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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股市，是一个极端的散户市场，这造成了任性行为的肥沃土壤。可怕的正是，散户的任性是被某些利益集团的理性所逼迫和催化出来。散户是这场资本博弈游戏的参与者与获益者，而最终必将为此支付所有的成本。
“股市那么疯，我要去炒炒。”在当今中国，我不知道每天有多少粉嫩的菜鸟股民呐喊着这一句话冲进伟大的股市，他们不明就里地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股票炒到了天上。
一百多年前，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曾饶有兴致地研究过群体心理学，在他看来，“理性对群体毫无影响力，人们只受无意识情感影响。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他们易受奇迹打动，影响想象力，绝对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引起人们注意的方式。”
对具有此种群体心理的人群，古斯塔夫·勒庞称之为“乌合之众”，“知道了影响群体想象力的艺术，同时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方式。”
亿万股民在某种事实和论理驱使下，陷入了完全超越理性判断的群盲式运动，因受环境和周遭人群的鼓励，每个人都无意或刻意地漠视风险。
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因研究资产定价实证分析而得了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早在2000年，他写出《非理性繁荣》一书，当时纳斯达克正掀起互联网+公司热潮，希勒认为，“现在公司的市盈率超过40倍，大大高于历史上的市盈率”。他因此告诫说，“我们给长期投资者的建议是，在进行个人投资时要‘牛市出，熊市进’，比如现在正值股市高涨，就不是投资的好时机。”
就在《非理性繁荣》出版之际，纳斯达克“恰巧”崩溃，希勒因此一战成名。
在今天，新三板平均市盈率已高达60余倍，而创业板平均市盈率更超过130倍，可是，希勒的话似乎是没有人愿意去听。一位基金公司经理对我说，“你觉得今天的中国，有希勒所谓的长期投资者吗？”
今天，所有对股市的警告，都被嘲笑为没有任性精神的学究气。
在投资的学问里，投机是一个由任性与理性合为一体的中性词，它意味着一个人对稍瞬即逝的商业机会的判断和把握能力，其投机能力的高低，取决于投机的战略性和战术性。譬如，李嘉诚便是一位投机战略家，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他的财富水涨船高，与香港的商品房政策有关，与97回归后的北京治理政策有关，与大陆经济发展的城市化运动有关，这都是一些长期的投机窗口，李先生无疑是最娴熟的火中取栗者。而当今股市中的绝大多数股民，则是投机的战术家，他们对机会的判断来自于昙花一现的“题材”，比如一家公司的新闻发布会、一则重组停牌公告、甚至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视察或国防部的一份军力报告。
这种极度任性的行为背后，其实有着两批极聪明的大脑的群体性理性判断。一批极聪明的大脑聚集在股市，他们吃准经济越差，银根越松，政策越偏好牛市，所以他们必会炒尽一切题材，享用这个十年一遇的难得盛宴；另一批极聪明的大脑聚集在政府，他们吃准资本市场的泡沫一定会溢出，将有部分乃至大部分流入到房产、消费及实体经济之中，最终实现产业经济的转型。夹在这两批聪明大脑之间的，就是数以亿计的散户朋友。他们是这场资本博弈游戏的参与者与获益者，而最终必将为此支付所有的成本。
在投资范畴里，长期与短期是一对欢喜冤家。投资是一种结果导向性的量化行为，赚钱了就是对的，赔钱了就是错的，唯一可以抵抗的就是时间。简而言之，短期或可任性，长期必须理性。
一般而言——我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多情况都发生在“二班”——财富越多的人，在投资行为上会表现得越保守。中国目前的高净值人群有200万人，他们可支配的投资性资产为600万元到3000万元人民币。在过去五年里，这部分人群规模年均增长为20%，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一个财富阶层。很多人在进行投资时，都正在考虑国内及全球资产的配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显示，这200万人绝大多数为“富一代”，年龄跨度在40岁到60岁之间，其中49%的学历为大专及大专以下。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同阶层人群相比，中国富人倾向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甚至“财富越多的人，风险偏好越大”，这符合典型的高成长性国家的投资特征。也就是说，他们相信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处在一个可持续上升的通道里，景气利好是财富积累的宏观背景。
中国的股市是一个极端的散户市场，这造成了任性行为的肥沃土壤。可怕的正是，散户的任性是被某些利益集团的理性所逼迫和催化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牛市是自我实现的任性结果。
也许在未来一段时间，任性仍然会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表现形式，就在上周，关于上海尝试开设新兴板，以及国际风险资本悄悄布局中国股市的诸多新闻又让人嗅到更多泡沫气息。2012年，即将获得诺奖的罗伯特·希勒发表了他的新著《金融与好的社会》，他再次重申了自己对金融风险控制的观点，他写道：“我们所做的全部金融安排，都是为尽最大的努力排除取之无道或一夜暴富得来的财富，让真正通过实力赚取财富的赢家留有获得尊重的空间。”希勒还引用了席来尔·贝洛克的一句名言告诫所有投资者，“一个人对财富累积的控制，就是对自我生活本身的控制。”
作者简介：
吴晓波，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著有《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等。
“股市那么疯，我要去炒炒。”在当今中国，我不知道每天有多少粉嫩的菜鸟股民呐喊着这一句话冲进伟大的股市，他们不明就里地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股票炒到了天上。
一百多年前，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曾饶有兴致地研究过群体心理学，在他看来，“理性对群体毫无影响力，人们只受无意识情感影响。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他们易受奇迹打动，影响想象力，绝对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引起人们注意的方式。”
对具有此种群体心理的人群，古斯塔夫·勒庞称之为“乌合之众”，“知道了影响群体想象力的艺术，同时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方式。”
亿万股民在某种事实和论理驱使下，陷入了完全超越理性判断的群盲式运动，因受环境和周遭人群的鼓励，每个人都无意或刻意地漠视风险。
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因研究资产定价实证分析而得了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早在2000年，他写出《非理性繁荣》一书，当时纳斯达克正掀起互联网+公司热潮，希勒认为，“现在公司的市盈率超过40倍，大大高于历史上的市盈率”。他因此告诫说，“我们给长期投资者的建议是，在进行个人投资时要‘牛市出，熊市进’，比如现在正值股市高涨，就不是投资的好时机。”
就在《非理性繁荣》出版之际，纳斯达克“恰巧”崩溃，希勒因此一战成名。
在今天，新三板平均市盈率已高达60余倍，而创业板平均市盈率更超过130倍，可是，希勒的话似乎是没有人愿意去听。一位基金公司经理对我说，“你觉得今天的中国，有希勒所谓的长期投资者吗？”
今天，所有对股市的警告，都被嘲笑为没有任性精神的学究气。
在投资的学问里，投机是一个由任性与理性合为一体的中性词，它意味着一个人对稍瞬即逝的商业机会的判断和把握能力，其投机能力的高低，取决于投机的战略性和战术性。譬如，李嘉诚便是一位投机战略家，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他的财富水涨船高，与香港的商品房政策有关，与97回归后的北京治理政策有关，与大陆经济发展的城市化运动有关，这都是一些长期的投机窗口，李先生无疑是最娴熟的火中取栗者。而当今股市中的绝大多数股民，则是投机的战术家，他们对机会的判断来自于昙花一现的“题材”，比如一家公司的新闻发布会、一则重组停牌公告、甚至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视察或国防部的一份军力报告。
这种极度任性的行为背后，其实有着两批极聪明的大脑的群体性理性判断。一批极聪明的大脑聚集在股市，他们吃准经济越差，银根越松，政策越偏好牛市，所以他们必会炒尽一切题材，享用这个十年一遇的难得盛宴；另一批极聪明的大脑聚集在政府，他们吃准资本市场的泡沫一定会溢出，将有部分乃至大部分流入到房产、消费及实体经济之中，最终实现产业经济的转型。夹在这两批聪明大脑之间的，就是数以亿计的散户朋友。他们是这场资本博弈游戏的参与者与获益者，而最终必将为此支付所有的成本。
在投资范畴里，长期与短期是一对欢喜冤家。投资是一种结果导向性的量化行为，赚钱了就是对的，赔钱了就是错的，唯一可以抵抗的就是时间。简而言之，短期或可任性，长期必须理性。
一般而言——我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多情况都发生在“二班”——财富越多的人，在投资行为上会表现得越保守。中国目前的高净值人群有200万人，他们可支配的投资性资产为600万元到3000万元人民币。在过去五年里，这部分人群规模年均增长为20%，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一个财富阶层。很多人在进行投资时，都正在考虑国内及全球资产的配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显示，这200万人绝大多数为“富一代”，年龄跨度在40岁到60岁之间，其中49%的学历为大专及大专以下。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同阶层人群相比，中国富人倾向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甚至“财富越多的人，风险偏好越大”，这符合典型的高成长性国家的投资特征。也就是说，他们相信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处在一个可持续上升的通道里，景气利好是财富积累的宏观背景。
中国的股市是一个极端的散户市场，这造成了任性行为的肥沃土壤。可怕的正是，散户的任性是被某些利益集团的理性所逼迫和催化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牛市是自我实现的任性结果。
也许在未来一段时间，任性仍然会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表现形式，就在上周，关于上海尝试开设新兴板，以及国际风险资本悄悄布局中国股市的诸多新闻又让人嗅到更多泡沫气息。2012年，即将获得诺奖的罗伯特·希勒发表了他的新著《金融与好的社会》，他再次重申了自己对金融风险控制的观点，他写道：“我们所做的全部金融安排，都是为尽最大的努力排除取之无道或一夜暴富得来的财富，让真正通过实力赚取财富的赢家留有获得尊重的空间。”希勒还引用了席来尔·贝洛克的一句名言告诫所有投资者，“一个人对财富累积的控制，就是对自我生活本身的控制。”
作者简介：
吴晓波，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著有《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