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正读到小学五年级。家庭出身很好的老师们闻风而动，一夜之间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第二天用红布缝了袖标，袖标上用硬纸板漏上了毛体的黄漆字，第三天制造了红布的大旗，旗上也用黄漆描上了毛体的大字。紧接着老师们让家庭出身不是地富反坏右的学生们每人回家要了八毛钱，收了钱就发给我们每人一个红袖标。几天工夫满学校都是大大小小的红卫兵了，当我们这些穷孩子把红袖标套到破衣袖上时，那种得意地将胳膊抬起来，如果行人对我的胳膊注目，我感到荣耀得了不得，有很多类似于趾高气扬、得意忘形的愚蠢表现。如果街上没有行人只有一条狗，我就把红袖标炫耀给狗看，狗看了红色，兴奋得不得了，追着我的屁股咬。记得有第一次戴着红袖标回家，我爷爷问我：“孙子，你们是闹‘长毛’吧？”我感到爷爷的话有点反动，就赶紧去学校向老师汇报，想当个大义灭亲的典型，老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说：“你爷爷说得基本正确，‘长毛’造反，我们也是造反，回去告诉你爷爷，‘长毛’是封建地主阶级对革命群众的污蔑性称呼，应该叫太平天国。”
　　红卫兵这玩艺在村子里稀罕了也就十来天，因为十天后，村子里的贫下中农们也都成了红卫兵。我姐姐她们的红袖标是用红绸子缝的，三个毛体大字是用黄丝线手工镶上去的，比我们学生的袖标高级许多倍，价格却只有五毛钱，这样我们才知道那些红卫兵老师贪污了我们的钱，家长们戴着袖标到学校找老师理论，老师们蛮不讲理，硬说发给学生的袖标是从北京的红卫兵总部批发来的，是经过了中央文革检验的，价格自然要贵，接着老师们就嘲笑家长们戴的袖标是假冒伪劣产品，是杂牌军，把家长们唬得目瞪口呆。我们知道老师们是睁着眼说谎话，我们也就知道了闹红卫兵的事并不神圣，那几个成了红卫兵头头的老师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里用火炉子炒花生吃，吃得满校园都是扑鼻的香气，他们买花生的钱就是从我们买袖标的钱里克扣出来的。他们贪污点小钱吃点喝点也就算了，学生给老师进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他们不但在办公室里吃花生，他们还在办公室里耍流氓，这是我和同学张立新亲眼见到的。那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长已经被打倒，他老婆也被打倒，俩口子被关在一间小厢房里，老师让我们轮流值班，趴在小厢房窗外监听。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我们趴在窗外，冻得半死不活，满心盼望着校长和他老婆能说点反动的话，我们好去汇报立功，但是校长两口子一声不吭，弄得我们失望极了。我们感到无趣，就嗅着花生的香气，摸到了老师办公室窗外，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看到担任着学校红卫兵头头的老师，正往代课老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花生，郑红英咯咯地笑个不停。这比校长两口子一声不吭还让我们失望，岂止是失望，简直就是绝望，我们的革命热情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二天我们就把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对村子里的人说了，张立新还用粉笔画了一幅图画，画面比我们见到的情景还要流氓，吸引了许多人围观。这下子我和张立新算是把老师得罪到骨髓里去了。一年后，村子里成立了一所农业联合中学，我们的同学除了地富反坏右的子弟之外，都成了联中的学生，张立新虽然也得罪了当上了管理学校的贫农代表的郑红英，但他家是烈属，郑红英不敢不让他上联中，我家成分是中农，原本就是团结对象，郑红英一歪小嘴就把我上中学的权利剥夺了。我姐姐自以为与郑红英关系不错，去找她说情，希望她能开恩让我进联中念书，郑红英却就：“上边有指示，从今以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读书，中农的孩子最多只许读到小学，要不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就这样，我辍学成了一个人民公社的小社员。
　　新成立的联合中学只有两排瓦房，每排四间。前面四间是办公室和老师的宿舍，后边四间是两个教室。教室紧靠大街，离我家只有五十米，我每天牵着牛、背着草筐从田野里回来或者从家里去田野，都要从教室的窗外经过，教室的玻璃很快就让学生们砸得一块不剩，喧闹之声毫无遮拦地传到大街上，传到田野里。每当我从教室窗外经过时，心里就浮起一种难言的滋味，我感到自卑，感到比那些在教室里胡闹的孩子矮了半截。我好多次在梦里进入了那四间教室，成了一个农业中学的学生。我渴望上学的心情我父亲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只能把自己的渴望深藏在心底，生怕一流露出来就会遭到父亲的痛骂，因为我得罪了郑红英，不但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也给父亲带来了很多麻烦。姐姐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她宽慰我说：“这个联合中学，上不上都一样，老师也不教，教了学生也不学，天天在那里打闹，还不如自己在家里自学呢！”话是这样说，但我心中的痛苦一点也没减轻。
　　我上小学时，成绩一直很好，作文尤其好。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搞旱速写》，曾经被公社中学的老师拿去给中学生朗诵，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考上中学应该不成问题，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的中学梦。当时的农村，吃不饱穿不暖，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要想自学成材，几乎痴人说梦。但我还是在夜晚的油灯下和下雨天不能出工的时候，读一些闲书。1973年，托我叔叔的面子，我进了县棉花加工厂当合同工。进厂登记时，我虚荣地谎报了学历，说自己是初中一年级。但很快就有一个曾经在我们村的联中上过学的临村小伙子揭穿了我，弄得我见人抬不起头来。后来听说厂里的合同工大部分都往高填学历，有的人明明是文盲，硬填上高中毕业，我把自己的学历填成初一，其实是很谦虚的。因为我叔叔在这家工厂当主管会计，所以就安排我当了司磅员，与笔和算盘打交道，在不知底细的人心目中，我也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当时工厂里经常组织批林批孔大会，厂里管这事的人以为我有文化，就让我重点发言，我就把报纸上现成的稿子抄到纸上，慷慨激昂地念一遍，竟然唬住了不少人。厂子里曾经莫名其妙地掀起过一个学文化运动，让我讲语文，我没有办法，就去书店买了一本关于写作的小册子，一课下来，竟然有人说我讲得好，还有人以为我在中学教过书。
　　1976年终于当兵了，填表时，我大着胆子，把学历填成了初中二年级。到部队后才发现很多“高中毕业”的战友连封家信都不会写，于是，在填写入团志愿书时，我就把自己的学历提升到了高中一年级。以后的所有表格，都是这样填了。虽然再也没有人揭穿我，但我的心里始终七上八下，每逢首长或是战友问到我学历时，我的心就嘭嘭乱跳，然后含糊地说：“高一。”直到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得了大专学历，才解决了这个尴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