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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佳县白云观以庙会布施的形式形成了自己的宫观经济，在获得宫观经济形式的同时也以宗教服务的形式满足了信众的心理需求，对地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宗教信仰的神圣性与经济发展的世俗性似乎也是一对矛盾的关系，但宗教经济却是介乎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一种特殊现象，白云观在道观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却与宗教信仰达到了一种理性的平衡。
[关键词]佳县白云观；宫观经济；地方社会
1 佳县白云观宫观经济形式
佳县白云观初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创建人为云游道士李玉风（一作玉峰）。从明代中叶创建至民国初年，白云观的修持方式与全真道传统相一致，即出家清修。至民国末期，白云山道士的教务活动与民间信仰逐渐合流，宗教活动逐渐丰富。其中影响最大、辐射范围最广泛的即白云观的庙会。
庙会的起源从形式上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祀典，但在元代以前，宫观的法会只具有单纯的宗教色彩，是宗教情感的宣泄。自明代以后，随着宗教世俗化的发展，宗教生活变成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集商业、娱乐、信仰为一体的庙会应运而生。佳县白云观的庙会自清初以来就有记录，传统庙会每年举办3次，三月初三真武祖师圣诞会，四月初八白云观建观开光纪念会和九月初九真武祖师羽化飞升会。三月和九月的庙会会期分别为3天，四月庙会为8天。1959年以后又增加了正月初一至十五的春节庙会。
清末以前庙会由道观主持，民国以后，庙会则改为由“会”来主持。庙会组织具有庙会的财产支配权和人员的监督权。清康熙年间有东朝会和西朝会两个庙会团体，但此时“会”的主要作用在于轮流组织信众朝山，与后面所谈的庙会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改组为8个庙会团体。1950年改组为5个庙会，有分会29个，总会和分会的组织者（会长）230人、支会联络人员800余人。因早期缺乏人数统计，从布施收入分析：1952年仅收入5000万元旧人民币，折合新币5000元，1956年上升到9734元，其后每年收入依次为1957年14755元，1958年31105元，1959年67461元，1960年93576元，1961年115076元，1962年139478元，其增速平均为65.26%。从1961年以后开始有统计和估计人数，1961--1963年为每年10万人。1963年，白云观庙会被强制取消。直至1978年再度恢复，开始由县政府设置的白云山管理局包办庙会事务，朝山人数迅速上升到30万人以上，90年代超过50万人，2000年以后达到80万人以上；2005年9月白云观宗教活动场所移交道教管理以后，布施收入亦由2005年前的500万元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1000万元。庙会期间，朝山信众主要来自陕北、晋西北、内蒙、宁夏，少部分来自陕西关中、甘肃和河南省。
除了群体性活动之外，个人的占卜活动也十分活跃。据当地政府部门对1963年四月庙会的监管统计，庙会期间，在各殿抽签占卜的人数总计7942人，按意愿分为：预卜收成2331人、问病1700人，保小孩平安1333人，祈求子嗣1178人，婚姻594人，出行平安263人，失物239人，升学118人，官事114人，就业45人，保牛羊27人。从这些分类中，可以看出，信众所问寻的，主要是收成和健康平安类的问题，也许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有关，保孩子平安在当时是信众参加庙会活动最重要的动机。在这一点上，白云观专门开设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服务仪式，即保锁和开锁仪式。是指用红线拴在小孩子的脖子上，直到十二岁方予以解除。1962年庙会期间，各分会发出了锁线350公斤。
由此可见，白云山道观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庙会收入，由此也可以看出白云观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及辐射力之大。
2 佳县白云观庙会与地方社会
信众通过庙会，以布施的形式，发展了白云观的宫观经济，同样，白云观也对地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在白云观的庙会上，除了满足信众的宗教心理需求之外，也有一系列为信众服务的内容，可以说道观与信众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商业服务模式。
白云观在庙会期间，在乐楼上为信众演出道教乐舞。参加者15人，高功坐在高台上击打铜 和木鱼指挥，经师12人分列两侧，各执乐器奏乐，舞者2人在舞台中央，跟随乐曲做舞蹈动作，手指做出不同样式的动作，寓意花、香、灯、果、水、茶等供品。而白云观的道教音乐，除了有全真正韵的传统之外，更是融合了正一道的经韵曲调和笙管乐曲，除此之外，陕北民歌和山西晋剧也对其有影响。在庙会期间的表演，不仅满足了信众的文化需求，也极大地丰富了地方社会的文化形式。庙会期间，在广场上还有转九曲仪式。所谓九曲，象征的就是黄河，因陕北极为缺水，九曲黄河滋养了陕北，因此，转九曲既有感恩之意，也有信众希望从此一帆风顺、不再遭遇曲折之意。转九曲时，事先由道士在广场上用木柱和绳子排列出曲折的道路，木柱上点燃蜡烛。由高功怀抱真武大帝座像领头，众经师吹奏明快的乐曲，由众多人组成的仪仗队敲锣打鼓、彩旗飘扬，进入九曲阵，与会信众紧随其后，直至走完全程。转九曲作为一种仪式，吸纳信众参与其中，极大的满足了信众的信仰需求，也将地方特色与宗教信仰相融合，极具特色。
但每年的庙会时间毕竟有限，道士在其余时间仍然以修持为主，除此之外也参与农业劳作和为地方信众服务。道士平日为地方社会的服务主要是“打醮”。打醮，俗称为做道场。一种是水陆道场，即为丧家做法事，一般属于信众的个体行为。另一种是吉祥道场，又称清醮。这是一种群体性的行为。通常由一个村或者数个村落联合举办，于春、冬两季进行。春季求风调雨顺，冬季答谢神灵。每次清醮需要5日，主要由白云观道士做法事。白云观道士打醮的范围均在本县境内，据统计有125个村子，如按每村每年举行两次计算，总计需要1250个醮日，显然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各方代表商议，有的村每年一次，有的村每年两次，即便如此，仍然不能满足，于是将道士分为两个班子，分别巡回打醮。通过此种方式，更好的为地方信众服务。 3 宫观经济与宗教信仰的理性平衡
宗教与经济作为人类生活的两极，一个关切来世，一个注重今生，一个指向彼岸，一个留恋此地，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但却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两种最持久、最经常的力量。宗教信仰的神圣性与经济发展的世俗性似乎也是一对矛盾的关系，但宗教经济却是介乎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一种特殊现象，在其发展进程中，作为经济领域的一种特殊经济形式，宗教经济在其发展中与宗教信仰达到了一种理性的平衡。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从伦理上说，只有当财富诱使人们游手好闲、贪图享受时，它才是一种不良之物；只有当取得财富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生活惬意、无忧无虑时，它才是一件坏事。但是，就其作为履行职业义务的意义而言，获得财富不仅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必行的。”历史上不乏道教徒沉迷于世俗经济、背离宗教信仰所导致影响道教发展之例。但白云观在获得道观经济增长的同时，利用信众的宗教心理需求服务于地方信众，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其所服务的方式主要是宗教乐舞和宗教仪式，可见道教徒仍然保持了信仰的神圣性，并未沉迷于世俗经济。这种做法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为了“履行职业义务”。
宗教的社会功能为神圣性基本功能和世俗性一般功能两大方面。宗教的神圣性基本功能是指宗教的超世俗方面转而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力；宗教的世俗性一般功能，则是宗教在世俗社会中而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力。可以说，在任何一种宗教的发展过程中，两种社会功能都是相结合而发展的，但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某种社会功能则表现的更为明显。白云观在创建之初，其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神圣性基本功能方面。创建之初，其社会功能的表现在于宗教信仰对地方民众的信仰心理之满足，这是基于信仰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宗教信仰超世俗性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白云观创建之初的社会功能主要为神圣性的基本功能。宗教的世俗性一般功能包括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白云观庙会在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分析中可见，其对地方社会的商业、文化等都产生了影响，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白云观庙会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世俗性一般功能。而这种转变则是随着道教世俗化发生的，也可以说是宗教在参与世俗社会的活动中，其神圣性功能与世俗性功能之间的关系亦随之变化。白云观的宫观经济主要来源于庙会，并未走向如拉里·席纳尔所说的“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失去了他们的社会意义”，而是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其宗教行为更具社会意义。
作者单位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关键词]佳县白云观；宫观经济；地方社会
1 佳县白云观宫观经济形式
佳县白云观初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创建人为云游道士李玉风（一作玉峰）。从明代中叶创建至民国初年，白云观的修持方式与全真道传统相一致，即出家清修。至民国末期，白云山道士的教务活动与民间信仰逐渐合流，宗教活动逐渐丰富。其中影响最大、辐射范围最广泛的即白云观的庙会。
庙会的起源从形式上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祀典，但在元代以前，宫观的法会只具有单纯的宗教色彩，是宗教情感的宣泄。自明代以后，随着宗教世俗化的发展，宗教生活变成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集商业、娱乐、信仰为一体的庙会应运而生。佳县白云观的庙会自清初以来就有记录，传统庙会每年举办3次，三月初三真武祖师圣诞会，四月初八白云观建观开光纪念会和九月初九真武祖师羽化飞升会。三月和九月的庙会会期分别为3天，四月庙会为8天。1959年以后又增加了正月初一至十五的春节庙会。
清末以前庙会由道观主持，民国以后，庙会则改为由“会”来主持。庙会组织具有庙会的财产支配权和人员的监督权。清康熙年间有东朝会和西朝会两个庙会团体，但此时“会”的主要作用在于轮流组织信众朝山，与后面所谈的庙会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改组为8个庙会团体。1950年改组为5个庙会，有分会29个，总会和分会的组织者（会长）230人、支会联络人员800余人。因早期缺乏人数统计，从布施收入分析：1952年仅收入5000万元旧人民币，折合新币5000元，1956年上升到9734元，其后每年收入依次为1957年14755元，1958年31105元，1959年67461元，1960年93576元，1961年115076元，1962年139478元，其增速平均为65.26%。从1961年以后开始有统计和估计人数，1961--1963年为每年10万人。1963年，白云观庙会被强制取消。直至1978年再度恢复，开始由县政府设置的白云山管理局包办庙会事务，朝山人数迅速上升到30万人以上，90年代超过50万人，2000年以后达到80万人以上；2005年9月白云观宗教活动场所移交道教管理以后，布施收入亦由2005年前的500万元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1000万元。庙会期间，朝山信众主要来自陕北、晋西北、内蒙、宁夏，少部分来自陕西关中、甘肃和河南省。
除了群体性活动之外，个人的占卜活动也十分活跃。据当地政府部门对1963年四月庙会的监管统计，庙会期间，在各殿抽签占卜的人数总计7942人，按意愿分为：预卜收成2331人、问病1700人，保小孩平安1333人，祈求子嗣1178人，婚姻594人，出行平安263人，失物239人，升学118人，官事114人，就业45人，保牛羊27人。从这些分类中，可以看出，信众所问寻的，主要是收成和健康平安类的问题，也许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有关，保孩子平安在当时是信众参加庙会活动最重要的动机。在这一点上，白云观专门开设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服务仪式，即保锁和开锁仪式。是指用红线拴在小孩子的脖子上，直到十二岁方予以解除。1962年庙会期间，各分会发出了锁线350公斤。
由此可见，白云山道观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庙会收入，由此也可以看出白云观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及辐射力之大。
2 佳县白云观庙会与地方社会
信众通过庙会，以布施的形式，发展了白云观的宫观经济，同样，白云观也对地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在白云观的庙会上，除了满足信众的宗教心理需求之外，也有一系列为信众服务的内容，可以说道观与信众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商业服务模式。
白云观在庙会期间，在乐楼上为信众演出道教乐舞。参加者15人，高功坐在高台上击打铜 和木鱼指挥，经师12人分列两侧，各执乐器奏乐，舞者2人在舞台中央，跟随乐曲做舞蹈动作，手指做出不同样式的动作，寓意花、香、灯、果、水、茶等供品。而白云观的道教音乐，除了有全真正韵的传统之外，更是融合了正一道的经韵曲调和笙管乐曲，除此之外，陕北民歌和山西晋剧也对其有影响。在庙会期间的表演，不仅满足了信众的文化需求，也极大地丰富了地方社会的文化形式。庙会期间，在广场上还有转九曲仪式。所谓九曲，象征的就是黄河，因陕北极为缺水，九曲黄河滋养了陕北，因此，转九曲既有感恩之意，也有信众希望从此一帆风顺、不再遭遇曲折之意。转九曲时，事先由道士在广场上用木柱和绳子排列出曲折的道路，木柱上点燃蜡烛。由高功怀抱真武大帝座像领头，众经师吹奏明快的乐曲，由众多人组成的仪仗队敲锣打鼓、彩旗飘扬，进入九曲阵，与会信众紧随其后，直至走完全程。转九曲作为一种仪式，吸纳信众参与其中，极大的满足了信众的信仰需求，也将地方特色与宗教信仰相融合，极具特色。
但每年的庙会时间毕竟有限，道士在其余时间仍然以修持为主，除此之外也参与农业劳作和为地方信众服务。道士平日为地方社会的服务主要是“打醮”。打醮，俗称为做道场。一种是水陆道场，即为丧家做法事，一般属于信众的个体行为。另一种是吉祥道场，又称清醮。这是一种群体性的行为。通常由一个村或者数个村落联合举办，于春、冬两季进行。春季求风调雨顺，冬季答谢神灵。每次清醮需要5日，主要由白云观道士做法事。白云观道士打醮的范围均在本县境内，据统计有125个村子，如按每村每年举行两次计算，总计需要1250个醮日，显然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各方代表商议，有的村每年一次，有的村每年两次，即便如此，仍然不能满足，于是将道士分为两个班子，分别巡回打醮。通过此种方式，更好的为地方信众服务。 3 宫观经济与宗教信仰的理性平衡
宗教与经济作为人类生活的两极，一个关切来世，一个注重今生，一个指向彼岸，一个留恋此地，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但却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两种最持久、最经常的力量。宗教信仰的神圣性与经济发展的世俗性似乎也是一对矛盾的关系，但宗教经济却是介乎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一种特殊现象，在其发展进程中，作为经济领域的一种特殊经济形式，宗教经济在其发展中与宗教信仰达到了一种理性的平衡。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从伦理上说，只有当财富诱使人们游手好闲、贪图享受时，它才是一种不良之物；只有当取得财富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生活惬意、无忧无虑时，它才是一件坏事。但是，就其作为履行职业义务的意义而言，获得财富不仅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必行的。”历史上不乏道教徒沉迷于世俗经济、背离宗教信仰所导致影响道教发展之例。但白云观在获得道观经济增长的同时，利用信众的宗教心理需求服务于地方信众，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其所服务的方式主要是宗教乐舞和宗教仪式，可见道教徒仍然保持了信仰的神圣性，并未沉迷于世俗经济。这种做法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为了“履行职业义务”。
宗教的社会功能为神圣性基本功能和世俗性一般功能两大方面。宗教的神圣性基本功能是指宗教的超世俗方面转而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力；宗教的世俗性一般功能，则是宗教在世俗社会中而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力。可以说，在任何一种宗教的发展过程中，两种社会功能都是相结合而发展的，但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某种社会功能则表现的更为明显。白云观在创建之初，其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神圣性基本功能方面。创建之初，其社会功能的表现在于宗教信仰对地方民众的信仰心理之满足，这是基于信仰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宗教信仰超世俗性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白云观创建之初的社会功能主要为神圣性的基本功能。宗教的世俗性一般功能包括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白云观庙会在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分析中可见，其对地方社会的商业、文化等都产生了影响，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白云观庙会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世俗性一般功能。而这种转变则是随着道教世俗化发生的，也可以说是宗教在参与世俗社会的活动中，其神圣性功能与世俗性功能之间的关系亦随之变化。白云观的宫观经济主要来源于庙会，并未走向如拉里·席纳尔所说的“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失去了他们的社会意义”，而是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其宗教行为更具社会意义。
作者单位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