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碑帖，其中贮存着数千年古人的辛勤与智慧。在“自将磨洗认前朝”的寻幽探胜中，使人感受着历史文化的深邃与厚重。这无数的碑帖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又是一座使人流连忘返的艺术迷宫。我喜欢临帖，从小就临，老了还在临。临帖成了我的一种学习、休闲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临帖可以入静、入神、入化。可以忘忧、忘我、忘世。可以取诸怀抱，与古人晤言一室之内，在笔势往复之中，品味那种隔了时代的美。这种美是遥远的，却是可以触摸的；是变化的，却是永恒的。
　　小时候家里的字帖多是原拓本，也有一些神州国光社等出版的石印本，在这些帖中，只有字形，难见神采。那时家里有许多的字帖，在大人的视线中，可以翻着看，大多是装裱成册页的原拓剪贴本，大人要求看字帖前洗净手，帖要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人要正襟危坐，气不盈息，帖要轻翻。小时候虽然看过许多本帖，知道书法是个大干世界，书法是条时光隧道，书法是深渊又是大海，是神秘的又是可以直面的，但始终对书法是懵懵懂懂。看的虽多，大人安排临写的不过是一两本而已，如钟绍京的小楷《灵飞经》，颜真卿的大字《麻姑仙坛记》等等，要求天天临，反复临，临得越像越好，要使帖中的字成手下的习惯动作，要融化在心中。这种临帖是机械枯燥的，清晨五点钟，不论寒暑，在当庭的小麻桌上临上一个小时的字帖，感受着在树枝间跳动的小鸟蹴下的晨露，直到晨曦翻过屋脊照到院子里的花草上，临帖与读诗才算结束。在这单调、枯燥中，幼小的我已经感受到临帖入静的愉快，感受到在自然空间的清凉世界中，在与古人促膝交流之间产生的许多遐想。
　　“文革”已过去了半个世纪，时光匆匆，岁月催人，华发渐生，尽在不知不觉之中。那时字帖属“四旧”，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扫的办法就把旧书和字帖堆成一个小山一把火烧掉完事，可怜我家的许多字帖就是这样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去了。但总是有“野火烧不尽”的地方，劫火遗存的字帖在书法爱好者之间相互传阅。但那是不能声张的事，字帖悄悄地借、悄悄地还，一旦让一些戴红袖标的人知道了，毁掉字帖是小事，可怕的是会危及到人。当时没有复印机，有时借到一本好帖，就用透明纸把它双钩下来，干一个通宵，天亮时把字帖还给主人，如是，慢慢我竟又积累了上百本双钩的克隆版古帖……那时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是扭曲变形的，记得“文革”后期时已有书法展，那是书写毛主席诗词的书法展，重要的是书写的文字内容而不是书法艺术形式，千万不能写错字，写错了关键字是要以反革命罪论处的。我用简化字颜体大楷恭恭敬敬地写了一首毛主席的诗，不料开会时一位仁兄突然向我发难，说颜真卿是封建帝王的看门狗，你为什么还要写颜体字，尤其是竟然用封建帝王看门狗的字体写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的诗，这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反革命行为！这种定罪方式让人哭笑不得，但当时又绝不可以作任何解释，好在大家对他的发言不以为然，此事就此作罢，空吓出我一身冷汗。如今年青人听起来这是天方夜谭，但这确是那时活生生的现实。
　　20世纪70年代末，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一个席卷全国的群众性的书法热潮悄悄地兴起了，而且至今三十年来经久不衰。与书法艺术一代振兴相伴的是书法字帖出版物的日新月异，从最开始的制锌版单色印刷，到后来的激光照排四色印刷，从最开始用双胶纸，到用铜版纸、亚粉纸，一直到近年走俏的使用纯质纸、轻质纸等等，字帖的印刷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在不同时段里逐步提高编辑手段和印刷技术的过程中，将传承的历代碑帖以不同的编辑理念和不同的印刷质量出版了好几个轮回，而市场依然兴旺不衰。如我，20世纪80年代初就买了黑白版双胶纸印刷的孙过庭的《书谱》、米芾的《苕溪诗》《蜀素帖》、黄山谷的《松风阁诗》之类的字帖，而且曾认真反复临写，早已“破卷”，对帖中的字形结构乃至用笔的执使转用早已熟记在心。但如今彩版精印出版了，还要将这些传承的经典字帖再买一遍，这并不是为了拥有、收藏好的版本，而真是为了实用。过去买黑白版的字帖，主要是把握古人的字形结构及点画形态，而今买四色精印的字帖，除了以上所说的形而下的功能之外，重要在于感受古帖中所传达出的古典气息、文化气息，甚至能感受到古代书家的气质秉赋、人格魅力，坐拥书城，留连竟目，能使心境入静，思接千载，宁静八荒！当然，也有一些碑帖出版物属垃圾类，如一些装潢豪华的礼品书，内中选取的版本及制版的质量却极差。好在此类书在书法专业圈子里没有什么市场，只不过是领导干部和老板经理办公室中非常阔气的大书架中的填充物而已。
　　说到临帖，确实是我的一种爱好，在临帖中使我得到愉悦，在心平气静中与古人促膝交流。但我却又是一个无才华的临帖者，说到实临，我手下的造型能力、模拟能力较差，每每努力想临像却偏偏临不像；说到意临，我又是个心中缺乏想象力者，每每又囿于原帖，跳不出古人设定的藩篱。我佩服曹宝麟先生临帖，他有耐心、有定力。一次在书法学习班为学员作临帖示范，他顺手拿过学员手中的米芾《蜀素帖》原大对临，几十个小字他写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行笔很慢，很注意古人用笔的变化细节，临出的效果可以说是形神兼具。孙过庭《书谱》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这“察之”需要观察力，“拟之”需要表现力，我临帖“察之”缺乏定力，而“拟之”又缺乏动力，临帖心存惰性，手有惯性，所以我总是想临像却总临不像，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习惯，惭愧之余，就特别佩服曹公。比如我临王铎、临何绍基、临梁启超、临王羲之《兰亭序》、临敦煌残卷、临钟繇《荐季直表》、临米芾《苕溪诗》、临杨凝式《韭花帖》、临明人张羽书等等，皆属于努力临像而临不像者，其中有着努力克制而又顽固表现无处不在的“我”，真是无可奈何。但我看王铎临古、董其昌、何绍基临古以及当代人林散之、沙孟海、游寿等人所临的古代法帖，也都有几分像，又有几分不像，也都顽固地表现着自我，大概临帖就是如此，临得太像原帖了，如雕版印刷、如泥塑僵尸，全无自然可言，临之何用？如临得脱离古人，全是自我，那又不算临帖，只是抄帖中的文字，是用古人的戏台唱自己的戏，所以似与不似之间全在一个“度”的把握，是古人形质与自家笔性的合一，是古人气韵与自己精神的融合。有人临不像，就说是“意临”，其实这是自欺欺人，是掩耳盗铃，临不像就是临不像，何必掩饰，好像是自己能临像而故意不临像，而“意临”，不管你有意或无意，自己的“意”总会自然流露出来，何必刻意于“意”！ 　　在原帖的基础上表现己意、表现创造、表现时代气息，这话没错，但又大而无当。当具体到一种碑帖、一种临法、一件作品时，则会清晰而具体。例如我临北魏《阳平王墓志》《元略墓志》《元腾墓志》等，对原帖的突破处在于一个“写”字，在忠于原帖字法结构的同时，不囿于原帖刀刻斧凿之貌，而以毛笔自然挥运代之，以二王一派帖派用笔和唐人写经的写法运用于写北魏墓志体，表现亦碑亦帖的新貌，既有魏碑体空间结构的势态之美，又有二王尺牍书笔势贯达中的时序之美。我临写的汉简与汉碑，则力求在简牍中融入碑刻的庄重与谨严，在碑刻隶书中注入简牍隶书的自然率真。
　　然而也有设计性，在临帖中注入创作意识，如临《张迁碑篆额》，字作两行，左右逼边，中心留出空白带，这是受篆刻章法的启示而作，作品不落款，中间空白处上部钤“刚田临池”大印代之，以取得构图上的醒目，这是受绘画构图的启示而作，用宿墨书写，增加用笔轻重和用墨浓淡燥润的变化，以作为此石刻线条较为单调的补充。如写北齐摩崖写经隶书，取用行书章法，字形大小错落参差而充满篇章，使整幅作品有着美术意味的纹饰感，形式具有现代性，而书体仍是纯正的汉人意味，方幅的中上部钤一朱红名印，形式上有画龙点晴的作用。临汉《阳泉使者舍薰炉铭》，受原铭文拓本启发，章法上用横幅，上部逼边，下部参差变化，留出空间，追求作品的意味古与形式新的和合统一，再加上用笔轻重及用墨浓淡的变化，力求自然放松的意态。临《秦官印文》一幅，努力表现秦印印文篆法变化之中有整饬的特点，每印语后加朱红圈点，行间又加徒手画出的朱丝栏为界，在古意盎然中暗藏构图的美术性效果。独字草书“铸”（出自《三希堂法帖》中）和隶书“幕”（出自《张迁碑》中），受日本少字数派作品影响，加强用墨变化，利用字形结构而营造整幅作品的构图。有些作品又利用特殊纸张材料来获取临帖作品的新形式，如临《楚王鼎》铭文用泥金纸，临《中山王壶》用泥银纸，临《武威汉简》用仿古纸，这三幅临帖作品又都用单行竖条拼接的方法，通过用纸材质和章法形式的特殊性，使古奥的书体寓存于新的作品形式之中。
　　碑与帖、新与旧、书与画、写与做，外在的现代形式与内在的古典意味都涉及到了，但我的临作总的表现在技巧上重毛笔挥运的自由书写性，在意味上重所临对象特有的古典气息，在审美上自然表现出一种对静穆安详的追求。
　　临帖是学习，更是一种享受；临帖是被动的，更是主动的；临帖是书法，更是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