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旁观他人之痛苦》结尾，苏珊·桑塔格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战场上的尸体为什么要与我们的目光接触？他们要跟我们说些什么？”—战争图像传达了什么？是战争的恐怖、战事的庸常，还是远在天边的无关痛痒？桑塔格的结论是：关于战争，我们这些从未经历兵燹的人无法理解， 甚至根本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的，不只是具体的战争，更是暴力摧残下的生命：在铺天盖地的新闻影像中，为什么有些画面让人义愤填膺，有些又让人麻木不仁？为什么这种情况甚至会由同一事件的同一主角引发？表征与情感的互动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隐秘的机制，其诡谲运作主宰了我们对生死的理解与想象。
　　这正是朱迪斯·巴特勒《战争的框架》讨论的起点。巴氏曾将人类生命固有的脆弱特质视作伦理的基石，但在战争爆发之际，面对霸权的猖獗与暴力的肆虐，呵护生命的主张似乎变得非常无力。“不可杀人”本是世人皆知的真理，却难以在第一世界本土催生反战呼声。更有甚者，守护生命的口号甚至为虎作伥地襄助暴力，成为霸权残害生命的附庸与帮凶。生命沦为抹杀生命的名义甚至手段，摧残生命的暴行甚至成为义举，美国右翼精英为暴力张目的“正义战争”论调至今言犹在耳：本国利益不可侵犯，他国主权任我践踏;本国暴行均属正义，他国反击乖张无理。抹杀部分人的生命，是要让其他人更好地活。
　　所以《战争的框架》关注的不是生命本身，而是掌控生命的权力伎俩。“九一一”之后，美国右翼当局完美践行了福柯所谓生命政治的死亡面向。生命政治将生命视作生物学意义上可宰制的客体、可操作的数据，为了让国民活得好，抹除不作数的数据可谓轻而易举，即便代价是牺牲异族生命也在所不惜。依据这一逻辑，死亡与杀戮就成了生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对美国而言，霸权随时可让异己的生命成为不值一提的草芥：“二战”时期的犹太人、罗姆人如此，今日战乱地区的无辜平民同样如此。
　　霸权股掌之上的生命正是阿甘本所谓“牲人”：由政治生命沦为无根赤身的非人，任人凌辱的鬼蜮生物，命悬一线的魑魅魍魉。但是，既然制造牲人系不义之举，为何普罗大众竟可听之任之，甚至甘愿成为帮凶？对此，巴特勒从媒介领域出发，由人类生命在视听领域的表征方式入手，剖析了从确定牲人、排斥牲人直到最终抹杀牲人的情感机制。在她看来，暴力戕害生命的过程绝不是简简单单的“锁定—清除”而已，战争之类的暴力运作必须调动民众的情感作为支撑。确定目标之后，正式攻击之前，暴力机器必须向大众精心呈现目标生命的样貌，激发大众对目标形象的嫌恶，点燃生命的怒火，在难以遏制的情感激荡下，向着目标生命开启战车、发射炮弹。
　　上述过程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目标生命的筛选与表征，刻意区分生命资格、塑造生命形象的隐秘机制就是巴特勒所谓的框架——需要铲除的生命为何总是显得面目可憎？我们为何只能听到某些生命的悲鸣，却对另一些生命的逝去一无所知？因为在观看、聆听、感受之前，早有表征框架为我们精心挑选了可看、可听、可感的内容。框是名词，也是动词：它是摄影镜头的校准聚焦，是武器镜头的瞄准锁定，是视听领域的范围框定，是暴虐强权的诓骗构陷， 更是依附霸权、滋长暴力、协助战争的无形武器。框架之所以重要，因为它能在实施暴力时锁定对象肉身，实现精准的一击致命。但比物质层面更重要的是，框架能在非物质层面发挥助纣为虐的功能。
　　无形的框架环环相扣，共同维系着战争机器的缜密运作：身份框架首先划出我们与非我族类之间泾渭分明的界线，将非我族类锁定为攻击目标。表征框架紧随其后，扭曲呈现、夸张呈现甚至悄悄抹去目标群体的生命形象，由此激发我们的憎恨愤怒，催生抹杀异己的暴力行动。在武器的定位框架瞄准、清除异己之后，再由媒介报道的叙事框架加以粉饰，为一气呵成的杀戮流程画上完美的句号。可悲且可怕的是，整个过程中的我们看似冷静理智实则冷血无情，看似群情激愤实则昏聩愚昧。人们心安理得地陶醉于框架的催眠：根本没有生命逝去，因为从一开始，战争机器锁定的目标对象就已经失去了成为生命的资格。
　　框架主宰下的生命成了列维纳斯所谓的一副副“面孔”：表面上看，面孔只是人脸而已。但巴特勒坚称，面孔不仅是人的面容，脊背的颤抖、啜泣的声音同样是面孔。列维纳斯将面孔称作来自他者的召唤，这召唤是战争影像的无声呐喊，是霸权行径的疯狂叫嚣;是刻意捕捉的猥琐表情，是精心建构的英雄脸庞;面孔可能是媒介机器费尽心机营造出的视觉形象，也可能琐碎到只是来自邻舍莫名其妙的一声闷响……色声香味多元感官共同标志了人类语言能够表达的极限。归根结底，面孔的重点不在脸，而在面，在于直面与遭遇。
　　面孔是自我与他人发生接触的起点，自然也就成了表征领域的重点关注对象。战争机器精心呈现目标群体的样貌，再利用我们的情感好恶，顺理成章地使之成为暴力摧残的对象。面孔的形象記录了生命与生命发生碰撞时的历史，面孔的表征再现了生命在人类社会中的命运。作为传递生命踪迹的纽带，面孔会在框架的扭曲之下传递负面的情感信息，激发我们的杀意。假借正义之名，化身集体意志的杀意可以堂而皇之地开启暴力，将面孔从我们的视线中清除涤净。遗体与硝烟的确传递了缄默的控诉，但在层层框架的迷雾遮蔽下，人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但框架并非坚不可摧，禁锢之下仍有例外：同揭露美军虐囚丑闻的照片一样，控诉美军暴行的《关塔那摩诗集》也是从框架缝隙侥幸逃脱的生命证据。囚犯在纸张石块上留下的只言片语冲破了监狱的铁笼，传达了生命的吐纳呼吸，“展现了生命在众声喧哗中相互交织的景象”，也揭穿了美国霸权的谵妄（144 页）。本是用来应付囚徒的诗集，意外地传递了暴力的真相;本是用来耀武扬威的照片，意外地激发了世人的愤怒。框架存在着缝隙，生命正在其中奄奄一息，但影像传播过程中的不测、失真与误解终将松动框架的缝隙，暴露生命的悲惨遭遇，让世人在框架的边缘切近面孔、体认生命。
　　面孔既能激发暴行，也能传达非暴力召唤，悬而未决正是其伦理意义之所在。从生命、框架到面孔，《战争的框架》的根本目的在于批判暴力。正如生命从来都不是生命本身，暴力批判也绝不只是反对暴力。人类都是既能行善亦会犯错的矛盾存在，暴力批判正是源自“认识自己”的古训，而批判的关键就在于理解暴力的根源。人类必然与他人共存于世 ，相互依存的另一面正是生命的彼此遭遇、彼此暴露，暴力正是源自人类身不由己的暴露、互为面孔的两难：我们既有可能遭受他人暴力，也有可能对他人施加暴行。透过框架的掩蔽，直视面孔的呼唤，我们终将意识到，之所以“不可杀人”，并非因为无力杀人，也不只是因为尊重生命。杀戮最大的错误在于，暴行不仅终止了生命，更切断了人与人之间最为根本的社会性纽带。归根结底，没有他人，我不可能活得更好。
　　二十一世纪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我们似乎有了新战争、新和平、新媒体、新模式，或许也因此有了新希望。在《旁观他人受刑求》结尾，桑塔格就是这样满怀期待，她近乎慷慨激昂地认为，在数字时代的迷宫中，面孔永远都不会消失，一张照片能抵千言万语。即便霸权不屑一顾，成千上万的面孔也能冲破暴力的禁锢，势不可当。但读完巴特勒的《战争的框架》，我们却难免悲观。老霸权仍然不可一世，新正义尚未星火燎原。旧思维、旧框架仍然主宰着人类接近生命、理解生命、对待生命的方式。而我们之所以还要喋喋不休地痛斥霸权、批判暴力，正是因为人类的和平仍是前途未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