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中行的早年回忆
延安时期,毛泽东有一个秘书叫和培元,不过,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记起他了。
抗战爆发后,和培元到了延安,先在中央秘书处工作,后来调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那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和培元当时被称为“青年哲学家”。著有《论中国的特殊性》。
由于和培元去世得早,后来几乎没有人提到他,人们对他的生平等至今不甚了解,只是在张中行先生(原名张璇,学名张塔,字仲衡,河北香河人,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早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后任教于南开中学、北大等,曾任《现代佛学》主编。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晚年文名极盛,其人亦被季羡林称为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著有《流年碎影》、《顺生论》等)的回忆中得知了早年和培元的一鳞半爪。
当年,张中行从北大毕业后,曾在保定育德中学教书。后来他在回忆录《流年碎影》中写道:“保定一年,实际只住了不足十个月,其时还没有‘人多力量大’的高论,人也遍地皆是,连学生在内,新认识的自然不会少,其中并有一些至今还有明晰影像的,可是交往程度深而想说说的只有一个,是在那里教高中国文的和培元。他是邢台附近内丘县的人,燕京大学毕业,大概中学上的是育德,校友回校教课不见外,显得很活跃。他小个头儿,穿考究的长袍,有名士气。也许因为好交吧,有时也就同我谈谈。我觉得他为人敞快,思想开明,可交,谈话就推心置腹,总之,关系就越来越近。其时,他正恋爱,对方姓陈名玫,住在北京,如一切陷入情网的人一样,身远则以信多补之,来信不只情意缠绵,而且文笔优美,这秘诸自己抽屉就有如‘衣锦夜行’,于是常常就让我也赏识一下。我的怀疑主义的老病又犯了一次,但疏不间亲。也就没有表示。后事如何?代笔非代笔的事乃他人瓦上霜,以不管为是,只说关系重大的,是不久人来保定,变隔数百里兮为共朝夕,也就用不着写信了。这说的是和君的小布尔乔亚的一面。还有布尔什维克的一面,是这个时期他写了一篇不短的文章,题目以及发表在何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介绍马恩列斯中某一人的伟大的。连我这一向坚信人各有见的人看到也感到惊讶。学年结束,我们都回北京,未结邻而来往未断。七七战火燃起之后,他说他决定离开北京,陈玫女士怀孕。想托我照顾。无论为公为私,我都义不容辞。他路费不足,我从羞涩的阮囊中挤出三十元给他,并把陈女士接到我住的地方同住。他匆匆地走了,此后渐渐就断了音信。其后是陈女士生了孩子,内丘县来人接到乡下去住。是抗战八年的中期,不记得听谁说,和君到延安,任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之职,因游泳死于水中。这消息推想必不假,因为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始终未见他衣锦荣归。”
由此,我们获知和培元是河北内丘人。毕业于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后在保定育德中学教书。其人“思想开明”,又“文笔优美”,且颇有“名士风”,不过很早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抗战爆发后,毅然舍弃了北平的生活,与待产的妻子告别,匆匆前往延安去了。
延安整风前后,给领导干部和高级将领授课
在延安,和培元如鱼得水,他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
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学习理论成为一股热潮。当时陈云担任中组部部长,也极力倡导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动。为了对运动予以指导。中组部又组织成立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由陈云和李富春分别担任正副组长,成员则有邓洁、武竞天、王鹤寿、王德、陶铸、陈正人等高级干部。而给他们上课的。则是一批“红色秀才”,如艾思奇、吴亮平、柯柏年、王学文、王思华等,和培元也是这批老师中的一员。他们对学习小组进行辅导,此外还有许多旁听的干部,当时被戏称为“后排议员”。这个学习小组,其学习活动安排是每天9点以前为自学时间,每周集体讨论一次;学习的内容,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等,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以及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在保存下来的1940年的陈云笔记之中,还有当年学习时的一些记录,如和培元曾讲授过的课程。有德国古典哲学、物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及时空、现象与本质、认识论、逻辑史。当时人们都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哲学秘书。说他在辅导时“思维清晰,讲得透彻”,等等。
除了中组部的领导干部学习小组,当时的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也对八路军的高级将领组织了理论学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也时常来讲话和作报告,此外还安排了谭政、王若飞、郭化若、王学文、张如心等来校兼课,和培元也是授课者之一。当时,这些“老师”都在党内担负有重要的工作,王若飞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王学文是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郭化若是中央军委一局局长。而和培元则是毛泽东的秘书。至于他们讲授的课程。王若飞讲历史课。和培元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郭化若讲战略战术,王学文讲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老师”的授课,学员们都收获很大,特别是和培元,学员们知道他是毛泽东的秘书,对他很尊敬。和培元每次来上课,一般讲3个小时,前后一共讲过70多课时,讲课地点多数在抗大的礼堂,有时则在宝塔山上。
和培元講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很有系统。他讲课列有大纲,每节课都有一个中心内容。可谓有理有据。论点鲜明,论据充分,使学员们听得明白。有时遇到深奥的地方,他就经常举例子加以说明,比如有一次他讲授实践的意义,他说:“学游泳,你在岸上明白游泳的道理。两只手、腿、脚知道该怎样去蹬水、划水,但是到了水里。还是得喝上几口水才能学会。”这些话,让许多学员受益终生。有的学员回忆,和培元授课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归纳成言简意赅的五句话,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
延安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和培元工作和授课之余,也在这里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开展研究。据殷白(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研究部秘书,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和文化思想研究室秘书)回忆:在文化思想研究室,有前辈艾思奇、柳浞、陈唯实、李又常等,“室内还有一位和培元同志,当时在延安已有‘青年哲学家’之誉。我在抗大时听过他的深,到文协工作后又和他多次交往,甚得教益。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和他交谈文艺问题,他常提到无产阶级文艺不仅要有理论,还要有作品,要有自己的作家。这也是当时延安许多同志的抱负,并互相砥砺,勤奋实践的”。
参加“新哲学会”,与李六如合编《陕甘宁边区实录》
和培元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恰好当时毛泽东对哲学问题也尤为关注。和培元来到毛泽东身边的历史背景,是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作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决定之后。以延安为中心各根据地和各地的党组织普遍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而在这一过程中,又有毛泽东亲自倡导和带动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潮,因为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及正确开展中国革命的重要工具,为此毛泽东自己带头刻苦钻研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曾经访问过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就曾这样描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澤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几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也是在那个时期,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从猿到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还阅读了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及当时在延安能够找到的其他中外哲学著作,特别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
不仅自己阅读。毛泽东还热心组织大家一块来学习和研究。据郭化若、莫文骅回忆:1938年9月,毛泽东曾约他们和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萧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10余人组织哲学座谈会,其“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每次讨论都是由哲学家艾思奇、和培元等人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同志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杨超也回忆说:“当时毛主席在小组中征求对他著作的意见,讨论时毫无拘束,就在他家中开会……我们在讨论中,有一段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阶段的论述,在会议中大家都畅开思想,发言踊跃。对主要矛盾阶段问题讨论中有人讲:‘主席。如果说有主要矛盾阶段,那么非主要矛盾阶段和次要矛盾阶段如何解释。’以后,主席就把这种思想概括在《矛盾论》中矛盾运动的形式、过程、阶段的概念中,充实了矛盾运动过程论的思想。”可见这种学习和研究的方式也促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在这一基础上,后来又陆续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哲学的团体,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延安“新哲学会”。
“新哲学会”除了毛泽东,其主要成员还有张闻天、艾思奇、陈伯达、陈唯实、周扬、范文澜、何思敬、郭化若、吴黎平、张仲实、高士其、任白戈、张庆孚、张如心等,以及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和中共中央各机构工作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如和培元、杨超、于光远等。这个学会从1938年夏成立,一直持续到整风运动的后期。它几乎集合了当时在延安的全体哲学工作者和学者,其活动则是举办各种报告会、座谈会和年会,开展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项活动,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新哲学会”还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哲学演讲。其中和培元演讲过《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等,他的《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就是延安“新哲学”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总结。他明确指出:“把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就是新哲学的中国化。”显然,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哲学上的表述。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具体指导在他办公室担任秘书的李六如(秘书长)与和培元编写了《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这是为了向外界宣传和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而编写的,后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毛泽东还为它题写了书名并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后由毛泽东委托周扬加以修改,为此。毛泽东还给周扬写过一封信。
当年,和培元在毛泽东身边的活动,如今已大多被历史时光所湮没。被人们记忆下来的,也是一鳞半爪了。其中。关于抗战前夕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的争论。当事人之一的徐懋庸1938年3月到达延安,随即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以汇报这一情况。毛泽东当即回信相约谈话,并先派秘书和培元、华明来与其谈话,以了解“左联”的情况。后来,毛泽东在会见徐懋庸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即认为“两个口号”的争论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而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统一战线,是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说法是公允的,也是含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意蕴的。这说明当时毛泽东等已经可以成熟地使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判断各种复杂的问题了,对此,和培元是不无功劳的。
天妒英才不幸溺亡
1941年7月28日。陕北一个炎热的夏天中午,和培元新婚宴尔,就在他结婚的第三天,他与文化思想研究室的两个同事柳浞、张仲实一起到延河游泳,结果发生意外。和培元不慎陷入河中一处被洪水冲击形成的深坑中,当他被人打捞上来时,已经溺水身亡了。
两天之后,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则噩耗:“青年哲学家和培元同志被淹身亡。”
那也正是延安各校刚刚开学的时候,如延安马列学院举办的开学典礼过去仅仅十余天。可惜和培元已经无法去授课了。殷白在和培元出事那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午睡醒来,听说河边淹死了我们的同志,大家担心不知是谁。我急忙下山,路上碰到安平生同志(他当时是研究员支部的支书,我是支委之一),说是和培元。这消息使我惊愕……”
于是,殷白一口气跑到延河河边,这时马列学院已经打电话借来了毛泽东常用的那辆延安唯一的小汽车,并且接来了中央医院的毕大夫,可惜都太晚了,和培元已经没有了呼吸,他已经没有救了。邓力群在和培元被打捞上来之后,一直在给他做人工呼吸,最终也归于无效。
当天下午,马列学院为和培元举行了追悼会,张闯天院长和许多领导都出席了。在致悼词之后。张仲实负疚地发言,他遗憾自己不习水性,无法救活和培元,只能把死者留下来的工作自己多多担负起来……
延安时期,毛泽东有一个秘书叫和培元,不过,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记起他了。
抗战爆发后,和培元到了延安,先在中央秘书处工作,后来调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那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和培元当时被称为“青年哲学家”。著有《论中国的特殊性》。
由于和培元去世得早,后来几乎没有人提到他,人们对他的生平等至今不甚了解,只是在张中行先生(原名张璇,学名张塔,字仲衡,河北香河人,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早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后任教于南开中学、北大等,曾任《现代佛学》主编。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晚年文名极盛,其人亦被季羡林称为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著有《流年碎影》、《顺生论》等)的回忆中得知了早年和培元的一鳞半爪。
当年,张中行从北大毕业后,曾在保定育德中学教书。后来他在回忆录《流年碎影》中写道:“保定一年,实际只住了不足十个月,其时还没有‘人多力量大’的高论,人也遍地皆是,连学生在内,新认识的自然不会少,其中并有一些至今还有明晰影像的,可是交往程度深而想说说的只有一个,是在那里教高中国文的和培元。他是邢台附近内丘县的人,燕京大学毕业,大概中学上的是育德,校友回校教课不见外,显得很活跃。他小个头儿,穿考究的长袍,有名士气。也许因为好交吧,有时也就同我谈谈。我觉得他为人敞快,思想开明,可交,谈话就推心置腹,总之,关系就越来越近。其时,他正恋爱,对方姓陈名玫,住在北京,如一切陷入情网的人一样,身远则以信多补之,来信不只情意缠绵,而且文笔优美,这秘诸自己抽屉就有如‘衣锦夜行’,于是常常就让我也赏识一下。我的怀疑主义的老病又犯了一次,但疏不间亲。也就没有表示。后事如何?代笔非代笔的事乃他人瓦上霜,以不管为是,只说关系重大的,是不久人来保定,变隔数百里兮为共朝夕,也就用不着写信了。这说的是和君的小布尔乔亚的一面。还有布尔什维克的一面,是这个时期他写了一篇不短的文章,题目以及发表在何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介绍马恩列斯中某一人的伟大的。连我这一向坚信人各有见的人看到也感到惊讶。学年结束,我们都回北京,未结邻而来往未断。七七战火燃起之后,他说他决定离开北京,陈玫女士怀孕。想托我照顾。无论为公为私,我都义不容辞。他路费不足,我从羞涩的阮囊中挤出三十元给他,并把陈女士接到我住的地方同住。他匆匆地走了,此后渐渐就断了音信。其后是陈女士生了孩子,内丘县来人接到乡下去住。是抗战八年的中期,不记得听谁说,和君到延安,任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之职,因游泳死于水中。这消息推想必不假,因为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始终未见他衣锦荣归。”
由此,我们获知和培元是河北内丘人。毕业于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后在保定育德中学教书。其人“思想开明”,又“文笔优美”,且颇有“名士风”,不过很早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抗战爆发后,毅然舍弃了北平的生活,与待产的妻子告别,匆匆前往延安去了。
延安整风前后,给领导干部和高级将领授课
在延安,和培元如鱼得水,他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
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学习理论成为一股热潮。当时陈云担任中组部部长,也极力倡导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动。为了对运动予以指导。中组部又组织成立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由陈云和李富春分别担任正副组长,成员则有邓洁、武竞天、王鹤寿、王德、陶铸、陈正人等高级干部。而给他们上课的。则是一批“红色秀才”,如艾思奇、吴亮平、柯柏年、王学文、王思华等,和培元也是这批老师中的一员。他们对学习小组进行辅导,此外还有许多旁听的干部,当时被戏称为“后排议员”。这个学习小组,其学习活动安排是每天9点以前为自学时间,每周集体讨论一次;学习的内容,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等,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以及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在保存下来的1940年的陈云笔记之中,还有当年学习时的一些记录,如和培元曾讲授过的课程。有德国古典哲学、物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及时空、现象与本质、认识论、逻辑史。当时人们都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哲学秘书。说他在辅导时“思维清晰,讲得透彻”,等等。
除了中组部的领导干部学习小组,当时的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也对八路军的高级将领组织了理论学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也时常来讲话和作报告,此外还安排了谭政、王若飞、郭化若、王学文、张如心等来校兼课,和培元也是授课者之一。当时,这些“老师”都在党内担负有重要的工作,王若飞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王学文是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郭化若是中央军委一局局长。而和培元则是毛泽东的秘书。至于他们讲授的课程。王若飞讲历史课。和培元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郭化若讲战略战术,王学文讲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老师”的授课,学员们都收获很大,特别是和培元,学员们知道他是毛泽东的秘书,对他很尊敬。和培元每次来上课,一般讲3个小时,前后一共讲过70多课时,讲课地点多数在抗大的礼堂,有时则在宝塔山上。
和培元講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很有系统。他讲课列有大纲,每节课都有一个中心内容。可谓有理有据。论点鲜明,论据充分,使学员们听得明白。有时遇到深奥的地方,他就经常举例子加以说明,比如有一次他讲授实践的意义,他说:“学游泳,你在岸上明白游泳的道理。两只手、腿、脚知道该怎样去蹬水、划水,但是到了水里。还是得喝上几口水才能学会。”这些话,让许多学员受益终生。有的学员回忆,和培元授课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归纳成言简意赅的五句话,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
延安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和培元工作和授课之余,也在这里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开展研究。据殷白(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研究部秘书,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和文化思想研究室秘书)回忆:在文化思想研究室,有前辈艾思奇、柳浞、陈唯实、李又常等,“室内还有一位和培元同志,当时在延安已有‘青年哲学家’之誉。我在抗大时听过他的深,到文协工作后又和他多次交往,甚得教益。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和他交谈文艺问题,他常提到无产阶级文艺不仅要有理论,还要有作品,要有自己的作家。这也是当时延安许多同志的抱负,并互相砥砺,勤奋实践的”。
参加“新哲学会”,与李六如合编《陕甘宁边区实录》
和培元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恰好当时毛泽东对哲学问题也尤为关注。和培元来到毛泽东身边的历史背景,是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作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决定之后。以延安为中心各根据地和各地的党组织普遍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而在这一过程中,又有毛泽东亲自倡导和带动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潮,因为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及正确开展中国革命的重要工具,为此毛泽东自己带头刻苦钻研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曾经访问过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就曾这样描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澤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几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也是在那个时期,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从猿到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还阅读了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及当时在延安能够找到的其他中外哲学著作,特别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
不仅自己阅读。毛泽东还热心组织大家一块来学习和研究。据郭化若、莫文骅回忆:1938年9月,毛泽东曾约他们和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萧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10余人组织哲学座谈会,其“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每次讨论都是由哲学家艾思奇、和培元等人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同志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杨超也回忆说:“当时毛主席在小组中征求对他著作的意见,讨论时毫无拘束,就在他家中开会……我们在讨论中,有一段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阶段的论述,在会议中大家都畅开思想,发言踊跃。对主要矛盾阶段问题讨论中有人讲:‘主席。如果说有主要矛盾阶段,那么非主要矛盾阶段和次要矛盾阶段如何解释。’以后,主席就把这种思想概括在《矛盾论》中矛盾运动的形式、过程、阶段的概念中,充实了矛盾运动过程论的思想。”可见这种学习和研究的方式也促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在这一基础上,后来又陆续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哲学的团体,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延安“新哲学会”。
“新哲学会”除了毛泽东,其主要成员还有张闻天、艾思奇、陈伯达、陈唯实、周扬、范文澜、何思敬、郭化若、吴黎平、张仲实、高士其、任白戈、张庆孚、张如心等,以及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和中共中央各机构工作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如和培元、杨超、于光远等。这个学会从1938年夏成立,一直持续到整风运动的后期。它几乎集合了当时在延安的全体哲学工作者和学者,其活动则是举办各种报告会、座谈会和年会,开展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项活动,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新哲学会”还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哲学演讲。其中和培元演讲过《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等,他的《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就是延安“新哲学”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总结。他明确指出:“把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就是新哲学的中国化。”显然,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哲学上的表述。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具体指导在他办公室担任秘书的李六如(秘书长)与和培元编写了《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这是为了向外界宣传和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而编写的,后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毛泽东还为它题写了书名并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后由毛泽东委托周扬加以修改,为此。毛泽东还给周扬写过一封信。
当年,和培元在毛泽东身边的活动,如今已大多被历史时光所湮没。被人们记忆下来的,也是一鳞半爪了。其中。关于抗战前夕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的争论。当事人之一的徐懋庸1938年3月到达延安,随即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以汇报这一情况。毛泽东当即回信相约谈话,并先派秘书和培元、华明来与其谈话,以了解“左联”的情况。后来,毛泽东在会见徐懋庸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即认为“两个口号”的争论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而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统一战线,是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说法是公允的,也是含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意蕴的。这说明当时毛泽东等已经可以成熟地使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判断各种复杂的问题了,对此,和培元是不无功劳的。
天妒英才不幸溺亡
1941年7月28日。陕北一个炎热的夏天中午,和培元新婚宴尔,就在他结婚的第三天,他与文化思想研究室的两个同事柳浞、张仲实一起到延河游泳,结果发生意外。和培元不慎陷入河中一处被洪水冲击形成的深坑中,当他被人打捞上来时,已经溺水身亡了。
两天之后,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则噩耗:“青年哲学家和培元同志被淹身亡。”
那也正是延安各校刚刚开学的时候,如延安马列学院举办的开学典礼过去仅仅十余天。可惜和培元已经无法去授课了。殷白在和培元出事那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午睡醒来,听说河边淹死了我们的同志,大家担心不知是谁。我急忙下山,路上碰到安平生同志(他当时是研究员支部的支书,我是支委之一),说是和培元。这消息使我惊愕……”
于是,殷白一口气跑到延河河边,这时马列学院已经打电话借来了毛泽东常用的那辆延安唯一的小汽车,并且接来了中央医院的毕大夫,可惜都太晚了,和培元已经没有了呼吸,他已经没有救了。邓力群在和培元被打捞上来之后,一直在给他做人工呼吸,最终也归于无效。
当天下午,马列学院为和培元举行了追悼会,张闯天院长和许多领导都出席了。在致悼词之后。张仲实负疚地发言,他遗憾自己不习水性,无法救活和培元,只能把死者留下来的工作自己多多担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