙救火，屋顶还是烧了个窟窿。弟弟知道我在养病，不让家人告诉我这件事。一直到后来很长时间，我的病彻底痊愈了，才从家人口中得知此事。才知道，弟弟刚刚结束对我的陪护，又赶回家修理房顶。那一阶段，弟弟的身心憔悴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却選择独自承担这一切，让我安心养病。
面对弟弟的勇于担当，身为兄长的我自是羞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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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四处打工，省吃俭用，终于在我所居住的小城买了一套两居室，虽然地段不佳，但毕竟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有了自己的家。然而，刚搬进新居不到半年，命运却向弟弟一家露出了狰狞的獠牙：四十刚出头的弟媳查出患有恶疾。得知凶信是一个炎热的正午，但那一刻，一股凉意从我的足底直蹿天灵盖。
弟弟带弟媳去南京大医院治疗。那一阶段，我既盼着弟弟来电话，想知道情况是否好转；又怕听到弟弟的电话，因为生性悲观的我害怕弟弟带来更坏的消息。那一阶段，我常想给弟弟打个电话，但最终往往选择放弃，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这才意识到，那些四平八稳中规中矩的安慰，往往出自与己无关者口中。一旦悲剧与你痛切相关，你是说不出那些中听不中用的话。
以中国目前的医疗状况，弟媳得了这种病，耗尽家产无须说，无力回天也是注定的。
去南京探望病人那天恰遇瓢泼大雨。那灰蒙蒙的天气，那细密而急促的雨点，加剧了我内心的郁闷与哀伤。在医院里，面对众多亲友，弟弟落泪了，但随即将眼泪拭去。那一刻，弟弟想必已经明白，突如其来的灾难，除了面对别无选择，眼泪和安慰，实在于事无补。
弟媳做了手术后在老家养病。那一阶段，弟弟忧心如焚，又日夜操劳看护病人，心焦身累，人困马乏，胆囊炎的宿疾复发了。一向从容乐观的弟弟这一回几近崩溃。病人需要照顾，而他疼得整夜睡不着觉，根本无法照料重病在身的妻子。后来，是三姐挺身而出帮他照顾病人，弟弟决心去医院做胆囊切除手术。我听到消息后赶到医院。坐在弟弟的病榻前，我尽量和他说一些轻松的话，但弟弟的脸色一直很凝重，心事重重，若有所思。后来听二姐说，那晚我走后，弟弟忍着忍着还是流泪了。他牵挂家中的病人，又担心自己的手术，更不放心他那刚满18岁的儿子。一时间，思前想后，百感交集，终于忍不住大放悲声。庆幸的是，经过诊断，医生认为，弟弟的病起因于心情焦虑与过于劳累，与胆囊没有关系，根本不须做手术。听了医生一席话，弟弟心情开朗多了，身上的病痛也一瞬间风卷残云无影无踪。看来，是心理压力太大，弟弟才感到腰酸背痛浑身不适的。当晚，卸下心理包袱的弟弟乘最后一班车赶回老家。他不放心家中的病妻，归心似箭。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弟弟这一回流泪了，但我仍然佩服他的坚强。弟弟以前胆囊发炎时吃几片药就对付过去，这一回，他是为了更好地照顾病人，才冒着风险，顶着巨大的压力去医院做手术的。弟弟对身边的每一位亲人，付出的都是百分之百的爱。弟弟、弟媳年轻时难免拌嘴、吵架，但弟媳生病后，弟弟对她的照顾尽心尽力无微不至。
半年后，在弟弟花光积蓄又负债累累之后，弟媳还是未能留住生命。在一个阴冷的冬日，弟媳含恨而去。我赶回家，母亲劈面就是一句：“家清了！”（方言，倾家荡产的意思）而我除了满面凄然，还能说什么？只能默默听着母亲业已麻木的哭诉，哭诉弟弟的命乖运蹇，哭诉弟媳的横遭不测……
弟弟穿着臃肿破旧的棉袄，失魂落魄地坐在弟媳的遗体旁。寒冷封锁着大地，哀伤紧锁着弟弟的眉宇。
那个寒冷的冬季，是弟弟人生中一段暗无天日的隧道，也是我生命中沉重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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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媳去世一年后的某个傍晚，我忽然想起弟弟。当晚便去了弟弟的家。多日不见，我发现弟弟的眉眼已舒展开来。那个两口之家也被他收拾得井井有条。看来弟弟已走出了阴霾，他的眼中再次流露出对未来的期盼和憧憬。弟弟有一双能干的手。他装潢的住房每每获得雇主的赞赏。他的独子我的侄子在一家工厂工作。父子俩靠勤劳苦干正在慢慢摆脱穷困的阴影。
然而不久，我听说侄子所在的工厂不景气发不出工资，不得已只能辞职。听到这个消息我忧心忡忡，侄子技师学院毕业，文凭不高，谋职相当不易。但我随即暗下决心，要想方设法为侄子找个相对稳定的工作。一番苦思冥想之后，我陷入深深的沮丧和自责中。我在高校任教多年，交往圈子十分狭窄。想找门路托关系，谈何容易。但我没有像以往那样轻言放弃，打了一圈电话，费了一番周折，终于，一位厂长在了解到弟弟一家的境况后，答应让侄子去他们单位做工。虽然薪水不高，但工作相对稳定。当我把消息告诉弟弟时，弟弟开心地笑了。
弟弟笑了，不仅仅是因为我帮侄子联系到一个新单位，更主要的是，弟弟从我的言行中感受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毕竟还有一位兄长在关心他，愿意为他分忧解愁。
我多么希望，我对弟弟的这一点小小帮助能给弟弟一个信念：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至少还有一位兄长会与他共同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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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的夜晚，有时深夜醒来，寂静中，我会感到一种安宁和幸福。然而猛地，我会想起弟弟，心头不由得一紧，我想到弟弟和他的儿子在异乡相依为命，想到弟弟这些年所走过的曲折而艰辛的人生之路，心头如同灌了铅那样沉重。
弟弟在城市打工，是道地的底层民工。在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完善的国度，弟弟这样的底层民工，年轻时，靠做苦工谋生，一旦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怎么办？汪峰的《春天里》是一首感人的歌，每次听到“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我都会想到弟弟，想到弟弟这样的民工。“老无所依”的，不正是弟弟这样每天都在尽情地挥洒着汗水，默默地做着奉献的底层民工吗？如果有一天，这些底层民工，也能拿到一份足以糊口的养老金，我们这个社会在文明进程中将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
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责任编辑 何冰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