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我被辽宁省盖平县三中（即今日盖州市第三中学）保送到赫赫有名的辽宁省盖平高中（后改名为辽宁省熊岳高中），分配在一年级四班。班主任老师苏直人华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对爱好文科的学生格外厚爱、亲近。一天，上晚自习时，我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刊载在《文艺学习》月刊上的周立波谈《三国演义》的文章。苏老师走到我身边，低头看了看，脸上露出很高兴的表情，二话没说，只轻轻地拍了两下我的肩膀，我心里感到十分惬意。鲁迅先生曾说，文艺青年都是很敏感的，我马上意识到苏老师对我喜欢文学是表示支持和赞赏的。过了几天，在晨检时，他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有板有眼地念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的一名同学写来的信，信中用非常精当、准确的文字描写了燕园秀丽、怡人的景色，唤起我无限甜蜜、美好的遐想。末了，他冲着我笑吟吟地说，写信的人叫张毓茂，是头一年（1955年）在我们学校毕业的，希望我们班将来能有第二个、第三个张毓茂。苏老师的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太阳穴的血管直跳。“向张毓茂同学学习、看齐，三年后我也考北大中文系，将来当一个作家。”（那时候片面地误以为北大是培养作家的地方）我暗暗下定决心，业余创作更加积极起来。不久，我便成了校刊的负责人之一、主编。
　　 苏老师是个有心人，他把张毓茂学长的信贴在我们班教室外面的走廊墙壁上，我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信中他描写的湖光塔影的未名湖、竹林环抱的临湖轩、学校主楼前绿油油的草坪上高耸巍峨的华表，以及六个庭院风格别致、奇绝的房舍，都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在《刘绍棠全传》中描写绍棠在北大的学习、生活的篇章里，毓茂学长当年的那封信对北大校园充满激情的描写，立刻又浮现在我的眼前，给了我莫大的启示。
　　 不知为什么，从这时起，我便把张毓茂三个字与北大中文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一想起北大中文系和张毓茂学长，我就来了精气神，手中的笔变得越加勤快，校刊也办得越来越有起色。1958年夏天，学校党团组织推荐我为共青团辽宁省委机关报《共青团员报》通讯员，从此，我业余文学创作的兴趣和劲头大增，半年多时间里，在这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和盖平县的报刊上共发表了10篇散文。当时的中学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委实是凤毛麟角，我的几篇小文虽然都是丑小鸭，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但在同学中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甚至称我小作家。不过，我心里有数，我这是为未来进北大中文系练笔、“热身”。
　　 时光飞快地到了1959年5月，高考填志愿开始了。很多同学都绞尽脑汁，认真反复地思考。我毫不犹豫地把北大中文系选为第一志愿，仿佛张毓茂学长正在前面向我招手。我的命运真是好，考试结果我以作文分、语文总分和文科总分均为辽宁省第一名的成绩，同时被北大中文系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同时录取。根据国家需要和学校领导的希望，9月3日我到留苏预备部报了到。
　　 天有不测风云。我废寝忘食、全力以赴，嘀哩嘟噜地学了一年俄语，国际形势的骤变，让我留苏的幻梦一夜之间变成了泡影。留苏不成，叫我感到很失落，但我心里立刻又迸发出恢复一年前高考时第一志愿进北大中文系学习的火星。那时北大的学制是5年，我想，张毓茂是1955年入学的，现在去北大，说不定还能遇上张毓茂这位老乡呢！可是，上级并没有让我们那一批留苏未成的学子恢复高考时的第一志愿，而是分配我们继续学习多种外语，我与另外5位同学被派到北大俄语系继续学习俄语。这样，我又白兴奋了一场，眼睛贪婪地盯着中文系那座高高的分外吸引人的大楼，两脚却蹒跚地走进了俄文楼和六院（北大校园内有六个院，第六院是俄语系领导和有关部门办公的地方）。从此，便跨进了外语队伍的行列里，先后学习了俄语、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迄今还是这个队伍里离队仍不退役的老兵，是中、外文学研究员。不过，这是后话，此处暂且不表。
　　 我与毓茂学长都是从事文学工作的，都常有作品问世，因此彼此都比较了解，也很关心，因为我们既是同乡，又是熊岳高中和北京大学双重同学关系。
　　我与毓茂学长第一次相逢是在故乡的《盖州市报》上。2012年5月《盖州市报》为纪念熊岳望儿山母亲节开园8周年，出了一期母亲节专号“天下第一拜母圣地—-熊岳望儿山”，我和毓茂学长都应邀写了稿。毓茂学长作为领导—-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在报纸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以《母亲节有感》一文出现，并配有神采奕奕的半身照一张。我写了《故乡母亲节感兴》小文，在“名流母爱作品选”专刊上露面，并配有免冠照一张。有趣的是，我们都是应邀著文，事先并无沟通，可是，对当今社会上一时泛起的五花八门的“节日潮”，却有着几乎相同的看法。毓茂学长在对故乡母亲节表示由衷的祝贺的同时，也对当前的节日热，委婉、友善地提醒道：“当然，不必讳言，也有些节日办得不那么好。成功与否，原因固然很多，而所办的节日的名目对群众是否有强烈的吸引力，则至关重要。”显然，毓茂学长对一窝蜂地兴办节日是有看法的。但他毕竟是位高官，讲话必须要有分寸，不能说得太直白。而我则不然，我是个拿笔杆儿的为文者，讲话一向是直来直去，我在小文中开门见山地说：“现如今，节日成串吃喝成风，什么啤酒节、西瓜节、坤包节、香水口红节，真是五花八门，大败门庭，说不定哪一天又跳出個标新立异的勇士，亮出一串土豆节、羊肉串节，文胸节也没准儿。”毓茂学长的文辞朴素优美，我的笔调颇为讨俏。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对赶时髦的追风逐浪我们都不感冒。毓茂兄的文章虽然不长，但从字里行间我已体味到他是一个正派、务实的人，心里对他产生了一种尊敬之情，想尽早和他“建交”。据毓茂学长后来对我说，他也有如此欲望。
　　 衷心感谢盖州市作家协会主席、《盖州文艺》主编李曰明兄为我和毓茂学长的首次相逢巧搭喜庆桥。2013年5月，为庆祝盖州市作家协会成立20周年和《盖州文艺》创刊10周年，曰明盛情邀请在北京和沈阳工作的盖州籍文化人回乡小聚。在既古老又年轻的盖州城，我与毓茂学长朝夕相处整整3天。人们相处最初的印象是最深刻的，终生难忘的。参加此次盛会的有6个人，毓茂学长最为年长，级别和社会地位也最高，但他非常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坐座位他总是往最不显眼的地方溜，开会发言总是最后讲，毫无高高在上的架势。一个名人最难做到的，是他真正地、发自内心地和别人平等相处。这一点毓茂学长做到了。他的举止言谈让我想起了欧洲人的一句谚语：颗粒多且饱满的麦子，总是把头垂得低低的;颗粒少且干瘪的麦子，总是把头扬得高高的，目空一切，令人厌恶。他向我们每人赠送两本书，送给我的两部作品是：研究郭沫若的性格和风格的学术专著《阳光地带的梦》和散文集《这团火 这阵风》。在散文集的扉页上写道：恩波学兄指谬。多么谦虚、平易的毓茂学长！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散文创作方面他都是我的师长，竟然请我为他指谬，真是叫我愧不敢当，满面汗颜！ 　　 春末夏初的故乡盖州城处处都是暖意融融，我心里的喜兴劲儿本来已经够足的了，毓茂学兄的两部佳品力作更是给我增加了醉意。我心里不时地感叹：大手笔！真正的大学者！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家！他的学术语言极富文采！长时间里我国文学研究者的笔下常常是政治术语成堆，行话不多。阅读那些教条的公式化的套话，读者常常打瞌睡，而赏读毓茂学长的学术专著，我仿佛是在春风拂面、鸟语花香的庭院中徜徉。散文中那些追忆缅怀文坛先辈、老师、文友的篇章的冷峻、深邃，总是不时地在我心中掀起波澜。知识的丰富，词汇的丰盈，更是叫我眼花缭乱。阿尔巴尼亚著名诗人德里特洛·阿果里曾说，在美女面前，他像在船上那么头晕眼花，我要说，面对毓茂学长优美俏丽的散文，我的感受与阿果里在美女面前的感觉没有什么两样。我要对毓茂学长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散文、随笔的田园里辛苦地耕耘了大半辈子，但没有哪一篇能像您的散文那样恢弘、清丽、大气、富有文采。我有一个习惯，凡是有价值的书，我都要用质地良好的纸为它包上皮，您的这两部非凡之作，我早已包上了漂亮、雅致的书皮，这两部书是要作为经典之作学习一辈子、珍惜一辈子的。
　　 有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大学问家、大散文家，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苦干，默默笔耕，硕果累累，但从不张扬。“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到头来，总会有公道人给他们作出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的。毓茂学长就是这样的大学者、大散文家。金子可能一时被埋没在泥土里，但总有一天会发光。我想文坛一旦正气占有绝对的优势，毓茂学长一定会得到足够的符合实际的评价。
　　 我对毓茂学长一向怀有仰慕之情。两年前，我们北京熊岳高中校友会编辑出版《熊岳高中校友散文选》时，我和梅振田、钟旅安两位学长共选了毓茂学长7篇作品（在所有的作者中，他的作品数量最多），而且还被编排在全书之首。书的序言中还对他的作品作了充分的到位的评价，这也是对毓茂学长作品评价不足的补缺吧！
　　 毓茂学长永远是我仰慕、学习的楷模，他那刚健、雄浑的书法我也十分欣赏，爱不释手。几年前我曾请他为我将要出版的文集题写书名。出自对幼弟的厚爱，他欣然应允。就在我集中全力修訂书稿时，突然接到鉴成学长的电话：毓茂大师兄已驾鹤而去……
　　 毓茂大师兄，我拿着我们的合影和您题写的“郑恩波文集”5个大字，呆呆地站在长期摆着您的两部我最心爱的书的写字台前，说不出一句话。毓茂大师兄，我一定要实实在在地学习您的“不随妖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的风骨与气节，平中见奇的艺术风格和冷峻俏丽的语言。敬爱的毓茂大师兄，我的16卷800万字的《郑恩波文集》不久就要问世了，您题写的文集名称将为这部集子增辉添色，届时我一定带书赴沈阳，将第一套书送给嫂夫人，还要送给我们的母校熊岳高中和北京大学，作为我们共同的虽然微薄但却意重的礼物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