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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专制”与“人治”这两顶帽子，是不应该戴到宋王朝头上的。倒是宋人自己的总结——“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议论”，非常精准地概括了宋代的治理特点。对于今日正在构建的国家治理体系来说，“尚法令”与“尚议论”的治理传统也不无启迪意义
今天人们评价中国古代政治，有两个词大概是用得最多的，一个是“专制”，一个是“人治”。不过我觉得，如果宋朝人听了今人的评价，肯定第一个表示不同意。因为宋人早已说了：“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议论。”他们认为宋代是一个崇尚“议论”与“法令”的时代，既不专制，也非人治。
尚议论
我们先来说“尚议论”。“尚议论”与“专制”正好是一对反义词，因为专制无非就是搞“一言堂”的意思。而宋人追求的国家治理构架，恰恰是有意识地要避免“一言堂”的。宋朝以“异论相搅”为施政原则，主张各种意见展开交锋，“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而君主居中裁决，择善而从。
因此，在宋代的朝堂中，针锋相对的辩论很常见。宋代有一个惯例：“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朝廷政令的出台，要经过充分的议论，并遵从多数意见。这多数意见，宋人称之为“公议”。真宗朝时，皇帝在与宰相李沆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朝廷命令尤宜谨重，每出一令，舆人不免谤议，或稍抑之，又塞言路。”李沆说：“人之多言，固可畏也。”提醒皇帝要敬畏人言、公议。
当然，在古代君主制时代，皇帝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掌握着最高权力。宋人承认君主拥有最高权威，但不认为君主可以乾纲独断。《尚书》中有一句话，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意思是说，君主应专行赏罚、独揽威权。听起来有些君主独裁之意。但苏轼对这句话作出了新的解释：“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则威福将安归乎？”这么一解释，便有几分“民主政治”的意味了。宋人认为，君主最大的美德是“若舍己而从众”，服从于公议、公论。也所以，当宋宁宗出现威福自擅的时候，朱熹便毫不客气地上书质问皇帝：陛下所作所为能“尽允于公议乎”？
在宋朝，宰相作为政府的首脑，地位与权力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宋人主张应当给予宰相“专任独决”的治理权，君主垂拱而治即可。用苏辙的话来说，“宰相之任，所以镇抚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职，赏罚各当其实，人主垂拱无为，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职也。”但同时，宋人又认为，宰相也必须服从公议，若一项政策“中外人情交谓不可”，那么政府就要停止执行，而不是“沮废公议”，一意孤行。
北宋理学家程颢甚至设想过将“公议”建制化，成立一个以议政为职能的机构：“乞朝廷设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贤……凡公论推荐及岩穴之贤，必招致优礼……凡有政治，则委之详定；凡有典礼，则委之讨论。经划得以奏陈，而治乱得以讲究也。”这个“延英院”，已经相当接近于近代议院了。
“延英院”似乎最终没有成立。不过宋代已经有建制化的代表公议的机构，那就是强大的台谏系统。在宋代士大夫眼里，“公议”与“台谏”几乎是一对同义词。北宋谏官刘安世即以“天下公议”的代言人自任：“台谏之论，每以天下公议为主、公议之所是，台谏必是之。公议之所非，台谏必非之。”刘氏以直谏闻名，有“殿上虎”之称。苏轼也说：“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之言，常随天下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宋代的台谏，实在是已经有了几分议员色彩。
在常态政治下，公议的机制可以避免产生严重的施政错误。不过在特殊状态下，比如改革时刻，公议机制则容易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宋代的政治确实产生了效率低下的问题，很多时候，一个决策，宰相说可行，台谏说不可行，双方各执一端，争执不下，争论多日，还是无法付之实施。因此，王安石要雷厉风行推行他的变法，就不得不压制公议：“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他宣扬“人言不足恤”，也是想鼓动宋神宗不要受制于公议的约束。但王安石变法，恰恰因为无视反对派的异论，导致恶法横行，使宋朝政治受到重创。
尚法令
再来说“尚法令”。宋人肯定不会赞同“人治”的评价，因为他们分明感受到他们生活的时代，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尚法令”。南宋的思想家陈亮与叶适都总结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所谓“任法”、“一听于法”，套用现代的术语，就是“以法治国”的意思。
宋代的统治者有着自觉的法治意识，认为“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所以太祖立国，“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之后列朝修订法律，到仁宗朝时，已是“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这套法制体系，上至君主，下至臣民，都需要遵守。宋人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其身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说个故事——宋太宗时候，曾有一名宠臣犯下重罪，本应处死刑，但太宗庇护他：“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赵普抗议说：“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太宗最后不得不同意判此宠臣死刑。也就是说，君权也不能成为违法的挡箭牌。
宋朝法制体系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许多人的想象。叶适这么描述道：“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一个生活在宋代的聪明人，穷尽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项立法，自以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汇编，却发现类似的法条早已制订出来了。如此周密的立法，甚至产生了副作用，“人之才不获尽，有之志不获伸，昏然俯首，一听于法度”。
尽管“任法”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宋人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法治”毕竟要比“人治”更优良。用陈亮的话来说，“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者（虽然）不足以展布四体，奸宄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今日许多人不也认为，西方社会正是以“人性自私”为预设，从“防恶”的初衷出发，才发展出一套法治制度的吗？
陈亮相信，法治已是大势所趋，而人治不可恢复：“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而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而人固亦不能易矣”。因为，“法令之密，而天下既已久行而习安之，一旦患贤者之不得以展布四体，而思不恃法以为治，吾恐奸宄得以肆其所欲为，而其忧反甚于今日也。”
如果仅仅是崇尚法制，还不能说是“法治”，因为法家也讲究任法。陈亮显然不是法家。法家认为君主是绝对的立法者，如汉代酷吏杜周便宣称：“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什么法律由皇帝说了算。陈亮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在陈亮看来，人间法之上，还有自然法（天）。立法即是則天，执法则是奉天：“礼者，天则也。……夫赏、天命，罚、天讨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赏罚而一毫，不得其当，是慢天也；慢而至于颠倒错乱，则天道灭矣。灭天道则为自绝于天。”显然，天高于皇权，天子应当服从于天，换言之，即服从于则天的礼法。——这便是宋代儒家的法治观。
这么说来，我觉得“专制”与“人治”这两顶帽子，是不应该戴到宋王朝头上的。倒是宋人自己的总结——“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议论”，非常精准地概括了宋代的治理特点。对于今日正在构建的国家治理体系来说，“尚法令”与“尚议论”的治理传统也不无启迪意义。
今天人们评价中国古代政治，有两个词大概是用得最多的，一个是“专制”，一个是“人治”。不过我觉得，如果宋朝人听了今人的评价，肯定第一个表示不同意。因为宋人早已说了：“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议论。”他们认为宋代是一个崇尚“议论”与“法令”的时代，既不专制，也非人治。
尚议论
我们先来说“尚议论”。“尚议论”与“专制”正好是一对反义词，因为专制无非就是搞“一言堂”的意思。而宋人追求的国家治理构架，恰恰是有意识地要避免“一言堂”的。宋朝以“异论相搅”为施政原则，主张各种意见展开交锋，“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而君主居中裁决，择善而从。
因此，在宋代的朝堂中，针锋相对的辩论很常见。宋代有一个惯例：“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朝廷政令的出台，要经过充分的议论，并遵从多数意见。这多数意见，宋人称之为“公议”。真宗朝时，皇帝在与宰相李沆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朝廷命令尤宜谨重，每出一令，舆人不免谤议，或稍抑之，又塞言路。”李沆说：“人之多言，固可畏也。”提醒皇帝要敬畏人言、公议。
当然，在古代君主制时代，皇帝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掌握着最高权力。宋人承认君主拥有最高权威，但不认为君主可以乾纲独断。《尚书》中有一句话，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意思是说，君主应专行赏罚、独揽威权。听起来有些君主独裁之意。但苏轼对这句话作出了新的解释：“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则威福将安归乎？”这么一解释，便有几分“民主政治”的意味了。宋人认为，君主最大的美德是“若舍己而从众”，服从于公议、公论。也所以，当宋宁宗出现威福自擅的时候，朱熹便毫不客气地上书质问皇帝：陛下所作所为能“尽允于公议乎”？
在宋朝，宰相作为政府的首脑，地位与权力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宋人主张应当给予宰相“专任独决”的治理权，君主垂拱而治即可。用苏辙的话来说，“宰相之任，所以镇抚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职，赏罚各当其实，人主垂拱无为，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职也。”但同时，宋人又认为，宰相也必须服从公议，若一项政策“中外人情交谓不可”，那么政府就要停止执行，而不是“沮废公议”，一意孤行。
北宋理学家程颢甚至设想过将“公议”建制化，成立一个以议政为职能的机构：“乞朝廷设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贤……凡公论推荐及岩穴之贤，必招致优礼……凡有政治，则委之详定；凡有典礼，则委之讨论。经划得以奏陈，而治乱得以讲究也。”这个“延英院”，已经相当接近于近代议院了。
“延英院”似乎最终没有成立。不过宋代已经有建制化的代表公议的机构，那就是强大的台谏系统。在宋代士大夫眼里，“公议”与“台谏”几乎是一对同义词。北宋谏官刘安世即以“天下公议”的代言人自任：“台谏之论，每以天下公议为主、公议之所是，台谏必是之。公议之所非，台谏必非之。”刘氏以直谏闻名，有“殿上虎”之称。苏轼也说：“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之言，常随天下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宋代的台谏，实在是已经有了几分议员色彩。
在常态政治下，公议的机制可以避免产生严重的施政错误。不过在特殊状态下，比如改革时刻，公议机制则容易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宋代的政治确实产生了效率低下的问题，很多时候，一个决策，宰相说可行，台谏说不可行，双方各执一端，争执不下，争论多日，还是无法付之实施。因此，王安石要雷厉风行推行他的变法，就不得不压制公议：“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他宣扬“人言不足恤”，也是想鼓动宋神宗不要受制于公议的约束。但王安石变法，恰恰因为无视反对派的异论，导致恶法横行，使宋朝政治受到重创。
尚法令
再来说“尚法令”。宋人肯定不会赞同“人治”的评价，因为他们分明感受到他们生活的时代，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尚法令”。南宋的思想家陈亮与叶适都总结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所谓“任法”、“一听于法”，套用现代的术语，就是“以法治国”的意思。
宋代的统治者有着自觉的法治意识，认为“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所以太祖立国，“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之后列朝修订法律，到仁宗朝时，已是“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这套法制体系，上至君主，下至臣民，都需要遵守。宋人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其身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说个故事——宋太宗时候，曾有一名宠臣犯下重罪，本应处死刑，但太宗庇护他：“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赵普抗议说：“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太宗最后不得不同意判此宠臣死刑。也就是说，君权也不能成为违法的挡箭牌。
宋朝法制体系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许多人的想象。叶适这么描述道：“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一个生活在宋代的聪明人，穷尽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项立法，自以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汇编，却发现类似的法条早已制订出来了。如此周密的立法，甚至产生了副作用，“人之才不获尽，有之志不获伸，昏然俯首，一听于法度”。
尽管“任法”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宋人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法治”毕竟要比“人治”更优良。用陈亮的话来说，“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者（虽然）不足以展布四体，奸宄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今日许多人不也认为，西方社会正是以“人性自私”为预设，从“防恶”的初衷出发，才发展出一套法治制度的吗？
陈亮相信，法治已是大势所趋，而人治不可恢复：“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而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而人固亦不能易矣”。因为，“法令之密，而天下既已久行而习安之，一旦患贤者之不得以展布四体，而思不恃法以为治，吾恐奸宄得以肆其所欲为，而其忧反甚于今日也。”
如果仅仅是崇尚法制，还不能说是“法治”，因为法家也讲究任法。陈亮显然不是法家。法家认为君主是绝对的立法者，如汉代酷吏杜周便宣称：“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什么法律由皇帝说了算。陈亮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在陈亮看来，人间法之上，还有自然法（天）。立法即是則天，执法则是奉天：“礼者，天则也。……夫赏、天命，罚、天讨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赏罚而一毫，不得其当，是慢天也；慢而至于颠倒错乱，则天道灭矣。灭天道则为自绝于天。”显然，天高于皇权，天子应当服从于天，换言之，即服从于则天的礼法。——这便是宋代儒家的法治观。
这么说来，我觉得“专制”与“人治”这两顶帽子，是不应该戴到宋王朝头上的。倒是宋人自己的总结——“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议论”，非常精准地概括了宋代的治理特点。对于今日正在构建的国家治理体系来说，“尚法令”与“尚议论”的治理传统也不无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