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夏朝的文化渺渺茫茫，历史文献亦不足徵。殷商时代，不仅已经把神秘力量神格化，而且已形成了一个有秩序的神的系谱。周灭商后，继承了殷商文化的一绪，同时也具有显著的西部特征。周人完成了祖先神与至上神的二元化革命。周人的伦理政治孕育了民本主义思潮的萌芽。这种人本主义思潮的萌动，更鲜明具体地体现在周公制礼作乐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完成了从神本走向人本的过渡。
关键词： 神本 人本 文化 趋势
夏朝的文化渺渺茫茫，神话、传说与历史掺杂在一起，考古发现无法确定，历史文献亦不足徵。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虽然夏代文化的全貌还不太清楚，但它为商、周两代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应是确凿无疑的。
殷商时代，迷信的空气笼罩着整个社会。我们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殷商人不仅已经把神秘力量神格化，而且已经把它们大体组成了一个有秩序的神的系谱。在这个系谱中，居于首位的是殷商时代神灵世界的最高神“帝”。除“帝”以外，来自直观经验的天象日、月、风、云等也被殷人想象为神。在殷人的观念中，至上神“帝”与自己的祖先神是融为一体的。殷人迷信人死后精灵不灭成为鬼。所谓天神、地祇、人鬼，都是大千世界中游荡不息的神灵，统统都在殷人的顶礼膜拜中。在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都要先卜而后行，几乎到了无事不卜、无日不卜的地步。因此，今天我们可以从《周易》中窥见商旅的行迹。当时，在商王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专门从天帝那里讨回旨意，负责沟通神鬼人之间的神秘主义者。他们就是代王行使神权，以思想沟通神人的巫史。他们垄断神坛、把持政坛、执掌学坛，享有崇高的威望。
关于殷周文化关系，著名学者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指出：殷商其实是中国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主流，而周本是西隅小邦，后来的发达只不过是继承了殷商的文化。周灭商后，继承了殷商文化的一绪，同时也具有显著的西部特征。周人在继承殷商文化的同时，进行了宗教观的改革。正如华裔美国学者张光直所指出的：“商人的观念中祖先的世界与神仙的世界并未作清楚的分辨，而西周人则在这方面迈进了一步，把上帝及神界放到一个新的范畴，即‘天’里去，把人王当作‘天子’，而不复把人王之先祖与上帝合而为一。”在周人的观念中，至上神“天”有天命予夺的权力，但天命予夺是有一定依据的，须根据人王的政行“德”，故人王须以德配天。而人王的德之善否则是由民之反映而定。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王遵天就必须保民，民成为周王克配天命的重要环节。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说明殷人实施的是神权政治。神权政治本身就反映了政治还不过是神权的婢女，没有从神权中解放出来，因此二者是高度统一的。由于殷人祖先神与至上神的二元化过程没有完成，限制了殷人的对神权政治的突破。西周则不然，周人完成了祖先神与至上神的二元化革命。周人虽然没有抛弃神权，但至上神与祖先神的二元化，迫使周人把眼光从天上转到地下，从神界转向人界，因此周人的德主要指的是周王的政行，而周王能否永保天命，主要看人间民的反映。德从某种意义说是反映伦理政治的观念。较之殷人的神权政治，周人的伦理政治应是一种突破。其中也孕育了民本主义思潮的萌芽。
这种人本主义思潮的萌动，更鲜明具体地体现在周公制礼作乐上。“周公制礼”一说始见于《左传》，其曰：“先君周公制周礼。”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是对夏商的礼、乐加以损益，使之更适合宗法封建等级制度。虽是对夏、殷的礼乐加以损益，却改变了礼乐的性质和社会功能。礼本来是用于祭祀等宗教活动的，但是经过周公的制礼作乐，礼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礼的宗教性被削弱了，周礼主要不是“事神致福”的宗教仪式，而是宗法封建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人们的行为规范。由于西周社会生活主要是由礼乐调节的，周人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所谓“事鬼敬神而远之”，实际上是把鬼神“恭恭敬敬”地排斥在人世生活之外。周朝虽然也盛行卜筮等巫术，但在周人看来，社会生活主要是由礼乐节制规范的。人们凭借礼乐，就可以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用不着鬼神的干预。因此，周文化的主流应是人文色彩浓厚的礼乐文化。周人把礼乐提到社会生活的调节者的重要地位，使中國文化从原始宗教中摆脱出来，走上非宗教的人文主义道路，也从根本上推动华夏文明的进程。
从殷人的宗天尚鬼到周人的敬德保民和周公的制礼作乐，生动地展现了人们在理性光辉的照耀下，从惶恐地匍匐在天神脚下的奴婢状态中逐渐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从神本文化走向人本文化。诚然，殷商西周时期并没有完成这一过渡（一般认为，这一过渡到春秋战国才告完成），但是它向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步伐。
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约在公元前800年到至前200年之间，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今天，人类仍然依托于这些基础。……
发生于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间的这种精神的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时代，才形成今天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和诸子百家。……
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其中思想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至今仍赖以生活的世界宗教。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这样的“轴心的时代”。在这一时期，百家争鸣、九流互作，士阶层的崛起，以及“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机制和区域文化格局的形成，都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在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中有一个共同规律：或者是社会经济大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或者是社会大变革，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转折刺激了思想文化的繁荣。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却遭遇了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出现，使农业和手工业出现了长足进步，商业与城市随之兴起，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些为学术思想的产生和争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封建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并迅速成长壮大，引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旧的奴隶主贵族、各国诸侯和部分卿大夫在新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中日渐衰落。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原先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逐渐上升，一种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开始形成。构成新兴地主阶级的大部分是卿大夫，他们是新兴地主势力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另有一部分是新兴小地主阶层，他们多由商人、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发展而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士阶层的崛起。他们本属奴隶主贵族下层，受过军事、文化等六艺教育，在严密的宗法制度下，他们必须终生依附于卿大夫，不得有丝毫僭越之举。大变革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他们或因战功而成为新兴地主，或因才能而为统治者所倚重，在社会各阶层中最活跃，对推动当时的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作用。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动。周王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代之以群雄争霸的多元的政治格局。各国君主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要求有多种学术思想为其政治服务，容许有多种完全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学派存在。这种剧变中的多元政治格局中，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力量钳制思想争鸣，从而为各种思想、各种学派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井田制的崩溃和兼并战争及王室的衰微，周王室的饱学之士流散民间，私人讲学之风盛行，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私学的兴起，使得许多商贾、贱人和农家子弟也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文化知识迅速传播到社会各阶层，出现了文化下移的趋势。一些庶民中的佼佼者、乱世中没落的王公贵族子弟和上文提及的曾为贵族底层的士，他们一同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引人注目的士阶层，从而为百家争鸣做了学术人才的准备。
综上所述，百家争鸣的形成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换言之，它是处于变革时期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和共同推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3][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巴新生.试论先秦“德”的起源与流变[J].中国史研究，1997（3）.
[5]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6]陈茵.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成因[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关键词： 神本 人本 文化 趋势
夏朝的文化渺渺茫茫，神话、传说与历史掺杂在一起，考古发现无法确定，历史文献亦不足徵。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虽然夏代文化的全貌还不太清楚，但它为商、周两代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应是确凿无疑的。
殷商时代，迷信的空气笼罩着整个社会。我们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殷商人不仅已经把神秘力量神格化，而且已经把它们大体组成了一个有秩序的神的系谱。在这个系谱中，居于首位的是殷商时代神灵世界的最高神“帝”。除“帝”以外，来自直观经验的天象日、月、风、云等也被殷人想象为神。在殷人的观念中，至上神“帝”与自己的祖先神是融为一体的。殷人迷信人死后精灵不灭成为鬼。所谓天神、地祇、人鬼，都是大千世界中游荡不息的神灵，统统都在殷人的顶礼膜拜中。在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都要先卜而后行，几乎到了无事不卜、无日不卜的地步。因此，今天我们可以从《周易》中窥见商旅的行迹。当时，在商王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专门从天帝那里讨回旨意，负责沟通神鬼人之间的神秘主义者。他们就是代王行使神权，以思想沟通神人的巫史。他们垄断神坛、把持政坛、执掌学坛，享有崇高的威望。
关于殷周文化关系，著名学者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指出：殷商其实是中国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主流，而周本是西隅小邦，后来的发达只不过是继承了殷商的文化。周灭商后，继承了殷商文化的一绪，同时也具有显著的西部特征。周人在继承殷商文化的同时，进行了宗教观的改革。正如华裔美国学者张光直所指出的：“商人的观念中祖先的世界与神仙的世界并未作清楚的分辨，而西周人则在这方面迈进了一步，把上帝及神界放到一个新的范畴，即‘天’里去，把人王当作‘天子’，而不复把人王之先祖与上帝合而为一。”在周人的观念中，至上神“天”有天命予夺的权力，但天命予夺是有一定依据的，须根据人王的政行“德”，故人王须以德配天。而人王的德之善否则是由民之反映而定。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王遵天就必须保民，民成为周王克配天命的重要环节。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说明殷人实施的是神权政治。神权政治本身就反映了政治还不过是神权的婢女，没有从神权中解放出来，因此二者是高度统一的。由于殷人祖先神与至上神的二元化过程没有完成，限制了殷人的对神权政治的突破。西周则不然，周人完成了祖先神与至上神的二元化革命。周人虽然没有抛弃神权，但至上神与祖先神的二元化，迫使周人把眼光从天上转到地下，从神界转向人界，因此周人的德主要指的是周王的政行，而周王能否永保天命，主要看人间民的反映。德从某种意义说是反映伦理政治的观念。较之殷人的神权政治，周人的伦理政治应是一种突破。其中也孕育了民本主义思潮的萌芽。
这种人本主义思潮的萌动，更鲜明具体地体现在周公制礼作乐上。“周公制礼”一说始见于《左传》，其曰：“先君周公制周礼。”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是对夏商的礼、乐加以损益，使之更适合宗法封建等级制度。虽是对夏、殷的礼乐加以损益，却改变了礼乐的性质和社会功能。礼本来是用于祭祀等宗教活动的，但是经过周公的制礼作乐，礼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礼的宗教性被削弱了，周礼主要不是“事神致福”的宗教仪式，而是宗法封建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人们的行为规范。由于西周社会生活主要是由礼乐调节的，周人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所谓“事鬼敬神而远之”，实际上是把鬼神“恭恭敬敬”地排斥在人世生活之外。周朝虽然也盛行卜筮等巫术，但在周人看来，社会生活主要是由礼乐节制规范的。人们凭借礼乐，就可以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用不着鬼神的干预。因此，周文化的主流应是人文色彩浓厚的礼乐文化。周人把礼乐提到社会生活的调节者的重要地位，使中國文化从原始宗教中摆脱出来，走上非宗教的人文主义道路，也从根本上推动华夏文明的进程。
从殷人的宗天尚鬼到周人的敬德保民和周公的制礼作乐，生动地展现了人们在理性光辉的照耀下，从惶恐地匍匐在天神脚下的奴婢状态中逐渐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从神本文化走向人本文化。诚然，殷商西周时期并没有完成这一过渡（一般认为，这一过渡到春秋战国才告完成），但是它向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步伐。
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约在公元前800年到至前200年之间，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今天，人类仍然依托于这些基础。……
发生于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间的这种精神的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时代，才形成今天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和诸子百家。……
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其中思想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至今仍赖以生活的世界宗教。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这样的“轴心的时代”。在这一时期，百家争鸣、九流互作，士阶层的崛起，以及“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机制和区域文化格局的形成，都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在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中有一个共同规律：或者是社会经济大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或者是社会大变革，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转折刺激了思想文化的繁荣。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却遭遇了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出现，使农业和手工业出现了长足进步，商业与城市随之兴起，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些为学术思想的产生和争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封建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并迅速成长壮大，引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旧的奴隶主贵族、各国诸侯和部分卿大夫在新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中日渐衰落。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原先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逐渐上升，一种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开始形成。构成新兴地主阶级的大部分是卿大夫，他们是新兴地主势力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另有一部分是新兴小地主阶层，他们多由商人、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发展而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士阶层的崛起。他们本属奴隶主贵族下层，受过军事、文化等六艺教育，在严密的宗法制度下，他们必须终生依附于卿大夫，不得有丝毫僭越之举。大变革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他们或因战功而成为新兴地主，或因才能而为统治者所倚重，在社会各阶层中最活跃，对推动当时的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作用。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动。周王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代之以群雄争霸的多元的政治格局。各国君主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要求有多种学术思想为其政治服务，容许有多种完全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学派存在。这种剧变中的多元政治格局中，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力量钳制思想争鸣，从而为各种思想、各种学派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井田制的崩溃和兼并战争及王室的衰微，周王室的饱学之士流散民间，私人讲学之风盛行，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私学的兴起，使得许多商贾、贱人和农家子弟也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文化知识迅速传播到社会各阶层，出现了文化下移的趋势。一些庶民中的佼佼者、乱世中没落的王公贵族子弟和上文提及的曾为贵族底层的士，他们一同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引人注目的士阶层，从而为百家争鸣做了学术人才的准备。
综上所述，百家争鸣的形成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换言之，它是处于变革时期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和共同推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3][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巴新生.试论先秦“德”的起源与流变[J].中国史研究，1997（3）.
[5]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6]陈茵.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成因[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