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大珩是中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更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光学家。
王大珩走上科研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父亲影响。他的父亲是一位传统的读书人,原本寄望于科举,但生不逢时,赶上甲午战争及之后一系列社会风潮,不得不放弃科举之路。又深感国家内忧外患,于是立下科学兴国理想,在1907年远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物理学校就读。
1915年2月,王大珩出生在日本东京,在北京、青岛等地度过少年时代。他从小聪明过人,5岁时就已学会了上千个汉字。父母于是决定早点送他去上学。在北京孔德学校的考场里,先生们出的题目根本难不倒王大珩,学校遂决定让他直接读二年级。在以后的求学生涯中,王大珩学习刻苦,功课优秀,在身边的同学中鹤立鸡群。1932年,他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于光远、何泽慧同班。
抗战爆发时,正在读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研究生的王大珩,与周培源先生一家逃难。一路上,耳闻目睹日寇种种暴行,到南京后,他立刻向周培源先生表示,希望能够投身兵工事业。不久,经周培源推荐,王大珩进入南京弹道研究所工作。
但日本军队很快打到了南京,王大珩随弹道研究所撤退到武汉。在那里,他巧遇 “庚款” 留学考试,于是报名参加并考取了公费生。1938年秋,王大珩远渡重洋,进入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应用光学专业,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伦敦求学期间,他时刻以科学强国的使命鞭策自己,每天穿行于宿舍和实验室之间,将全部精力投入科研和学习,几乎抽不出时间去伦敦的名胜古迹游玩。
战争的阴影如影随形。好不容易来到英伦求学,却又爆发了不列颠之战。在持续不断的轰炸和空袭警报中,一般人看到死亡和恐惧,而王大珩却在战争阴霾下,找到了新的目标,并决心为之奋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光学玻璃被大量应用于军事,但只有极少的国家拥有光学玻璃的生产技术。王大珩暗暗决定要找机会学到这种生产技术,而且将来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光学玻璃。确定目标后,他在1941年转学到英国雪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跟随著名光学玻璃专家特纳教授学习。
1942年,一位友人介绍他进入英国昌司玻璃公司研究实验部工作。昌司公司是最早从事光学玻璃生产的少数厂家之一。王大珩毫不犹豫就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学位,在昌司公司埋头工作六年。1948年,应钱三强力邀,王大珩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这时他已经掌握了光学玻璃制造的许多关键技术,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光学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经钱三强鼎力推荐,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他得到的第一笔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之下,王大珩带领最初的20多位创业者来到长春,选定馆址后,他身先士卒,带领大家一起又刨又挖,平整出一块地,用来盖仪器馆。到1953年,中科院仪器馆在长春成立,王大珩担任副馆长。他又请来龚祖同担任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将自己掌握的光学玻璃制造经验全部贡献出来。1953年12月,中科院仪器馆制造出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为中国光学仪器制造业奠定基础。1957年仪器馆更名为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下称光机所),王大珩任光机所所长,该所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光学的摇篮和核心基地,而王大珩院士是这里的总指挥和总设计师。
1960年以后,为了突破外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王大珩带领长春光机所以国防科研任务为主要研究方向,主攻电影经纬仪。这是一套对导弹轨道进行跟踪和精密测量的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时称“150工程”),当时只有美国装备了这种设备。王大珩带领长春光机所同仁,没日没夜苦干,用了五年多时间将其研制成功。1966年底,这套设备参加中程地地导弹首次试飞试验,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进入“文革”,王大珩被高层领导列为保护对象,一度未受迫害。但在“文革”中后期,他还是受到了冲击,而且被迫去打扫厕所。在旁人眼中,光机所的领导打扫厕所,无异于奇耻大辱,但他却不这么看。每天清晨,他都会在厕所清扫每一个角落,完全不理会旁人同情或鄙夷的眼光。在他看来,这五谷轮回之地,倒是一片净土,远比那尔虞我诈的政治名利场更干净。
王大珩对学生十分爱护,他的研究生蒋筑英去世,让他非常伤心。那是在1982年,当时王大珩正力荐蒋筑英负责长春光机所的工作,但蒋筑英却猝然英年早逝。此事引发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关注。近30年过去,知识分子的状况大有改善,中国科技也正在崛起,当王大珩院士以96岁高龄辞世时,他可以无憾了。
作者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
王大珩走上科研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父亲影响。他的父亲是一位传统的读书人,原本寄望于科举,但生不逢时,赶上甲午战争及之后一系列社会风潮,不得不放弃科举之路。又深感国家内忧外患,于是立下科学兴国理想,在1907年远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物理学校就读。
1915年2月,王大珩出生在日本东京,在北京、青岛等地度过少年时代。他从小聪明过人,5岁时就已学会了上千个汉字。父母于是决定早点送他去上学。在北京孔德学校的考场里,先生们出的题目根本难不倒王大珩,学校遂决定让他直接读二年级。在以后的求学生涯中,王大珩学习刻苦,功课优秀,在身边的同学中鹤立鸡群。1932年,他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于光远、何泽慧同班。
抗战爆发时,正在读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研究生的王大珩,与周培源先生一家逃难。一路上,耳闻目睹日寇种种暴行,到南京后,他立刻向周培源先生表示,希望能够投身兵工事业。不久,经周培源推荐,王大珩进入南京弹道研究所工作。
但日本军队很快打到了南京,王大珩随弹道研究所撤退到武汉。在那里,他巧遇 “庚款” 留学考试,于是报名参加并考取了公费生。1938年秋,王大珩远渡重洋,进入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应用光学专业,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伦敦求学期间,他时刻以科学强国的使命鞭策自己,每天穿行于宿舍和实验室之间,将全部精力投入科研和学习,几乎抽不出时间去伦敦的名胜古迹游玩。
战争的阴影如影随形。好不容易来到英伦求学,却又爆发了不列颠之战。在持续不断的轰炸和空袭警报中,一般人看到死亡和恐惧,而王大珩却在战争阴霾下,找到了新的目标,并决心为之奋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光学玻璃被大量应用于军事,但只有极少的国家拥有光学玻璃的生产技术。王大珩暗暗决定要找机会学到这种生产技术,而且将来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光学玻璃。确定目标后,他在1941年转学到英国雪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跟随著名光学玻璃专家特纳教授学习。
1942年,一位友人介绍他进入英国昌司玻璃公司研究实验部工作。昌司公司是最早从事光学玻璃生产的少数厂家之一。王大珩毫不犹豫就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学位,在昌司公司埋头工作六年。1948年,应钱三强力邀,王大珩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这时他已经掌握了光学玻璃制造的许多关键技术,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光学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经钱三强鼎力推荐,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他得到的第一笔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之下,王大珩带领最初的20多位创业者来到长春,选定馆址后,他身先士卒,带领大家一起又刨又挖,平整出一块地,用来盖仪器馆。到1953年,中科院仪器馆在长春成立,王大珩担任副馆长。他又请来龚祖同担任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将自己掌握的光学玻璃制造经验全部贡献出来。1953年12月,中科院仪器馆制造出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为中国光学仪器制造业奠定基础。1957年仪器馆更名为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下称光机所),王大珩任光机所所长,该所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光学的摇篮和核心基地,而王大珩院士是这里的总指挥和总设计师。
1960年以后,为了突破外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王大珩带领长春光机所以国防科研任务为主要研究方向,主攻电影经纬仪。这是一套对导弹轨道进行跟踪和精密测量的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时称“150工程”),当时只有美国装备了这种设备。王大珩带领长春光机所同仁,没日没夜苦干,用了五年多时间将其研制成功。1966年底,这套设备参加中程地地导弹首次试飞试验,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进入“文革”,王大珩被高层领导列为保护对象,一度未受迫害。但在“文革”中后期,他还是受到了冲击,而且被迫去打扫厕所。在旁人眼中,光机所的领导打扫厕所,无异于奇耻大辱,但他却不这么看。每天清晨,他都会在厕所清扫每一个角落,完全不理会旁人同情或鄙夷的眼光。在他看来,这五谷轮回之地,倒是一片净土,远比那尔虞我诈的政治名利场更干净。
王大珩对学生十分爱护,他的研究生蒋筑英去世,让他非常伤心。那是在1982年,当时王大珩正力荐蒋筑英负责长春光机所的工作,但蒋筑英却猝然英年早逝。此事引发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关注。近30年过去,知识分子的状况大有改善,中国科技也正在崛起,当王大珩院士以96岁高龄辞世时,他可以无憾了。
作者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