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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系列之十一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广川（今河北衡水）人，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家。其主要事迹记载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汉景帝时任博士。汉武帝时，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到京城应诏对策，于是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即著名的“天人三策”，其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影响深远。
纵观我国的古代历史，总的发展脉络是从分裂向统一发展、从区域的统一向全国的统一发展。特别是自从秦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以来，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全国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的时间占了大多数，即使出现分裂，占据一方的各个政权也莫不厉兵秣马，以重新实现全国的统一为最终目标。时至今日，这种“大一统”的观念，已经深入国人的血脉，成为祖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我们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思想根源。
“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孔子虽然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却不曾要求废除诸侯国。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朝中也有主张重建诸侯国、分封皇子为诸侯王的声音。到秦末农民战争推翻了秦王朝以后，楚霸王项羽更是把分封制重新实施。汉高祖刘邦因应形势，也分封了功臣、皇子为诸侯王。汉朝能够巩固中央集权，弱化诸侯王的势力，是经过文帝、景帝、武帝三代的努力才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汉初儒家与董仲舒
西汉建国初期，由于秦末连年兵燹的缘故，国家经济凋敝，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在这种情况下，汉初统治者倡导清静不扰的政治路线，把黄老学派的理念作为治国方针。相应地，儒家之学则被评价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屠龙之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曾说过：“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在他看来，儒学的长处在于通过礼法维护社会秩序。但他又认为，儒者主张“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会导致“主劳而臣逸”的局面，不符合无为之道。司马谈的这段话，基本反映了汉初非儒家学者对儒学的看法。
其实，所谓主倡臣和、主先臣随，充分反映了儒家对上下之序、君臣之别的重视，恰恰是汉朝统治者所需要的。汉朝建立后不久，汉高祖刘邦召集功臣列侯宴饮，这些功臣多是以军功起家的大将，对礼节很不在意，他们边喝酒边争论功劳大小，喧哗不止，喝醉了以后更是一时兴起，大喊大叫，甚至还有拔出剑来砍宫殿柱子的。刘邦虽然素以旷达著称，但此时毕竟已贵为天子，看到功臣们这个样子，不由得“心厌之”。这时，名儒叔孙通适时地向刘邦进言，建议制定一套朝会礼仪，以规范秩序，高祖就让叔孙通负责此事。叔孙通带着一班儒者，制定了一套简易又不失帝王尊严的礼仪，献给刘邦。刘邦将叔孙通所定的礼仪在朝会上试行，群臣表现得“震恐肃敬”，再也没有敢喧闹的了。朝会后，刘邦赞叹道：“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于是任命叔孙通为奉常（主管宗庙祭祀、礼仪制度的高级官员，为九卿之一，后改称太常），其他参与制礼的儒者也都被任命为郎官。此后，一批儒家学者陆续入仕，以自己的学识博得了朝廷的信任与重用，甚至有官至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的。董仲舒就是这些儒家学者中的一位杰出人物。
董仲舒是西汉初期广川（今河北衡水）人，以研究“公羊春秋”著称。汉景帝时，朝廷因重视他的学问，征召为博士。所谓“博士”，是秦朝设置的一种顾问性质的官职，多用博古通今的学者充任，汉朝因之不改。博士平时充当官学的老师，向弟子传授学术知识，当朝廷有要事时，则有贡献意见的责任。博士的秩次（相当于今日所说的“级别”）为比六百石，能够与闻朝廷大政，如遇升迁，则常出任诸侯王的太傅，使之以正理辅导、约束骄慢不法的诸侯王。
董仲舒出任博士后仍然精勤学问，他为了不分心，在学堂里拉上帷幕，在幕后专心讲诵，学生则隔着帷幕听讲，甚至有的学生根本就没和董仲舒见过面。不讲课时，董仲舒则闭门读书，当时流传着他“三年不观于舍园”的佳话。在景帝、武帝之交的时代，他真算得上当世的一位名儒了。
然而，董仲舒并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那种腐儒，他所治的“公羊春秋”之学，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一门学问。公羊学派的学者认为，孔子在政治上不得志，没有实现理想的机会，因而通过撰作《春秋》，将自身的理想寄托于其中。《春秋》一书中对人物的称谓方式、对事件的陈述方式经常发生变化，是因为孔子对不同的人物、事件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微言大义”。公羊学派学者研究孔子的这些表述，总结出一套孔子褒贬人事的原则，称之为“《春秋》之义”，他们将这些原则运用在实务中，与汉朝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了以儒家理论解决现实问题。董仲舒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其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令他名垂千古的“天人三策”。
二、天人三策在，不废万年传
前面提到过，汉朝初年，统治者崇尚清静不扰的治国思路，反映在学术上，就是主张“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之学占上风。固然也有儒生得到皇帝的欣赏和重用，但就整体而言，儒家学说没有得到充分施展的空间。
汉武帝即位后，有志于以儒学提拔他曾经的老师——名儒王臧为郎中令（宫廷的侍卫总管，也是九卿之一），另一大儒赵绾也被推举为御史大夫，想以此为契机，推行儒家封禅、改正朔、立明堂的理想政治路线。于是，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诏命丞相、御史大夫、列侯、九卿、郡国守相等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获得推举的人都聚集到京城长安，应诏对策。景帝时即已颇有名气的董仲舒也是被推举的“贤良”之一。
所謂“对策”，是指皇帝下诏提出问题，被问之人以作文章的形式回答的一种活动；从提问人的角度来说，又可称为“策问”。汉武帝在策问贤良时先后下了三次提问的诏书，每篇诏书都提出了一大串问题。我们不妨对这三篇诏书的中心思想做这样的简单总结：第一次问的是取法古圣先王有没有意义，怎样才能避免灾异（古人把自然灾害和奇异现象合称“灾异”，认为都是不祥之兆），实现天下太平；第二次问的是古代圣王治国理政情况各异，是否意味着帝王之道本就有所不同；第三次则是要对策之人再次就前两问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言而喻，武帝是要通过策问的方式，找到一个可靠的未来的治国方针。董仲舒对诏书的回答，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运用儒家学说，特别是《春秋》之义，详细阐释了“天”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从历史记录看，如果人间的帝王做了不合道义的事情，“天”就会降下灾异来警示帝王，让他醒悟，如果帝王仍不悔改，上天就会让他败亡。真正的王者秉承天意行事，所以推行德教，而不倚任刑罚。正因为君主应以天道为依归，所以他要让自己的行为上体天意，并以此来引领治下的人民。这就是所谓“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他反对以出身、财产和资历为标准任用官员，建议让列侯、郡守与二千石之官每年从治下选拔贤才两人，荐举到朝廷，任命为郎官，让他们在皇帝身边做事，并经过进一步选拔，逐渐出任县令、郡守。这种选贤任能的办法，无疑比以前纯凭父兄官职和家庭资产标准用人的方式好很多。此外，董仲舒还在对策中抨击了当时官府剥削百姓、夤缘为奸的一些做法，认为应该禁止官员以权谋私，这在当时都是较为进步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鑒意义。
当然，“天人三策”中最重要，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观点就是著名的“《春秋》大一统”。这里的“大”，应该解释为“重视、尊重”的意思，也就是说，《春秋》尊重“一统”。这个“一统”，原指的是天下的诸侯、人民都受周天子的统治，尊重其权威，《春秋》记事，在“正月”前加“王”字，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董仲舒将其进一步引申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建议禁止不属“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邪辟之说”，认为这样可以形成稳定而统一的纲纪，人民就知道何去何从了。班固将董仲舒的这番言论总结为八个字：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也是汉代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语的最初来源。
董仲舒之所以会在对策中提出“大一统”的观点，一方面固然是受到“公羊春秋”通说的影响，但时代背景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在汉武帝以前的时代，汉朝还没有彻底完成中央集权体制的建设。汉高祖刘邦打下江山之后，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刘邦生前消灭了其中的六个，但他却没有将这些王国收为直辖郡县，而是另外封了自己的兄弟子侄为诸侯王，去统治这些地区。这些同姓诸侯王在高祖、惠帝时期还不敢胡来，后来随着享国日久，他们在封国的权势越来越大，跟皇帝的亲戚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于是各种各样的阴谋就出现了。在武帝的父亲景帝时，爆发了一场同姓诸侯王的大规模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派大将出征，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参与叛乱的诸侯王或自杀、或被杀，汉朝中央的权威由此得到了加强。董仲舒倡导“大一统”，与景帝时期中央集权得到强化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七国之乱虽然被平定，但尚存的其他诸侯国仍有一定的独立性，特别是那些辈分高、封国大的诸侯王，皇帝平时都要对他们表示尊重，实在难以控制。如在汉武帝刚登基时，他的叔祖父淮南王刘安就觊觎帝位，后来竟发展到阴谋叛乱的地步。武帝的兄弟被封为诸侯王的，也大多骄恣淫乱、不守规矩。董仲舒强调“大一统”，实际就是主张从思想上树立朝廷的权威，皇帝以确立了官方地位的儒家思想“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诸侯王国自然也在被“正”之列。所以我们可以说，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既是汉代大一统国家日渐强势的产物，又是大一统局面继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董仲舒的“大一统”理念，与年轻的汉武帝非常合拍。对策结束后，丞相卫绾秉承武帝的意旨，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这正与董仲舒在对策中的建议若合符节。在大批治法家、纵横家之学的“贤良”被罢的同时，董仲舒却由秩六百石的博士被直接提拔为秩二千石的江都相，进入汉朝高级官员的行列。江都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兄长，以“素骄好勇”著称，但据历史记载，他对明礼义、知天象、博学多闻的董仲舒却十分敬重，也能接受逆耳的谏诤，这或许与汉武帝歆慕儒学，以及董仲舒在对策中表现卓越、天下闻名有一定关系。
然而，在帝都长安，汉武帝充满热情的更化运动很快就夭折了。临朝听政的太皇太后窦氏（汉人习称“窦太后”，是汉文帝的皇后）本来就不喜儒家学术，又得知赵绾奏请皇帝“毋奏事太皇太后”，要把她从权力中心排斥出去，更加生气，于是派人刺探到赵绾的把柄，逼迫武帝将其下狱，最终赵绾自尽。此后，在窦太后的压制下，汉武帝被迫改变路线，废除了一系列遵循儒家学说制定的政策。董仲舒幸而未被波及，在江都做了一段时间的太平国相后因故去官，不久又被起用为中大夫，回到了长安这个政治权力中心。只是，他的“大一统”理想，还能实现吗？
三、今古独崇下马陵
幸运的是，汉武帝是一位有志于作为的英主，他既不甘心永远在窦太后的阴影下亦步亦趋，也不愿意让诸侯王和地方豪族继续恣睢横行。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去世。次年，汉武帝改元元光，又开始推行之前被迫中断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元光元年（前134）冬十一月（当时的历法以十月为岁首），武帝下诏，命郡国各举孝廉一人，这正是对董仲舒“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建议的实践。五月，武帝复诏贤良对策，与董仲舒同治“公羊春秋”的公孙弘在应诏贤良中脱颖而出，被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成为武帝朝的一颗政治新星；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等也都陆续受到擢用。儒家，尤其是公羊学派，一时风光无两。纵观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地方王国势力逐渐被削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发展，这都是董仲舒“大一统”思想被重新实践的结果。
然而，此时的董仲舒却卷入了一场大风波之中。就在窦太后去世前不久，先是官方在辽东郡设立的高祖祭庙起火，接着又是高祖陵园的便殿遭了火灾。祖庙、陵园的建筑着火，在古人看来是上天震怒、动摇根本的大事，汉武帝深感戒惧，穿了五天素服，以表修省之意。董仲舒此时在长安任中大夫，实际是皇帝的高级侍从，并兼有参议政事的职责。他既有顾问的责任，又精通儒家的阴阳灾异之说，故而在家中私下推究这两场火灾的“天人感应”之理，并据此写成了文章的初稿，这大约就是元光元年末的事情。此时，汉武帝的新宠臣主父偃来拜访这位久负盛名的学界名人、官场前辈，见到董仲舒的这份草稿，又羡又妒，遂趁董仲舒不备，窃而有之，随后便充为己作奏上武帝，欲以此进一步博得天子宠信。 汉武帝看到这份文稿，因知道主父偃也治《春秋》之学，并未加以怀疑，遂召来在朝廷任职的一众名儒，命他们审阅文章，判断价值。主父偃未遇时，长期不齿于儒林，此时虽已成为天子宠臣，诸儒犹以旧时眼光看待他。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亦在诸儒之列，对主父偃所奏上的文章抨击尤为猛烈，谓为“甚愚”，却不知此文实是其师的大作。既然诸儒都如此反对该文的观点，则武帝必以诸儒之言责让主父偃，主父偃必将董仲舒供出以减轻自己责任，也都是可以推想而及的。此事一出，董仲舒因是文章确定无疑的作者，遂被下狱，廷尉——当时的最高法官推问一番后，竟将他定了死刑。幸而武帝尚算明君，心知董仲舒是为主父偃所累，于是诏赦其“罪”。董仲舒虽然得以幸免于难，甚至出狱后仍继续居官在朝，但已是惊弓之鸟，从此便不敢再谈灾异休咎了。他的弟子吕步舒，也因此事成了后人心目中叛师之徒的一个典型，这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然而，董仲舒的不幸还没有结束。在贤良对策中脱颖而出的公孙弘，既能承顺人主之意，又济之以博学高才，所以仅一年即由博士升到左内史。虽然论才学、事迹，公孙弘真算得上汉武帝时的一位名臣，但其人对武帝不敢面折庭争，却是一个大缺点。董仲舒说他“从谀”，并不算是毁谤，然而自此公孙弘便对董仲舒怀恨在心。后来武帝的另一位兄长胶西王刘端缺少国相，公孙弘就向武帝推荐董仲舒道：“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武帝大概想到董仲舒之前做江都相有政绩，且能劝谏这位骄而好勇的兄长，就同意以董仲舒为胶西相。
然而，董仲舒此次赴任胶西，与去江都为相可是大不相同了。江都王刘非对董仲舒的劝谏还是能听得进去的，而且除了性情骄奢和招聚宾客外，也没有太严重的不法行为。胶西王可不一样，据《汉书》记载，刘端在封国做了很多不法的事情：国相到任之后，如果依法治理当地，他就想方设法探求国相的错处向朝廷报告，使其去职；找不到瑕疵的，就找机会毒死。如果国相阿谀胶西王，不以法约束他的行为，则迟早会得罪于朝廷，也免不了或死或罢的下场。所以胶西虽是小国，却先后杀伤二千石高官甚多。公孙弘推举董仲舒出任胶西相，简直就是把他送进了龙
潭虎穴。
董仲舒虽然心知公孙弘“举荐”他为国相不安好心，但君命难违，也只有勉强赴任。好在刘端也知道董仲舒是当世大儒，更是自己那位皇帝弟弟看重的人，对董仲舒多少有些另眼相看，保持了一定的尊重。但在董仲舒而言，做胶西相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虽然《汉书》本传说他“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表现出了儒者的浩然正气，但他终究不能在这样一位“骄王”的封国内安身立命，于是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国相之后，便托病辞职了。
回到长安的董仲舒已经接近暮年，他不愿再沉浮于宦海，自此便在家中著书治学。武帝依然尊重他的才学，每当朝廷有大事商议，总是派人去询问他的意见，他也会根据经义一一对答。他的子孙和弟子颇有以经术致高位的，如吕步舒就曾奉命究办淮南王刘安的谋反大案，官至丞相长史，名震一时；而董仲舒本人却只究心学术，不问产业，算是长安的一个“隐者”，后来寿终于家。
汉武帝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盛世，文武名臣层出不穷，其中的佼佼者，往往封侯拜相。相对来说，被后人称赞为“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的董仲舒卻以家居著书而终其身，似乎显得太寂寥了。然而，较之那些今日已经湮没无闻的将相大臣，董仲舒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一直在被人民用另一种方式纪念着。历代的有识之士在继承他“大一统”思想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并为维护国家的统一、防止政权分裂出谋划策、贡献力量。今天陕西西安有一个叫“下马陵”的地方，俗称“虾蟆陵”，当地人民说是董仲舒墓所在之处，并说因为武帝出行，过墓而下马致敬，遂有了“下马陵”之名。实际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董仲舒墓应在汉武帝茂陵周边，即今天的陕西兴平境内，与西安的下马陵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在民间出现这样的传说，充分反映了历代人民对董仲舒的景仰之情。这正是：
任道虽言世所憎，是非终在自堪凭。
汉朝冢墓知多少，今古独崇下马陵。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广川（今河北衡水）人，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家。其主要事迹记载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汉景帝时任博士。汉武帝时，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到京城应诏对策，于是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即著名的“天人三策”，其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影响深远。
纵观我国的古代历史，总的发展脉络是从分裂向统一发展、从区域的统一向全国的统一发展。特别是自从秦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以来，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全国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的时间占了大多数，即使出现分裂，占据一方的各个政权也莫不厉兵秣马，以重新实现全国的统一为最终目标。时至今日，这种“大一统”的观念，已经深入国人的血脉，成为祖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我们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思想根源。
“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孔子虽然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却不曾要求废除诸侯国。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朝中也有主张重建诸侯国、分封皇子为诸侯王的声音。到秦末农民战争推翻了秦王朝以后，楚霸王项羽更是把分封制重新实施。汉高祖刘邦因应形势，也分封了功臣、皇子为诸侯王。汉朝能够巩固中央集权，弱化诸侯王的势力，是经过文帝、景帝、武帝三代的努力才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汉初儒家与董仲舒
西汉建国初期，由于秦末连年兵燹的缘故，国家经济凋敝，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在这种情况下，汉初统治者倡导清静不扰的政治路线，把黄老学派的理念作为治国方针。相应地，儒家之学则被评价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屠龙之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曾说过：“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在他看来，儒学的长处在于通过礼法维护社会秩序。但他又认为，儒者主张“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会导致“主劳而臣逸”的局面，不符合无为之道。司马谈的这段话，基本反映了汉初非儒家学者对儒学的看法。
其实，所谓主倡臣和、主先臣随，充分反映了儒家对上下之序、君臣之别的重视，恰恰是汉朝统治者所需要的。汉朝建立后不久，汉高祖刘邦召集功臣列侯宴饮，这些功臣多是以军功起家的大将，对礼节很不在意，他们边喝酒边争论功劳大小，喧哗不止，喝醉了以后更是一时兴起，大喊大叫，甚至还有拔出剑来砍宫殿柱子的。刘邦虽然素以旷达著称，但此时毕竟已贵为天子，看到功臣们这个样子，不由得“心厌之”。这时，名儒叔孙通适时地向刘邦进言，建议制定一套朝会礼仪，以规范秩序，高祖就让叔孙通负责此事。叔孙通带着一班儒者，制定了一套简易又不失帝王尊严的礼仪，献给刘邦。刘邦将叔孙通所定的礼仪在朝会上试行，群臣表现得“震恐肃敬”，再也没有敢喧闹的了。朝会后，刘邦赞叹道：“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于是任命叔孙通为奉常（主管宗庙祭祀、礼仪制度的高级官员，为九卿之一，后改称太常），其他参与制礼的儒者也都被任命为郎官。此后，一批儒家学者陆续入仕，以自己的学识博得了朝廷的信任与重用，甚至有官至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的。董仲舒就是这些儒家学者中的一位杰出人物。
董仲舒是西汉初期广川（今河北衡水）人，以研究“公羊春秋”著称。汉景帝时，朝廷因重视他的学问，征召为博士。所谓“博士”，是秦朝设置的一种顾问性质的官职，多用博古通今的学者充任，汉朝因之不改。博士平时充当官学的老师，向弟子传授学术知识，当朝廷有要事时，则有贡献意见的责任。博士的秩次（相当于今日所说的“级别”）为比六百石，能够与闻朝廷大政，如遇升迁，则常出任诸侯王的太傅，使之以正理辅导、约束骄慢不法的诸侯王。
董仲舒出任博士后仍然精勤学问，他为了不分心，在学堂里拉上帷幕，在幕后专心讲诵，学生则隔着帷幕听讲，甚至有的学生根本就没和董仲舒见过面。不讲课时，董仲舒则闭门读书，当时流传着他“三年不观于舍园”的佳话。在景帝、武帝之交的时代，他真算得上当世的一位名儒了。
然而，董仲舒并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那种腐儒，他所治的“公羊春秋”之学，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一门学问。公羊学派的学者认为，孔子在政治上不得志，没有实现理想的机会，因而通过撰作《春秋》，将自身的理想寄托于其中。《春秋》一书中对人物的称谓方式、对事件的陈述方式经常发生变化，是因为孔子对不同的人物、事件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微言大义”。公羊学派学者研究孔子的这些表述，总结出一套孔子褒贬人事的原则，称之为“《春秋》之义”，他们将这些原则运用在实务中，与汉朝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了以儒家理论解决现实问题。董仲舒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其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令他名垂千古的“天人三策”。
二、天人三策在，不废万年传
前面提到过，汉朝初年，统治者崇尚清静不扰的治国思路，反映在学术上，就是主张“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之学占上风。固然也有儒生得到皇帝的欣赏和重用，但就整体而言，儒家学说没有得到充分施展的空间。
汉武帝即位后，有志于以儒学提拔他曾经的老师——名儒王臧为郎中令（宫廷的侍卫总管，也是九卿之一），另一大儒赵绾也被推举为御史大夫，想以此为契机，推行儒家封禅、改正朔、立明堂的理想政治路线。于是，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诏命丞相、御史大夫、列侯、九卿、郡国守相等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获得推举的人都聚集到京城长安，应诏对策。景帝时即已颇有名气的董仲舒也是被推举的“贤良”之一。
所謂“对策”，是指皇帝下诏提出问题，被问之人以作文章的形式回答的一种活动；从提问人的角度来说，又可称为“策问”。汉武帝在策问贤良时先后下了三次提问的诏书，每篇诏书都提出了一大串问题。我们不妨对这三篇诏书的中心思想做这样的简单总结：第一次问的是取法古圣先王有没有意义，怎样才能避免灾异（古人把自然灾害和奇异现象合称“灾异”，认为都是不祥之兆），实现天下太平；第二次问的是古代圣王治国理政情况各异，是否意味着帝王之道本就有所不同；第三次则是要对策之人再次就前两问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言而喻，武帝是要通过策问的方式，找到一个可靠的未来的治国方针。董仲舒对诏书的回答，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运用儒家学说，特别是《春秋》之义，详细阐释了“天”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从历史记录看，如果人间的帝王做了不合道义的事情，“天”就会降下灾异来警示帝王，让他醒悟，如果帝王仍不悔改，上天就会让他败亡。真正的王者秉承天意行事，所以推行德教，而不倚任刑罚。正因为君主应以天道为依归，所以他要让自己的行为上体天意，并以此来引领治下的人民。这就是所谓“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他反对以出身、财产和资历为标准任用官员，建议让列侯、郡守与二千石之官每年从治下选拔贤才两人，荐举到朝廷，任命为郎官，让他们在皇帝身边做事，并经过进一步选拔，逐渐出任县令、郡守。这种选贤任能的办法，无疑比以前纯凭父兄官职和家庭资产标准用人的方式好很多。此外，董仲舒还在对策中抨击了当时官府剥削百姓、夤缘为奸的一些做法，认为应该禁止官员以权谋私，这在当时都是较为进步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鑒意义。
当然，“天人三策”中最重要，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观点就是著名的“《春秋》大一统”。这里的“大”，应该解释为“重视、尊重”的意思，也就是说，《春秋》尊重“一统”。这个“一统”，原指的是天下的诸侯、人民都受周天子的统治，尊重其权威，《春秋》记事，在“正月”前加“王”字，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董仲舒将其进一步引申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建议禁止不属“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邪辟之说”，认为这样可以形成稳定而统一的纲纪，人民就知道何去何从了。班固将董仲舒的这番言论总结为八个字：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也是汉代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语的最初来源。
董仲舒之所以会在对策中提出“大一统”的观点，一方面固然是受到“公羊春秋”通说的影响，但时代背景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在汉武帝以前的时代，汉朝还没有彻底完成中央集权体制的建设。汉高祖刘邦打下江山之后，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刘邦生前消灭了其中的六个，但他却没有将这些王国收为直辖郡县，而是另外封了自己的兄弟子侄为诸侯王，去统治这些地区。这些同姓诸侯王在高祖、惠帝时期还不敢胡来，后来随着享国日久，他们在封国的权势越来越大，跟皇帝的亲戚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于是各种各样的阴谋就出现了。在武帝的父亲景帝时，爆发了一场同姓诸侯王的大规模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派大将出征，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参与叛乱的诸侯王或自杀、或被杀，汉朝中央的权威由此得到了加强。董仲舒倡导“大一统”，与景帝时期中央集权得到强化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七国之乱虽然被平定，但尚存的其他诸侯国仍有一定的独立性，特别是那些辈分高、封国大的诸侯王，皇帝平时都要对他们表示尊重，实在难以控制。如在汉武帝刚登基时，他的叔祖父淮南王刘安就觊觎帝位，后来竟发展到阴谋叛乱的地步。武帝的兄弟被封为诸侯王的，也大多骄恣淫乱、不守规矩。董仲舒强调“大一统”，实际就是主张从思想上树立朝廷的权威，皇帝以确立了官方地位的儒家思想“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诸侯王国自然也在被“正”之列。所以我们可以说，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既是汉代大一统国家日渐强势的产物，又是大一统局面继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董仲舒的“大一统”理念，与年轻的汉武帝非常合拍。对策结束后，丞相卫绾秉承武帝的意旨，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这正与董仲舒在对策中的建议若合符节。在大批治法家、纵横家之学的“贤良”被罢的同时，董仲舒却由秩六百石的博士被直接提拔为秩二千石的江都相，进入汉朝高级官员的行列。江都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兄长，以“素骄好勇”著称，但据历史记载，他对明礼义、知天象、博学多闻的董仲舒却十分敬重，也能接受逆耳的谏诤，这或许与汉武帝歆慕儒学，以及董仲舒在对策中表现卓越、天下闻名有一定关系。
然而，在帝都长安，汉武帝充满热情的更化运动很快就夭折了。临朝听政的太皇太后窦氏（汉人习称“窦太后”，是汉文帝的皇后）本来就不喜儒家学术，又得知赵绾奏请皇帝“毋奏事太皇太后”，要把她从权力中心排斥出去，更加生气，于是派人刺探到赵绾的把柄，逼迫武帝将其下狱，最终赵绾自尽。此后，在窦太后的压制下，汉武帝被迫改变路线，废除了一系列遵循儒家学说制定的政策。董仲舒幸而未被波及，在江都做了一段时间的太平国相后因故去官，不久又被起用为中大夫，回到了长安这个政治权力中心。只是，他的“大一统”理想，还能实现吗？
三、今古独崇下马陵
幸运的是，汉武帝是一位有志于作为的英主，他既不甘心永远在窦太后的阴影下亦步亦趋，也不愿意让诸侯王和地方豪族继续恣睢横行。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去世。次年，汉武帝改元元光，又开始推行之前被迫中断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元光元年（前134）冬十一月（当时的历法以十月为岁首），武帝下诏，命郡国各举孝廉一人，这正是对董仲舒“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建议的实践。五月，武帝复诏贤良对策，与董仲舒同治“公羊春秋”的公孙弘在应诏贤良中脱颖而出，被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成为武帝朝的一颗政治新星；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等也都陆续受到擢用。儒家，尤其是公羊学派，一时风光无两。纵观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地方王国势力逐渐被削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发展，这都是董仲舒“大一统”思想被重新实践的结果。
然而，此时的董仲舒却卷入了一场大风波之中。就在窦太后去世前不久，先是官方在辽东郡设立的高祖祭庙起火，接着又是高祖陵园的便殿遭了火灾。祖庙、陵园的建筑着火，在古人看来是上天震怒、动摇根本的大事，汉武帝深感戒惧，穿了五天素服，以表修省之意。董仲舒此时在长安任中大夫，实际是皇帝的高级侍从，并兼有参议政事的职责。他既有顾问的责任，又精通儒家的阴阳灾异之说，故而在家中私下推究这两场火灾的“天人感应”之理，并据此写成了文章的初稿，这大约就是元光元年末的事情。此时，汉武帝的新宠臣主父偃来拜访这位久负盛名的学界名人、官场前辈，见到董仲舒的这份草稿，又羡又妒，遂趁董仲舒不备，窃而有之，随后便充为己作奏上武帝，欲以此进一步博得天子宠信。 汉武帝看到这份文稿，因知道主父偃也治《春秋》之学，并未加以怀疑，遂召来在朝廷任职的一众名儒，命他们审阅文章，判断价值。主父偃未遇时，长期不齿于儒林，此时虽已成为天子宠臣，诸儒犹以旧时眼光看待他。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亦在诸儒之列，对主父偃所奏上的文章抨击尤为猛烈，谓为“甚愚”，却不知此文实是其师的大作。既然诸儒都如此反对该文的观点，则武帝必以诸儒之言责让主父偃，主父偃必将董仲舒供出以减轻自己责任，也都是可以推想而及的。此事一出，董仲舒因是文章确定无疑的作者，遂被下狱，廷尉——当时的最高法官推问一番后，竟将他定了死刑。幸而武帝尚算明君，心知董仲舒是为主父偃所累，于是诏赦其“罪”。董仲舒虽然得以幸免于难，甚至出狱后仍继续居官在朝，但已是惊弓之鸟，从此便不敢再谈灾异休咎了。他的弟子吕步舒，也因此事成了后人心目中叛师之徒的一个典型，这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然而，董仲舒的不幸还没有结束。在贤良对策中脱颖而出的公孙弘，既能承顺人主之意，又济之以博学高才，所以仅一年即由博士升到左内史。虽然论才学、事迹，公孙弘真算得上汉武帝时的一位名臣，但其人对武帝不敢面折庭争，却是一个大缺点。董仲舒说他“从谀”，并不算是毁谤，然而自此公孙弘便对董仲舒怀恨在心。后来武帝的另一位兄长胶西王刘端缺少国相，公孙弘就向武帝推荐董仲舒道：“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武帝大概想到董仲舒之前做江都相有政绩，且能劝谏这位骄而好勇的兄长，就同意以董仲舒为胶西相。
然而，董仲舒此次赴任胶西，与去江都为相可是大不相同了。江都王刘非对董仲舒的劝谏还是能听得进去的，而且除了性情骄奢和招聚宾客外，也没有太严重的不法行为。胶西王可不一样，据《汉书》记载，刘端在封国做了很多不法的事情：国相到任之后，如果依法治理当地，他就想方设法探求国相的错处向朝廷报告，使其去职；找不到瑕疵的，就找机会毒死。如果国相阿谀胶西王，不以法约束他的行为，则迟早会得罪于朝廷，也免不了或死或罢的下场。所以胶西虽是小国，却先后杀伤二千石高官甚多。公孙弘推举董仲舒出任胶西相，简直就是把他送进了龙
潭虎穴。
董仲舒虽然心知公孙弘“举荐”他为国相不安好心，但君命难违，也只有勉强赴任。好在刘端也知道董仲舒是当世大儒，更是自己那位皇帝弟弟看重的人，对董仲舒多少有些另眼相看，保持了一定的尊重。但在董仲舒而言，做胶西相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虽然《汉书》本传说他“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表现出了儒者的浩然正气，但他终究不能在这样一位“骄王”的封国内安身立命，于是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国相之后，便托病辞职了。
回到长安的董仲舒已经接近暮年，他不愿再沉浮于宦海，自此便在家中著书治学。武帝依然尊重他的才学，每当朝廷有大事商议，总是派人去询问他的意见，他也会根据经义一一对答。他的子孙和弟子颇有以经术致高位的，如吕步舒就曾奉命究办淮南王刘安的谋反大案，官至丞相长史，名震一时；而董仲舒本人却只究心学术，不问产业，算是长安的一个“隐者”，后来寿终于家。
汉武帝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盛世，文武名臣层出不穷，其中的佼佼者，往往封侯拜相。相对来说，被后人称赞为“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的董仲舒卻以家居著书而终其身，似乎显得太寂寥了。然而，较之那些今日已经湮没无闻的将相大臣，董仲舒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一直在被人民用另一种方式纪念着。历代的有识之士在继承他“大一统”思想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并为维护国家的统一、防止政权分裂出谋划策、贡献力量。今天陕西西安有一个叫“下马陵”的地方，俗称“虾蟆陵”，当地人民说是董仲舒墓所在之处，并说因为武帝出行，过墓而下马致敬，遂有了“下马陵”之名。实际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董仲舒墓应在汉武帝茂陵周边，即今天的陕西兴平境内，与西安的下马陵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在民间出现这样的传说，充分反映了历代人民对董仲舒的景仰之情。这正是：
任道虽言世所憎，是非终在自堪凭。
汉朝冢墓知多少，今古独崇下马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