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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股利分配政策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平衡村民现实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其合理与否，需要农村集体经济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过高的股利分配必然会侵蚀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石，给农村基层带来不稳定的隐患。文章以东莞市210个村2011—2014年的财务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Logit模型研究股利分配特别是正常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的股利分配具有连续性特点，且正常股利分配受经营收益率、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公益支出占经营纯收入比重、经营总收入增长率等因素的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时，应重点考虑。
【关键词】 农村集体经济； 股利分配； 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F325.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7-0020-06
一、引言
近年来，为数不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佛山南海、东莞虎门、河北保定等，因征地拆迁赔偿而获得的高额分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来说，股利分红有助于巩固现任村委会班子的地位，为他们争取连任，但分红也不可避免会出现影响村集体经济的后续发展、减少投资机会、降低村集体经济未来收益的问题。如何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以平衡农村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与村民的现实利益，不仅是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监管机构需要重视的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珠三角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一路高歌，股利分红自然是芝麻开花节节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但村民对股利分红的期望却是只增不减，这就导致超额分配、举债分红。至2011年初，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全市32个镇区中31个出现超额分配，且收不抵支的村组达329个，占全市557个村组的比例高达59.07%。前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因此提出“村经济靠举债分红，警惕出现东莞的希腊”的观点，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监管机构由此开始控制分红规模，至2012年底东莞农村集体经济整体才开始出现扭亏为盈的局面，有了积累。为此本文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时，需要重点考虑哪些关键性指标、关键性影响因素，以便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定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有关股利政策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利政策是否影响投资者决策；二是如果股利政策相关，则如何影响投资者决策。关于股利政策是否相关的理论，除Miller和Modigliani（1961）持股利无关论之外，大多数学者认为股利政策對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而在股利政策如何影响投资者决策的研究中，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发放现金股利具有正面效应。比较典型的是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认为现金股利能够降低管理层道德风险，减少逆向选择，有效控制上市公司内部人信息不对称问题和代理问题。“在手之鸟”理论也认为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另一种观点则不认可股利发放的正面作用，如Black的“红利之谜”理论认为，现金股利的增加会带来资本利得的减少，最终使得投资者并没有从现金股利中获得真正的收益。同时，剩余股利政策认为股利分配应当建立在保持最佳资本结构、满足企业内部资金需求的基础上。
（二）国内研究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由于治理机制的不完善，股利政策更多体现了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强制性要求，特别是对需要再融资和配股的上市公司。尽管证监会和上交所颁布了一系列规定以推动和引导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但仍然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存在很大差距。
国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股利政策：（1）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如汪洁和张燕君[ 1 ]、王傅强[ 2 ]；（2）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盈余持续性等因素对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如王月溪和孙玲玉[ 3 ]、韦玮和周晓博[ 4 ]、冯慧群和马连福[ 5 ]、高克智等[ 6 ]，其中大部分学者都是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进行研究，也有学者从“迎合理论”进行研究，如郑蓉等[ 7 ]；（3）针对房地产、保险、高新技术企业等特定行业研究股利政策，如王佩等[ 8 ]、孙之涵和张晨光[ 9 ]、闫华红和孙明菲[ 10 ]。
（三）文献评述
由于国外特别是美国处于发达的资本市场，其治理机制较为健全，而中国属于弱式资本市场，因此很多理论特别是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股利分配政策现状和环境。尤其是随着对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管理层持股数量的增加，现金股利的发放反而不能对管理层起到良好的制约作用。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是针对A股上市公司进行的，鲜少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国证监会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多次干预导致股利政策具有明显的迎合政策性的倾向，尽管有学者收集长达10年的财务数据，但由于政策的变动性和非一贯性，其得出的结论很难体现股利分配政策的实质。
鉴于此，本文拟研究农村集体经济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从而为股利分配政策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实施提供依据，为股利分配政策的研究贡献新的内容。由于2011年以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借债分红、超额分配现象呈不断扩大的态势，具有极大的不理性特征，且与其经营状况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这与2011年后的股利分红思路具有显著不同，因此基于维持股利分红政策一贯性和制度化的考虑，以2011—2014年农村集体经济数据为样本，使用Logit模型来验证农村集体经济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为数不少的超额分配问题，因此本文在研究股利分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正常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利分配的特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分配政策与上市公司相比，有显著不同。（1）股利分配的主动性。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比例不高，且大部分上市公司是为了融资配股等原因被动发放股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分配比例则较高，且往往是主动发放股利，甚至借债发放股利。（2）股利分配方式的单一性。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有现金股利、转股、送股及它们之间的组合等多种形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分配表现为单一的现金股利分配。（3）股利分配规模的难衡量性。上市公司股利分配高低往往用每股收益或股利支付率来衡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股份制改革并不彻底，导致部分村组无法用每股收益来衡量，且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村组存在集体股和个人股之分，因此很难用每股收益来衡量。 同时由于为数不少的村组存在超额发放股利，即股利发放金额超过盈余的情况，这就出现股利支付率超过1甚至盈余为负、借债发放现金股利的情况，导致股利支付率为负（股利支付率介于0和1之间为正常支付股利，股利支付率大于1或小于0为超额支付股利）。
（二）农村集体经济股利分配影响因素分析
1.盈利能力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盈利能力集中体现在经营收益率上，即经营纯收入与经营总收入之比。由于股利分红支出主要来源于经营纯收入，因此一般来说，农村集体经济的盈利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分配股利。由此建立假设1：经营收益率与股利支付呈正相关。
2.资产规模
一般来说，资产规模往往跟经营水平呈正向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规模是以往经营的累计体现，且资产是获利的主要来源，相应也是股利分配的重要源头。以东莞为例，虎门镇和长安镇的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基本盘踞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的前两名，股利分配力度相应也高于其他镇区。因此建立假设2：资产规模与股利支付呈正相关。
3.公益福利支出
由于各村教育、治安、环卫等公益福利费用大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因此公益福利支出水平就成为制约股利分配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益福利费用往往跟各村的人口、地理范围、教育机构多寡等因素有关，但就各村而言整体差别不大。尽管公益福利支出总额相差不大，但占可供分配收入的比重却相差悬殊。公益福利支出占可供分配收入的比重越小，说明村集体经济的实力越强，越倾向于分配股利。由此建立假设3：公益福利支出比重与股利支付呈负相关。
4.上年股利分配
从农村集体经济监管机构对股利分配的审核方式上看，农村集体经济的股利分配方案一般是在上年基础上根据经济增长情况调整确定的，因此，上年股利分红与否成为影响来年股利分红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建立假设4：上年股利分配与股利支付呈正相关。
5.经营总收入增长率
经营总收入的增长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速度的重要体现，是股利分配的重要动力和因素，因此，股利分配与否跟经营总收入的增长速度休戚相关。通常限制股利分红无限扩大的一个重要措施是限制股利分红增长率，如东莞农资办规定各个村组的股利分红增长率不得高于经营总收入增长率，特别是限制个别村出现收不抵支依然借款分红的情况。因此建立假设5：经营总收入增长率与股利支付呈正相關。
6.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体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债务风险。通常来说，经营情况较好的村组往往资金充裕，负债水平较低，倾向于分配股利；而收不抵支甚至资不抵债的村组往往负债累累，无现金可分配，除非借债分红。因此建立假设6：资产负债率与股利支付呈负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选取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数量为556个，基于保密原则的考虑，从中选取21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2011—2014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东莞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由于东莞对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已实现联网，所有村集体经济已全面采用电算化软件，因此可保证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本文的数据借助SPSS19.0软件进行处理，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对模型进行检验。
（二）变量定义
本文首先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利支付的影响因素，因此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支付现金股利（虚拟变量Y）：支付现金股利，则Y=1；不支付现金股利，则Y=0。其次，为体现股利分配的合理性，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正常支付股利（虚拟变量Z）：正常支付，则Z=1；非正常支付，则Z=0。
自变量的选取为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利支付的多项财务指标：（1）经营收益率，该变量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纯收入与经营总收入的比率，综合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盈利能力；（2）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该变量用于检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模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的关系；（3）公益福利支出占经营纯收入的比重，该变量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益福利支出的负担水平；（4）上年股利支付情况，该变量用于检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支付是否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上年股利支付是否会影响本年度股利支付；（5）经营总收入增长率，该变量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长性，经营总收入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股利的源泉和保障；（6）资产负债率，该变量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安全性和偿债能力。
以上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选择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0-1二项选择的离散变量，大部分学者如宋福铁、王傅强、毛志艳等均构建Logit多元逻辑回归模型进行研究。由于Logit模型本身是判断概率的模型，较符合解决离散变量问题，因此选择多元Logit回归模型。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支付现金股利（Y），发放股利时取1，不发放时取0；自变量为经营收益率、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公益福利支出占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上年股利支付情况、经营总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建立模型1：
ln（■）=？琢1 ■？茁IXI ？孜1
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超额发放股利的情况，即现金股利发放额超过盈余，甚至出现盈余为负、借债发放股利的不正常情况，且涉及的村组为数不少，股利的超额发放可能导致模型1不能真正解释发放股利的内在因素，因此，将支付股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为正常支付股利组和非正常支付股利组。为反映正常股利支付的内在影响因素，构建模型2：
ln（■）=？琢2 ■？酌IXI ？孜2
其中，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正常支付股利（Y），正常支付时取1，非正常支付时取0；自变量为经营收益率、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公益福利支出占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上年股利支付情况、经营总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
【关键词】 农村集体经济； 股利分配； 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F325.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7-0020-06
一、引言
近年来，为数不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佛山南海、东莞虎门、河北保定等，因征地拆迁赔偿而获得的高额分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来说，股利分红有助于巩固现任村委会班子的地位，为他们争取连任，但分红也不可避免会出现影响村集体经济的后续发展、减少投资机会、降低村集体经济未来收益的问题。如何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以平衡农村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与村民的现实利益，不仅是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监管机构需要重视的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珠三角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一路高歌，股利分红自然是芝麻开花节节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但村民对股利分红的期望却是只增不减，这就导致超额分配、举债分红。至2011年初，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全市32个镇区中31个出现超额分配，且收不抵支的村组达329个，占全市557个村组的比例高达59.07%。前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因此提出“村经济靠举债分红，警惕出现东莞的希腊”的观点，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监管机构由此开始控制分红规模，至2012年底东莞农村集体经济整体才开始出现扭亏为盈的局面，有了积累。为此本文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时，需要重点考虑哪些关键性指标、关键性影响因素，以便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定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有关股利政策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利政策是否影响投资者决策；二是如果股利政策相关，则如何影响投资者决策。关于股利政策是否相关的理论，除Miller和Modigliani（1961）持股利无关论之外，大多数学者认为股利政策對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而在股利政策如何影响投资者决策的研究中，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发放现金股利具有正面效应。比较典型的是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认为现金股利能够降低管理层道德风险，减少逆向选择，有效控制上市公司内部人信息不对称问题和代理问题。“在手之鸟”理论也认为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另一种观点则不认可股利发放的正面作用，如Black的“红利之谜”理论认为，现金股利的增加会带来资本利得的减少，最终使得投资者并没有从现金股利中获得真正的收益。同时，剩余股利政策认为股利分配应当建立在保持最佳资本结构、满足企业内部资金需求的基础上。
（二）国内研究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由于治理机制的不完善，股利政策更多体现了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强制性要求，特别是对需要再融资和配股的上市公司。尽管证监会和上交所颁布了一系列规定以推动和引导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但仍然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存在很大差距。
国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股利政策：（1）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如汪洁和张燕君[ 1 ]、王傅强[ 2 ]；（2）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盈余持续性等因素对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如王月溪和孙玲玉[ 3 ]、韦玮和周晓博[ 4 ]、冯慧群和马连福[ 5 ]、高克智等[ 6 ]，其中大部分学者都是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进行研究，也有学者从“迎合理论”进行研究，如郑蓉等[ 7 ]；（3）针对房地产、保险、高新技术企业等特定行业研究股利政策，如王佩等[ 8 ]、孙之涵和张晨光[ 9 ]、闫华红和孙明菲[ 10 ]。
（三）文献评述
由于国外特别是美国处于发达的资本市场，其治理机制较为健全，而中国属于弱式资本市场，因此很多理论特别是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股利分配政策现状和环境。尤其是随着对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管理层持股数量的增加，现金股利的发放反而不能对管理层起到良好的制约作用。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是针对A股上市公司进行的，鲜少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国证监会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多次干预导致股利政策具有明显的迎合政策性的倾向，尽管有学者收集长达10年的财务数据，但由于政策的变动性和非一贯性，其得出的结论很难体现股利分配政策的实质。
鉴于此，本文拟研究农村集体经济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从而为股利分配政策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实施提供依据，为股利分配政策的研究贡献新的内容。由于2011年以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借债分红、超额分配现象呈不断扩大的态势，具有极大的不理性特征，且与其经营状况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这与2011年后的股利分红思路具有显著不同，因此基于维持股利分红政策一贯性和制度化的考虑，以2011—2014年农村集体经济数据为样本，使用Logit模型来验证农村集体经济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为数不少的超额分配问题，因此本文在研究股利分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正常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利分配的特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分配政策与上市公司相比，有显著不同。（1）股利分配的主动性。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比例不高，且大部分上市公司是为了融资配股等原因被动发放股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分配比例则较高，且往往是主动发放股利，甚至借债发放股利。（2）股利分配方式的单一性。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有现金股利、转股、送股及它们之间的组合等多种形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分配表现为单一的现金股利分配。（3）股利分配规模的难衡量性。上市公司股利分配高低往往用每股收益或股利支付率来衡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股份制改革并不彻底，导致部分村组无法用每股收益来衡量，且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村组存在集体股和个人股之分，因此很难用每股收益来衡量。 同时由于为数不少的村组存在超额发放股利，即股利发放金额超过盈余的情况，这就出现股利支付率超过1甚至盈余为负、借债发放现金股利的情况，导致股利支付率为负（股利支付率介于0和1之间为正常支付股利，股利支付率大于1或小于0为超额支付股利）。
（二）农村集体经济股利分配影响因素分析
1.盈利能力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盈利能力集中体现在经营收益率上，即经营纯收入与经营总收入之比。由于股利分红支出主要来源于经营纯收入，因此一般来说，农村集体经济的盈利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分配股利。由此建立假设1：经营收益率与股利支付呈正相关。
2.资产规模
一般来说，资产规模往往跟经营水平呈正向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规模是以往经营的累计体现，且资产是获利的主要来源，相应也是股利分配的重要源头。以东莞为例，虎门镇和长安镇的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基本盘踞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的前两名，股利分配力度相应也高于其他镇区。因此建立假设2：资产规模与股利支付呈正相关。
3.公益福利支出
由于各村教育、治安、环卫等公益福利费用大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因此公益福利支出水平就成为制约股利分配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益福利费用往往跟各村的人口、地理范围、教育机构多寡等因素有关，但就各村而言整体差别不大。尽管公益福利支出总额相差不大，但占可供分配收入的比重却相差悬殊。公益福利支出占可供分配收入的比重越小，说明村集体经济的实力越强，越倾向于分配股利。由此建立假设3：公益福利支出比重与股利支付呈负相关。
4.上年股利分配
从农村集体经济监管机构对股利分配的审核方式上看，农村集体经济的股利分配方案一般是在上年基础上根据经济增长情况调整确定的，因此，上年股利分红与否成为影响来年股利分红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建立假设4：上年股利分配与股利支付呈正相关。
5.经营总收入增长率
经营总收入的增长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速度的重要体现，是股利分配的重要动力和因素，因此，股利分配与否跟经营总收入的增长速度休戚相关。通常限制股利分红无限扩大的一个重要措施是限制股利分红增长率，如东莞农资办规定各个村组的股利分红增长率不得高于经营总收入增长率，特别是限制个别村出现收不抵支依然借款分红的情况。因此建立假设5：经营总收入增长率与股利支付呈正相關。
6.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体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债务风险。通常来说，经营情况较好的村组往往资金充裕，负债水平较低，倾向于分配股利；而收不抵支甚至资不抵债的村组往往负债累累，无现金可分配，除非借债分红。因此建立假设6：资产负债率与股利支付呈负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选取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数量为556个，基于保密原则的考虑，从中选取21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2011—2014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东莞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由于东莞对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已实现联网，所有村集体经济已全面采用电算化软件，因此可保证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本文的数据借助SPSS19.0软件进行处理，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对模型进行检验。
（二）变量定义
本文首先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利支付的影响因素，因此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支付现金股利（虚拟变量Y）：支付现金股利，则Y=1；不支付现金股利，则Y=0。其次，为体现股利分配的合理性，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正常支付股利（虚拟变量Z）：正常支付，则Z=1；非正常支付，则Z=0。
自变量的选取为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利支付的多项财务指标：（1）经营收益率，该变量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纯收入与经营总收入的比率，综合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盈利能力；（2）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该变量用于检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模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的关系；（3）公益福利支出占经营纯收入的比重，该变量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益福利支出的负担水平；（4）上年股利支付情况，该变量用于检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支付是否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上年股利支付是否会影响本年度股利支付；（5）经营总收入增长率，该变量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长性，经营总收入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股利的源泉和保障；（6）资产负债率，该变量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安全性和偿债能力。
以上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选择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0-1二项选择的离散变量，大部分学者如宋福铁、王傅强、毛志艳等均构建Logit多元逻辑回归模型进行研究。由于Logit模型本身是判断概率的模型，较符合解决离散变量问题，因此选择多元Logit回归模型。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支付现金股利（Y），发放股利时取1，不发放时取0；自变量为经营收益率、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公益福利支出占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上年股利支付情况、经营总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建立模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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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超额发放股利的情况，即现金股利发放额超过盈余，甚至出现盈余为负、借债发放股利的不正常情况，且涉及的村组为数不少，股利的超额发放可能导致模型1不能真正解释发放股利的内在因素，因此，将支付股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为正常支付股利组和非正常支付股利组。为反映正常股利支付的内在影响因素，构建模型2：
ln（■）=？琢2 ■？酌IXI ？孜2
其中，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正常支付股利（Y），正常支付时取1，非正常支付时取0；自变量为经营收益率、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公益福利支出占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上年股利支付情况、经营总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