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是中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更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光学家。
　　
　　王大珩走上科研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父亲影响。他的父亲是一位传统的读书人，原本寄望于科举，但生不逢时，赶上甲午战争及之后一系列社会风潮，不得不放弃科举之路。又深感国家内忧外患，于是立下科学兴国理想，在1907年远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物理学校就读。
　　
　　1915年2月，王大珩出生在日本东京，在北京、青岛等地度过少年时代。他从小聪明过人，5岁时就已学会了上千个汉字。父母于是决定早点送他去上学。在北京孔德学校的考场里，先生们出的题目根本难不倒王大珩，学校遂决定让他直接读二年级。在以后的求学生涯中，王大珩学习刻苦，功课优秀，在身边的同学中鹤立鸡群。1932年，他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于光远、何泽慧同班。
　　
　　抗战爆发时，正在读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研究生的王大珩，与周培源先生一家逃难。一路上，耳闻目睹日寇种种暴行，到南京后，他立刻向周培源先生表示，希望能够投身兵工事业。不久，经周培源推荐，王大珩进入南京弹道研究所工作。
　　
　　但日本军队很快打到了南京，王大珩随弹道研究所撤退到武汉。在那里，他巧遇 “庚款” 留学考试，于是报名参加并考取了公费生。1938年秋，王大珩远渡重洋，进入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应用光学专业，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伦敦求学期间，他时刻以科学强国的使命鞭策自己，每天穿行于宿舍和实验室之间，将全部精力投入科研和学习，几乎抽不出时间去伦敦的名胜古迹游玩。
　　
　　战争的阴影如影随形。好不容易来到英伦求学，却又爆发了不列颠之战。在持续不断的轰炸和空袭警报中，一般人看到死亡和恐惧，而王大珩却在战争阴霾下，找到了新的目标，并决心为之奋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光学玻璃被大量应用于军事，但只有极少的国家拥有光学玻璃的生产技术。王大珩暗暗决定要找机会学到这种生产技术，而且将来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光学玻璃。确定目标后，他在1941年转学到英国雪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跟随著名光学玻璃专家特纳教授学习。
　　
　　1942年，一位友人介绍他进入英国昌司玻璃公司研究实验部工作。昌司公司是最早从事光学玻璃生产的少数厂家之一。王大珩毫不犹豫就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学位，在昌司公司埋头工作六年。1948年，应钱三强力邀，王大珩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这时他已经掌握了光学玻璃制造的许多关键技术，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光学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经钱三强鼎力推荐，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他得到的第一笔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之下，王大珩带领最初的20多位创业者来到长春，选定馆址后，他身先士卒，带领大家一起又刨又挖，平整出一块地，用来盖仪器馆。到1953年，中科院仪器馆在长春成立，王大珩担任副馆长。他又请来龚祖同担任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将自己掌握的光学玻璃制造经验全部贡献出来。1953年12月，中科院仪器馆制造出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为中国光学仪器制造业奠定基础。1957年仪器馆更名为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下称光机所），王大珩任光机所所长，该所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光学的摇篮和核心基地，而王大珩院士是这里的总指挥和总设计师。
　　
　　1960年以后，为了突破外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王大珩带领长春光机所以国防科研任务为主要研究方向，主攻电影经纬仪。这是一套对导弹轨道进行跟踪和精密测量的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时称“150工程”)，当时只有美国装备了这种设备。王大珩带领长春光机所同仁，没日没夜苦干，用了五年多时间将其研制成功。1966年底，这套设备参加中程地地导弹首次试飞试验，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进入“文革”，王大珩被高层领导列为保护对象，一度未受迫害。但在“文革”中后期，他还是受到了冲击，而且被迫去打扫厕所。在旁人眼中，光机所的领导打扫厕所，无异于奇耻大辱，但他却不这么看。每天清晨，他都会在厕所清扫每一个角落，完全不理会旁人同情或鄙夷的眼光。在他看来，这五谷轮回之地，倒是一片净土，远比那尔虞我诈的政治名利场更干净。
　　
　　王大珩对学生十分爱护，他的研究生蒋筑英去世，让他非常伤心。那是在1982年，当时王大珩正力荐蒋筑英负责长春光机所的工作，但蒋筑英却猝然英年早逝。此事引发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关注。近30年过去，知识分子的状况大有改善，中国科技也正在崛起，当王大珩院士以96岁高龄辞世时，他可以无憾了。
　　
　　作者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