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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空谈误国，很多人会下意识想到西晋清谈亡国的惨痛教训。可悲的是，西晋亡国的教训并没有使清谈之风销声匿迹，后来的精英阶层仍醉心虚诞、不屑世务，高谈有余、治国无术。南梁末期，魏师已将临江陵城下，素好玄谈的梁元帝萧绎仍不慌不忙召集群臣“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巡城之际不忘“口占为诗”，“群臣亦有和者”。最终身死国灭的梁元帝再一次将清谈之风演绎到了极致，也提醒我们，杜绝空谈、重在实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多么难！
清谈是空谈的重要表现，其实，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清谈、空谈的现象屡见不绝。特别是一些王朝末期，往往都能看到空谈的影子。
空谈种种
冗长拖沓的废话。此种文风动辄鸿篇巨制，令人目眩神迷，其中纵有真知灼见也被淹没于浩瀚文字中，虽披沙沥金而不可得。洪武年间，刑部主事茹太素向朱元璋上陈时务，煌煌万言，朱元璋用了两天才让人念完，不禁又生气又无奈，说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于是下令规范奏折格式，“伸陈得失者勿繁文”。
脱离实际的空话。此种文风以宋代文人策论最为典型。毛泽东曾评论，“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同样，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大量守旧官僚仍对新事物新变化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百般抗拒。内忧外患之际，大学士倭仁还在高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反对“以夷为师”，主张“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简直迂阔不堪。
自欺欺人的平安话。此种文风反映的是掩耳盗铃、鸵鸟式的心态，似乎只要不去提，不去想，危机就不会存在。南北朝时期，当隋兵已磨刀霍霍准备大举南下，陈朝君臣仍在高谈“长江天堑自古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陈后主“笑以为然，故不为深备，奏伎纵酒赋诗不辍”。“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文墨日繁，其政日乱”的陈朝最终被不喜文词、注重实务的隋朝所灭，也许实属必然。
沽名钓誉的漂亮话。此种文风在明代后期言官中最为盛行。本来，上书言事、指陈得失是言官本职，但当时许多人却不是为解决问题而建言，而是将之作为博取名声的手段，言辞尖酸刻薄，极尽讽刺谩骂，结果不但使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唯一作用是树立了自己的高大形象。万历之后，言官与内阁水火不能相容，内阁每一项决策无一例外都遭到言官激烈抨击，致使内阁畏首畏脚、循默避事。一句“讪君卖直”，既道尽其本质，也说出了万历皇帝的无奈。
道德至上的意气话。本来，政治固然不能不讲道德，但同时更是利益博弈的艺术，有时还免不了需要妥协，但一些人却罔顾其他，一味高举道德大旗，咄咄逼人盛气凌人。而这种语言由于占据道德制高点，往往令人难以辩驳。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大军逼近，此时明王朝尚可选择南迁以赢得时间，“徐图后策”，孰料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等人拍案而起义愤填膺，坚决主张固守京城。此言一出，谁复敢再提异议做“秦桧”？终使明王朝坐以待毙。
缘何空谈
产生空谈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求虚名，二是为党争，三是为媚上。道理很简单，既然大小官僚都无心做事，只对虚名虚誉孜孜以求，只顾拉帮结派互为奥援，只知巧言媚上以邀恩宠，则必然聚言语之汹汹以实现个人之目的。其实，即使是崇尚清谈、外表清高的魏晋南北朝，其清谈背后也不过是权位利益罢了。正如朱熹所指出：“晋宋人物，虽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
有鉴于此，最旗帜鲜明反对空谈的当属明代政治家张居正。张居正在未任内阁首辅前曾上《陈六事疏》，其中第一条就是“省议论”。他指出，“顷年以来……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读其辞藻，虽若灿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担任内阁首辅后，张居正将这一理念贯彻到治国理政中，进一步指出，“今或一事未建而论者盈庭，一利未兴而议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顾之虞，而善宦者多遁藏之术”，“今人平日都会说利道害、沽名任事，及至着落他实干，便百计推诿，只图优游无事、捱日待时，讵肯视国如家、忠谋远虑者？似这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济事”，“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可惜的是，张居正死后，言路又回到空发议论、追名逐利上来，一切政事又陷于口舌之争、意气之争，成为明代中后期一大痼疾。
清初思想家颜元更是借宋儒讥讽明代群臣“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更可恨的是，有的人只逞意气之快，放言与国存亡，事到临头又不敢以死报国，城破之日，迫不及待投靠李自成，为天下耻笑。
警惕空谈
从空谈的表现及成因分析中不难发现，这些情形在今天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在一些领导干部的讲话中，有的甚至十分严重。例如，有的领导干部发表“重要讲话”，洋洋洒洒气势如虹，仔细一看，却是空话、废话连篇，真正管用、实用的没有几句；有的分析形势任务，成绩一片大好，问题少之又少，陶醉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对危机挑战毫无警觉；有的车轱辘话说来说去，光停留在纸上，就是没有落实措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还有的看上去好像也提出不少“硬举措”，实际上却是未经调研论证、脱离现实条件、不计成本考量的“拍脑袋”大话、漂亮话。古人说，“轻诺必寡信”，这些承诺通常无法按期兑现，引来群众严重不满，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但主事者却早已在当初一片喝彩声中远走高升，留下一大堆“烂尾工程”给继任者收拾。
需要指出的是，反对空谈并不是拒绝一切“谈”。广开言路、广纳群言是实现民主的重要方式，空谈固然误国，言路闭塞、万马齐喑、鸦雀无声一样可怕。广泛、充分、有效的民主讨论只会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操作性，古人亦曾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原则问题，必须经过反复讨论才能取得思想共识。我们所反对的，是空谈大义而无视现实，故弄玄虚而不切实际，是凡事上纲上线却对解决具体问题闭口不谈，“以虚理害时务，以小义妨大理”。我们所追求的，是谋定而后动，真正将谈与干、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议政建言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管理的重要方式。治国理政应当摈弃空谈，议政建言同样要防止空谈。议政建言不是漫无目的的空发议论，不是陷于口舌之争、意气之争的无谓争执，更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的非理性攻击。今天我们反思空谈的教训，必须努力提高言论质量，以理性、建设性的态度建言献策，为实干兴邦代替空谈误国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托和舆论支持。
清谈是空谈的重要表现，其实，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清谈、空谈的现象屡见不绝。特别是一些王朝末期，往往都能看到空谈的影子。
空谈种种
冗长拖沓的废话。此种文风动辄鸿篇巨制，令人目眩神迷，其中纵有真知灼见也被淹没于浩瀚文字中，虽披沙沥金而不可得。洪武年间，刑部主事茹太素向朱元璋上陈时务，煌煌万言，朱元璋用了两天才让人念完，不禁又生气又无奈，说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于是下令规范奏折格式，“伸陈得失者勿繁文”。
脱离实际的空话。此种文风以宋代文人策论最为典型。毛泽东曾评论，“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同样，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大量守旧官僚仍对新事物新变化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百般抗拒。内忧外患之际，大学士倭仁还在高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反对“以夷为师”，主张“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简直迂阔不堪。
自欺欺人的平安话。此种文风反映的是掩耳盗铃、鸵鸟式的心态，似乎只要不去提，不去想，危机就不会存在。南北朝时期，当隋兵已磨刀霍霍准备大举南下，陈朝君臣仍在高谈“长江天堑自古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陈后主“笑以为然，故不为深备，奏伎纵酒赋诗不辍”。“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文墨日繁，其政日乱”的陈朝最终被不喜文词、注重实务的隋朝所灭，也许实属必然。
沽名钓誉的漂亮话。此种文风在明代后期言官中最为盛行。本来，上书言事、指陈得失是言官本职，但当时许多人却不是为解决问题而建言，而是将之作为博取名声的手段，言辞尖酸刻薄，极尽讽刺谩骂，结果不但使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唯一作用是树立了自己的高大形象。万历之后，言官与内阁水火不能相容，内阁每一项决策无一例外都遭到言官激烈抨击，致使内阁畏首畏脚、循默避事。一句“讪君卖直”，既道尽其本质，也说出了万历皇帝的无奈。
道德至上的意气话。本来，政治固然不能不讲道德，但同时更是利益博弈的艺术，有时还免不了需要妥协，但一些人却罔顾其他，一味高举道德大旗，咄咄逼人盛气凌人。而这种语言由于占据道德制高点，往往令人难以辩驳。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大军逼近，此时明王朝尚可选择南迁以赢得时间，“徐图后策”，孰料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等人拍案而起义愤填膺，坚决主张固守京城。此言一出，谁复敢再提异议做“秦桧”？终使明王朝坐以待毙。
缘何空谈
产生空谈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求虚名，二是为党争，三是为媚上。道理很简单，既然大小官僚都无心做事，只对虚名虚誉孜孜以求，只顾拉帮结派互为奥援，只知巧言媚上以邀恩宠，则必然聚言语之汹汹以实现个人之目的。其实，即使是崇尚清谈、外表清高的魏晋南北朝，其清谈背后也不过是权位利益罢了。正如朱熹所指出：“晋宋人物，虽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
有鉴于此，最旗帜鲜明反对空谈的当属明代政治家张居正。张居正在未任内阁首辅前曾上《陈六事疏》，其中第一条就是“省议论”。他指出，“顷年以来……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读其辞藻，虽若灿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担任内阁首辅后，张居正将这一理念贯彻到治国理政中，进一步指出，“今或一事未建而论者盈庭，一利未兴而议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顾之虞，而善宦者多遁藏之术”，“今人平日都会说利道害、沽名任事，及至着落他实干，便百计推诿，只图优游无事、捱日待时，讵肯视国如家、忠谋远虑者？似这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济事”，“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可惜的是，张居正死后，言路又回到空发议论、追名逐利上来，一切政事又陷于口舌之争、意气之争，成为明代中后期一大痼疾。
清初思想家颜元更是借宋儒讥讽明代群臣“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更可恨的是，有的人只逞意气之快，放言与国存亡，事到临头又不敢以死报国，城破之日，迫不及待投靠李自成，为天下耻笑。
警惕空谈
从空谈的表现及成因分析中不难发现，这些情形在今天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在一些领导干部的讲话中，有的甚至十分严重。例如，有的领导干部发表“重要讲话”，洋洋洒洒气势如虹，仔细一看，却是空话、废话连篇，真正管用、实用的没有几句；有的分析形势任务，成绩一片大好，问题少之又少，陶醉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对危机挑战毫无警觉；有的车轱辘话说来说去，光停留在纸上，就是没有落实措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还有的看上去好像也提出不少“硬举措”，实际上却是未经调研论证、脱离现实条件、不计成本考量的“拍脑袋”大话、漂亮话。古人说，“轻诺必寡信”，这些承诺通常无法按期兑现，引来群众严重不满，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但主事者却早已在当初一片喝彩声中远走高升，留下一大堆“烂尾工程”给继任者收拾。
需要指出的是，反对空谈并不是拒绝一切“谈”。广开言路、广纳群言是实现民主的重要方式，空谈固然误国，言路闭塞、万马齐喑、鸦雀无声一样可怕。广泛、充分、有效的民主讨论只会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操作性，古人亦曾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原则问题，必须经过反复讨论才能取得思想共识。我们所反对的，是空谈大义而无视现实，故弄玄虚而不切实际，是凡事上纲上线却对解决具体问题闭口不谈，“以虚理害时务，以小义妨大理”。我们所追求的，是谋定而后动，真正将谈与干、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议政建言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管理的重要方式。治国理政应当摈弃空谈，议政建言同样要防止空谈。议政建言不是漫无目的的空发议论，不是陷于口舌之争、意气之争的无谓争执，更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的非理性攻击。今天我们反思空谈的教训，必须努力提高言论质量，以理性、建设性的态度建言献策，为实干兴邦代替空谈误国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托和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