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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风烟弥漫的古战场
进入历史时期后，中国境内仍然存在众多不同民族，这些民族随着历史的演进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其中一些民族逐步组合成为新的民族，还有一些民族融入更为强大的民族中去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境内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在中原地区以胡汉融合为特征，在西北地区则以匈奴与鲜卑、鲜卑与羌人的大融合为特征，这些被中原人称为“胡人”或“北狄”的民族，最终大都融入汉族之中了。就西部羌人来说，西晋末年吐谷浑在青海立国后，相当一部分鲜卑人很有可能被羌人同化了；唐龙朔三年吐谷浑亡国后，其故地的羌人和鲜卑人大都被融入到吐蕃族中去了。汉族和藏族是当今青海两大土著民族，就其祖源来说，今天的汉、藏两族大都是羌人后裔；而吐蕃本来就是西羌的一支，在其壮大过程中不断融合羌人各部而形成藏族。自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至宋、金、元时期，在近1600年的漫长历史时期，青海地区先后主要由羌人、吐谷浑、吐蕃控制。从秦汉到元明清，历代王朝虽然在河湟地区设置郡县实行管理，但河湟地区之外的绝大多数地区，悉由羌人、吐谷浑和吐蕃先后驻牧和管控。从历朝历代的行政区划来看，河湟、陇右、河西往往是相互交叉或局部重合的。地理位置的紧密相连培育了甘青两省大致相同的地域文化，而“少年”正是这一地域文化所孕育出的艳丽花朵。这也就是说，无论是“河湟少年”还是“河州少年”，由于它们出于同一源头因而是同一种民歌，“河州令”和“尕马儿令”则分别应该是“少年”在这两个地区的代表性曲令。
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陇西郡便是其中之一，从此河陇地区就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其后河陇地区成为秦汉王朝抵御匈奴的前沿。公元前214年，秦始皇遣大将蒙恬率军30万，西逐诸戎，北却众狄，修筑长城，设置郡县，并徙罪人以充之。公元前81年，西汉置金城郡，初辖6县，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西；公元前61年，扩金城郡为13县，郡治西移允吾县，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省兰州市以西、青海省日月山以东的黄河、湟水流域和大通河下游地区。东汉建安时从西平郡分置金城郡，治所在西都即今西宁市，辖境相当今青海湟源、乐都间湟水流域地，属凉州刺史部，管辖西都、临羌、安夷和后新置的长宁县。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造成全国人口锐减，金城郡原有38470户，后来不满500户，经招抚安插也不过千余户，今青海东部农业区当年就属金城郡辖地。自黄巾起义迄至西晋之亡，这132年当中发生了四大项总计66年重大战事，即黄巾等农民起义，九大军阀、三大割据之间的火并战事，西晋初的八王之乱和少数民族酋长对晋室的颠覆战争。期间，农民起义及对其镇压交织在一起约30年，军阀火并战争约20年，八王之乱6年，少数民族首领对西夏的颠覆战争的10年。连续的战争和密集的动乱，其后果是人口的大量杀伤或流离和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或抛荒。河湟地区就处在这些动乱的地区，连年的烽火对人民必然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从而为流行于这一地区的“少年”赋予深沉而悲凉的基调。
鲜卑族曾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拓跋部建立北魏从而确立了南北二朝对峙的局面，而秃发部则在青海东部地区建立了后凉政权，“秃发”为“拓跋”译音，与北魏拓跋氏同源。鲜卑族秃发部于公元2世纪由漠北（今内蒙古自治区北部）迁入河西走廊，与原在河西地区的其他鲜卑部落一起统称为河西鲜卑。其后，秃发乌孤开始征服鲜卑族乙弗、折掘等部落，并进入青海东部，建廉川堡为根据地，逐渐形成与后凉分庭抗礼的局面，并于公元397年（东晋安帝隆安元年）称西平王，封建割据性质的南凉政权由此肇始。南凉先后经秃发乌孤、秃发利鹿孤、秃发傉檀兄弟三人经略，期间先后定都于廉川堡（今兰州市永登县境内）、西平（今西宁市）、乐都、姑臧（武威），其强盛时期统治地区东到兰州，西至青海湖，北达河西走廊中部，南界黄河，包括了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青海东部地区土地肥沃，但当时缺乏足够的劳动力，秃发利鹿孤便通过战争掠夺人口，然后将他们迁徙至河湟一带从事农业生产。公元400年袭击姑臧掠得各族人口8000多户，402年又掠回显美、丽轩、凉泽、段冢等部落羌人2000余户；与此同时，又在其统治区各城塞安置汉人传授农业耕作技术，从而为青海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显著作用。秃发利鹿孤还设立学校开科取士，并设置“博士祭酒”等官职以培养贵族子弟，这就使中原地区文化得以不断传入南凉。在秃发傉檀时代，南凉不断同北凉、后秦混战，以致农业失耕，上下饥弊，百姓造反，部众离散。公元403年，秃发傉檀进占并定都姑臧，把统治中心移到河西走廊；公元410年，又被迫退守青海东部，重新以乐都为都城，但此时的南凉已频遭北凉的进攻。在内外交困之际，秃发傉檀仍举兵青海湖一带掠夺乙弗部落的牛马，西秦乘机从甘肃中部出兵攻占乐都，南凉军队在回师途中得悉都城失陷，士卒便作鸟兽散，秃发傉檀被迫投降由乞伏鲜卑所建的西秦，时为414年，南凉亡，建国凡十九年。
吐谷浑本是辽东慕容鲜卑族一支，在晋太康年间西迁到阴山（今内蒙古西部），继而趁永嘉之乱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东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吐谷浑头领叶延联合当地羌人首领，以沙州（今青海贵南）为政治中心建立吐谷渾政权，后以伏俟城（位于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附近）为都。吐谷浑王国对华夏“正统”有很强的归属意识，表示要“远期天子”，尽自己“遐藩之节”。吐谷浑经过树洛干、阿豺、璝、利延等历代开拓经营，成了中国西部的强国，其所辖地区“自枹罕（今甘肃临夏）暨甘松（今甘肃迭部县东、白龙江北），南界昂（今四州阿坝地区）、龙涸（今四川松潘），自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而居”（《北史》卷九十六《吐谷浑传》）；至利延时，向西扩展到今新疆鄯善、和田一带，东西数千里。吐谷浑建国后一贯奉行与邻国友好相处、和平往来的国策，南北朝时期与南朝通好与北朝相安，其国王被南朝刘宋册封为河南王，被北魏册封为平西王。隋文帝时吐谷浑虽然屡犯凉州，但隋朝对其采取了联姻通好的羁縻政策；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则发动了征服吐谷浑的战争，大败吐谷浑并尽得其国土，遂置西海、河源二郡，迁徙内地轻罪犯人到二地居住，并在河源郡积石镇屯田驻兵。唐朝建立后，吐谷浑频频遣使朝贡并要求联姻，双方的经济交流频繁；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吐谷浑助唐消灭了割据凉州的李轨，唐在今青海东部地区设鄯州和廓州，置刺史；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划全国为十道，其中的陇右道即以鄯州为中心，管辖青海湟水流域地区；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五路大军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国王慕容伏允战败后自缢，唐封其子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后又立其子诺曷钵为河源郡王，并派兵部尚书候君集率兵襄助，吐谷浑至此成为唐之附国。自西晋永嘉年间迁都陇右，至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为吐蕃所灭，吐谷浑在青海草原立国凡350年之久。 吐蕃为西羌属。6世纪中叶，生活在今西藏山南的雅隆鹘提悉补野部落逐渐强大起来，陆续降服周边各部落而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在隋末唐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征服和兼并吐蕃各部，于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64年）完成了统一吐蕃全境的大业。随着政权的强盛，吐蕃统治者开始向外扩张，首先征服和兼并了藏北及江河源头羌人部落，随之其势力进入青海南部，进攻的目标便是唐朝属国吐谷浑；唐朝便以和亲、册封等手段羁縻吐谷浑政权，用以消解吐蕃的扩张和威胁。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占领吐谷浑全境，为助吐谷浑复国并遏制吐蕃向西域的扩张势头，唐与吐蕃在大非川（今兴海县大河坝地区）决战，结果唐军被全歼。这样，吐谷浑故地悉数成为吐蕃领土，吐蕃由此完成了统一藏族各地区的大业。从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到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唐朝与吐蕃经过了百余年的较量，最终吐蕃占领了包括青海东部地区在内的广大河陇地区；直至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唐王朝收复河陇，吐蕃统治河湟地区近200年。吐蕃诸部自9世纪中分裂后，成为青藏高原许多分散部落，史书称为“吐蕃诸部”或“西蕃”。其中最强大的是兴起于邈川城（今青海乐都东南）一带的唃厮啰，其辖区“占河湟二千余里”，曾一度为吐蕃割据势力中的霸主。面对西夏的威胁，河湟和凉州的吐蕃各部便寻求联合以共同抵御西夏，这一地区便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吐蕃部落联盟，最终形成了以唃厮啰为首的青唐吐蕃政权。青唐政权在北宋一代都是河湟吐蕃地区最有影响的政治实体，因而也就成为宋夏两大王朝竞相拉拢的对象。北宋天圣（公元1023年）初年，唃厮啰数次遣使宋朝，请求内附以求自身安全；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宋朝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兼邈川大首领，其目的是拉拢唃厮啰以对抗西夏。其后，唃厮啰从邈川西移青唐城（今西宁市），并通过与大族联姻扩大了势力范围。自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唃厮啰病故，其历世继任者对宋王朝附叛无常，宋王朝对之亦抚征并用。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九月，宋廷攻取安儿城（今平安县区平安镇），随后开进青唐城，青唐政权宣告解体。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四月，宋军夺取鄯州又会师宗哥城，斩俘7000余人；随之西进青海湖，南下廓州，“开拓疆境幅员三千里”。这次战役共计招降吐蕃首领2700余人，户口70余万。这样，今天的整个青海地区几乎全被纳入宋朝疆域之内，河湟地区自唐后期失陷于吐蕃之后，也就被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范围之内。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攻宋，宋朝廷再也无力顾及河湟的经营；宋室南迁后，南宋朝廷封唃厮啰族孙益麻堂征为陇右郡王，并赐名曰赵怀恩，让其“措置湟鄯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金人占据河湟，唃厮啰政权及其后人在河湟地区百多年的统治从此结束。
魏晋南北朝以后西羌衰弱而党项开始强盛，五代时期党项拓跋氏在今宁夏和陕北地区崛起。对党项的族源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党项属于西羌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旧唐书》则认为党项是“汉西羌之别种”；另一种说法是拓跋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鲜卑后代。这几种说法虽然各有道理，但细究起来党项应是鲜卑人与羌人混血的种族。河西陇右一带最早的土著民族是羌人，自吐谷浑“建国于群羌之故地”，就开启了鲜卑人与羌人杂居混血的漫长历史。其间，北朝政权也曾在湟水流域和黄河谷地设置州郡，这必然会进一步强化鲜卑人与羌人的融合。在青海东部地区建立南凉政权的秃发氏，本是从拓跋部分出的一支，“秃发”其实是“拓跋”的异译；南凉政权的建立，既是以鲜卑与羌人的种族结合为基础，也使鲜卑与羌人血统上的结合更为密切。鲜卑人与羌人长期融合的结果，是人口占少数的鲜卑人消融到人口占绝对多数的羌人中去了。正由于如此，史家肯定地认为党项羌乃是“汉西羌之别种”，这即是说党项羌并非血统纯正的羌人。唐初，党项羌移居于今甘肃东部、宁夏和陕西北部一带，到了唐末据有今陕西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及宁夏东部一带。从公元1001年起，党项先克灵州随之攻下西凉府，成为雄踞一方的强大割据势力；继而夺取甘州（今张掖）和凉州（今武威），控制了河西走廊。李元昊即位以后，于1033年攻占吐蕃唃厮啰的犛牛城，1036年攻占瓜州（今安西）、沙洲（今敦煌）、青州（今酒泉），从此辖境“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今固原），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北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李元昊仿汉制自称皇帝，取国名曰大夏，因其位于宋朝西北，故又称其为西夏。在其后的历史阶段，夏、金、宋三方，为争夺湟水流域展开了长期的血腥角逐。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西夏攻克乐州、进占西宁州；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西夏从金人手中取得湟水流域，至此青海东部尽归西夏管辖。
河陇地区的汉人来源
回溯历史，河陇地区一直是中原汉族政权与西北异族政权反复争夺的地方，因而民族杂居和民族融合现象在这一地区尤为突出；经过历朝历代的经营，这一地区形成了多民族的聚居的局面，但就各民族人口而言，汉民由原先的少数而逐步成为多数。河陇地区的汉族大致有六个来源：一是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屡次通过战争从中原地区劫掠人口，以扩充本地劳力、补充兵员不足，这是河陇汉人的重要来源；二是历代中原王朝大都实行屯田实边政策，通过戍边、军屯、移民、罪罚等方式，不断将大批内地汉人迁入河陇一带；三是北方异族政权学习和推行中原的文化礼制，吸引和吸纳了大批内地士子和能工巧匠，他们从此世代生活在河陇地区；四是中原王朝通过郡县行政机构设置，安置了大批内地汉族官吏，以加强对这些边远地区的控制；五是所有这些汉人，多数在河陇地区扎根，他们的子孙也便成为承续中原香火的汉人；六是随着大一统中原王朝的形成，河陇地区的原住民羌人以及外来民族鲜卑、匈奴等，最终亦被整合、融化到汉族中去了，这或许要占河陇地区汉人的大多数。
历代中原王朝为收复失地或开疆拓土，曾多次对北方异族政权发动战争，获胜后就在这里设置郡县驻兵留守乃至屯田实边，还从内地迁徙大量汉族人口充实边地。自汉武帝开始，先是为了防御匈奴，后来又为了防御羌人，中央政府就开始大量用兵，而军粮运输费用太大，为了“省大费”（赵充国语），朝廷就选择军事要冲设置屯田，如在今张掖、酒泉以北之居延，今青海大通河和湟水之间的浩门，以及今乌鲁木齐以南之渠黎、轮台等处。西汉时的浩门为甘肃永登西南至大通河东岸地区，大致包括今青海门源、大通、互助、乐都、民和、循化，今甘肃窑街、红古、河口以至临夏这一区域。屯田的劳动力大都征发自淮阳、汝南、昌邑三郡国的平民，其中淮阳、汝南两郡都在今河南省，昌邑郡在今山东巨野东南。正式的戍卒又分别叫“田卒”、“河渠卒”等，此外还调来很多刑徒，分别叫“募士”、“恶少年”，或统称“谪民”，政府给他们以弛刑处理，即通过劳役监外服刑；还有都尉、侯官、鄣尉、侯长、隧长等管带，这些军官又每有“私从”和家属，这是一支人数庞大的队伍。屯田有民屯与军屯之分，民屯是迁徙内地贫民到边郡屯垦，如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冬，“關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元鼎六年（前11），“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军屯是以徭役形式将兵卒和弛刑士征调到边镇地区，一面防守一面屯种。武帝元鼎五年（前112），“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次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后来又在天山南北进行屯田。西汉时期，北方的匈奴势力日盛，对汉朝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自公元前133年起，汉武帝连续发起多次讨伐匈奴的战争。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自陇西两次出击匈奴，斩获匈奴四万余人，匈奴浑邪王领数万人降汉，汉设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安置降众，称为五属国；后又分河西地为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不仅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交通，更重要的是开辟了通往西域的走廊。汉武帝一面打击匈奴，一面加强北部边防，其重要措施首先是大量移民。前119年曾一次移居70余万口，在东起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西至令居（甘肃永登县）的广大地区，设立田官督戍卒屯田，称这些士兵为“戍田卒”。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时河西四郡辖35县，计有7万多户28万多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为汉族移民。前107年，西汉将反叛的羌人武都氏“分徙酒泉”，前102年“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益发戊甲卒十八万于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后，屯兵以卫酒泉”。为应对羌人对中原带来严重威胁的局面，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朝廷迁移关中汉人到河湟戍边垦屯、充实边塞；汉武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受命击羌，先破零羌，后抚罕羌，并长期留兵屯田，河湟地区的汉族人口由此大增；西汉末年，王莽立法50条，违法者被徙至西海郡，当时“徙者以千万计”。西汉后期，有许多汉人迁到羌族居住区，也有许多羌族人迁到汉族居住区，这样，河湟一带就形成了羌汉杂居区。隋统一中国后，隋炀帝西巡亲征，把吐谷浑赶向青海之南，隋朝在吐谷浑旧地设郡，历史上第一次使青海大部分地区归入中原王朝管理之下；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大败吐谷浑，置西海、河源二郡，并“发天下轻罪徙居”之，并在积石镇大开屯田驻兵戍守五年之久。 自秦汉以降，中国北方先后形成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吐谷浑、党项等民族的政权，河陇地区曾不同程度地先后隶属于这些政权。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在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先后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秦、吐谷浑等封建割据政权，北魏、西魏、北周的势力也曾先后进入青海东部地区。这些政权在建立和存续过程中，都与中原王朝不断发生大小不等的战争，通过战争掳来大量汉族人口，所俘获的士兵更是成为他们当然的奴隶。如前秦苻坚时曾徙江汉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人”；南凉曾从中原地区掳掠大批人口来河湟从事农业生产，还曾从姑臧（今甘肃武威）掠夺8000多户带回青海东部地区；突厥政权建立前后从中原及其他地区俘掠大量汉族人口作为奴隶，贞观四年唐太宗击滅东突厥政权后便一次赎回沦为奴隶的8万汉人。唐代初年，位于青藏高原西南的吐蕃逐渐强大起来，公元663年灭吐谷浑，公元755年趁唐朝发生安禄山之乱之机夺取了河西、河湟及甘南地区。吐蕃与唐朝的许多次战争，本身就是掳掠人口的战争。787年，吐蕃大掠汧阳（陕西千阳县）、吴山（陕西陇县东南）、华亭（甘肃华亭县）三县，掳去壮年男女万余人分给羌人和吐谷浑各部；公元788年，吐蕃大掠泾邠等五州，掳去数万人畜；据当时的文献记载，“每秋戎入塞寇泾，驱其井闾父子与牛马杂畜，焚积聚，残庐舍，边人耗尽”。公元780年，唐使臣韦伦自吐蕃归国经过河陇，一路上看到唐人毛裘蓬头，在墙缝里偷看，他们或捶心流涕，或向东拜舞，如饥渴人盼饮食一样盼朝廷早日派军队来解救他们。唐长庆二年（公元882年），刘元鼎出使吐蕃至河湟龙支城，有耋老千人拦道哭拜并问“天子安好否”，说是因从军被掳陷没在这里，自己和子孙不忍忘记朝廷，朝廷也还记得我们吗？此情此景，正如唐代诗人元稹在诗中所写：“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唐朝自肃宗以后，河西、陇右一带长期被吐蕃所占。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吐蕃以秦、原、安三州及石门等七关归唐；五年（公元851年），张义潮略定瓜、伊等十州，遣使入献图籍，于是河陇之地尽复；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吐蕃将领尚延心以河陇降唐，其地又全归唐朝所有。
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一个人口大流动的时期：一方面是北方异族在中原建立了政权，边疆各族人民随之大量入居中原；另一方面是中原地区的许多汉人纷纷避难到河陇一带，因为这里的社会秩序比内地反而较为安定。与此同时，各割据政权从内地掳掠人口以充塞边地，中原汉族政权亦从内地迁徙大量人口以充实边防。北方异族政权建立后，又往往承袭中原汉制，接受吸纳内地文明，招纳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和能工巧匠，或委以官职让他们从政治国，或提供条件让他们传播技术。如北魏拓跋氏政权厉行改革，推行“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均田令”等一系列政策，并通过改穿汉服、推行汉语、改鲜卑复姓为汉姓、重订官制朝仪等措施，促使鲜卑族全方位汉化。以上所有这些汉人，多数从此扎根于北方，一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应该是河陇地区汉民族的主要来源。随着汉人陆续迁涉河陇一带，中原的农耕文明便在这里生根发芽，汉民族的文学艺术也在这里得到广泛传播。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原汉族政权在河陇地区的长期争夺，反而促使这一地区形成较为稳定的多民族杂居格局，隋唐时河湟地区已经形成汉蕃、汉浑杂居相处的局面。
宋代，青海境内的农业主要集中在东部黄河、湟水两大谷地，宋人李远描述邈川郡湟州一带的风光时说，那里“皆沃壤，中有流水，羌多相依水筑屋而居”。描述宗哥城一带的风光时说，宗哥川“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这说明宋代时湟水谷地的吐蕃人其实是以农耕为生。然而，自宋元符之后河湟一带屡遭兵燹，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口也因此所剩无几。崇宁初年（公元1102年），北宋军队二次西进以稳定青海局势，为解决军队粮食供应紧缺问题，朝廷决定招募弓箭手在当地实行屯垦，其土地来源有三：一是没收曾经抵抗过宋军的吐蕃部落和首领的土地；二是大量购买或置换当地吐蕃部落土地；三是开垦无主荒地。经半年努力，得善田2.6万顷，招募弓箭手7400人，此外还在青海东部三州募民佃种，实行“耕垦出课”。元朝统一中国后开始了长时期的西征，河湟一带又成为蒙古人西征的通途要道。元从中亚签发来大批由中亚人组成的“探马赤军”，同蒙古军一起在这里军屯，后来这些人又由军户转为农户，这为回族在这一地区的聚居打下了基础。从史书中零散的记载来看，元时整个甘肃行省都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屯田，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正月，“立河西屯田，给耕具，遣官领之”；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命忽撒马丁为管理陕甘等地屯田等户达鲁花赤。当时湟水流域属甘肃行省管辖，由此可知元代在青海亦实行了较大规模的屯田。
明朝为了控制甘、青一带的各少数民族，自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公元1399年）就实行移边政策，通过军屯、罪戍等手段，从南京、陕西、山西、安徽等地迁徙大批汉人进入河湟一带屯垦；同时把一些从征有功的中下级将领封以千户等职位，让他们率家定居于河湟；其后河湟一带还成了贬谪在朝官员的地方，不少达官文人被陆续流放至此，河湟便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明朝自创立时期就把屯田作为解决军粮问题的重要措施，取得全国政权后就令各地都司卫所普遍兴办屯田，进而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军屯制度。青海境内西宁地区自洪武十五年（公元1377年）就开始实施屯田，归德千户所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开展屯田生产。明代卫所屯田均有专员督责，“每卫委指挥一员，每所委千户一员提督屯种”。据史书记载，宣德年间西宁在卫士卒3560人，其中入屯生产的就达3000人之多。军士家眷也往往入屯垦种，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西宁卫征进屯军家属“自愿力田者”近800人；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西宁卫又拨军士家眷2150人“屯田纳粮”。此外，驿卒也在驿站附近屯田。明代青海有西宁卫和归德千户所两处军屯，前者分布于湟水谷地一带，后者则分为10个屯寨分布于今贵德到循化之间的黄河及隆务河河谷地区；随着军户的落籍屯地，这些屯寨也就逐渐形成为规模较大的村落。明代在青海的屯田所收再加商人所纳“盐粮”，便可满足当地驻军的粮饷所需；永乐年间西宁卫屯田面积曾超过20万亩，正统年间军屯田在西宁地区国家征税的耕种面积中占有一半以上的比例。除军屯外，明代时青海也有民屯和商屯。民屯是民户耕种官田并接受屯官管理的一种方式，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由河州移民48户到归德千户所耕种，他们“开垦守城，自耕自食，不纳丁粮”；嘉靖时还曾招募陇右、关西之民到甘肃边地实行民屯，当时西宁作为甘肃15卫之一，自然有所募之民前来屯垦；有明一代因土地兼并、赋税过重等原因，还有不少内地农民流徙到青海东部地区垦荒种田以谋生计，他们在徙入地的垦荒自给使青海的耕地面迅速扩大，明正统年间西宁卫的屯田、民田总数为2756.46顷，到明末时就达到6890.79顷，增长了142.7%。（未完待续）
进入历史时期后，中国境内仍然存在众多不同民族，这些民族随着历史的演进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其中一些民族逐步组合成为新的民族，还有一些民族融入更为强大的民族中去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境内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在中原地区以胡汉融合为特征，在西北地区则以匈奴与鲜卑、鲜卑与羌人的大融合为特征，这些被中原人称为“胡人”或“北狄”的民族，最终大都融入汉族之中了。就西部羌人来说，西晋末年吐谷浑在青海立国后，相当一部分鲜卑人很有可能被羌人同化了；唐龙朔三年吐谷浑亡国后，其故地的羌人和鲜卑人大都被融入到吐蕃族中去了。汉族和藏族是当今青海两大土著民族，就其祖源来说，今天的汉、藏两族大都是羌人后裔；而吐蕃本来就是西羌的一支，在其壮大过程中不断融合羌人各部而形成藏族。自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至宋、金、元时期，在近1600年的漫长历史时期，青海地区先后主要由羌人、吐谷浑、吐蕃控制。从秦汉到元明清，历代王朝虽然在河湟地区设置郡县实行管理，但河湟地区之外的绝大多数地区，悉由羌人、吐谷浑和吐蕃先后驻牧和管控。从历朝历代的行政区划来看，河湟、陇右、河西往往是相互交叉或局部重合的。地理位置的紧密相连培育了甘青两省大致相同的地域文化，而“少年”正是这一地域文化所孕育出的艳丽花朵。这也就是说，无论是“河湟少年”还是“河州少年”，由于它们出于同一源头因而是同一种民歌，“河州令”和“尕马儿令”则分别应该是“少年”在这两个地区的代表性曲令。
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陇西郡便是其中之一，从此河陇地区就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其后河陇地区成为秦汉王朝抵御匈奴的前沿。公元前214年，秦始皇遣大将蒙恬率军30万，西逐诸戎，北却众狄，修筑长城，设置郡县，并徙罪人以充之。公元前81年，西汉置金城郡，初辖6县，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西；公元前61年，扩金城郡为13县，郡治西移允吾县，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省兰州市以西、青海省日月山以东的黄河、湟水流域和大通河下游地区。东汉建安时从西平郡分置金城郡，治所在西都即今西宁市，辖境相当今青海湟源、乐都间湟水流域地，属凉州刺史部，管辖西都、临羌、安夷和后新置的长宁县。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造成全国人口锐减，金城郡原有38470户，后来不满500户，经招抚安插也不过千余户，今青海东部农业区当年就属金城郡辖地。自黄巾起义迄至西晋之亡，这132年当中发生了四大项总计66年重大战事，即黄巾等农民起义，九大军阀、三大割据之间的火并战事，西晋初的八王之乱和少数民族酋长对晋室的颠覆战争。期间，农民起义及对其镇压交织在一起约30年，军阀火并战争约20年，八王之乱6年，少数民族首领对西夏的颠覆战争的10年。连续的战争和密集的动乱，其后果是人口的大量杀伤或流离和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或抛荒。河湟地区就处在这些动乱的地区，连年的烽火对人民必然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从而为流行于这一地区的“少年”赋予深沉而悲凉的基调。
鲜卑族曾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拓跋部建立北魏从而确立了南北二朝对峙的局面，而秃发部则在青海东部地区建立了后凉政权，“秃发”为“拓跋”译音，与北魏拓跋氏同源。鲜卑族秃发部于公元2世纪由漠北（今内蒙古自治区北部）迁入河西走廊，与原在河西地区的其他鲜卑部落一起统称为河西鲜卑。其后，秃发乌孤开始征服鲜卑族乙弗、折掘等部落，并进入青海东部，建廉川堡为根据地，逐渐形成与后凉分庭抗礼的局面，并于公元397年（东晋安帝隆安元年）称西平王，封建割据性质的南凉政权由此肇始。南凉先后经秃发乌孤、秃发利鹿孤、秃发傉檀兄弟三人经略，期间先后定都于廉川堡（今兰州市永登县境内）、西平（今西宁市）、乐都、姑臧（武威），其强盛时期统治地区东到兰州，西至青海湖，北达河西走廊中部，南界黄河，包括了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青海东部地区土地肥沃，但当时缺乏足够的劳动力，秃发利鹿孤便通过战争掠夺人口，然后将他们迁徙至河湟一带从事农业生产。公元400年袭击姑臧掠得各族人口8000多户，402年又掠回显美、丽轩、凉泽、段冢等部落羌人2000余户；与此同时，又在其统治区各城塞安置汉人传授农业耕作技术，从而为青海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显著作用。秃发利鹿孤还设立学校开科取士，并设置“博士祭酒”等官职以培养贵族子弟，这就使中原地区文化得以不断传入南凉。在秃发傉檀时代，南凉不断同北凉、后秦混战，以致农业失耕，上下饥弊，百姓造反，部众离散。公元403年，秃发傉檀进占并定都姑臧，把统治中心移到河西走廊；公元410年，又被迫退守青海东部，重新以乐都为都城，但此时的南凉已频遭北凉的进攻。在内外交困之际，秃发傉檀仍举兵青海湖一带掠夺乙弗部落的牛马，西秦乘机从甘肃中部出兵攻占乐都，南凉军队在回师途中得悉都城失陷，士卒便作鸟兽散，秃发傉檀被迫投降由乞伏鲜卑所建的西秦，时为414年，南凉亡，建国凡十九年。
吐谷浑本是辽东慕容鲜卑族一支，在晋太康年间西迁到阴山（今内蒙古西部），继而趁永嘉之乱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东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吐谷浑头领叶延联合当地羌人首领，以沙州（今青海贵南）为政治中心建立吐谷渾政权，后以伏俟城（位于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附近）为都。吐谷浑王国对华夏“正统”有很强的归属意识，表示要“远期天子”，尽自己“遐藩之节”。吐谷浑经过树洛干、阿豺、璝、利延等历代开拓经营，成了中国西部的强国，其所辖地区“自枹罕（今甘肃临夏）暨甘松（今甘肃迭部县东、白龙江北），南界昂（今四州阿坝地区）、龙涸（今四川松潘），自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而居”（《北史》卷九十六《吐谷浑传》）；至利延时，向西扩展到今新疆鄯善、和田一带，东西数千里。吐谷浑建国后一贯奉行与邻国友好相处、和平往来的国策，南北朝时期与南朝通好与北朝相安，其国王被南朝刘宋册封为河南王，被北魏册封为平西王。隋文帝时吐谷浑虽然屡犯凉州，但隋朝对其采取了联姻通好的羁縻政策；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则发动了征服吐谷浑的战争，大败吐谷浑并尽得其国土，遂置西海、河源二郡，迁徙内地轻罪犯人到二地居住，并在河源郡积石镇屯田驻兵。唐朝建立后，吐谷浑频频遣使朝贡并要求联姻，双方的经济交流频繁；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吐谷浑助唐消灭了割据凉州的李轨，唐在今青海东部地区设鄯州和廓州，置刺史；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划全国为十道，其中的陇右道即以鄯州为中心，管辖青海湟水流域地区；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五路大军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国王慕容伏允战败后自缢，唐封其子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后又立其子诺曷钵为河源郡王，并派兵部尚书候君集率兵襄助，吐谷浑至此成为唐之附国。自西晋永嘉年间迁都陇右，至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为吐蕃所灭，吐谷浑在青海草原立国凡350年之久。 吐蕃为西羌属。6世纪中叶，生活在今西藏山南的雅隆鹘提悉补野部落逐渐强大起来，陆续降服周边各部落而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在隋末唐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征服和兼并吐蕃各部，于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64年）完成了统一吐蕃全境的大业。随着政权的强盛，吐蕃统治者开始向外扩张，首先征服和兼并了藏北及江河源头羌人部落，随之其势力进入青海南部，进攻的目标便是唐朝属国吐谷浑；唐朝便以和亲、册封等手段羁縻吐谷浑政权，用以消解吐蕃的扩张和威胁。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占领吐谷浑全境，为助吐谷浑复国并遏制吐蕃向西域的扩张势头，唐与吐蕃在大非川（今兴海县大河坝地区）决战，结果唐军被全歼。这样，吐谷浑故地悉数成为吐蕃领土，吐蕃由此完成了统一藏族各地区的大业。从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到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唐朝与吐蕃经过了百余年的较量，最终吐蕃占领了包括青海东部地区在内的广大河陇地区；直至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唐王朝收复河陇，吐蕃统治河湟地区近200年。吐蕃诸部自9世纪中分裂后，成为青藏高原许多分散部落，史书称为“吐蕃诸部”或“西蕃”。其中最强大的是兴起于邈川城（今青海乐都东南）一带的唃厮啰，其辖区“占河湟二千余里”，曾一度为吐蕃割据势力中的霸主。面对西夏的威胁，河湟和凉州的吐蕃各部便寻求联合以共同抵御西夏，这一地区便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吐蕃部落联盟，最终形成了以唃厮啰为首的青唐吐蕃政权。青唐政权在北宋一代都是河湟吐蕃地区最有影响的政治实体，因而也就成为宋夏两大王朝竞相拉拢的对象。北宋天圣（公元1023年）初年，唃厮啰数次遣使宋朝，请求内附以求自身安全；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宋朝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兼邈川大首领，其目的是拉拢唃厮啰以对抗西夏。其后，唃厮啰从邈川西移青唐城（今西宁市），并通过与大族联姻扩大了势力范围。自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唃厮啰病故，其历世继任者对宋王朝附叛无常，宋王朝对之亦抚征并用。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九月，宋廷攻取安儿城（今平安县区平安镇），随后开进青唐城，青唐政权宣告解体。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四月，宋军夺取鄯州又会师宗哥城，斩俘7000余人；随之西进青海湖，南下廓州，“开拓疆境幅员三千里”。这次战役共计招降吐蕃首领2700余人，户口70余万。这样，今天的整个青海地区几乎全被纳入宋朝疆域之内，河湟地区自唐后期失陷于吐蕃之后，也就被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范围之内。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攻宋，宋朝廷再也无力顾及河湟的经营；宋室南迁后，南宋朝廷封唃厮啰族孙益麻堂征为陇右郡王，并赐名曰赵怀恩，让其“措置湟鄯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金人占据河湟，唃厮啰政权及其后人在河湟地区百多年的统治从此结束。
魏晋南北朝以后西羌衰弱而党项开始强盛，五代时期党项拓跋氏在今宁夏和陕北地区崛起。对党项的族源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党项属于西羌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旧唐书》则认为党项是“汉西羌之别种”；另一种说法是拓跋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鲜卑后代。这几种说法虽然各有道理，但细究起来党项应是鲜卑人与羌人混血的种族。河西陇右一带最早的土著民族是羌人，自吐谷浑“建国于群羌之故地”，就开启了鲜卑人与羌人杂居混血的漫长历史。其间，北朝政权也曾在湟水流域和黄河谷地设置州郡，这必然会进一步强化鲜卑人与羌人的融合。在青海东部地区建立南凉政权的秃发氏，本是从拓跋部分出的一支，“秃发”其实是“拓跋”的异译；南凉政权的建立，既是以鲜卑与羌人的种族结合为基础，也使鲜卑与羌人血统上的结合更为密切。鲜卑人与羌人长期融合的结果，是人口占少数的鲜卑人消融到人口占绝对多数的羌人中去了。正由于如此，史家肯定地认为党项羌乃是“汉西羌之别种”，这即是说党项羌并非血统纯正的羌人。唐初，党项羌移居于今甘肃东部、宁夏和陕西北部一带，到了唐末据有今陕西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及宁夏东部一带。从公元1001年起，党项先克灵州随之攻下西凉府，成为雄踞一方的强大割据势力；继而夺取甘州（今张掖）和凉州（今武威），控制了河西走廊。李元昊即位以后，于1033年攻占吐蕃唃厮啰的犛牛城，1036年攻占瓜州（今安西）、沙洲（今敦煌）、青州（今酒泉），从此辖境“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今固原），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北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李元昊仿汉制自称皇帝，取国名曰大夏，因其位于宋朝西北，故又称其为西夏。在其后的历史阶段，夏、金、宋三方，为争夺湟水流域展开了长期的血腥角逐。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西夏攻克乐州、进占西宁州；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西夏从金人手中取得湟水流域，至此青海东部尽归西夏管辖。
河陇地区的汉人来源
回溯历史，河陇地区一直是中原汉族政权与西北异族政权反复争夺的地方，因而民族杂居和民族融合现象在这一地区尤为突出；经过历朝历代的经营，这一地区形成了多民族的聚居的局面，但就各民族人口而言，汉民由原先的少数而逐步成为多数。河陇地区的汉族大致有六个来源：一是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屡次通过战争从中原地区劫掠人口，以扩充本地劳力、补充兵员不足，这是河陇汉人的重要来源；二是历代中原王朝大都实行屯田实边政策，通过戍边、军屯、移民、罪罚等方式，不断将大批内地汉人迁入河陇一带；三是北方异族政权学习和推行中原的文化礼制，吸引和吸纳了大批内地士子和能工巧匠，他们从此世代生活在河陇地区；四是中原王朝通过郡县行政机构设置，安置了大批内地汉族官吏，以加强对这些边远地区的控制；五是所有这些汉人，多数在河陇地区扎根，他们的子孙也便成为承续中原香火的汉人；六是随着大一统中原王朝的形成，河陇地区的原住民羌人以及外来民族鲜卑、匈奴等，最终亦被整合、融化到汉族中去了，这或许要占河陇地区汉人的大多数。
历代中原王朝为收复失地或开疆拓土，曾多次对北方异族政权发动战争，获胜后就在这里设置郡县驻兵留守乃至屯田实边，还从内地迁徙大量汉族人口充实边地。自汉武帝开始，先是为了防御匈奴，后来又为了防御羌人，中央政府就开始大量用兵，而军粮运输费用太大，为了“省大费”（赵充国语），朝廷就选择军事要冲设置屯田，如在今张掖、酒泉以北之居延，今青海大通河和湟水之间的浩门，以及今乌鲁木齐以南之渠黎、轮台等处。西汉时的浩门为甘肃永登西南至大通河东岸地区，大致包括今青海门源、大通、互助、乐都、民和、循化，今甘肃窑街、红古、河口以至临夏这一区域。屯田的劳动力大都征发自淮阳、汝南、昌邑三郡国的平民，其中淮阳、汝南两郡都在今河南省，昌邑郡在今山东巨野东南。正式的戍卒又分别叫“田卒”、“河渠卒”等，此外还调来很多刑徒，分别叫“募士”、“恶少年”，或统称“谪民”，政府给他们以弛刑处理，即通过劳役监外服刑；还有都尉、侯官、鄣尉、侯长、隧长等管带，这些军官又每有“私从”和家属，这是一支人数庞大的队伍。屯田有民屯与军屯之分，民屯是迁徙内地贫民到边郡屯垦，如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冬，“關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元鼎六年（前11），“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军屯是以徭役形式将兵卒和弛刑士征调到边镇地区，一面防守一面屯种。武帝元鼎五年（前112），“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次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后来又在天山南北进行屯田。西汉时期，北方的匈奴势力日盛，对汉朝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自公元前133年起，汉武帝连续发起多次讨伐匈奴的战争。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自陇西两次出击匈奴，斩获匈奴四万余人，匈奴浑邪王领数万人降汉，汉设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安置降众，称为五属国；后又分河西地为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不仅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交通，更重要的是开辟了通往西域的走廊。汉武帝一面打击匈奴，一面加强北部边防，其重要措施首先是大量移民。前119年曾一次移居70余万口，在东起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西至令居（甘肃永登县）的广大地区，设立田官督戍卒屯田，称这些士兵为“戍田卒”。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时河西四郡辖35县，计有7万多户28万多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为汉族移民。前107年，西汉将反叛的羌人武都氏“分徙酒泉”，前102年“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益发戊甲卒十八万于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后，屯兵以卫酒泉”。为应对羌人对中原带来严重威胁的局面，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朝廷迁移关中汉人到河湟戍边垦屯、充实边塞；汉武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受命击羌，先破零羌，后抚罕羌，并长期留兵屯田，河湟地区的汉族人口由此大增；西汉末年，王莽立法50条，违法者被徙至西海郡，当时“徙者以千万计”。西汉后期，有许多汉人迁到羌族居住区，也有许多羌族人迁到汉族居住区，这样，河湟一带就形成了羌汉杂居区。隋统一中国后，隋炀帝西巡亲征，把吐谷浑赶向青海之南，隋朝在吐谷浑旧地设郡，历史上第一次使青海大部分地区归入中原王朝管理之下；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大败吐谷浑，置西海、河源二郡，并“发天下轻罪徙居”之，并在积石镇大开屯田驻兵戍守五年之久。 自秦汉以降，中国北方先后形成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吐谷浑、党项等民族的政权，河陇地区曾不同程度地先后隶属于这些政权。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在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先后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秦、吐谷浑等封建割据政权，北魏、西魏、北周的势力也曾先后进入青海东部地区。这些政权在建立和存续过程中，都与中原王朝不断发生大小不等的战争，通过战争掳来大量汉族人口，所俘获的士兵更是成为他们当然的奴隶。如前秦苻坚时曾徙江汉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人”；南凉曾从中原地区掳掠大批人口来河湟从事农业生产，还曾从姑臧（今甘肃武威）掠夺8000多户带回青海东部地区；突厥政权建立前后从中原及其他地区俘掠大量汉族人口作为奴隶，贞观四年唐太宗击滅东突厥政权后便一次赎回沦为奴隶的8万汉人。唐代初年，位于青藏高原西南的吐蕃逐渐强大起来，公元663年灭吐谷浑，公元755年趁唐朝发生安禄山之乱之机夺取了河西、河湟及甘南地区。吐蕃与唐朝的许多次战争，本身就是掳掠人口的战争。787年，吐蕃大掠汧阳（陕西千阳县）、吴山（陕西陇县东南）、华亭（甘肃华亭县）三县，掳去壮年男女万余人分给羌人和吐谷浑各部；公元788年，吐蕃大掠泾邠等五州，掳去数万人畜；据当时的文献记载，“每秋戎入塞寇泾，驱其井闾父子与牛马杂畜，焚积聚，残庐舍，边人耗尽”。公元780年，唐使臣韦伦自吐蕃归国经过河陇，一路上看到唐人毛裘蓬头，在墙缝里偷看，他们或捶心流涕，或向东拜舞，如饥渴人盼饮食一样盼朝廷早日派军队来解救他们。唐长庆二年（公元882年），刘元鼎出使吐蕃至河湟龙支城，有耋老千人拦道哭拜并问“天子安好否”，说是因从军被掳陷没在这里，自己和子孙不忍忘记朝廷，朝廷也还记得我们吗？此情此景，正如唐代诗人元稹在诗中所写：“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唐朝自肃宗以后，河西、陇右一带长期被吐蕃所占。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吐蕃以秦、原、安三州及石门等七关归唐；五年（公元851年），张义潮略定瓜、伊等十州，遣使入献图籍，于是河陇之地尽复；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吐蕃将领尚延心以河陇降唐，其地又全归唐朝所有。
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一个人口大流动的时期：一方面是北方异族在中原建立了政权，边疆各族人民随之大量入居中原；另一方面是中原地区的许多汉人纷纷避难到河陇一带，因为这里的社会秩序比内地反而较为安定。与此同时，各割据政权从内地掳掠人口以充塞边地，中原汉族政权亦从内地迁徙大量人口以充实边防。北方异族政权建立后，又往往承袭中原汉制，接受吸纳内地文明，招纳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和能工巧匠，或委以官职让他们从政治国，或提供条件让他们传播技术。如北魏拓跋氏政权厉行改革，推行“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均田令”等一系列政策，并通过改穿汉服、推行汉语、改鲜卑复姓为汉姓、重订官制朝仪等措施，促使鲜卑族全方位汉化。以上所有这些汉人，多数从此扎根于北方，一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应该是河陇地区汉民族的主要来源。随着汉人陆续迁涉河陇一带，中原的农耕文明便在这里生根发芽，汉民族的文学艺术也在这里得到广泛传播。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原汉族政权在河陇地区的长期争夺，反而促使这一地区形成较为稳定的多民族杂居格局，隋唐时河湟地区已经形成汉蕃、汉浑杂居相处的局面。
宋代，青海境内的农业主要集中在东部黄河、湟水两大谷地，宋人李远描述邈川郡湟州一带的风光时说，那里“皆沃壤，中有流水，羌多相依水筑屋而居”。描述宗哥城一带的风光时说，宗哥川“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这说明宋代时湟水谷地的吐蕃人其实是以农耕为生。然而，自宋元符之后河湟一带屡遭兵燹，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口也因此所剩无几。崇宁初年（公元1102年），北宋军队二次西进以稳定青海局势，为解决军队粮食供应紧缺问题，朝廷决定招募弓箭手在当地实行屯垦，其土地来源有三：一是没收曾经抵抗过宋军的吐蕃部落和首领的土地；二是大量购买或置换当地吐蕃部落土地；三是开垦无主荒地。经半年努力，得善田2.6万顷，招募弓箭手7400人，此外还在青海东部三州募民佃种，实行“耕垦出课”。元朝统一中国后开始了长时期的西征，河湟一带又成为蒙古人西征的通途要道。元从中亚签发来大批由中亚人组成的“探马赤军”，同蒙古军一起在这里军屯，后来这些人又由军户转为农户，这为回族在这一地区的聚居打下了基础。从史书中零散的记载来看，元时整个甘肃行省都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屯田，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正月，“立河西屯田，给耕具，遣官领之”；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命忽撒马丁为管理陕甘等地屯田等户达鲁花赤。当时湟水流域属甘肃行省管辖，由此可知元代在青海亦实行了较大规模的屯田。
明朝为了控制甘、青一带的各少数民族，自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公元1399年）就实行移边政策，通过军屯、罪戍等手段，从南京、陕西、山西、安徽等地迁徙大批汉人进入河湟一带屯垦；同时把一些从征有功的中下级将领封以千户等职位，让他们率家定居于河湟；其后河湟一带还成了贬谪在朝官员的地方，不少达官文人被陆续流放至此，河湟便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明朝自创立时期就把屯田作为解决军粮问题的重要措施，取得全国政权后就令各地都司卫所普遍兴办屯田，进而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军屯制度。青海境内西宁地区自洪武十五年（公元1377年）就开始实施屯田，归德千户所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开展屯田生产。明代卫所屯田均有专员督责，“每卫委指挥一员，每所委千户一员提督屯种”。据史书记载，宣德年间西宁在卫士卒3560人，其中入屯生产的就达3000人之多。军士家眷也往往入屯垦种，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西宁卫征进屯军家属“自愿力田者”近800人；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西宁卫又拨军士家眷2150人“屯田纳粮”。此外，驿卒也在驿站附近屯田。明代青海有西宁卫和归德千户所两处军屯，前者分布于湟水谷地一带，后者则分为10个屯寨分布于今贵德到循化之间的黄河及隆务河河谷地区；随着军户的落籍屯地，这些屯寨也就逐渐形成为规模较大的村落。明代在青海的屯田所收再加商人所纳“盐粮”，便可满足当地驻军的粮饷所需；永乐年间西宁卫屯田面积曾超过20万亩，正统年间军屯田在西宁地区国家征税的耕种面积中占有一半以上的比例。除军屯外，明代时青海也有民屯和商屯。民屯是民户耕种官田并接受屯官管理的一种方式，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由河州移民48户到归德千户所耕种，他们“开垦守城，自耕自食，不纳丁粮”；嘉靖时还曾招募陇右、关西之民到甘肃边地实行民屯，当时西宁作为甘肃15卫之一，自然有所募之民前来屯垦；有明一代因土地兼并、赋税过重等原因，还有不少内地农民流徙到青海东部地区垦荒种田以谋生计，他们在徙入地的垦荒自给使青海的耕地面迅速扩大，明正统年间西宁卫的屯田、民田总数为2756.46顷，到明末时就达到6890.79顷，增长了142.7%。（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