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要的英国作家,鲁迪亚德·吉卜林一直被视为帝国主义作家的典型代表而活跃于文学史的教材之中。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吉卜林作品中不确定性和杂糅的特征加入了对其帝国主义的评价之中,作家的英印题材小说与帝国主义立场相结合的态势在后殖民理论的裹挟之下进一步强化,当吉卜林对印度的理想化叙事被作为其帝国主义“家长式”心态的明证被反复提及的同时,评论界有意或无意中忽略了,这种以浪漫性和理想化为主要特征的帝国主义叙事方式也贯穿于吉卜林后期英国题材小说的书写之中这一事实,而这种统一性是分析吉卜林个人理想化帝国主义的重要前提。本文将从吉卜林个人的宗教哲学出发,通过分析吉卜林整体的小说创作,厘清其在想象性帝国观念指引下对个体、世界和宇宙的认知与体察,在承认其观点的现实局限性前提之下,研究作家基于律法观念对个体家庭生活和社会存在的感知,并进而总结这种理想化帝国主义观念所折射出的人类心理上对秩序性和稳定性的诉求。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吉卜林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指出吉卜林研究中存在的政治化倾向,以及侧重于英印题材小说的文本取舍现实,明确突破这一既有阅读框架是分析吉卜林帝国主义观念的重要一步；其次指出与当今学界吉卜林研究热潮相左的是吉卜林在普通读者群体中的遇冷,并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与社会环境和人类思维的变革相联系,阐释浪漫主义衰退背景下,吉卜林与当代读者群体在经验传承和认知层面的断裂所导致的对其研究的相对窄化；再次通过分析吉卜林作品中对科学技术的歌颂探究其个人的浪漫主义思想和循环性历史观,而作家对于描绘人性和生命的使命感和道德感影响了他对帝国主义的认知和陈述方式,帝国主义作为人类与上帝的一种社会组织模式被他理想化地嵌入了具体的文本叙述之中,而这种叙述模式既是当时英国社会普遍氛围的一种反应,也是吉卜林个人世界主义观念的一种折射,他作品中对帝国主义所做出的理想化陈述在家庭伦理和生活哲学的道德训诫之下自成一体,是其存在哲学的理论依据。正文包括四章。第一章考察了吉卜林世界主义观念的宗教渊源和共济会影响。吉卜林个人的印度生活经历将其塑造为一个广义上的信神者,而非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基督徒或天主教徒,他对世界的认知超过了普通宗教教条的界限,而且这种包容性的宗教观在共济会中找到了现实的组织模式。这种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存在哲学深刻影响了吉卜林对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认同,作家对帝国主义缺乏现实批判性和思辨性的理想化陈述背后是这一世界大同理想的支撑,对异中求同性的追求让吉卜林将帝国主义视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更大规模的社会统一性的组织形式,并对这种模式表示了绝对的肯定和支持。在此基础之上,吉卜林形成了他对帝国主义伦理和道德观的想象性表述。第二章在厘清帝国主义观念中随时间演变而不断叠加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因素的前提之下,重点梳理吉卜林帝国主义观念中强调欧洲文明对宇宙律法继承性的本质特征,在吉卜林看来欧洲文明对宇宙律法的贯彻是因其完整的历史脉络和对秩序性的维护,肤色或种族并不是判断个体优劣的标准,能否彻底完备地遵守宇宙律法才是真正的衡量标尺。在这一侧重与上帝沟通而忽视对现实批判的观念指导之下,吉卜林个人的帝国主义呈现出理想化、完美化和统一化的存在形态,个体在帝国主义体系中获益而非受损自然也成为作家描写的绝对倾向。第三章探讨个体家庭关系在吉卜林帝国主义叙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社会组织中最小的存在单位,家庭被吉卜林同样赋予了一种理想化的存在方式,其中女性被边缘化的地位是男性在帝国事业中主导作用的反映,而家庭长幼代际间基于感情而非血缘关系的关爱与指引是其理想化世界主义观念的折射,此外,儿童心理所特有的、普遍的忽视阶级意识、种族观念和社会身份属性的特点,使得吉卜林个人在描写儿童时充满了温柔和期望,并常常将儿童作为最高律法的持守者来展现。第四章讨论吉卜林从个体社会关系的角度对帝国的想象和认同,其中欢笑是消弭种族差异有效手段,而工作不仅是个体寻求生存意义的方式,更是帝国主义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反映,生活于当下是吉卜林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回答,在他看来,帝国主义让这一因个体差异性而没有统一答案的困惑有了解答的可能。结语是对上述内容进行总结,并重申吉卜林理想化帝国主义背后所蕴含的对人类普遍困境的描绘和解除这种困境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