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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徐渭在世即被时人视为“狂”“怪”，他在政治、军事、戏曲、文赋、诗词、书画诸多领域的出色成绩使他具有狂傲的资本，徐渭之狂的根本在于其才情才性。比起八大山人遭逢鼎革之变的“佯狂”，徐渭有更值得我们景仰的“狂”性人格；只不过，徐渭之狂的背后，确也有着病理之源。因其病理狂躁郁结还是因其才性与遭际而狂放，两者无法剖离清楚。
关键词：徐渭；大写意；狂躁；佯狂
一
讲到徐渭，就会想到一个字眼儿——“狂”，这里并非完全贬义，而是含有相当程度的赞许。徐渭之狂，有所谓书法之狂、绘画之狂、诗文之狂、行事之狂。而所有这些狂，都落脚于徐渭其人之“狂”——在人们了解他的事迹之后，都不得不承认对于徐渭一生的概括就一个字——“狂”。
徐渭生活在中晚明，他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曾做权臣胡宗宪的幕僚。然而他并没有战战兢兢地做事，同时代的陶望龄《徐文长传》曾经记载，他常与朋友在市井街巷饮酒，喝得酩酊大醉，当街喧哗；总督府有急事找不到他，便深夜开大门等待。胡宗宪权势威重，文武将吏参见都要臻首低尾，独有徐渭戴着破旧黑头巾，旁若无人，直闯入门，放浪行骇，纵谈天下事。这种做派，如何不狂！[1]1342
据史料所载，徐渭自幼聪颖异常，文思敏捷，十多岁能做扬雄之赋，地方绅士目之为神童；[2]成年后更自恃才高，时常中夜呼啸，宣泄愤慨。当时就有这么个说法：“乡间有读书人，凡有所不通，不论经史子集，师不知皆询于渭，常常茅塞顿开。”他与山阴文士沈炼、萧勉、陈鹤、柳文等被时人称为“越中十子”（1），而在这十子中，徐渭更不同于其他诸子：“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3] 1334
徐渭有才却科举不顺，足足考了8次，直到最后被胡宗宪之案连累下狱，彻底断绝了科考之梦。徐渭的文才韬略颇受胡宗宪器重。胡宗宪寻到白鹿，视之为祥瑞符兆，进奉明世宗，徐渭做《进白鹿表》（2），这个表章写得好，受到皇帝厚爱，专门将其中美句俪词摘出。名气一出，他的诗文受到时人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他在词句中的奇狂之态也渐渐表露出来，曾在《青藤书屋图》上题写：“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同时代人陶望龄为他作传，称其“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4]1339-1340对于他如此才情却不得志郁郁而终颇为怅然。
时人认可徐渭之狂，不只是他的诗文，也因为他自身确实出了点儿“狂”的状况。由于他的个性诡异、言行张狂，被时人和后人目为“狂人”。他性格孤僻狂傲，他的自我表达之“狂”，没能控制住，成了丧失自我的“狂”——文人之狂变成了精神错乱之狂。他自己也坦然承认这一点。徐渭在其晚年自撰的《畸谱》中就说自己在45岁时，病“易”，“丁剚其耳，冬稍瘳”[3]1329。此之“易”，乃“癔”也。他在《海上生华氏序》也有段自述：“予有激于时事，病瘛甚。若有鬼神凭之者”“以椎击肾囊， 前后多次。”[4]1339-1340袁宏道《徐文长传》说得更详细：“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1]1343
不过，徐渭之狂之所以能够被当时和后人们不断提及，并且有时还带有肯定性评论，还是因为徐渭的成就与他的“狂”态无法分开。曾有人做过统计，从徐渭44岁（1565年）直至去世（1593年） 这28年中，就留下了近 500 篇诗文，以及大量书画精品，同时还完成了《周易参同契》《西厢记》等书的校注，写了《四声猿》等系列杂剧和戏剧史著作，编撰了《会稽县志》。从徐渭的生平来看，把他当作一个狂人不为过，然而，他却是一个集小说诗歌、军事才能、戏剧戏曲等于一身的“狂才”。
二
有关徐渭的“狂”，在徐渭诸多诗歌和文论中就已经端倪初现，同时代稍后的袁宏道、张岱、陶望龄3位大学者对徐渭非常推许，为他做传，不仅记叙了徐渭的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而且对于他在胡府的才狂及胡宗宪事败后多次病狂均有记述，记述了徐渭之“狂”的复杂内涵。明代文学“性灵派”大家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说他的狂草书法之得神，可称之为“书神”。对于他的诗文才性狂态，袁宏道则开始联系到了徐渭的个人遭遇，“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这一切成就了徐渭目空一切的狂：“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1]1343
徐渭曾自评“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1]1341，而袁宏道却直截了当地说他“人奇于诗”[1]1343，这是权威之论，也是时人之论。与徐渭同时代的明朝封疆大吏梅国桢也称“文长病奇于文，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画，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1]1343
明末清初学者查继佐也非常推崇徐渭，称许他“貌修伟，音朗然如鹤唳，常中夜呼啸，忽群鹤应之”。查氏对于他的狂怪行径有所解释与开脱：“水田月诚所谓鬼才也。不得志于时，事事求死，以为造化无生渭处，而渭卒生。”[5]
明万历年间的翰林编修陶望龄与徐渭同乡，他花了很大力气，将徐渭散佚的作品搜集整理，编成《徐文长集》30卷。并认为徐渭书法“奇绝，谓有明一人”（3）。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说：“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1]1343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则赞扬徐渭“仙才侠骨，驰骋烟云。”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则著《青藤歌》赞徐渭之文章“踽踽穷巷一老生，倔强不肯从世议。……岂知文章有定价，未及百年见真伪。光芒夜半惊鬼神，即无中郎岂肯坠。”[6]
不只是當时和后世人对于徐渭有着不同凡响的评价，徐渭本人对于自己的画风也有清醒的认知与描述，他在诸多题画诗中表露出“狂放不羁”的态度与追求，著名的《墨葡萄图》题诗就如此：“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4）他的题画诗把自己的绘画追求，以自由挥洒、不羁成法的描述表露出来：“山人写竹略形似，只取叶底潇潇意。譬如影里看丛梢，那得分明成个字。”（5）他的《雨竹》题诗“天街夜雨翻盆注，江河涨满山头树。谁家园内有奇事，蛟龙湿重飞难去。”[7]391看似描写雨景，实际是对他以水墨用笔来营造竹石蕉叶的风格意态的一种文学描述。他追求“大抵绝无花叶相，一团苍老墓烟中”的意态朦胧之境界，要得物象之神韵，更要得画家意趣狂态，进而趋之，还要得笔墨张扬之狂：“我亦狂涂竹，翻飞水墨梢。不能将石绿，细写鹦哥毛。”（6）在艺术创作中他更注重内在情感抒发与物态精神的传达，不愿拘泥细枝末节，这正是他的“狂放”绘画观念的表达。 明末清初文学界、艺术界和政界诸多知名人士，几乎都会说到徐渭，这表明徐渭在当时的影响力很大，也表明徐渭所实现的艺术成就，被明末清初的文坛所肯定。
三
说到徐渭之狂，就不得不想起稍晚于他的明皇室宗亲，被誉为“清初四僧”之一的朱耷——八大山人。较早把徐渭之狂与八大山人联系起来的，有齐白石。白石之后，其他人比较徐渭与八大山人，往往会提起齐白石的论述。（7）齐白石在一段题画诗文中写道：“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8）在另外一段题画诗中说“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8]这话的出处源自郑板桥。郑板桥对于徐渭也非常敬服，他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不过，他并没有像白石老人那样联系着八大山人来讨论。（9）
诚如现代诸多论者所言，徐渭之狂与八大山人之狂，在书画上确实有明显的区别。就笔者的理解与概括，统而言之，一者感性之狂，一者理性之狂；一者水墨之狂，一者笔墨之狂；一为自由之狂，一为营构之狂。
当我们一看到徐渭的绘画作品，特別是大写意墨葡萄、芭蕉、风竹等，就会感受到一股水墨淋漓的气息扑面而来。徐渭充分利用了生宣纸的浸润特性，在大块面用水调墨的同时，又开始大块面铺陈部署，形成了水墨淋漓、神韵高扬的笔墨效果；与此同时，他再在局部对所绘中心形象加以少量线笔勾勒，形成了简洁、酣畅，甚而还带有一点平面化的画面效果。在给予我们酣畅淋漓的现场感过程感的同时，还给予我们自由不羁的感受。
那么，徐渭是如何实现这种笔墨境界的呢？这既与徐渭的用水与用墨的技巧分不开，也与徐渭用笔上的飞白和狂草般的速率分不开，更与徐渭用水墨造型时不拘泥于形似的高度概括分不开。如果我们追溯以往的大写意作品就会发现，稍早于徐渭的陈淳也有笔墨酣畅的水墨作品，然而，陈淳的作品，在优雅有序的水墨营构中实现了一种理性的有法度的自由。徐渭则与之不同，他在非常率性的狂放、张扬之中完成了这些动作。徐渭创造性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明显是对以优雅小写意水墨画风的表现法度的蔑视与突破，他的创作目空一切，随笔应形，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才气之狂、霸气之狂。后人往往从他用水用墨塑造花鸟形象的作品中能够收获到诸多水墨法度与水墨造型上的新启迪。
在徐渭的这些大写意作品中，其应用水墨手段的形象塑造，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事前经过精心思考、缜密构思的过程，他真正做到的就是随性，随着水墨的应用，随性于宣纸的晕染，自由随机地适应与改变。如此，达到了水墨大写意绘画的最高境界——无法而法，随性而法，自由而法。这样的做派，让我们在他的作品里感受到了远较之于八大山人、石涛上人更为强烈的主观性成分。
对比八大山人的绘画作品，特别是他中晚年成熟时期的作品，给予我们高冷孤寂感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一种精心构思的感觉，让我们感受到每幅都是经意之作。徐渭的精品，是在自由挥洒率性放荡的不羁操作之下，而形成无法而法的精品，是随性自然的。然八大山人的精品力作，往往让我们感叹他独特的大写意水墨画创意、感叹他的笔简意繁的高超技巧的同时，令我们佩服他高超的概括力，所谓以简驭繁，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他的狂放笔墨里面蕴含着后人取之不尽的法度——这是一种有法度的“狂”。
四
如果我们究之于两人的身世，就明显地可以看得出两人笔墨与作品风格上的狂放有不同根基。徐渭相较于八大山人，更加的真狂，那是自我认知之下的真狂放，他敢于在胡宗宪府上旁若无人地谈笑高论，能够为胡帅扫荡倭寇提出奇谋，立下汗马功劳，敢于与朋友市井饮酒大醉不归，令总督府衙深夜虚门以待。这就是狂的本钱。
徐渭如此狂傲自然首先是因为有才，他少年便能作文，青年时成为“越中十子”之首。他有着远大志向，不以绘画为业，能够写戏，作诗，为文，还能够教授军事，出谋划策，安邦定国，有国家肱股之志。陶望龄说他“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9]这些奇，没有说到他的戏曲戏剧，他创作的杂剧集《四声猿》（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被汤显祖赞“乃词坛飞将”。他编写的《南词叙录》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10），在戏剧理论方面，则主张“本色”论，即强调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身份，使用口语俚语。他在戏剧史上地位卓然。从他在世上所取得的成就，受到的赞扬，可以看得出来，他有着当时最值得狂的资格。
更为重要的是，徐渭的志向在于定国安邦，他非常推崇的人物就是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王阳明。在《书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迹》一文中，徐渭指出古人论王右军以书掩其人，而王阳明先生则反之，是以人掩其书。王阳明的心学和政治军事业绩，使得他的书法虽有极高的造诣，却被政绩功业所掩。[10]即使这样，徐渭依然最看重的是王阳明为巩固国家大业的政治丰功：“平定逆藩之大功，与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懋赏”“破百年以来不拔之坚，为两广除腹心之蠹。”[7]531
徐渭一生坎坷，他年轻时即失去两位兄长，25岁时，家财又被豪绅无赖霸占。26岁时妻子潘氏得病早逝。只得开设“一枝堂”，以教授学童糊口。直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进犯浙闽沿海，熟识兵法的徐渭，先后参加了柯亭、皋埠、龛山等地战役，出谋划策，引起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注意，才进入幕府，使自己的志向有所得偿。他撰《进白鹿表》，受到明世宗朱厚熜赏识，受到胡宗宪的倚重，为胡氏擒获倭寇首领徐海、招抚海盗汪直助力立功。然而好景不长，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免职，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徐渭只好离开了总督府。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并死于狱中，有诸多幕僚受到牵连。徐渭痛心于胡宗宪被构陷，更担忧自己受迫害，压力陡增，最终精神崩溃而发狂。之后曾多次尝试自杀，铁钉击耳窍，椎击肾囊，均未死，如此反复自杀达九次之多。 徐渭像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有家国情怀，以建功立业为尚，在万历五年（1577年），徐渭的朋友吴兑邀他北上边防地充任文书，同时教授边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兵法。在北地，徐渭不仅写下了反映北国风光、边防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而且与许多官员相交往，议论政事，谈论边策，诸如《边词十三首》有云“立马单盘俯大荒，提鞭一一问戎羌。健儿只晓黄台吉，大雪山中指帐房。”[7]361
从现代医学常识来断定，徐渭“癔症”，是有着一定的生理性的气质基础的，疾狂一旦种下，就难以除根，后来至少又有两次发作，一次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发狂而杀死继妻张氏[4]1340，入牢服刑7年。一次是明神宗即位初年，经戚继光介绍，至辽东教授李成梁将军之子李如松兵法，不到一年时间，因健康不佳，只得回家乡绍兴休养。
晚年徐渭，据张岱记叙，又与老友张元忭交恶，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居京休养三载，而后回到了家乡。他越发厌恶那些显贵与假道学者，闭门谢客，据说有人来访，徐渭不愿相见时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1]1343他自己不擅治生理财，余生只得靠卖字画度日，最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死于穷困潦倒中，享年73岁。
我们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徐渭這些悲凉事，也是为了和八大山人同样坎坷的遭遇比较。八大山人和徐渭很相像，同样少年有才，史书记载他“幼负性绝慧，早事诸子生业”。然而，身为明朝宗室却无法得其荫护，年19岁时，明廷覆亡，清军入关。他只得奉母带弟出家，受戒讲经。据史料所载，这时期，他时常在茶室酒楼市井之地，蓬头垢面，饮酒酣醉，挥毫作画，有求必应，与山僧、贫夫、屠户、小儿为伍。近40岁时，开始营建青云圃道观，过着收徒讲道论艺的平安日子。然而，清廷官员胡亦堂邀其在临川官舍做客年余，甚至要举荐他于清廷“博学鸿词”，他只得佯做狂疾，衣衫不整，走还南昌。由此之后，常常在街市上看见他布帽长袍，履穿踵决，佯狂街头，装聋作哑，众小儿随后哗然亦不顾。这种苦闷与煎熬，使得他在艺术上既想有所表现又要有所收敛，在自己的题画诗、名号、绘画造型、笔墨狂放各个方面，含蓄隐晦地把自己的遗民志节传诸下去。
八大山人既期望自己这样的隐晦表达，能够有知音了知，但也害怕别人，特别是清廷官员了解到了这一点，从而附加迫害，虽然他“觅一个自在场头”青云圃，却仍然不能静心修行，不得不佯装狂态，撕僧衣焚烧，手舞足蹈，癫态百出。即使一度还俗，对人也不言不语，唯以“哑”字示人。有武将慕其名，强迫他去府上画画，几日不让回，于是他再次佯狂，在大堂之上拉屎撒尿。王朝闻先生曾在三十多年前所著《不到顶点》一书中发文解析过他的晚年长卷《河上花图》（11），得出他晚年已经进入了平和温润的境地，因此这幅作品明显地与早中期那些翻白眼翻肚皮的鱼儿鸟儿不一样。
但徐渭自恃傲才，为他的交往和从政带来了许多坎坷。虽然胡宗宪优遇于他，但并不是当时所有的人，特别是高官显宦都这么宽容他，于是徐渭不断复发“癔”症、狂躁与抑郁的精神疾患。
五
应该说，特别不幸的是徐渭骨子里就有一种不能承受之重——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十分敏感，当胡宗宪的案子再发，死于狱中并且牵连到诸多幕僚的时候，徐渭的担忧日渐显明，压力越来越大，以至精神崩溃。此为嘉靖四十四年的事儿。在这之前，嘉靖四十二年，徐渭被迫做了当朝宰相李春芳的幕僚，不爽，辞归故里，而后又被迫北上京师谢罪，遭此屈辱。这类事情总是不断地悬停在徐渭的生活中和脑海中。最终，徐渭的神经无法承受，精神极度紧张导致崩溃，最终出现了史籍所载的“癔疾”，这是徐渭自己都承认的“易”疾。
我们不知道徐渭如何治疗减压，不过，我们知道他身边的人采取了一些减压治疗办法，如他在边将李成梁那边得病后休养了一段时间，让自己精神上“放心”。徐渭并没有像八大山人那样出僧入道，甚至自营青云圃道观，拥弟子百余人的环境。他总是摆脱不了自己安邦定国的功业之念，不以自己的绘画为第一荣事，结果就是抑郁狂躁疾症总也犯个不停，以至于痛苦不堪。
好在有艺术相伴，徐渭在每次病轻之后，艺术就成了他宣泄抑郁、纾解愤懑的手段与方式，于是后世的我们有幸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狂涂”。犹如一些学者和艺术家所见，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有着一种不同于八大山人理性营构的东西，即才气横溢之下的意气率性，一种放荡不羁的水墨挥洒。对于这种水墨挥洒，有叙述者在谈到齐白石的时候，也说过可惜的是齐白石没有这种才、性。参照李可染在齐白石处学习时的有关记述，就知道齐白石教导李可染的用笔用墨，特别是不能过快，要求慢。这与八大山人，更与徐渭恃才而傲的率性宣泄的大写意花鸟画风完全不一样。（12）其实，齐白石自己对此也很清醒，他在1919年的《己未日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前朝之画家，不下数百人之多，瘿瓢青藤大涤子外，皆形似也。惜余天姿不若三公，不能师之。”[11]直接学习徐渭的画家有许多，如扬州八怪，一样狂涂乱抹，各呈其性，然而，他们同样没有徐渭这种恃才而傲的狂，更没有这种自身生理气质上自带狂疾而来的狂性。
国内学者讲到徐渭，往往会想到凡·高，会进行比较，甚至写了诸多以徐渭与凡·高为主题的硕博士论文。在我看来，这两人的相似度还是有较大差别的。如前所述，徐渭的入世，徐渭的才气之丰湛多样，徐渭之于当时官员获得的优待与肯定，以至他的绘画在当时受到的热捧，这些都是凡·高所渴望而不可得的！不过，有一点两人是共同的，两人艺术中都有着强烈的主观表现主义倾向，而更为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两个人生理气质上共有的敏感、共有的抑郁狂躁的疾症气质。这造成了两个人在人生遭际过程中都有过发病前后的艺术创作表现上的爆发。这也是他们的艺术创作取得迥异于常人、取得如此之高的表现境界的重要缘由之一。
同样，对于八大山人来讲，虽然自身遭遇也很坎坷悲惨，但是却没有徐渭骨子里的狂与疾，这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徐渭在当时就获得了官员与学者们的肯定与推崇，使得他能够傲蔑一切地狂下去，这也是在清初异族压迫下需要生存下去的八大山人所不可比拟的人际环境。因此我们可以说，八大山人具有一种文化人骨子里的才性之狂，然而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下，还不得不“佯狂”以自保，他没有徐渭那样“狂”下去的本钱。 正因为徐渭有着行为举止之狂、心态孤傲之狂和病理之狂，三者的奇妙统一，让时人视徐渭为奇人；他的艺术，自然也被看作奇画。奇货可居，于是，徐渭的繪画作品，被当时达官贵人追捧，想尽办法收藏，即使徐渭自己孤傲地不乐意。对于八大山人来讲，由于明宗室后裔的遗民身份及僧道身世，也赋予了一些传奇色彩，他的书画创作也受时人追捧，不过，这与徐渭之“狂”状况下的名望不可等同视之。
（作者：何琳，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贺万里，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注释：
[1]袁宏道.徐文长传[M]//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徐渭.自为墓志铭[M]//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639.
[3]徐渭.畸谱[M]//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陶望龄.徐文长传[M]//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查继佐.二十五别史（18-21）：明书1-4[M].济南：齐鲁书社.2000：2527.
[6]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21册 南雷诗文集下[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856.
[7]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徐改.齐白石画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38.
[9]徐剑.祁连如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115.
[10]宋克夫.徐渭与阳明心学[J].文艺研究，2009（9）：59-64.
[11]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48.
参考文献：
（1）据《绍兴府志》载，“渭与萧柱山勉、陈海樵鹤、杨秘图珂、朱东武公节、沈青霞炼，钱八山楩、柳少明文，及诸龙泉、吕对明称“越中十子”。
（2）徐渭《进白鹿表》，原文为《代初进白牝鹿表》和《代再进白鹿表》二表，又称“代进白鹿双表”。表文书法文章俱佳，大受明世宗的赞赏。二表是作者为对其有知遇之恩的胡宗宪代笔之作，在其时有极强的政治目的。
（3）转引自丁家桐.东方畸人：徐文长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66.
（4）徐渭《墨葡萄图》纸本水墨，纵165厘米，横64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5）徐渭题画诗《写竹赠李长公歌》。
（6）徐渭《竹染绿色》图题款。
（7）在齐白石之前，推崇徐渭书画的名人很多，石涛就说“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石涛《四时写腥图》题款，香港艺术馆虚白斋藏）。吴昌硕也讲过“青藤画中圣，书法逾鲁公”（单国强.古书画史论集续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86.），把徐渭的书法绘画成就提到了“圣”的地步。黄宾虹也肯定了徐渭的艺术成就，颇有空前绝后之叹：“绍兴徐青藤，用笔之健，用墨之佳，三百年来，没有人能赶上他。”（黄宾虹.黄宾虹画语录图释[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7：124.）
（8）石涛《四时写腥图》题款，香港艺术馆虚白斋藏。徐改.齐白石画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40.
（9）吕晓《青藤门下转轮人——试论齐白石与徐渭》，大匠之门，2018年。
（10）《南词叙录》为明代徐渭撰古代中国戏曲理论专著，成书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作为论述南戏的专著，又是宋元明清四代唯一的一部研究南戏的专著。
（11）朱耷《河上花图》，纸本水墨，创作于1687年，纵47厘米，横1292.5厘米，现藏于天津博物馆。王朝闻.中国美术史：清代卷上[M].济南：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133.
（12）参看李志强《李可染师从齐白石，学到最大的精髓竟然是“慢”》，黄永玉《可染与白石老人》，李小可《李可染与齐白石的往事》等，来源：网络媒介。
关键词：徐渭；大写意；狂躁；佯狂
一
讲到徐渭，就会想到一个字眼儿——“狂”，这里并非完全贬义，而是含有相当程度的赞许。徐渭之狂，有所谓书法之狂、绘画之狂、诗文之狂、行事之狂。而所有这些狂，都落脚于徐渭其人之“狂”——在人们了解他的事迹之后，都不得不承认对于徐渭一生的概括就一个字——“狂”。
徐渭生活在中晚明，他最自豪的事情就是曾做权臣胡宗宪的幕僚。然而他并没有战战兢兢地做事，同时代的陶望龄《徐文长传》曾经记载，他常与朋友在市井街巷饮酒，喝得酩酊大醉，当街喧哗；总督府有急事找不到他，便深夜开大门等待。胡宗宪权势威重，文武将吏参见都要臻首低尾，独有徐渭戴着破旧黑头巾，旁若无人，直闯入门，放浪行骇，纵谈天下事。这种做派，如何不狂！[1]1342
据史料所载，徐渭自幼聪颖异常，文思敏捷，十多岁能做扬雄之赋，地方绅士目之为神童；[2]成年后更自恃才高，时常中夜呼啸，宣泄愤慨。当时就有这么个说法：“乡间有读书人，凡有所不通，不论经史子集，师不知皆询于渭，常常茅塞顿开。”他与山阴文士沈炼、萧勉、陈鹤、柳文等被时人称为“越中十子”（1），而在这十子中，徐渭更不同于其他诸子：“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3] 1334
徐渭有才却科举不顺，足足考了8次，直到最后被胡宗宪之案连累下狱，彻底断绝了科考之梦。徐渭的文才韬略颇受胡宗宪器重。胡宗宪寻到白鹿，视之为祥瑞符兆，进奉明世宗，徐渭做《进白鹿表》（2），这个表章写得好，受到皇帝厚爱，专门将其中美句俪词摘出。名气一出，他的诗文受到时人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他在词句中的奇狂之态也渐渐表露出来，曾在《青藤书屋图》上题写：“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同时代人陶望龄为他作传，称其“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4]1339-1340对于他如此才情却不得志郁郁而终颇为怅然。
时人认可徐渭之狂，不只是他的诗文，也因为他自身确实出了点儿“狂”的状况。由于他的个性诡异、言行张狂，被时人和后人目为“狂人”。他性格孤僻狂傲，他的自我表达之“狂”，没能控制住，成了丧失自我的“狂”——文人之狂变成了精神错乱之狂。他自己也坦然承认这一点。徐渭在其晚年自撰的《畸谱》中就说自己在45岁时，病“易”，“丁剚其耳，冬稍瘳”[3]1329。此之“易”，乃“癔”也。他在《海上生华氏序》也有段自述：“予有激于时事，病瘛甚。若有鬼神凭之者”“以椎击肾囊， 前后多次。”[4]1339-1340袁宏道《徐文长传》说得更详细：“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1]1343
不过，徐渭之狂之所以能够被当时和后人们不断提及，并且有时还带有肯定性评论，还是因为徐渭的成就与他的“狂”态无法分开。曾有人做过统计，从徐渭44岁（1565年）直至去世（1593年） 这28年中，就留下了近 500 篇诗文，以及大量书画精品，同时还完成了《周易参同契》《西厢记》等书的校注，写了《四声猿》等系列杂剧和戏剧史著作，编撰了《会稽县志》。从徐渭的生平来看，把他当作一个狂人不为过，然而，他却是一个集小说诗歌、军事才能、戏剧戏曲等于一身的“狂才”。
二
有关徐渭的“狂”，在徐渭诸多诗歌和文论中就已经端倪初现，同时代稍后的袁宏道、张岱、陶望龄3位大学者对徐渭非常推许，为他做传，不仅记叙了徐渭的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而且对于他在胡府的才狂及胡宗宪事败后多次病狂均有记述，记述了徐渭之“狂”的复杂内涵。明代文学“性灵派”大家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说他的狂草书法之得神，可称之为“书神”。对于他的诗文才性狂态，袁宏道则开始联系到了徐渭的个人遭遇，“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这一切成就了徐渭目空一切的狂：“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1]1343
徐渭曾自评“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1]1341，而袁宏道却直截了当地说他“人奇于诗”[1]1343，这是权威之论，也是时人之论。与徐渭同时代的明朝封疆大吏梅国桢也称“文长病奇于文，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画，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1]1343
明末清初学者查继佐也非常推崇徐渭，称许他“貌修伟，音朗然如鹤唳，常中夜呼啸，忽群鹤应之”。查氏对于他的狂怪行径有所解释与开脱：“水田月诚所谓鬼才也。不得志于时，事事求死，以为造化无生渭处，而渭卒生。”[5]
明万历年间的翰林编修陶望龄与徐渭同乡，他花了很大力气，将徐渭散佚的作品搜集整理，编成《徐文长集》30卷。并认为徐渭书法“奇绝，谓有明一人”（3）。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说：“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1]1343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则赞扬徐渭“仙才侠骨，驰骋烟云。”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则著《青藤歌》赞徐渭之文章“踽踽穷巷一老生，倔强不肯从世议。……岂知文章有定价，未及百年见真伪。光芒夜半惊鬼神，即无中郎岂肯坠。”[6]
不只是當时和后世人对于徐渭有着不同凡响的评价，徐渭本人对于自己的画风也有清醒的认知与描述，他在诸多题画诗中表露出“狂放不羁”的态度与追求，著名的《墨葡萄图》题诗就如此：“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4）他的题画诗把自己的绘画追求，以自由挥洒、不羁成法的描述表露出来：“山人写竹略形似，只取叶底潇潇意。譬如影里看丛梢，那得分明成个字。”（5）他的《雨竹》题诗“天街夜雨翻盆注，江河涨满山头树。谁家园内有奇事，蛟龙湿重飞难去。”[7]391看似描写雨景，实际是对他以水墨用笔来营造竹石蕉叶的风格意态的一种文学描述。他追求“大抵绝无花叶相，一团苍老墓烟中”的意态朦胧之境界，要得物象之神韵，更要得画家意趣狂态，进而趋之，还要得笔墨张扬之狂：“我亦狂涂竹，翻飞水墨梢。不能将石绿，细写鹦哥毛。”（6）在艺术创作中他更注重内在情感抒发与物态精神的传达，不愿拘泥细枝末节，这正是他的“狂放”绘画观念的表达。 明末清初文学界、艺术界和政界诸多知名人士，几乎都会说到徐渭，这表明徐渭在当时的影响力很大，也表明徐渭所实现的艺术成就，被明末清初的文坛所肯定。
三
说到徐渭之狂，就不得不想起稍晚于他的明皇室宗亲，被誉为“清初四僧”之一的朱耷——八大山人。较早把徐渭之狂与八大山人联系起来的，有齐白石。白石之后，其他人比较徐渭与八大山人，往往会提起齐白石的论述。（7）齐白石在一段题画诗文中写道：“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8）在另外一段题画诗中说“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8]这话的出处源自郑板桥。郑板桥对于徐渭也非常敬服，他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不过，他并没有像白石老人那样联系着八大山人来讨论。（9）
诚如现代诸多论者所言，徐渭之狂与八大山人之狂，在书画上确实有明显的区别。就笔者的理解与概括，统而言之，一者感性之狂，一者理性之狂；一者水墨之狂，一者笔墨之狂；一为自由之狂，一为营构之狂。
当我们一看到徐渭的绘画作品，特別是大写意墨葡萄、芭蕉、风竹等，就会感受到一股水墨淋漓的气息扑面而来。徐渭充分利用了生宣纸的浸润特性，在大块面用水调墨的同时，又开始大块面铺陈部署，形成了水墨淋漓、神韵高扬的笔墨效果；与此同时，他再在局部对所绘中心形象加以少量线笔勾勒，形成了简洁、酣畅，甚而还带有一点平面化的画面效果。在给予我们酣畅淋漓的现场感过程感的同时，还给予我们自由不羁的感受。
那么，徐渭是如何实现这种笔墨境界的呢？这既与徐渭的用水与用墨的技巧分不开，也与徐渭用笔上的飞白和狂草般的速率分不开，更与徐渭用水墨造型时不拘泥于形似的高度概括分不开。如果我们追溯以往的大写意作品就会发现，稍早于徐渭的陈淳也有笔墨酣畅的水墨作品，然而，陈淳的作品，在优雅有序的水墨营构中实现了一种理性的有法度的自由。徐渭则与之不同，他在非常率性的狂放、张扬之中完成了这些动作。徐渭创造性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明显是对以优雅小写意水墨画风的表现法度的蔑视与突破，他的创作目空一切，随笔应形，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才气之狂、霸气之狂。后人往往从他用水用墨塑造花鸟形象的作品中能够收获到诸多水墨法度与水墨造型上的新启迪。
在徐渭的这些大写意作品中，其应用水墨手段的形象塑造，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事前经过精心思考、缜密构思的过程，他真正做到的就是随性，随着水墨的应用，随性于宣纸的晕染，自由随机地适应与改变。如此，达到了水墨大写意绘画的最高境界——无法而法，随性而法，自由而法。这样的做派，让我们在他的作品里感受到了远较之于八大山人、石涛上人更为强烈的主观性成分。
对比八大山人的绘画作品，特别是他中晚年成熟时期的作品，给予我们高冷孤寂感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一种精心构思的感觉，让我们感受到每幅都是经意之作。徐渭的精品，是在自由挥洒率性放荡的不羁操作之下，而形成无法而法的精品，是随性自然的。然八大山人的精品力作，往往让我们感叹他独特的大写意水墨画创意、感叹他的笔简意繁的高超技巧的同时，令我们佩服他高超的概括力，所谓以简驭繁，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他的狂放笔墨里面蕴含着后人取之不尽的法度——这是一种有法度的“狂”。
四
如果我们究之于两人的身世，就明显地可以看得出两人笔墨与作品风格上的狂放有不同根基。徐渭相较于八大山人，更加的真狂，那是自我认知之下的真狂放，他敢于在胡宗宪府上旁若无人地谈笑高论，能够为胡帅扫荡倭寇提出奇谋，立下汗马功劳，敢于与朋友市井饮酒大醉不归，令总督府衙深夜虚门以待。这就是狂的本钱。
徐渭如此狂傲自然首先是因为有才，他少年便能作文，青年时成为“越中十子”之首。他有着远大志向，不以绘画为业，能够写戏，作诗，为文，还能够教授军事，出谋划策，安邦定国，有国家肱股之志。陶望龄说他“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9]这些奇，没有说到他的戏曲戏剧，他创作的杂剧集《四声猿》（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被汤显祖赞“乃词坛飞将”。他编写的《南词叙录》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10），在戏剧理论方面，则主张“本色”论，即强调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身份，使用口语俚语。他在戏剧史上地位卓然。从他在世上所取得的成就，受到的赞扬，可以看得出来，他有着当时最值得狂的资格。
更为重要的是，徐渭的志向在于定国安邦，他非常推崇的人物就是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王阳明。在《书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迹》一文中，徐渭指出古人论王右军以书掩其人，而王阳明先生则反之，是以人掩其书。王阳明的心学和政治军事业绩，使得他的书法虽有极高的造诣，却被政绩功业所掩。[10]即使这样，徐渭依然最看重的是王阳明为巩固国家大业的政治丰功：“平定逆藩之大功，与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懋赏”“破百年以来不拔之坚，为两广除腹心之蠹。”[7]531
徐渭一生坎坷，他年轻时即失去两位兄长，25岁时，家财又被豪绅无赖霸占。26岁时妻子潘氏得病早逝。只得开设“一枝堂”，以教授学童糊口。直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进犯浙闽沿海，熟识兵法的徐渭，先后参加了柯亭、皋埠、龛山等地战役，出谋划策，引起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注意，才进入幕府，使自己的志向有所得偿。他撰《进白鹿表》，受到明世宗朱厚熜赏识，受到胡宗宪的倚重，为胡氏擒获倭寇首领徐海、招抚海盗汪直助力立功。然而好景不长，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免职，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徐渭只好离开了总督府。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并死于狱中，有诸多幕僚受到牵连。徐渭痛心于胡宗宪被构陷，更担忧自己受迫害，压力陡增，最终精神崩溃而发狂。之后曾多次尝试自杀，铁钉击耳窍，椎击肾囊，均未死，如此反复自杀达九次之多。 徐渭像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有家国情怀，以建功立业为尚，在万历五年（1577年），徐渭的朋友吴兑邀他北上边防地充任文书，同时教授边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兵法。在北地，徐渭不仅写下了反映北国风光、边防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而且与许多官员相交往，议论政事，谈论边策，诸如《边词十三首》有云“立马单盘俯大荒，提鞭一一问戎羌。健儿只晓黄台吉，大雪山中指帐房。”[7]361
从现代医学常识来断定，徐渭“癔症”，是有着一定的生理性的气质基础的，疾狂一旦种下，就难以除根，后来至少又有两次发作，一次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发狂而杀死继妻张氏[4]1340，入牢服刑7年。一次是明神宗即位初年，经戚继光介绍，至辽东教授李成梁将军之子李如松兵法，不到一年时间，因健康不佳，只得回家乡绍兴休养。
晚年徐渭，据张岱记叙，又与老友张元忭交恶，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居京休养三载，而后回到了家乡。他越发厌恶那些显贵与假道学者，闭门谢客，据说有人来访，徐渭不愿相见时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1]1343他自己不擅治生理财，余生只得靠卖字画度日，最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死于穷困潦倒中，享年73岁。
我们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徐渭這些悲凉事，也是为了和八大山人同样坎坷的遭遇比较。八大山人和徐渭很相像，同样少年有才，史书记载他“幼负性绝慧，早事诸子生业”。然而，身为明朝宗室却无法得其荫护，年19岁时，明廷覆亡，清军入关。他只得奉母带弟出家，受戒讲经。据史料所载，这时期，他时常在茶室酒楼市井之地，蓬头垢面，饮酒酣醉，挥毫作画，有求必应，与山僧、贫夫、屠户、小儿为伍。近40岁时，开始营建青云圃道观，过着收徒讲道论艺的平安日子。然而，清廷官员胡亦堂邀其在临川官舍做客年余，甚至要举荐他于清廷“博学鸿词”，他只得佯做狂疾，衣衫不整，走还南昌。由此之后，常常在街市上看见他布帽长袍，履穿踵决，佯狂街头，装聋作哑，众小儿随后哗然亦不顾。这种苦闷与煎熬，使得他在艺术上既想有所表现又要有所收敛，在自己的题画诗、名号、绘画造型、笔墨狂放各个方面，含蓄隐晦地把自己的遗民志节传诸下去。
八大山人既期望自己这样的隐晦表达，能够有知音了知，但也害怕别人，特别是清廷官员了解到了这一点，从而附加迫害，虽然他“觅一个自在场头”青云圃，却仍然不能静心修行，不得不佯装狂态，撕僧衣焚烧，手舞足蹈，癫态百出。即使一度还俗，对人也不言不语，唯以“哑”字示人。有武将慕其名，强迫他去府上画画，几日不让回，于是他再次佯狂，在大堂之上拉屎撒尿。王朝闻先生曾在三十多年前所著《不到顶点》一书中发文解析过他的晚年长卷《河上花图》（11），得出他晚年已经进入了平和温润的境地，因此这幅作品明显地与早中期那些翻白眼翻肚皮的鱼儿鸟儿不一样。
但徐渭自恃傲才，为他的交往和从政带来了许多坎坷。虽然胡宗宪优遇于他，但并不是当时所有的人，特别是高官显宦都这么宽容他，于是徐渭不断复发“癔”症、狂躁与抑郁的精神疾患。
五
应该说，特别不幸的是徐渭骨子里就有一种不能承受之重——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十分敏感，当胡宗宪的案子再发，死于狱中并且牵连到诸多幕僚的时候，徐渭的担忧日渐显明，压力越来越大，以至精神崩溃。此为嘉靖四十四年的事儿。在这之前，嘉靖四十二年，徐渭被迫做了当朝宰相李春芳的幕僚，不爽，辞归故里，而后又被迫北上京师谢罪，遭此屈辱。这类事情总是不断地悬停在徐渭的生活中和脑海中。最终，徐渭的神经无法承受，精神极度紧张导致崩溃，最终出现了史籍所载的“癔疾”，这是徐渭自己都承认的“易”疾。
我们不知道徐渭如何治疗减压，不过，我们知道他身边的人采取了一些减压治疗办法，如他在边将李成梁那边得病后休养了一段时间，让自己精神上“放心”。徐渭并没有像八大山人那样出僧入道，甚至自营青云圃道观，拥弟子百余人的环境。他总是摆脱不了自己安邦定国的功业之念，不以自己的绘画为第一荣事，结果就是抑郁狂躁疾症总也犯个不停，以至于痛苦不堪。
好在有艺术相伴，徐渭在每次病轻之后，艺术就成了他宣泄抑郁、纾解愤懑的手段与方式，于是后世的我们有幸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狂涂”。犹如一些学者和艺术家所见，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有着一种不同于八大山人理性营构的东西，即才气横溢之下的意气率性，一种放荡不羁的水墨挥洒。对于这种水墨挥洒，有叙述者在谈到齐白石的时候，也说过可惜的是齐白石没有这种才、性。参照李可染在齐白石处学习时的有关记述，就知道齐白石教导李可染的用笔用墨，特别是不能过快，要求慢。这与八大山人，更与徐渭恃才而傲的率性宣泄的大写意花鸟画风完全不一样。（12）其实，齐白石自己对此也很清醒，他在1919年的《己未日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前朝之画家，不下数百人之多，瘿瓢青藤大涤子外，皆形似也。惜余天姿不若三公，不能师之。”[11]直接学习徐渭的画家有许多，如扬州八怪，一样狂涂乱抹，各呈其性，然而，他们同样没有徐渭这种恃才而傲的狂，更没有这种自身生理气质上自带狂疾而来的狂性。
国内学者讲到徐渭，往往会想到凡·高，会进行比较，甚至写了诸多以徐渭与凡·高为主题的硕博士论文。在我看来，这两人的相似度还是有较大差别的。如前所述，徐渭的入世，徐渭的才气之丰湛多样，徐渭之于当时官员获得的优待与肯定，以至他的绘画在当时受到的热捧，这些都是凡·高所渴望而不可得的！不过，有一点两人是共同的，两人艺术中都有着强烈的主观表现主义倾向，而更为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两个人生理气质上共有的敏感、共有的抑郁狂躁的疾症气质。这造成了两个人在人生遭际过程中都有过发病前后的艺术创作表现上的爆发。这也是他们的艺术创作取得迥异于常人、取得如此之高的表现境界的重要缘由之一。
同样，对于八大山人来讲，虽然自身遭遇也很坎坷悲惨，但是却没有徐渭骨子里的狂与疾，这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徐渭在当时就获得了官员与学者们的肯定与推崇，使得他能够傲蔑一切地狂下去，这也是在清初异族压迫下需要生存下去的八大山人所不可比拟的人际环境。因此我们可以说，八大山人具有一种文化人骨子里的才性之狂，然而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下，还不得不“佯狂”以自保，他没有徐渭那样“狂”下去的本钱。 正因为徐渭有着行为举止之狂、心态孤傲之狂和病理之狂，三者的奇妙统一，让时人视徐渭为奇人；他的艺术，自然也被看作奇画。奇货可居，于是，徐渭的繪画作品，被当时达官贵人追捧，想尽办法收藏，即使徐渭自己孤傲地不乐意。对于八大山人来讲，由于明宗室后裔的遗民身份及僧道身世，也赋予了一些传奇色彩，他的书画创作也受时人追捧，不过，这与徐渭之“狂”状况下的名望不可等同视之。
（作者：何琳，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贺万里，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注释：
[1]袁宏道.徐文长传[M]//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徐渭.自为墓志铭[M]//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639.
[3]徐渭.畸谱[M]//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陶望龄.徐文长传[M]//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查继佐.二十五别史（18-21）：明书1-4[M].济南：齐鲁书社.2000：2527.
[6]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21册 南雷诗文集下[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856.
[7]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徐改.齐白石画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38.
[9]徐剑.祁连如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115.
[10]宋克夫.徐渭与阳明心学[J].文艺研究，2009（9）：59-64.
[11]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48.
参考文献：
（1）据《绍兴府志》载，“渭与萧柱山勉、陈海樵鹤、杨秘图珂、朱东武公节、沈青霞炼，钱八山楩、柳少明文，及诸龙泉、吕对明称“越中十子”。
（2）徐渭《进白鹿表》，原文为《代初进白牝鹿表》和《代再进白鹿表》二表，又称“代进白鹿双表”。表文书法文章俱佳，大受明世宗的赞赏。二表是作者为对其有知遇之恩的胡宗宪代笔之作，在其时有极强的政治目的。
（3）转引自丁家桐.东方畸人：徐文长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66.
（4）徐渭《墨葡萄图》纸本水墨，纵165厘米，横64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5）徐渭题画诗《写竹赠李长公歌》。
（6）徐渭《竹染绿色》图题款。
（7）在齐白石之前，推崇徐渭书画的名人很多，石涛就说“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石涛《四时写腥图》题款，香港艺术馆虚白斋藏）。吴昌硕也讲过“青藤画中圣，书法逾鲁公”（单国强.古书画史论集续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86.），把徐渭的书法绘画成就提到了“圣”的地步。黄宾虹也肯定了徐渭的艺术成就，颇有空前绝后之叹：“绍兴徐青藤，用笔之健，用墨之佳，三百年来，没有人能赶上他。”（黄宾虹.黄宾虹画语录图释[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7：124.）
（8）石涛《四时写腥图》题款，香港艺术馆虚白斋藏。徐改.齐白石画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40.
（9）吕晓《青藤门下转轮人——试论齐白石与徐渭》，大匠之门，2018年。
（10）《南词叙录》为明代徐渭撰古代中国戏曲理论专著，成书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作为论述南戏的专著，又是宋元明清四代唯一的一部研究南戏的专著。
（11）朱耷《河上花图》，纸本水墨，创作于1687年，纵47厘米，横1292.5厘米，现藏于天津博物馆。王朝闻.中国美术史：清代卷上[M].济南：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133.
（12）参看李志强《李可染师从齐白石，学到最大的精髓竟然是“慢”》，黄永玉《可染与白石老人》，李小可《李可染与齐白石的往事》等，来源：网络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