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注错习俗”的论述，是荀子人性论思想体系中又一重要的内容，所谓“注错习俗”，“注错”通常指人们的地位行业，“习俗”通常指人们的生活环境。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所强调的是后天的环境在人性之陶铸与改造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说明，人的社会道德属性，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贤，这些都不是人的天性所致，而是受到环境的影响，经过训练以后才养成的，因此强调了人性改造与陶铸的必要性。
　　本来，按人的自然本性来说，君子与小人，圣贤与愚民，他们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恶的，但为什么在社会上却有君子与小人、圣贤与愚民的不同呢?在荀子看来就在于接受了不同的环境影响，经历不同的社会磨练的结果。荀子曾指出，尧、舜与桀、跖，君子与小人，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尧、舜与桀、跖，君子与小人，真正把他们区别开来的是后天的环境，由于后天人们地位行业与生活环境的不同，这才有了圣与愚之分。荀子认为，君子、圣贤就是那些接受教化、积累知识、实行礼义的人，而放纵情性、任意胡为、违背礼义的人就成为小人与愚民。
　　荀子对“注错习俗”的论述，表明他对于环境与经验，在人性陶铸与改造中的作用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在荀子看来，不同的社会环境对于陶铸与改造人性有着重大的意义，“注错习俗”就能够转化人性。而积习是我们原来没有的，但却是我们可以造作的。他用了十分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蓬蒿生长在大麻中间，不用扶着，它就是挺直的；如果把白沙与黑土搅合在一起，它就与黑土变成一样的黑，究其原因，荀子说这是由于它受到沾染而造成的。正是由于后天环境的不同，对于人性的养成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因而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们，就有了不同的习性，并且能够安于这样不同的习性。如居住在楚国的人，就安于楚国所特有的习性。荀子认为这样的事实，不是由于天性，而是习惯使他们这样的。
　　在《荣辱》篇中，他主张通过“注错习俗”，来达成“化性起伪”的目标。他说，大凡人都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饿了想要吃东西，冷了想要寻找温暖，劳累了想要休息，喜好追求利益、而憎恶灾害。荀子说这些都是人们生来就有的习性，它们都不需要别的人来教导就本来如此，而正是这些天生的习性，是大禹与夏桀都有的。荀子进一步指出，人的生理器官的功能应该说是人人所共有的，如眼睛用来辨别黑白美丑，耳朵用来辨别声音的清浊，嘴巴用来辨别酸咸甘苦，鼻子用来辨别香臭腥臊，骨体皮肤用来辨别冷热痛痒。荀子说这些也是人们生来就有的习性，它们都不需要别的人来教导就本来如此，而正是这些天生的习性，是大禹与夏桀都有的。而问题在于既然人人生而具有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上最终有了圣、愚之分?因而有的人可以成为帝尧、禹王，而有的人却成为夏桀、盗跖，还有的人成为工匠、农民与商人。在荀子看来这都是因为“注错习俗”的积累所产生的结果。荀子这样的论述表明，他的人性改造论，注重后天的环境与经验对于人性的陶铸与改造起着决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