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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花甲，难免怀旧，常念我三十余年来，多有交往的前辈诗人，聆听謦欬，得益匪浅。回首新诗百年，一代代现代诗人为之筚路蓝缕、苦苦探求，留下深深浅浅的足迹。我记忆所及，只是大海之一粟，然亦是诗坛雪泥鸿爪，颇值珍视。
先说任钧先生吧。
那年他已入住松江老年福利院，因没通地铁，交通不便，一般很少有人去看望他。在那里我见过任老女儿卢莹辉（曾任市府副秘书长）、卢琪辉、儿子卢琮辉，以及女婿著名画家方增先，他是雕塑家卢琪辉的爱人。与任老熟了，他说他儿子在建行工作。这样，我才得识建行信贷部老总卢琮辉，成了无话不谈的哥们。因为平日过于寂寞，每次我去，任老显得特别高兴。
他是我见到的资历最深的诗人。他九十五岁高龄走完人生之路后，我感慨地想：他悄然离开了诗坛，离开了他所挚爱所钟情的缪斯，这足以让活着的诗人们回首前尘，在唏嘘之中对诗坛做新的省察。
对于任钧，我们知道得实在太少。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他是一位老资格的“左联”盟员。在上世纪20年代，任钧就加入了蒋光慈、阿英等人组成的太阳社，成了这个社的骨干。在那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冒着生命危险出席了太阳社成立仪式。白色恐怖，阴霾密布，太阳社公然打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号，这让后人仿佛触摸到这批文学青年的血气方刚和文学胆略。太阳社与创造社一样，成了中国早期新文学运动富有影响的文学社团。1930年代初期，由于形势的需要，太阳社全体成员按党组织的指示，转入新成立的“左联”（左翼作家联盟），开始焕发新的创作激情。任钧以他出色的才能，担任着“左联”的组织部长，与宣传部长胡风一起，协助党组书记周扬卓有成效地开展各项工作。面对民族危亡的日益深重、风云突起的全民抗战，面对当时诗坛上缺乏鼓舞人激励人的现实主义诗歌力作，任钧率先提出成立中国诗歌会设想，这个倡议得到了“左联”的批准，他与穆木天、蒲风、杨骚等一起，“以推动新诗歌运动，致力中国民族解放，保障诗歌权利为宗旨”，投入到建设新诗现实主义诗风和诗歌大众化运动。鲁迅先生知悉后即给予关注，给予有力的支持和指导，时常听取他们的创作汇报。作为这个社团的领军人物，任钧先后创作了《警报》《妇女解放进行曲》《老人素描》等大量反映现实生活、民众苦难的优秀诗作，出版了《战歌》《冷热集》《后方小唱》《为胜利而歌》等七部诗集，在“抗日的烽火遍地燃烧”的特定环境下，为新诗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知道，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诗坛一员勇猛的骁将，任钧以诗歌“鼓与呼”，以文学的形式为抗战添柴加火。“抗战的炮火是美丽的/抗战的炮火是可爱的/它是全民族心脏的鼓动/它是全民族如虹的气息！”读着这样的诗句，读者的血会沸腾。为着更多地读到这样的诗行，我竭力搜求任钧的书。翻译家亦是藏书家的吴钧陶先生知我喜欢任钧作品，将任钧《新诗话》一书割爱赠我。在一次次流连于旧书店的辛苦中，终于淘得《任钧诗选》等书籍。这些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旧平装，是十分珍贵的版本。更为珍贵的是，扉页上都留有任钧老人为我签名的手迹。默视良久，我感到一份温馨，一份关爱。
在任钧去世前的一个月，我们还有过一次愉快的畅谈。那天谈起二三十年代的创作，他风趣地说，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过时了不值得一说。其实，未必过时。“生活，这便是艺术的源泉，一切创造力的根基。没有生活，便没有文学艺术。”半个多世纪前，任钧在他的《新诗话》一书中如是说。那天，他提起毛笔，将这句话书赠予我，说这话仍不过时。我适时拍下了他写这些字时的神态。我想，这条幅，成了他创作生涯的最后笔墨。这照片，也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影像。当上海最为年长的诗人离我而去，关于太阳社，关于“左联”，关于中国诗歌社，我还有许多问题要面询任钧，他翻译的高尔基名著《爱的奴隶》还未及请他签名，给他拍的照片还没冲印出来。然而，斯人已逝，时光不再，一切未竟之事都不该成为遗憾。
这让我想起茨威格在《告别里尔克》一文中所说：“诗人即使在今天也还可能留在我们这个已经疏远诗意的世界上，他就是这个诗人，他直到嘴唇呼出最后一口气时仍然是诗人。我们可以说，我们亲眼见到过他，这就是对于我们的悲伤的唯一的安慰。”
辛笛先生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诗人，我们间交谈的话题更多一些。大约二十多年前，那时辛笛先生年届八十高龄，身体已显衰老，走路缓慢，后来腰间挂个尿袋，再后来装了心脏起搏器。如此，与他见面少了，也不好意思多打扰他。归纳起来，话题大致有谈诗歌，谈淘书，还有就是谈他的银行经历。
关于诗歌的谈话，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新诗易学难工，旧诗难学易工。”在老一辈诗人中，辛笛既写新诗，也写旧诗。晚年他更多写的是旧体诗。旧诗有几千年历史，新诗也就百年历史。对两者，辛笛都有创作实践与体验。旧诗写作看似难，一旦入门，就比较方便了，因为它有一定的规律。新诗正相反，看看自由自在创作容易，入门也方便，但写得好却非常之难。所以说，辛笛的话，语简意赅，堪称名言。
淘书也是我们的一个有趣话题。我们知道，早期辛笛出版过诗集《手掌集》，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过一本散文书话集，出版于上海解放前的1949年1月，书名叫《夜读书记》，其中谈的多是他的买书与阅读心得，内容大多是欧美名著，也有对何其芳等诗人的评说。那时，他在银行工作之余，就去四马路上一些旧书店，一会儿与巴金不期而遇，一会儿与譚正璧交谈淘书心得等等。所以，辛笛知道我有淘书的爱好，每次去，他第一句话就是问我：最近淘到什么好书吗？我知道，虽然他年老体衰，已无力去淘旧书了，但仍要分享别人淘书的乐趣。
常常与辛笛聊起他解放前的经历，这就谈到了他的银行生涯，他很少对外谈起这些鲜为人知的往事。辛笛是我们诗歌爱好者的老前辈。然而，他有过八年时间的银行工作经历。这样说来，在银行这一行当中，辛笛也是老银行，是我的前辈啊。
1939年，辛笛感于国内抗战的烽火风起云涌，就从英伦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先后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不爱数理化的辛笛，为避免引起日寇的注意，不得已改行，转入银行界工作。是哪家银行呢？听我询问，辛老颇为自豪地说：是金城银行啊。 辛笛谈到，在金城银行，他天天得与数字打交道，从拨打算盘学起。先是担任行里的英文秘书一职，同时兼管银行员工的英文教育和清贫子弟奖学金之类的事务，后任上海分行信托部主任。在此期间，他受到地下党的影响，在银行内帮助工会积极开展员工业余文化活动，如创办图书馆，邀请文化戏剧界著名人士黄佐临、李健吾等，来行里辅导业余话剧队排演进步话剧。在社会上，辛笛尽量运用自己的银行关系，竭力扶持进步的文化事业，他以贷款或集资的形式，先后支持吴朗西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创办平明出版社，帮助臧克家、曹辛之等诗人创办星群出版社，出版《创造诗丛》。他还为郑振铎、徐森玉等抢救、收藏珍贵的古籍善本，张罗筹措资金，很快缓解了他们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
那时，辛笛还兼任“美国文学丛书”和“中国新诗”编委等银行外职务。他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笔耕不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两栖人物”。
为了开展银行业务，辛笛常常奔波于上海与香港之间。他完全可以留在香港工作。然而，在上海即将解放前夕，他毅然回到上海，他觉得新的生活在等待着他。可是，金城银行很快就公私合营了。不久，辛笛转入食品工业系统，一直工作到退休。因为远离了文艺界，建国后的历次文艺上的政治运动，辛笛都安然渡过，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当听到文艺界一个个有影响的熟悉人物受到批判，甚至遭难，他的内心也有恐惧，说不定哪次运动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因为辛笛的性格属谨小慎微的一路。但他追求进步，认真踏实，有正义感，这对一个文化人来说，已相当难得了。
每当谈起在银行和企业里的那段难忘岁月，辛老总是津津乐道，认为是他人生中的重要历程。记得有一次，他有点得意地跟我说，幸亏解放前后在银行和食品公司，如果在文艺界，“反胡风”或“反右”等运动，必定难逃一劫。我说：“您有先见之明啊。”他狡黠地一笑，很为自己庆幸。
三位外省老诗人昌耀、彭燕郊、蔡其矫，我只与他们见过一面。见面不久，他们就离开人世，没有机会再见了。见面时，我称他们为老师，其实都是我的诗坛前辈。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西宁市，有着二千多年的历史，也有着二千多米高的海拔。不曾想到，我竟能在这座素有“高原古城”之称的城市，拜见心中仰慕的诗人昌耀。
只是，见面的地点让人感到心情沉重和压抑。媒体早有披露，昌耀因患癌症，正在接受治疗。
晌午，青海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显得十分静穆。进得病房，我怎么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坐在门口椅子上的正是昌耀。这与我过去在照片上见到的西部汉子般的昌耀判若两人。
昌耀被病魔折磨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了，真是“骨瘦如柴”啊。然而，诗人的头脑依然清醒。当他得知我从上海来，带去上海诗人对他的问候和牵挂时，他连连说“谢谢”。当我递上他的诗集请他签名时，他说湖南有个诗人未央，抗美援朝时我们在一个部队。我说：是的，老未央写过《祖国，我回来了》等许多好诗。
据陪伴昌耀的亲友介绍，春节前后，昌耀的病情较为稳定，年三十晚还吃了十个水饺，睡觉还行，脸上也有了生气。省委领导、朋友们都来向他拜年。近日病情却反复无常，趋于恶化，明显加大了药剂量。此刻，昌耀端着一碗药汤，欲喝未喝的样子。
人们对昌耀的了解实在是太迟了。在他获得首届“中国诗人奖”之前，他很少有诗名。我想，这与他不属于主流诗坛，不属于任何流派群体有关。
昌耀就是昌耀。十四岁到朝鲜战场当文艺兵。负伤回国后，毅然选择了西部青海。因诗罹祸后于高原度过二十年的囚徒生涯。然而，他的创作高度，犹如峻险的青藏高原，令人难以抵达。昌耀曾写过长诗《大山的囚徒》《慈航》《山旅》，都是以青藏高原为基点，对社会对历史对生命做出的反思，并于此建筑自己高原般的诗歌框架。他的语言艰涩、浓稠、古奥、浩瀚，又荡气回肠、引人遐思。以此对西部高原做着隐隐约约的还原，体现出了生命的初始和原创，对诗歌疆域的不断开掘。
梦系魂绕的高原。昌耀曾囚禁于大山，呕心歌颂过大山，如今大山依旧，他却在孤寂中日渐苍老。
过多说话会消耗昌耀所剩无几的精力，我想该告辞了。昌耀说感谢上海诗人对他的关心。我原来带了个相机，想给昌耀拍张照，看他化疗后头发已全部脱去，鼻子上插着根输氧管，我理智地打消了这一念头。
握着昌耀枯槁干燥的手，我想到了“风烛残年”这个成语，我仿佛看到一支摇曳暗淡的蜡烛。可他才六十出头啊。人生道路的坎坷，高原生存环境的窘迫，写作的倾心和玩命，使昌耀的生命过早地透支了。诗，耗尽了他的血液，他的全部热能。对于他所挚爱的诗歌来说，他是自豪的，他无愧于“中国诗人奖”的荣誉。他为中国的诗歌贡献了毕生。
我回沪不到一个星期，就获悉昌耀以极端方式弃世的噩耗。对他来说，不能不算是一次命运的解脱。
因多年前为一家刊物编“七月派诗辑”，北京绿原先生嘱我别漏了彭燕郊，并给了彭的地址。我想，对于一个写作者，不被环境左右，始终按自己的意愿来驾驭文字，抒写心灵，其实他已经自觉地选择了一种难度写作。他或许会被主流磁场疏离，甚至进入寂寥的边缘状态。老诗人彭燕郊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真诗人、大诗人。
彭燕郊在福建漳州龍溪师范学校就读时，因与同学宣传抗日思想，受到学校责难。于是，他们得一老师相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毅然结伴投奔新四军。正巧部队《抗敌报》创刊，给爱好写作的彭燕郊提供了舞台，该报刊用了他的《春耕山歌》，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诗歌。之后，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组诗《战斗的江南季节》等。在新四军队伍里，他的创作得到了聂绀弩、黄源、东平、辛劳等人的关注与扶掖。1940年代，聂绀弩曾在彭燕郊的诗集《第一次爱》序言中写到：“他参与了战争，战争给了他的生命、意志的才能，给予他的嘹亮的歌喉和歌唱的情绪与欲望。于是他成了战争之子。”是的，彭燕郊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他的人和他的诗，都呈现出一种斑驳的硬朗、苍劲的诗意，
二位上海诗坛元老
先说任钧先生吧。
那年他已入住松江老年福利院，因没通地铁，交通不便，一般很少有人去看望他。在那里我见过任老女儿卢莹辉（曾任市府副秘书长）、卢琪辉、儿子卢琮辉，以及女婿著名画家方增先，他是雕塑家卢琪辉的爱人。与任老熟了，他说他儿子在建行工作。这样，我才得识建行信贷部老总卢琮辉，成了无话不谈的哥们。因为平日过于寂寞，每次我去，任老显得特别高兴。
他是我见到的资历最深的诗人。他九十五岁高龄走完人生之路后，我感慨地想：他悄然离开了诗坛，离开了他所挚爱所钟情的缪斯，这足以让活着的诗人们回首前尘，在唏嘘之中对诗坛做新的省察。
对于任钧，我们知道得实在太少。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他是一位老资格的“左联”盟员。在上世纪20年代，任钧就加入了蒋光慈、阿英等人组成的太阳社，成了这个社的骨干。在那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冒着生命危险出席了太阳社成立仪式。白色恐怖，阴霾密布，太阳社公然打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号，这让后人仿佛触摸到这批文学青年的血气方刚和文学胆略。太阳社与创造社一样，成了中国早期新文学运动富有影响的文学社团。1930年代初期，由于形势的需要，太阳社全体成员按党组织的指示，转入新成立的“左联”（左翼作家联盟），开始焕发新的创作激情。任钧以他出色的才能，担任着“左联”的组织部长，与宣传部长胡风一起，协助党组书记周扬卓有成效地开展各项工作。面对民族危亡的日益深重、风云突起的全民抗战，面对当时诗坛上缺乏鼓舞人激励人的现实主义诗歌力作，任钧率先提出成立中国诗歌会设想，这个倡议得到了“左联”的批准，他与穆木天、蒲风、杨骚等一起，“以推动新诗歌运动，致力中国民族解放，保障诗歌权利为宗旨”，投入到建设新诗现实主义诗风和诗歌大众化运动。鲁迅先生知悉后即给予关注，给予有力的支持和指导，时常听取他们的创作汇报。作为这个社团的领军人物，任钧先后创作了《警报》《妇女解放进行曲》《老人素描》等大量反映现实生活、民众苦难的优秀诗作，出版了《战歌》《冷热集》《后方小唱》《为胜利而歌》等七部诗集，在“抗日的烽火遍地燃烧”的特定环境下，为新诗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知道，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诗坛一员勇猛的骁将，任钧以诗歌“鼓与呼”，以文学的形式为抗战添柴加火。“抗战的炮火是美丽的/抗战的炮火是可爱的/它是全民族心脏的鼓动/它是全民族如虹的气息！”读着这样的诗句，读者的血会沸腾。为着更多地读到这样的诗行，我竭力搜求任钧的书。翻译家亦是藏书家的吴钧陶先生知我喜欢任钧作品，将任钧《新诗话》一书割爱赠我。在一次次流连于旧书店的辛苦中，终于淘得《任钧诗选》等书籍。这些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旧平装，是十分珍贵的版本。更为珍贵的是，扉页上都留有任钧老人为我签名的手迹。默视良久，我感到一份温馨，一份关爱。
在任钧去世前的一个月，我们还有过一次愉快的畅谈。那天谈起二三十年代的创作，他风趣地说，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过时了不值得一说。其实，未必过时。“生活，这便是艺术的源泉，一切创造力的根基。没有生活，便没有文学艺术。”半个多世纪前，任钧在他的《新诗话》一书中如是说。那天，他提起毛笔，将这句话书赠予我，说这话仍不过时。我适时拍下了他写这些字时的神态。我想，这条幅，成了他创作生涯的最后笔墨。这照片，也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影像。当上海最为年长的诗人离我而去，关于太阳社，关于“左联”，关于中国诗歌社，我还有许多问题要面询任钧，他翻译的高尔基名著《爱的奴隶》还未及请他签名，给他拍的照片还没冲印出来。然而，斯人已逝，时光不再，一切未竟之事都不该成为遗憾。
这让我想起茨威格在《告别里尔克》一文中所说：“诗人即使在今天也还可能留在我们这个已经疏远诗意的世界上，他就是这个诗人，他直到嘴唇呼出最后一口气时仍然是诗人。我们可以说，我们亲眼见到过他，这就是对于我们的悲伤的唯一的安慰。”
辛笛先生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诗人，我们间交谈的话题更多一些。大约二十多年前，那时辛笛先生年届八十高龄，身体已显衰老，走路缓慢，后来腰间挂个尿袋，再后来装了心脏起搏器。如此，与他见面少了，也不好意思多打扰他。归纳起来，话题大致有谈诗歌，谈淘书，还有就是谈他的银行经历。
关于诗歌的谈话，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新诗易学难工，旧诗难学易工。”在老一辈诗人中，辛笛既写新诗，也写旧诗。晚年他更多写的是旧体诗。旧诗有几千年历史，新诗也就百年历史。对两者，辛笛都有创作实践与体验。旧诗写作看似难，一旦入门，就比较方便了，因为它有一定的规律。新诗正相反，看看自由自在创作容易，入门也方便，但写得好却非常之难。所以说，辛笛的话，语简意赅，堪称名言。
淘书也是我们的一个有趣话题。我们知道，早期辛笛出版过诗集《手掌集》，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过一本散文书话集，出版于上海解放前的1949年1月，书名叫《夜读书记》，其中谈的多是他的买书与阅读心得，内容大多是欧美名著，也有对何其芳等诗人的评说。那时，他在银行工作之余，就去四马路上一些旧书店，一会儿与巴金不期而遇，一会儿与譚正璧交谈淘书心得等等。所以，辛笛知道我有淘书的爱好，每次去，他第一句话就是问我：最近淘到什么好书吗？我知道，虽然他年老体衰，已无力去淘旧书了，但仍要分享别人淘书的乐趣。
常常与辛笛聊起他解放前的经历，这就谈到了他的银行生涯，他很少对外谈起这些鲜为人知的往事。辛笛是我们诗歌爱好者的老前辈。然而，他有过八年时间的银行工作经历。这样说来，在银行这一行当中，辛笛也是老银行，是我的前辈啊。
1939年，辛笛感于国内抗战的烽火风起云涌，就从英伦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先后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不爱数理化的辛笛，为避免引起日寇的注意，不得已改行，转入银行界工作。是哪家银行呢？听我询问，辛老颇为自豪地说：是金城银行啊。 辛笛谈到，在金城银行，他天天得与数字打交道，从拨打算盘学起。先是担任行里的英文秘书一职，同时兼管银行员工的英文教育和清贫子弟奖学金之类的事务，后任上海分行信托部主任。在此期间，他受到地下党的影响，在银行内帮助工会积极开展员工业余文化活动，如创办图书馆，邀请文化戏剧界著名人士黄佐临、李健吾等，来行里辅导业余话剧队排演进步话剧。在社会上，辛笛尽量运用自己的银行关系，竭力扶持进步的文化事业，他以贷款或集资的形式，先后支持吴朗西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创办平明出版社，帮助臧克家、曹辛之等诗人创办星群出版社，出版《创造诗丛》。他还为郑振铎、徐森玉等抢救、收藏珍贵的古籍善本，张罗筹措资金，很快缓解了他们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
那时，辛笛还兼任“美国文学丛书”和“中国新诗”编委等银行外职务。他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笔耕不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两栖人物”。
为了开展银行业务，辛笛常常奔波于上海与香港之间。他完全可以留在香港工作。然而，在上海即将解放前夕，他毅然回到上海，他觉得新的生活在等待着他。可是，金城银行很快就公私合营了。不久，辛笛转入食品工业系统，一直工作到退休。因为远离了文艺界，建国后的历次文艺上的政治运动，辛笛都安然渡过，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当听到文艺界一个个有影响的熟悉人物受到批判，甚至遭难，他的内心也有恐惧，说不定哪次运动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因为辛笛的性格属谨小慎微的一路。但他追求进步，认真踏实，有正义感，这对一个文化人来说，已相当难得了。
每当谈起在银行和企业里的那段难忘岁月，辛老总是津津乐道，认为是他人生中的重要历程。记得有一次，他有点得意地跟我说，幸亏解放前后在银行和食品公司，如果在文艺界，“反胡风”或“反右”等运动，必定难逃一劫。我说：“您有先见之明啊。”他狡黠地一笑，很为自己庆幸。
三位一面之缘的外省老师
三位外省老诗人昌耀、彭燕郊、蔡其矫，我只与他们见过一面。见面不久，他们就离开人世，没有机会再见了。见面时，我称他们为老师，其实都是我的诗坛前辈。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西宁市，有着二千多年的历史，也有着二千多米高的海拔。不曾想到，我竟能在这座素有“高原古城”之称的城市，拜见心中仰慕的诗人昌耀。
只是，见面的地点让人感到心情沉重和压抑。媒体早有披露，昌耀因患癌症，正在接受治疗。
晌午，青海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显得十分静穆。进得病房，我怎么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坐在门口椅子上的正是昌耀。这与我过去在照片上见到的西部汉子般的昌耀判若两人。
昌耀被病魔折磨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了，真是“骨瘦如柴”啊。然而，诗人的头脑依然清醒。当他得知我从上海来，带去上海诗人对他的问候和牵挂时，他连连说“谢谢”。当我递上他的诗集请他签名时，他说湖南有个诗人未央，抗美援朝时我们在一个部队。我说：是的，老未央写过《祖国，我回来了》等许多好诗。
据陪伴昌耀的亲友介绍，春节前后，昌耀的病情较为稳定，年三十晚还吃了十个水饺，睡觉还行，脸上也有了生气。省委领导、朋友们都来向他拜年。近日病情却反复无常，趋于恶化，明显加大了药剂量。此刻，昌耀端着一碗药汤，欲喝未喝的样子。
人们对昌耀的了解实在是太迟了。在他获得首届“中国诗人奖”之前，他很少有诗名。我想，这与他不属于主流诗坛，不属于任何流派群体有关。
昌耀就是昌耀。十四岁到朝鲜战场当文艺兵。负伤回国后，毅然选择了西部青海。因诗罹祸后于高原度过二十年的囚徒生涯。然而，他的创作高度，犹如峻险的青藏高原，令人难以抵达。昌耀曾写过长诗《大山的囚徒》《慈航》《山旅》，都是以青藏高原为基点，对社会对历史对生命做出的反思，并于此建筑自己高原般的诗歌框架。他的语言艰涩、浓稠、古奥、浩瀚，又荡气回肠、引人遐思。以此对西部高原做着隐隐约约的还原，体现出了生命的初始和原创，对诗歌疆域的不断开掘。
梦系魂绕的高原。昌耀曾囚禁于大山，呕心歌颂过大山，如今大山依旧，他却在孤寂中日渐苍老。
过多说话会消耗昌耀所剩无几的精力，我想该告辞了。昌耀说感谢上海诗人对他的关心。我原来带了个相机，想给昌耀拍张照，看他化疗后头发已全部脱去，鼻子上插着根输氧管，我理智地打消了这一念头。
握着昌耀枯槁干燥的手，我想到了“风烛残年”这个成语，我仿佛看到一支摇曳暗淡的蜡烛。可他才六十出头啊。人生道路的坎坷，高原生存环境的窘迫，写作的倾心和玩命，使昌耀的生命过早地透支了。诗，耗尽了他的血液，他的全部热能。对于他所挚爱的诗歌来说，他是自豪的，他无愧于“中国诗人奖”的荣誉。他为中国的诗歌贡献了毕生。
我回沪不到一个星期，就获悉昌耀以极端方式弃世的噩耗。对他来说，不能不算是一次命运的解脱。
因多年前为一家刊物编“七月派诗辑”，北京绿原先生嘱我别漏了彭燕郊，并给了彭的地址。我想，对于一个写作者，不被环境左右，始终按自己的意愿来驾驭文字，抒写心灵，其实他已经自觉地选择了一种难度写作。他或许会被主流磁场疏离，甚至进入寂寥的边缘状态。老诗人彭燕郊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真诗人、大诗人。
彭燕郊在福建漳州龍溪师范学校就读时，因与同学宣传抗日思想，受到学校责难。于是，他们得一老师相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毅然结伴投奔新四军。正巧部队《抗敌报》创刊，给爱好写作的彭燕郊提供了舞台，该报刊用了他的《春耕山歌》，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诗歌。之后，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组诗《战斗的江南季节》等。在新四军队伍里，他的创作得到了聂绀弩、黄源、东平、辛劳等人的关注与扶掖。1940年代，聂绀弩曾在彭燕郊的诗集《第一次爱》序言中写到：“他参与了战争，战争给了他的生命、意志的才能，给予他的嘹亮的歌喉和歌唱的情绪与欲望。于是他成了战争之子。”是的，彭燕郊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他的人和他的诗，都呈现出一种斑驳的硬朗、苍劲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