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湖春行》尾联解读
　　《钱塘湖春行》作为一篇游湖赏春的写景抒情小诗，大诗人白居易采用点面结合和写意画的笔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西湖早春图，读来让人感觉早春的西湖处处欣欣向荣，生机勃发，美不胜收。所以在诗的尾联，诗人干脆用了“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直抒胸臆，表达诗人内心强烈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诗人白居易心中“最爱”的，除了湖东白沙堤上绿柳成荫，繁花似锦的灿烂春光之外，是否还另有丰富的内涵呢？在众多的教学参考资料和许多教师的课堂上，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而笔者在进行这一课的备课时，还是觉得诗人用“最爱”这样一个最高级的词法结构来表达自己内心强烈的感受，这样的情感，在这一课的教学中显然还是颇值得玩味的。
　　知人方可论诗，这是中国传统诗论中解读文本的一条基本路径。那么，解读《钱塘湖春行》这首诗，我们也不妨顺着这样的路径去寻胜探幽，从诗人的生平经历、创作背景出发，尝试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进而读出诗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一些东西。
　　研究白居易生平，人们大多以元和十年江州之贬为界，把他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前后两个时期，因为其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改变，白居易在诗歌创作的倾向上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前期的创作主要以讽喻诗、感伤诗为主，后期创作则主要以闲适自娱诗为主。正如其在《与元九书》中所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所以，一般研究者都认为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它们广泛深刻地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体现了诗人“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的诗史风格。
　　江州之贬确实给了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经此之贬，诗人早年儒家的意志变得消沉，佛道思想开始滋长，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中，开始转向追求闲适自娱为主。《钱塘湖春行》创作于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春，显然属于诗人后期的作品，故大多数研究者都把其归为表现诗人闲适自娱的一类诗歌之中，对其儒家的“兼济”思想不做太多关注。但笔者以为，这首小诗游玩赏春只是其表，抒发“兼济”之志才是其本。诗人在诗中流露出来的“兼济”之志，依然是那么坚定和强烈。
　　元和十五年，宪宗暴死，穆宗继位，白居易被召回长安，先后担任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职。但穆宗皇帝却不是一个雄才大略，发愤图强的君主，当时朝中政治混乱，大臣间常常为了争权夺利而明争暗斗，穆宗皇帝却荒怠治国理政，政治上毫无作为。白居易看不惯朝堂上的勾心斗角，更不愿意与丑恶腐朽的势力同流合污，自觉在朝庭中只是荒废时日，无所事事，于是极力请求外放。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终于获得朝廷任命，令其为杭州刺史，主政一方。显然，白居易的这次自求外放，与其在元和十年“江州之贬”时的思想境界和政治抱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的自请外放，是他不愿沉沦的表现，是他奉行的“兼济”思想的抗争。他需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所建树，以不辜负自己世敦儒教的人生理想和抱负。
　　据史书记载，白居易当年（即公元822年）七月获得任命，十月到任。一到任，他便全身心投入到杭州城的治理中，着力解决杭州百姓的民生问题。他见杭州虽处江南水乡，水资源丰沛，但杭州一带的农田却经常遭受旱灾威胁，每到旱季来临，因为要保证杭州百姓的饮水，官吏们都不允许引西湖水灌溉农田，导致数十万亩农田常常因干旱而减收或绝收。面对现实，他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西湖湖堤，修筑堤坝和水闸，增加西湖枯水期的蓄水量，從源头上解决钱塘、盐官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旱季灌溉问题。紧接着，他又着手疏浚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古井，以解决杭州百姓的饮水问题。这些重要的民生工程极大地改善了杭州百姓的生活。所以，白居易尽管在杭州刺史任上时间非常短暂，但深得杭州百姓的崇敬与爱戴。这也是诗人晚年离开江南回到京城，还经常“忆江南”的一个重要原因。
　　追溯白居易的仕途经历，也是历经坎坷，几经沉浮，特别是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对于他的人生打击更是非同寻常。但对于他这样一个出生于世敦儒业家庭的封建士大夫来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条是始终无法改变的，那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士的精神。他一旦得到朝廷任用，就要努力为国家和百姓做出有益的贡献，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基于上面的解读，把文本放在诗人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下解读，我们就会发现，白居易在这首诗中直抒胸臆——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尽管表面上只是说非常喜爱初春西湖的美好春光，而诗人内心真正“最爱”的，显然不仅仅是湖东白沙堤上绿柳成荫繁花似锦的大自然美景，而是一直萦绕于他心中的梦想和志业，是其理想终于得以实现的难以抑制的喜悦。正因为如此，诗人才要放声高歌“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论语·侍坐章》中曾经这样描述孔子心中理想的乌托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其实，这何止是孔子的理想乌托邦，更是无数儒家思想继承者的乌托邦？杜甫如此，白居易如此，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无数的儒生士大夫莫不如此。他们都不止一次地在他们的诗文中表达过这样的人生理想。孟子曾经和梁惠王讨论“独乐乐，与民乐乐，孰乐”的问题，得出了“与民同乐，则王矣”的结论。由此可见，“与民同乐”是每一个治国理政者的梦想，也是他们最大的人生快乐。
　　综上所述，诗人白居易心中“最爱”的绝不仅仅是西湖的美景，更有来西湖踏青赏春的杭州百姓，还有隐秘在诗人心灵最深处的，远离污浊的朝廷，身心无比轻松，与他治下的百姓一道踏青游湖，感受春天生机与活力的“与民同乐”。这种爱与乐，是诗人一生理想的追求，是诗人人生价值的实现。只有如此理解，我们才能更真切地感受诗人压抑不住内心激动的放声高歌。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白居易一贯的创作思想，面对这样的人生幸事，诗人一扫在朝廷上无所作为的压抑，自然要大声说出“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当追问一下，诗人之乐，诗人最爱究竟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