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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圆满闭幕。
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是这次全会的重要议题。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六方面的基本目标任务——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六大目标任务让广大农民群众清晰地看到了未来生活的美好图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员陈剑波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中国经济转型亟需政策新定向
自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以及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至今，已整整10年。中国经过10年发展，有了新的变化。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员陈剑波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系列问题凸显出来，如城乡差距、农村人口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民负担重等，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遭遇到了一些制度性障碍。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2003年以后，政府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每年都有几千亿的资金投入到农村建设当中，给农民补贴，免除农业税等等，这些政策对农业生产、农村稳定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剑波表示，但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如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财产权益受到侵害，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农民成为市民面临诸多障碍等，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和方向来看农业农村发展的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重新认识，作出新的安排。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把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点确定下来很有必要，也恰逢其时。”陈剑波说。
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美国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剧烈动荡，未来世界经济走势不确定性增加，这也让这次会议格外引人关注。“在这个时间窗口召开全会，及时、重要而且关键。这个时间窗口比原来预计的还要重要，确实变成了一个重新思考中国经济增长、发展改革、未来道路方向和转型路径的机会。同时也让大家更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
近年来，经济学界不乏“中国经济应由外需主导转向内需支撑”的呼声，但始终未真正破题。目前，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疲弱已经对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造成了一定困难，在这样的局势下，怎样规避风险让中国经济能够更加稳定地发展，就成为一道相当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现在确实已经到了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时刻，未来两三年的时间，整个经济是否能保证平稳增长，经济转型的政策方向具有重要影响。”陈剑波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10亿县域人口的内需潜能惊人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扩大内需有两种解读：一是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如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投资的需求，由此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相应地增加收入来带动消费需求的增加。二是直接采取政策措施，促进就业扩大和收入增长以扩大消费需求。尽管这两种模式都能拉动内需，但实际执行的效果却会有不同。
陈剑波研究员认为，1998年我国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拉动内需，其走向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效率比较低，有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不赚钱，没有足够的收入覆盖成本；二是不可持续，通过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如大江大河治理、高速公路、铁路建设，只能带来短期效果，不能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火车头。从目前的全球经济看，启动中国国内消费需求确实已经成了全世界关注的问题，中国的消费需求能不能保持稳定增长，能否成为拉动GDP增长的火车头，确实已关乎全球经济的前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的数据，中国总人口约13亿，农村人口如果加上县域城镇人口，约为10亿人。要扩大内需，增长潜力最大的就是县和县以下区划内的这10亿人口。
近年来，中国的消费需求有所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介绍，2007年在全年经济增长11.4%的数字中，2.7个百分点是出口拉动，4.3个百分点是投资拉动，4.4个百分点是消费拉动，消费拉动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排在首位。
“可以想象，如果本世纪中期我国城市化水平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即城镇人口占到70%左右，大约有6、7亿农村人口要转为城镇居民。如果这6、7亿新增城市人口的消费水平跟我们现在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一样，那对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消费电子等产业的拉动作用将是十分巨大的。” 陈剑波说。
如何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日本经济媒体《日本经济新闻》评价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社论称，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以农村改革为全会主要议题，反映了农村问题已变得极为重要。要刺激消费，占中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增收和农村的发展必不可少。
“要预测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的转变，农村改革的动向值得关注。要启动内需，提高农民收入是关键；而要在新形势下提高农民收入，统筹城乡改革则是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小映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道。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对媒体表示，2007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140元，和2006年相比增加了553元，从农民收入增长的绝对额来看是历史上农民增收最多的一年。增幅扣除了物价指数之后和2006年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9.5%。这是自1997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尽管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较从前有所增长，但欠发达地区贫困现象依然严重。有学者认为，如果实施国务院扶贫办草拟的新扶贫标准调整办法，以人均年收入1300元作为贫困线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将有8000万。
“这次全会提出到2020年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六方面的基本目标任务之一就是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王小映说。
此外，陈剑波提出，要启动内需，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也至关重要。 “农民养老、医疗、住房要有保障，子女要能享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心里对未来基本生活保障有底，在这种情况下才会花钱。而要做到这些，必须要考虑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农民要跟城里人一样，有稳定就业、有住房、有社保；同时，也需要对一系列农村的制度进一步完善，比如全会提出的，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陈剑波说。
对于农民土地问题，陈剑波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土地具有财产功能，其财产属性能否体现出来，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如果农民进城变成了市民，身后这块财产依然给保留着，他就可以把土地流转出去，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还可以获得一些收入；同时，土地对农民来说，也是最后的保障线，可以让他们对消费支出更有信心。
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是这次全会的重要议题。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六方面的基本目标任务——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六大目标任务让广大农民群众清晰地看到了未来生活的美好图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员陈剑波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中国经济转型亟需政策新定向
自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以及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至今，已整整10年。中国经过10年发展，有了新的变化。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员陈剑波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系列问题凸显出来，如城乡差距、农村人口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民负担重等，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遭遇到了一些制度性障碍。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2003年以后，政府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每年都有几千亿的资金投入到农村建设当中，给农民补贴，免除农业税等等，这些政策对农业生产、农村稳定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剑波表示，但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如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财产权益受到侵害，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农民成为市民面临诸多障碍等，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和方向来看农业农村发展的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重新认识，作出新的安排。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把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点确定下来很有必要，也恰逢其时。”陈剑波说。
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美国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剧烈动荡，未来世界经济走势不确定性增加，这也让这次会议格外引人关注。“在这个时间窗口召开全会，及时、重要而且关键。这个时间窗口比原来预计的还要重要，确实变成了一个重新思考中国经济增长、发展改革、未来道路方向和转型路径的机会。同时也让大家更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
近年来，经济学界不乏“中国经济应由外需主导转向内需支撑”的呼声，但始终未真正破题。目前，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疲弱已经对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造成了一定困难，在这样的局势下，怎样规避风险让中国经济能够更加稳定地发展，就成为一道相当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现在确实已经到了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时刻，未来两三年的时间，整个经济是否能保证平稳增长，经济转型的政策方向具有重要影响。”陈剑波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10亿县域人口的内需潜能惊人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扩大内需有两种解读：一是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如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投资的需求，由此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相应地增加收入来带动消费需求的增加。二是直接采取政策措施，促进就业扩大和收入增长以扩大消费需求。尽管这两种模式都能拉动内需，但实际执行的效果却会有不同。
陈剑波研究员认为，1998年我国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拉动内需，其走向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效率比较低，有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不赚钱，没有足够的收入覆盖成本；二是不可持续，通过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如大江大河治理、高速公路、铁路建设，只能带来短期效果，不能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火车头。从目前的全球经济看，启动中国国内消费需求确实已经成了全世界关注的问题，中国的消费需求能不能保持稳定增长，能否成为拉动GDP增长的火车头，确实已关乎全球经济的前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的数据，中国总人口约13亿，农村人口如果加上县域城镇人口，约为10亿人。要扩大内需，增长潜力最大的就是县和县以下区划内的这10亿人口。
近年来，中国的消费需求有所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介绍，2007年在全年经济增长11.4%的数字中，2.7个百分点是出口拉动，4.3个百分点是投资拉动，4.4个百分点是消费拉动，消费拉动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排在首位。
“可以想象，如果本世纪中期我国城市化水平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即城镇人口占到70%左右，大约有6、7亿农村人口要转为城镇居民。如果这6、7亿新增城市人口的消费水平跟我们现在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一样，那对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消费电子等产业的拉动作用将是十分巨大的。” 陈剑波说。
如何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日本经济媒体《日本经济新闻》评价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社论称，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以农村改革为全会主要议题，反映了农村问题已变得极为重要。要刺激消费，占中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增收和农村的发展必不可少。
“要预测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的转变，农村改革的动向值得关注。要启动内需，提高农民收入是关键；而要在新形势下提高农民收入，统筹城乡改革则是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小映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道。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对媒体表示，2007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140元，和2006年相比增加了553元，从农民收入增长的绝对额来看是历史上农民增收最多的一年。增幅扣除了物价指数之后和2006年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9.5%。这是自1997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尽管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较从前有所增长，但欠发达地区贫困现象依然严重。有学者认为，如果实施国务院扶贫办草拟的新扶贫标准调整办法，以人均年收入1300元作为贫困线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将有8000万。
“这次全会提出到2020年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六方面的基本目标任务之一就是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王小映说。
此外，陈剑波提出，要启动内需，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也至关重要。 “农民养老、医疗、住房要有保障，子女要能享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心里对未来基本生活保障有底，在这种情况下才会花钱。而要做到这些，必须要考虑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农民要跟城里人一样，有稳定就业、有住房、有社保；同时，也需要对一系列农村的制度进一步完善，比如全会提出的，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陈剑波说。
对于农民土地问题，陈剑波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土地具有财产功能，其财产属性能否体现出来，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如果农民进城变成了市民，身后这块财产依然给保留着，他就可以把土地流转出去，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还可以获得一些收入；同时，土地对农民来说，也是最后的保障线，可以让他们对消费支出更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