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是资本主义最主要、最流行的生产方式。即使在全球产能过剩、过度消费席卷世界的今天，针对大规模生产式微的现状进行的柔性改革——将“产品形成的决定权转移给消费者”的大规模定制，也没从根本上改变企业追求规模的目标。因为规模经济的好处实在难以抵御：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了，劳动生产和管理效率大大提高了，花样翻新的商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极大丰富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可是，这些好处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当前的危机让我们意识到，在大规模看似“经济”的背后，也掩盖了很多的“不经济”，比如环境被严重破坏。消费者多元化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的背后，也有着惊人的浪费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这些矛盾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代，尤其显得触目惊心。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些矛盾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资源过多配给了富人或者富国：一边是饥饿的人们在街头排队等着救济，一边是成吨牛奶往海里倒；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家庭三代同堂挤在狭小黑暗的“公屋”里，一方面是大批楼盘空置，富人的豪宅别墅一套比一套大；在美国，沃尔玛等大型超市充斥着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大批旧款式的T恤衫和鞋子被当成垃圾堆在仓库里，而在非洲的一些国家，很多孩子的童年都是光着脚丫度过的。泡沫破灭之后人们才发现，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中很多都不具备实际偿付能力，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产能过剩造成的巨大浪费和闲置大大抵消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过分追求规模经济的长期后果是整体社会的不经济。
　　大规模生产得以为继的前提是消费者具有巨大、持续、稳定的需求，真正有效率的大规模生产方式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取得规模经济。但是，在技术革新遇到瓶颈、制度变革难以进一步推进的时候，不切实际的规模经济目标将迫使企业以涸泽而渔的方式使用地球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与大规模生产相适应的消费者至上的市场策略也对消费行为产生了逆向影响，人们不再满足于自身的实际需要，价值相对主义成为市场经济的主流消费价值观，人作为社会主体的责任感日渐衰落。历史循环上演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就是给人类社会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警示信号：以个体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规模经济是一种不稳定的均衡，经济秩序必将在某个时点上被破坏，全球化则加剧了这种破坏性的深度和广度。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获得的高速经济增长，除了“制度红利”和技术进步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以外，还有相当大的成分是通过难以为继的“产能泡沫”贡献的。规模和速度是过去中国企业发展的两大目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制造的模式还助长了美国超前消费的狂潮。事实上，中国不少地方的大规模生产是非常“不经济”的：大批农林耕地变成了厂房，清澈的河流变成了污水泥潭，农民工的孩子不得不留在家乡，成为大批有情感隐患的留守儿童。然而，以上这些要素的成本却无法记入生产商的账簿上，也不在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之列。如果政府不能借危机反思过去的决策方式，企业和消费者汲取教训改变行为方式，把科学发展观落在实处，重塑和谐与责任的社会伦理，中国也很容易掉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