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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美国一些政治哲学家的经典著作，如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罗纳德·德沃金的《至上的美德》曾经是我比较痛苦的记忆。他们的分析和逻辑论证到了非常琐碎的地步，几乎是一种智力折磨。即使是比较通俗的桑德尔，也是提示我们必须用大脑思考。而思考当然是要消耗能量的，并不那么舒服。
但美国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和政治哲学家比却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
比如特郎普是这样说的：
“我们国家中被遗忘的男男女女将不会再被遗忘。所有人都将听取你们的声音。你们和千百万人一道投入这一历史性的运动中，而世界从未有此盛况。”
“从今天起，一个新的愿景将领导这片土地。从今天起，只有美国第一，美国第一！”
现在我再重新看了一下，特郎普的演讲，没有一句是分析的，没有一句进行了逻辑推理，全部是用抽象但很有文艺范的語言进行描述。而且很多词语或表述—比如“国家”、“男男女女”、“千百万人”、“历史性”、“美国第一”—要么自带正义和情感，要么形象性很强，一看就是冲着心理而来的。显然，听着的人会很激动，心理上会很愉悦，因为这不是在消耗能量，而是在释放能量。
这种“打动人心”而不是“说服头脑”的风格当然是精心设计的。联系到“颜值就是正义”、“情感就是正确”这类社会现象，我对这里面的心理-社会机制产生了兴趣。
情感自带价值观
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商业领域，无数的例子一次次地证明，“打动人心”的能力很重要。而“打动人心”其实就是激发别人的情感。在我所观察到的商业大咖中，他们从来不会愚蠢地去刺激人们的情绪，而是巧妙地、不动声色地激起人们的情感。这点和身处社会下层的人似乎相反，一些人在社会交往中没见得能够激起别人的情感，刺激别人的情绪倒是偶有发生。
这些大咖肯定明白：说服头脑是没什么用的，非常困难，因为头脑倾向于去作出思考、分析，甚至有怀疑，会让别人和他们保持心理上的距离。但打动情感，却能迅速地激发出人们的心理能量，获得认同。
为什么说服头脑很困难？我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发现包括写过《乌合之众》的勒庞在内的很多人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在读到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想从学术界进入政界，却都遭到失败的故事时，更是产生了困惑。
现在我明白了。答案就在情感的本质中。
假设有一个社会贫富悬殊，很多人再努力也处于受剥夺的地位。小张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想象，如果他还有自然情感，他肯定不满、愤懑。
好。有人对他说：“不要有情绪！”
我相信小张肯定想在心里骂人：“我这叫情绪吗？或者，我只是有情绪吗？”
是的，看上去，小张的不满、愤懑确实有情绪的成分。但如果我们去体验一下他的处境和心理，发现跟“情绪化”的那些心理-行为还是有点不同。这并不仅仅是不理性。有一个声音可能会告诉我们：这不公平！
情绪是不可能感觉到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只有情感能感受到。而公平不公平，属于一种价值观。
亚当·斯密说，“情感或心里的感受，是各种行为产生的根源，也是品评整个行为的善恶最终必须倚赖的基础。”
如果我没有歪曲斯密先生的话，我可以这样解释说，善恶，也是要看好恶的。比如，你打一个小孩，让我感到恶心、反感、鄙视、愤怒—这些情感本身就自带价值判断了，我当然愿意认为这是错的。
那么，再推一步，就可以推出这个结论了：情感本身是有价值观的！
这个结论，我发现可以解释太多的现象。
2017年8月初，我作了一个调查。有5个青年怀着强烈的兴趣参与了。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一个人让你厌恶，就会认为他是坏的？或者，为什么一个人让你愉悦，你就认为他是好的？为什么在这个看脸的社会里，很多人会认为“颜值就是正义”？为什么很多人“帮亲不帮理”？
这个调查设计得有点特别，不是倾向性或观点性调查，而是“体验性调查”。具体是我找一个地方，告诉他们一起来看两部电影，然后，由我来提问，他们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告诉我就行了。挺简单的。
从情感到道德
我先放了一部电影《举起手来》，嗯，郭达、潘长江演的，比较搞笑的经典抗战剧（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做抗日神剧？）。他们5个人看得挺欢乐的。
看完之后，我问他们：“恨鬼子吗？”我要他们用内心的真实感受回答。
他们中，5个人全回答：“谈不上恨。”
我问为什么？他们回答：“觉得（剧中）鬼子挺蠢挺搞笑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坏人，能够给我们带来欢乐，引起了我们愉悦的情感，我们好像没那么恨他，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坏人，至少认为他是坏人的程度不强。
我接着再放了一部《南京！南京！》。这下，他们都看得咬牙切齿，表情痛苦，于是，我只放了一半，就不再放了。
问题仍然是：“恨鬼子吗？”
“恨！”他们回答的时候，表情还没有摆脱痛苦。
同样，逻辑也很清楚：一个人如果制造了我们的痛苦，让我们在感情上厌恶、愤怒、羞辱，我们就会恨他，会认为他就是一个坏人。
总结一下，我们会恨让我们痛苦的人，会爱让我们开心的人—很多时候，跟这个人是不是真对我们好，没有关系。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经过推理，我发现了两个链条。
一个链条是从情感体验到道德判断：
如果一个人让我们情感上愉悦→这意味着我们预设了他在心理上对我们有正的价值，至少负的价值有正的效用→所以他好像是个好人，至少可恶程度不强。 所以，为什么《举起手来》电影里的鬼子没那么让人恨？因为他们能哄观众开心呀。虽然大家在心理背景上，根据历史，肯定会恨侵略者的，他们在观众情感上的价值是负的，但在此时的心理情境中，他们对于我们的心理、情感来说，有正的效用呀。这种正的效用，虽然暂时不能压抑、否定掉他们所存在的负的价值，可至少也没那么可恶可恨了。于是，情感上的这种体验，就变成了道德上对于鬼子的轻微否定。
而在电影《南京！南京！》中，鬼子凶残无比，丧失人性，而中国人无力抵抗，只是待宰的羔羊，这给了我们一种巨大的痛苦、愤怒和耻辱，侵略者对于我们心理、情感的价值是极大的负数。这种强烈的体验，变成了对鬼子的强烈道德否定。
从这里深入下去，可以解释“颜值就是正义”的逻辑。
以一个故事为例。
2016年12月29日，在浙江丽水街头，一名疑似小三的年轻女子被原配当街抓到，随后就是一顿辱骂暴打，引数人围观。视频被上传网络后，引起吃瓜群众热议。就在大家怒斥小三破坏家庭理应该打时，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机，视频中小三由于太过于漂亮了，被称为“最美小三”，引发不少网友的同情。
当然，事后发现，吃瓜群众一般情况下总是容易被人操纵情感的。这位“最美小三”小姐，其实是个网红。该事件也纯属演戏炒作。而因为这个炒作，她摇身一变成了网络女主播，粉丝者众。
为什么这些人因为“小三”长得漂亮，就不问是非了，就站在她一边？他们显然在心理上发生了这个过程：
她长得漂亮→她让我看着舒服→她对我有正的价值，至少有正的效用→所以她不是一个坏人（即使破坏了家庭，那也是破坏人家的家庭，不是我的）。
你看，一个人长得漂亮，就可以通过激发别人正的情感，转化为正的道德判断。颜值经过心理机制的“处理”，变成了正义。
也难怪，在过去的一些电影电视中，导演总会安排一些长得丑，长得猥琐的人来演坏人。一个人只要长得贼眉鼠眼，在屏幕里一晃，观众一看，这个人绝对是混入我革命队伍里的特务。而在反动派的阵营里出现的帅哥、美女，嗯，不用说，绝对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我们的同志，至少这些人在以后会弃暗投明，选择站在人民这一边的。
我一直认为“颜值”这个词真的很形象。它抹上了一层社会价值排序的油彩，符合这个社会粉丝们的心智模式。一方面，它说明那张脸具有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个人的肉体组织形态、皮肤颜色等，在情感上是有正负价值的区分的。你说“长得漂亮长得丑陋”那只是审美，跟交换、情感无关。可要说是“高颜值低颜值”，那摆明了就不只是用来审美了。
所以，一个人颜值低的话，让人看着本来就不舒服，即使没有负的价值，可好像也没有正的效用。所以，他们被预设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因为不说你是个坏人都已经很客气了。如果他们长得丑居然还不老实，甚至还干坏事，那就千倍万倍地可恶，要被咬牙切齿地痛恨的。
心理指挥头脑
从这个链条，我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并且，突然记起了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过的一段话。我发现，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
这个事实是：无数人认为一个人是好是坏的道德判断，其实是被情感所影响的。根据自我同一性的原理，他们头脑上的理性判断，只是在心理这位领导的“要求”下，去找理由而已。心理要让头脑跟自己保持一致，即使头脑有“不同意见”，那也要“服从组织决定”。
休谟的话是：“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激情的奴隶，并且除了服从激情和为激情服务之外，不能扮演其他角色。”
理性当然可以扮演很多很多角色，要不然苹果手机怎么会被发明出来，移动互联网也不会出现，一种社会规律、心理规律也不可能被揭示出来，休谟老师自己更是不可能说出这番话了。另外，理性不仅可以干很多很多厉害的事情，也有本事去控制激情，让激情服务于自己，在这点上，我想说，休谟老师，你错了。
但休谟又对了，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理性确实是激情的奴隶。
在这里，“激情”不是只指一股表现得好像很激动的心理能量。它其实是指各种欲望，各种情感，比如爱、恨、恐惧、贪婪。
很多在股市被套牢，输得底裤都没有的人，就是典型的头脑在心理面前没有话语权，理性只是激情的奴隶。原理很简单：当贪婪、恐惧弥漫于他内心的时候，其力量太强大了；相比之下，他头脑的判断，力量非常弱小。当股市下跌的时候，尽管他的头脑可以作出一个判断—危险，但这个危险，还没有下跌到让他输掉底裤的地步，头脑的判断还没有得到事实的支持，所以相对于贪婪、恐惧的强大力量来说，几乎不会影响到他的行为。嗯，等到股市一泻千里，既成事实造成后，他可能捶胸顿足自己为什么当时不听一下头脑的。但一切已经晚了。
前面描述了第一个链条，从情感体验到道德判断。第二个链条的路径是从情感体验到找理由、事实进行证明。这是心理要求头脑和自己保持一致的典型套路。
当我读到美国道德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时，兴奋不已。他举了很多例子，有些还挺……恶心。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引述了，只抄一下他的发现：“……这些受访对象在推理，绞尽脑汁地推理，但他们推理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为了找理由来支持他们的情感反应。”
对，人是最喜欢为自己的情感好恶找理由的动物。很多理由，无论拙劣的还是精致的，无论是大白话还是要装学术腔，可能都没那么理性，是为了支持情感而“编”出来的。
我不说普通人，以理性能力很强的学者为例。
在西方的政治哲学界，几百年来，一直有两派人在较量。一派我们可以叫做“消极自由”的大师，杰出楷模有波普尔、伯林等很多人。另一派，叫做“积极自由”的元老，优秀代表当然是卢梭、罗尔斯等人。他们分别有很多拥趸，相互争来争去，当然，大家都是用“学术”想证明自己对了，别人错了。
在这些争论中，加拿大的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教授发现，“消极自由”的那帮人很不老实。
“消极自由”的粉丝们是怎么不老实的呢？泰勒教授用学术语言说：
“在讨论的过程中，人们非常容易盯住极端的观点，甚至是被漫画式地曲解的观点不放。积极自由的反对者总是把积极自由的极端变体加到积极自由的拥护者头上，但是这些消极自由的拥护者好像很愿意采用消极自由理论中最粗糙的版本……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要从根基上砍断积极自由理论，为此即使付出缩小自己理论的范围这样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泰勒老师的意思是：有一个人，为了干掉对手，必须要去黑对手，哪怕让自己显得像个“白痴”也在所不惜。
这里的真相是：“消极自由”的那帮人之所以这样去看待对手，并不是头脑理性地想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内心里对好像跟“积极自由”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某些权力体系的厌恶和恐惧，比如像法国大革命时的那种恐怖，据说其权力机器的理论设计就是来自卢梭的学说。正因为厌恶和恐惧，他们就不管你实际上说了什么，又是什么，一概会认为你就是这个版本。而為了远离你，不跟你沾上一点共性，于是宁可缩小自己理论的范畴。所以搞来搞去，其实观点不过是情感的产物，不过是心理指挥头脑而已。
这个世界上，很多观念的产生并不是头脑的产物，而是心理和利益的产物，它们只是伪装成好像是有理性而已。关于这一点，以后我再撰文分析。
但美国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和政治哲学家比却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
比如特郎普是这样说的：
“我们国家中被遗忘的男男女女将不会再被遗忘。所有人都将听取你们的声音。你们和千百万人一道投入这一历史性的运动中，而世界从未有此盛况。”
“从今天起，一个新的愿景将领导这片土地。从今天起，只有美国第一，美国第一！”
现在我再重新看了一下，特郎普的演讲，没有一句是分析的，没有一句进行了逻辑推理，全部是用抽象但很有文艺范的語言进行描述。而且很多词语或表述—比如“国家”、“男男女女”、“千百万人”、“历史性”、“美国第一”—要么自带正义和情感，要么形象性很强，一看就是冲着心理而来的。显然，听着的人会很激动，心理上会很愉悦，因为这不是在消耗能量，而是在释放能量。
这种“打动人心”而不是“说服头脑”的风格当然是精心设计的。联系到“颜值就是正义”、“情感就是正确”这类社会现象，我对这里面的心理-社会机制产生了兴趣。
情感自带价值观
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商业领域，无数的例子一次次地证明，“打动人心”的能力很重要。而“打动人心”其实就是激发别人的情感。在我所观察到的商业大咖中，他们从来不会愚蠢地去刺激人们的情绪，而是巧妙地、不动声色地激起人们的情感。这点和身处社会下层的人似乎相反，一些人在社会交往中没见得能够激起别人的情感，刺激别人的情绪倒是偶有发生。
这些大咖肯定明白：说服头脑是没什么用的，非常困难，因为头脑倾向于去作出思考、分析，甚至有怀疑，会让别人和他们保持心理上的距离。但打动情感，却能迅速地激发出人们的心理能量，获得认同。
为什么说服头脑很困难？我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发现包括写过《乌合之众》的勒庞在内的很多人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在读到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想从学术界进入政界，却都遭到失败的故事时，更是产生了困惑。
现在我明白了。答案就在情感的本质中。
假设有一个社会贫富悬殊，很多人再努力也处于受剥夺的地位。小张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想象，如果他还有自然情感，他肯定不满、愤懑。
好。有人对他说：“不要有情绪！”
我相信小张肯定想在心里骂人：“我这叫情绪吗？或者，我只是有情绪吗？”
是的，看上去，小张的不满、愤懑确实有情绪的成分。但如果我们去体验一下他的处境和心理，发现跟“情绪化”的那些心理-行为还是有点不同。这并不仅仅是不理性。有一个声音可能会告诉我们：这不公平！
情绪是不可能感觉到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只有情感能感受到。而公平不公平，属于一种价值观。
亚当·斯密说，“情感或心里的感受，是各种行为产生的根源，也是品评整个行为的善恶最终必须倚赖的基础。”
如果我没有歪曲斯密先生的话，我可以这样解释说，善恶，也是要看好恶的。比如，你打一个小孩，让我感到恶心、反感、鄙视、愤怒—这些情感本身就自带价值判断了，我当然愿意认为这是错的。
那么，再推一步，就可以推出这个结论了：情感本身是有价值观的！
这个结论，我发现可以解释太多的现象。
2017年8月初，我作了一个调查。有5个青年怀着强烈的兴趣参与了。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一个人让你厌恶，就会认为他是坏的？或者，为什么一个人让你愉悦，你就认为他是好的？为什么在这个看脸的社会里，很多人会认为“颜值就是正义”？为什么很多人“帮亲不帮理”？
这个调查设计得有点特别，不是倾向性或观点性调查，而是“体验性调查”。具体是我找一个地方，告诉他们一起来看两部电影，然后，由我来提问，他们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告诉我就行了。挺简单的。
从情感到道德
我先放了一部电影《举起手来》，嗯，郭达、潘长江演的，比较搞笑的经典抗战剧（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做抗日神剧？）。他们5个人看得挺欢乐的。
看完之后，我问他们：“恨鬼子吗？”我要他们用内心的真实感受回答。
他们中，5个人全回答：“谈不上恨。”
我问为什么？他们回答：“觉得（剧中）鬼子挺蠢挺搞笑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坏人，能够给我们带来欢乐，引起了我们愉悦的情感，我们好像没那么恨他，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坏人，至少认为他是坏人的程度不强。
我接着再放了一部《南京！南京！》。这下，他们都看得咬牙切齿，表情痛苦，于是，我只放了一半，就不再放了。
问题仍然是：“恨鬼子吗？”
“恨！”他们回答的时候，表情还没有摆脱痛苦。
同样，逻辑也很清楚：一个人如果制造了我们的痛苦，让我们在感情上厌恶、愤怒、羞辱，我们就会恨他，会认为他就是一个坏人。
总结一下，我们会恨让我们痛苦的人，会爱让我们开心的人—很多时候，跟这个人是不是真对我们好，没有关系。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经过推理，我发现了两个链条。
一个链条是从情感体验到道德判断：
如果一个人让我们情感上愉悦→这意味着我们预设了他在心理上对我们有正的价值，至少负的价值有正的效用→所以他好像是个好人，至少可恶程度不强。 所以，为什么《举起手来》电影里的鬼子没那么让人恨？因为他们能哄观众开心呀。虽然大家在心理背景上，根据历史，肯定会恨侵略者的，他们在观众情感上的价值是负的，但在此时的心理情境中，他们对于我们的心理、情感来说，有正的效用呀。这种正的效用，虽然暂时不能压抑、否定掉他们所存在的负的价值，可至少也没那么可恶可恨了。于是，情感上的这种体验，就变成了道德上对于鬼子的轻微否定。
而在电影《南京！南京！》中，鬼子凶残无比，丧失人性，而中国人无力抵抗，只是待宰的羔羊，这给了我们一种巨大的痛苦、愤怒和耻辱，侵略者对于我们心理、情感的价值是极大的负数。这种强烈的体验，变成了对鬼子的强烈道德否定。
从这里深入下去，可以解释“颜值就是正义”的逻辑。
以一个故事为例。
2016年12月29日，在浙江丽水街头，一名疑似小三的年轻女子被原配当街抓到，随后就是一顿辱骂暴打，引数人围观。视频被上传网络后，引起吃瓜群众热议。就在大家怒斥小三破坏家庭理应该打时，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机，视频中小三由于太过于漂亮了，被称为“最美小三”，引发不少网友的同情。
当然，事后发现，吃瓜群众一般情况下总是容易被人操纵情感的。这位“最美小三”小姐，其实是个网红。该事件也纯属演戏炒作。而因为这个炒作，她摇身一变成了网络女主播，粉丝者众。
为什么这些人因为“小三”长得漂亮，就不问是非了，就站在她一边？他们显然在心理上发生了这个过程：
她长得漂亮→她让我看着舒服→她对我有正的价值，至少有正的效用→所以她不是一个坏人（即使破坏了家庭，那也是破坏人家的家庭，不是我的）。
你看，一个人长得漂亮，就可以通过激发别人正的情感，转化为正的道德判断。颜值经过心理机制的“处理”，变成了正义。
也难怪，在过去的一些电影电视中，导演总会安排一些长得丑，长得猥琐的人来演坏人。一个人只要长得贼眉鼠眼，在屏幕里一晃，观众一看，这个人绝对是混入我革命队伍里的特务。而在反动派的阵营里出现的帅哥、美女，嗯，不用说，绝对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我们的同志，至少这些人在以后会弃暗投明，选择站在人民这一边的。
我一直认为“颜值”这个词真的很形象。它抹上了一层社会价值排序的油彩，符合这个社会粉丝们的心智模式。一方面，它说明那张脸具有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个人的肉体组织形态、皮肤颜色等，在情感上是有正负价值的区分的。你说“长得漂亮长得丑陋”那只是审美，跟交换、情感无关。可要说是“高颜值低颜值”，那摆明了就不只是用来审美了。
所以，一个人颜值低的话，让人看着本来就不舒服，即使没有负的价值，可好像也没有正的效用。所以，他们被预设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因为不说你是个坏人都已经很客气了。如果他们长得丑居然还不老实，甚至还干坏事，那就千倍万倍地可恶，要被咬牙切齿地痛恨的。
心理指挥头脑
从这个链条，我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并且，突然记起了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过的一段话。我发现，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
这个事实是：无数人认为一个人是好是坏的道德判断，其实是被情感所影响的。根据自我同一性的原理，他们头脑上的理性判断，只是在心理这位领导的“要求”下，去找理由而已。心理要让头脑跟自己保持一致，即使头脑有“不同意见”，那也要“服从组织决定”。
休谟的话是：“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激情的奴隶，并且除了服从激情和为激情服务之外，不能扮演其他角色。”
理性当然可以扮演很多很多角色，要不然苹果手机怎么会被发明出来，移动互联网也不会出现，一种社会规律、心理规律也不可能被揭示出来，休谟老师自己更是不可能说出这番话了。另外，理性不仅可以干很多很多厉害的事情，也有本事去控制激情，让激情服务于自己，在这点上，我想说，休谟老师，你错了。
但休谟又对了，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理性确实是激情的奴隶。
在这里，“激情”不是只指一股表现得好像很激动的心理能量。它其实是指各种欲望，各种情感，比如爱、恨、恐惧、贪婪。
很多在股市被套牢，输得底裤都没有的人，就是典型的头脑在心理面前没有话语权，理性只是激情的奴隶。原理很简单：当贪婪、恐惧弥漫于他内心的时候，其力量太强大了；相比之下，他头脑的判断，力量非常弱小。当股市下跌的时候，尽管他的头脑可以作出一个判断—危险，但这个危险，还没有下跌到让他输掉底裤的地步，头脑的判断还没有得到事实的支持，所以相对于贪婪、恐惧的强大力量来说，几乎不会影响到他的行为。嗯，等到股市一泻千里，既成事实造成后，他可能捶胸顿足自己为什么当时不听一下头脑的。但一切已经晚了。
前面描述了第一个链条，从情感体验到道德判断。第二个链条的路径是从情感体验到找理由、事实进行证明。这是心理要求头脑和自己保持一致的典型套路。
当我读到美国道德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时，兴奋不已。他举了很多例子，有些还挺……恶心。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引述了，只抄一下他的发现：“……这些受访对象在推理，绞尽脑汁地推理，但他们推理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为了找理由来支持他们的情感反应。”
对，人是最喜欢为自己的情感好恶找理由的动物。很多理由，无论拙劣的还是精致的，无论是大白话还是要装学术腔，可能都没那么理性，是为了支持情感而“编”出来的。
我不说普通人，以理性能力很强的学者为例。
在西方的政治哲学界，几百年来，一直有两派人在较量。一派我们可以叫做“消极自由”的大师，杰出楷模有波普尔、伯林等很多人。另一派，叫做“积极自由”的元老，优秀代表当然是卢梭、罗尔斯等人。他们分别有很多拥趸，相互争来争去，当然，大家都是用“学术”想证明自己对了，别人错了。
在这些争论中，加拿大的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教授发现，“消极自由”的那帮人很不老实。
“消极自由”的粉丝们是怎么不老实的呢？泰勒教授用学术语言说：
“在讨论的过程中，人们非常容易盯住极端的观点，甚至是被漫画式地曲解的观点不放。积极自由的反对者总是把积极自由的极端变体加到积极自由的拥护者头上，但是这些消极自由的拥护者好像很愿意采用消极自由理论中最粗糙的版本……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要从根基上砍断积极自由理论，为此即使付出缩小自己理论的范围这样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泰勒老师的意思是：有一个人，为了干掉对手，必须要去黑对手，哪怕让自己显得像个“白痴”也在所不惜。
这里的真相是：“消极自由”的那帮人之所以这样去看待对手，并不是头脑理性地想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内心里对好像跟“积极自由”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某些权力体系的厌恶和恐惧，比如像法国大革命时的那种恐怖，据说其权力机器的理论设计就是来自卢梭的学说。正因为厌恶和恐惧，他们就不管你实际上说了什么，又是什么，一概会认为你就是这个版本。而為了远离你，不跟你沾上一点共性，于是宁可缩小自己理论的范畴。所以搞来搞去，其实观点不过是情感的产物，不过是心理指挥头脑而已。
这个世界上，很多观念的产生并不是头脑的产物，而是心理和利益的产物，它们只是伪装成好像是有理性而已。关于这一点，以后我再撰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