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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年末，75岁那年，钱理群在一个关于自己作品的座谈会上宣布，自此将“退出我原来参与的各种界……包括学术界”，他说“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不久后，他卖掉了房产，带着妻子搬进了位于北京市北郊的养老院。这引起了不小的舆论关注，钱理群却几乎不作回应。
2016年7月，钱理群所著的《岁月沧桑》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也是他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
“这本书里就有我为什么进养老院的答案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钱理群就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系列研究”的设想。他那时预计写7本书，从“五四运动”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计划要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为线索写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变迁史。
动笔时，钱理群年过半百。
这个计划对他而言过于庞大，之后他将计划修改为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也以此了结他的“共和国情结”。7部减为3 部。
钱理群在“精神史”的结构安排上，三部曲有“起承转合”的关系。
《1948：天地玄黄》，写共和国建立前玄黄未定之时，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想象与选择，是其“起”，未来中国的许多基本命题（观念、体制、心理、话语方式等等），都已孕育其中。
《岁月沧桑》写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个“承转”。其中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坚守”。
而以第三部《我的精神自传》作“合”，之所以选择自己为主角，钱理群认为这是“煞费苦心”之举：其一是“会涉及许多健在的人，不如就写自己”；其二是钱理群在讲述知识分子的故事时，他自己已隐含其间。
他在总序中写道：“这就需要最后现身，用自己在陷入‘绝地’以后的反省、反思，来为整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一个‘总合’，以便‘守望’住知识分子的本分。”
“我不追求纯客观的东西，我愿意在其中插入一些主观情感，这是我的一种追求。”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是以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感受、生命体验去观察与描写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从1996年完成第一部《1948：天地玄黄》，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传》，再到第二部《岁月沧桑》收笔，前后跨时近20年。
个体经验融入其间
1948年，正是新旧中国交替的时刻，也是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中自我抉择决定命运的时刻。
钱理群的“知识分子精神三部曲”便以这个特殊年份作为开端。《1948：天地玄黄》从这个极为特别的切入点，以具体入微的细节重现当年的历史场景，选取朱自清、萧军、胡风、丁玲、沈从文等不同类型著名文化人的个体命运，管窥这一时期各类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与人生选择，对他们个人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种种纠葛，以及文化体制的形态及其成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1948年时，钱理群只有9岁，这一年对他来说本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过去，但他在该书中仍有明显的主体投入。钱理群认为，写这段历史就是一种回忆与反思，他原想摆脱这种“主体投入”的研究惯性，但随着准备工作的开展，钱理群找到了自己与那个时代的联系。他把这些感受写进了日记里。
“12月20日，读梁实秋的女儿对当年与父亲离别时情景的回忆：‘我忽然想起还有一句话要说，便拼命地跑啊跑啊追火车，赶上去大声喊：爸爸你胃不好，以后不要多喝酒啊！’梁实秋大声回答说‘知道了。’火车越走越远，一缕轻烟，冉冉南去，谁能想到这一分手就是40年。”在日记的末尾，钱理群写道，“读到这里，那个‘女儿’彷佛是自己，他也在1948年与父亲永别。而我的父亲是悄然离去，还没有分别的机会。想到这里，竟感到说不出的悲凉。”
他分明想到了自己似曾相识的童年。
这次写作，勾连起他深埋着的家族隐痛的回忆，这是钱理群没有料到的。
钱理群出身世家，外祖父项兰生早年创办《杭州白话报》，开办安定学堂，后来参与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是早期的维新派人士。
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是項兰生在安定学堂的门生，在清华学堂预科毕业后，于1906年或1908年间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科，与胡适是同学。钱天鹤与竺可桢、赵元任还发起组织了自然科学家团体，办《科学》杂志，与《新青年》共同提倡民主科学的号召，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1948年胡适准备组阁，钱天鹤是名单中的农林部长。“我父亲属于胡适这个体系的。”钱理群说。
钱理群的三哥钱临三，抗战时从沦陷区逃到重庆，1947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9年之后，成为国民党驻旧金山“领事”。
1948年，钱家准备从上海先去广州，再逃到台湾去，但是钱理群的母亲不肯走，便让钱天鹤先到台湾去看一看。
“父亲去台湾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钱理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后，钱理群的长兄钱宁去美国留学。“父亲葬于台湾，三哥葬于旧金山，母亲葬于南京。我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家的悲剧，是——生不团圆，死各一方。” 钱理群说。
钱理群的家庭出身已经确定了他的研究立场，他也认为，自己是那个能为中国百年知识分子书写的人：“我家里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好人，甚至我敢说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但历史就是这样，在20年代初中期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我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我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所以我要写出历史的复杂性。”
“改造”和“坚守”
第二部曲《岁月沧桑》是最后完成，也是最核心的部分。
钱理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岁月沧桑》是自己晚年最重要的作品，“研究和写作的时长超过了10年。”
《岁月沧桑》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史书”，它更像是7位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汇总。 在个案选择上，钱理群强调典型性。
于是就有了代表“自由主义”的作家沈从文，和与之对应的“老延安”郭小川；有下到中国底层进行“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也有向最高层“上书”的废名；有“学贯古今”的文学史家的代表王瑶，也有与农民密切联系的文化人趙树理，还有诗人代表邵燕祥。而沈从文、废名、赵树理也同时是《1948：天地玄黄》中的续篇。
在历次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政治运动中，他们是其间的代表人物，钱理群希望以此形成完整的知识分子精神变迁史的脉络。
十多年来，钱理群调研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包括当事人的作品全集、口述回忆资料、相关机构档案文件、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都是最新的史料”，他特意提及这一点。在研究中他还顺带发现当下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出担忧，“学术界对（当年的）知识分子做了很多的史料工作，出了很多全集，但是（现在）对他们的全集进行研究的人很少。”
他决定静下心来，一字一句地看原材料，“做别人不愿意做、不屑做的笨学问”。
“这样的研究需要一个完全沉潜的状态，与外部的环境保持距离，不受干扰。所以我需要进养老院，它有这样的环境。”他说，“我现在的生活比较有规律，每天7点起床，上午和下午都写几个小时，如果完成不了当天的任务，晚上还会再写一些。”
在养老院一年时间里，钱理群已完成了70多万字的写作，平均每天2000字。
“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他说。
2015年的年末，《岁月沧桑》完稿，他感觉完成了一个积压多年的大事，如释重负。
在深入笔下那些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的过程中，钱理群重点感受的是他们对国家和时代的投入、挫折、碰撞、困惑和坚守。他通过大量的材料来判定他们的性格、理想和精神在与时代、社会的交汇激荡下所发生的变化，以体现知识分子个人命运在时代中的遭遇和幽隐，以及精神上的尴尬与波澜。
钱理群还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改造文本，书中大量地出现了“检讨书”“交代材料”“思想汇报”“检举书”以及“大批判”等文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他认为，“或许这也是阅读者兴趣所在。”
钱理群认为，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命运的两个关键词是“改造”与“坚守”，这也构成了全书历史叙述的两个中心词。
在《邵燕祥：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一文中，钱理群论述了“30后”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并有所“坚守”的。
“邵燕祥和我年龄相近，许多历史体验有相同的地方。所以在描述完邵燕祥的片段后，往往就直接加上我的内容，参与感比较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里既有我们当年落入改造深渊的陷阱，更有历经沧桑又必须坚守的东西。”
把“我”作为研究对象
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史”最后“合”的部分，《我的精神自传》分为两篇，其一是“我”的回顾与反思，二是“我”的精神自传。
开篇从钱理群的贵州时期讲起，这一段历史时期又与《岁月沧桑》有所呼应，他也在其中讲述了自己的“改造”与“坚守”。
在养老院，钱理群不上网，他依靠订阅的5份报纸来了解社会，其中有一份《贵州日报》。钱理群说贵州是他在北京大学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基地。
他因为“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在1960年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在一个卫生学校与师范学校教语文。在贵州，他待了18年，这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他也在那里经历了文革。
在文革期间，每次开完批斗大会，钱理群的头等大事就是去大吃一顿。一是慰劳自己的身体，二是示威：你批我，我活得更痛快。还照张相，叫“立此存照”。然后就回到单人房，拼命地读书，大量的鲁迅研究札记就是在当时这个环境下完成的。
但文革的残酷很快超出了这个在“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气质交锋”中的青年的想象。
一个同样“出身不好”的女学生，在钱理群被打成“反革命”时，出于良知，为钱理群说了几句公道话，最终却被逼投湖自杀。这件事给了钱理群极大刺激，他认为这是“压在心上的坟”，是欠年轻人的债。于是，“青年”成为钱理群一直关注的对象。在精神史总序的结尾，他写道，“这是我最想留给年轻一代和后人的思想结晶：我们只能守望，而他们更应该有新的开拓。这就是我近年不断说的话：‘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福送给年轻的朋友’。”
离开北京时，他冒险带上了一张父亲的照片，但不敢翻看。这是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存在着，本身就是慰藉了。
但红卫兵从他的箱底翻出这张照片，钱理群被坐实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他只能低头，认罪并忏悔。可在“平反”后，钱理群平静地将照片付之一炬。这种平静成为最恐怖的回忆。
所以，他说精神史写作也带有对家庭还债的目的。
“家庭出身与青年时期的成长奠定了我的价值观基础，在精神史的书写中不一定有具体的呈现，但却是潜在的感情基调。”钱理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80年代，钱理群走上学术之路后，就开始了对自我的追问，这也构成了他研究的内在动力：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
钱理群将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的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
钱理群清楚这并非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问题。要真正认清楚自己，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一番清理和总结。
1978年，钱理群回归北大，成为王瑶、严家炎先生的研究生，学术道路就此打开。 很快，钱理群和陈平原等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引来学界关注，那时他已经开始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的研究。他说，“这是的我魂之所系。”
80年代开始，钱理群着手研究鲁迅、周作人、曹禺，研究“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探讨他们的精神发展史，试图从中寻找精神资源。在他最为人所熟知的鲁迅研究中，也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意图，即如何将鲁迅的思想资源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教育资源。
钱理群深知自己的缺点，不懂外文，旧文不好，文字不漂亮。他干脆采取了放弃的方式，不读古文，不看任何外国理论。后来他反省说：“放弃得有些过分了。”
钱理群认为自己在精神上与王瑶相遇，却无法继承他学通古今的学术传统，也难以企及王瑶的高度。
而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使得他与鲁迅、周作人也有隔膜。
这使得钱理群在对他们的研究达到一定层次之后，就很难深入下去。他认为这是時代与命运所造成的，非个人所能把握，在内心深处却不免有悲凉和无奈之感。他自嘲说：“这是历史造成的没有文化的一代学者，无趣无味的一代文人。”
在《岁月沧桑》中，他原计划选取吴宓作为个案研究。这本来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对钱理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厚重的《吴宓日记》信息量极大，国内也陆续出现了研究者，但最终搁置，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钱理群担心，对吴宓这样学养兼具新、旧文人气质的知识分子， 自己“把握不住”。
“历史的中间物”
在钱理群的人生计划里，还有5本书要写。他很享受养老院的宁静生活，对于现在的状态，他的回答是“自由”。
而对于在写作过程中因自我投射带来的心灵折磨和思考的痛苦，“我叫它‘丰富的痛苦’。我认为痛苦与沉重，并非完全消极，它有内在的丰富性。产生思想的状态下，心灵是很沉重的，但同时也可以感觉到生命的丰富性和价值感。”钱理群品尝着个中况味，却甘之若饴。“复杂丰富到了一定的高度后就变成了单纯，但不是那种简陋的单纯。智慧和痛苦是连在一起的，有多大智慧就有多大痛苦，特别是思考严肃重大的问题，你必然会痛苦。”
自80年代以来，钱理群逐渐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与尊重；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思考与批判，诸如批判“北大正在培育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言论，至今还时常被人提起。
钱理群试图鸟瞰中国当代以来的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以精准而冷静的笔调，完成他对社会思潮变迁和人心转向的思考。但似乎他越努力，就越困惑，他自己愈像一个苦行僧。
2002年，钱理群从北大退休后，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在基础教育这片新战场上，钱理群自称屡挫屡战，屡战屡挫。
随后，他逐渐放弃了“教育”，退出了学术界，也告别了青年。他认为自己是在特定的阶段对中国的教育、思想、学术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
他在多次座谈中总结道：“我发现我已经不理解当代青年了，我感觉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我们不需要再去支持他、批评他、提醒他，这都是可笑的。所以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师的角色，我必须结束，因为我已经不懂他们了。年轻人根本不听你的，你显得可笑了，最好是沉默地观察。”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钱理群自称是一个“历史的中间物”。他的辩证法在诸多的社会困局中已经不起作用，甚至很难说服大多数人，他自称“不左不右”。
“我从来都是边缘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说。
钱理群说，已经想好刻在自己墓志铭上的话：“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是吧？”他问记者。
迟疑了片刻，又说：“可爱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可笑吧，因为它是不合时宜的。我现在做的事和大多数人做的不一样。”
不久后，他卖掉了房产，带着妻子搬进了位于北京市北郊的养老院。这引起了不小的舆论关注，钱理群却几乎不作回应。
2016年7月，钱理群所著的《岁月沧桑》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也是他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
“这本书里就有我为什么进养老院的答案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钱理群就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系列研究”的设想。他那时预计写7本书，从“五四运动”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计划要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为线索写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变迁史。
动笔时，钱理群年过半百。
这个计划对他而言过于庞大，之后他将计划修改为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也以此了结他的“共和国情结”。7部减为3 部。
钱理群在“精神史”的结构安排上，三部曲有“起承转合”的关系。
《1948：天地玄黄》，写共和国建立前玄黄未定之时，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想象与选择，是其“起”，未来中国的许多基本命题（观念、体制、心理、话语方式等等），都已孕育其中。
《岁月沧桑》写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个“承转”。其中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坚守”。
而以第三部《我的精神自传》作“合”，之所以选择自己为主角，钱理群认为这是“煞费苦心”之举：其一是“会涉及许多健在的人，不如就写自己”；其二是钱理群在讲述知识分子的故事时，他自己已隐含其间。
他在总序中写道：“这就需要最后现身，用自己在陷入‘绝地’以后的反省、反思，来为整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一个‘总合’，以便‘守望’住知识分子的本分。”
“我不追求纯客观的东西，我愿意在其中插入一些主观情感，这是我的一种追求。”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是以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感受、生命体验去观察与描写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从1996年完成第一部《1948：天地玄黄》，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传》，再到第二部《岁月沧桑》收笔，前后跨时近20年。
个体经验融入其间
1948年，正是新旧中国交替的时刻，也是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中自我抉择决定命运的时刻。
钱理群的“知识分子精神三部曲”便以这个特殊年份作为开端。《1948：天地玄黄》从这个极为特别的切入点，以具体入微的细节重现当年的历史场景，选取朱自清、萧军、胡风、丁玲、沈从文等不同类型著名文化人的个体命运，管窥这一时期各类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与人生选择，对他们个人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种种纠葛，以及文化体制的形态及其成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1948年时，钱理群只有9岁，这一年对他来说本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过去，但他在该书中仍有明显的主体投入。钱理群认为，写这段历史就是一种回忆与反思，他原想摆脱这种“主体投入”的研究惯性，但随着准备工作的开展，钱理群找到了自己与那个时代的联系。他把这些感受写进了日记里。
“12月20日，读梁实秋的女儿对当年与父亲离别时情景的回忆：‘我忽然想起还有一句话要说，便拼命地跑啊跑啊追火车，赶上去大声喊：爸爸你胃不好，以后不要多喝酒啊！’梁实秋大声回答说‘知道了。’火车越走越远，一缕轻烟，冉冉南去，谁能想到这一分手就是40年。”在日记的末尾，钱理群写道，“读到这里，那个‘女儿’彷佛是自己，他也在1948年与父亲永别。而我的父亲是悄然离去，还没有分别的机会。想到这里，竟感到说不出的悲凉。”
他分明想到了自己似曾相识的童年。
这次写作，勾连起他深埋着的家族隐痛的回忆，这是钱理群没有料到的。
钱理群出身世家，外祖父项兰生早年创办《杭州白话报》，开办安定学堂，后来参与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是早期的维新派人士。
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是項兰生在安定学堂的门生，在清华学堂预科毕业后，于1906年或1908年间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科，与胡适是同学。钱天鹤与竺可桢、赵元任还发起组织了自然科学家团体，办《科学》杂志，与《新青年》共同提倡民主科学的号召，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1948年胡适准备组阁，钱天鹤是名单中的农林部长。“我父亲属于胡适这个体系的。”钱理群说。
钱理群的三哥钱临三，抗战时从沦陷区逃到重庆，1947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9年之后，成为国民党驻旧金山“领事”。
1948年，钱家准备从上海先去广州，再逃到台湾去，但是钱理群的母亲不肯走，便让钱天鹤先到台湾去看一看。
“父亲去台湾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钱理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后，钱理群的长兄钱宁去美国留学。“父亲葬于台湾，三哥葬于旧金山，母亲葬于南京。我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家的悲剧，是——生不团圆，死各一方。” 钱理群说。
钱理群的家庭出身已经确定了他的研究立场，他也认为，自己是那个能为中国百年知识分子书写的人：“我家里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好人，甚至我敢说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但历史就是这样，在20年代初中期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我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我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所以我要写出历史的复杂性。”
“改造”和“坚守”
第二部曲《岁月沧桑》是最后完成，也是最核心的部分。
钱理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岁月沧桑》是自己晚年最重要的作品，“研究和写作的时长超过了10年。”
《岁月沧桑》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史书”，它更像是7位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汇总。 在个案选择上，钱理群强调典型性。
于是就有了代表“自由主义”的作家沈从文，和与之对应的“老延安”郭小川；有下到中国底层进行“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也有向最高层“上书”的废名；有“学贯古今”的文学史家的代表王瑶，也有与农民密切联系的文化人趙树理，还有诗人代表邵燕祥。而沈从文、废名、赵树理也同时是《1948：天地玄黄》中的续篇。
在历次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政治运动中，他们是其间的代表人物，钱理群希望以此形成完整的知识分子精神变迁史的脉络。
十多年来，钱理群调研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包括当事人的作品全集、口述回忆资料、相关机构档案文件、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都是最新的史料”，他特意提及这一点。在研究中他还顺带发现当下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出担忧，“学术界对（当年的）知识分子做了很多的史料工作，出了很多全集，但是（现在）对他们的全集进行研究的人很少。”
他决定静下心来，一字一句地看原材料，“做别人不愿意做、不屑做的笨学问”。
“这样的研究需要一个完全沉潜的状态，与外部的环境保持距离，不受干扰。所以我需要进养老院，它有这样的环境。”他说，“我现在的生活比较有规律，每天7点起床，上午和下午都写几个小时，如果完成不了当天的任务，晚上还会再写一些。”
在养老院一年时间里，钱理群已完成了70多万字的写作，平均每天2000字。
“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他说。
2015年的年末，《岁月沧桑》完稿，他感觉完成了一个积压多年的大事，如释重负。
在深入笔下那些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的过程中，钱理群重点感受的是他们对国家和时代的投入、挫折、碰撞、困惑和坚守。他通过大量的材料来判定他们的性格、理想和精神在与时代、社会的交汇激荡下所发生的变化，以体现知识分子个人命运在时代中的遭遇和幽隐，以及精神上的尴尬与波澜。
钱理群还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改造文本，书中大量地出现了“检讨书”“交代材料”“思想汇报”“检举书”以及“大批判”等文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他认为，“或许这也是阅读者兴趣所在。”
钱理群认为，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命运的两个关键词是“改造”与“坚守”，这也构成了全书历史叙述的两个中心词。
在《邵燕祥：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一文中，钱理群论述了“30后”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并有所“坚守”的。
“邵燕祥和我年龄相近，许多历史体验有相同的地方。所以在描述完邵燕祥的片段后，往往就直接加上我的内容，参与感比较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里既有我们当年落入改造深渊的陷阱，更有历经沧桑又必须坚守的东西。”
把“我”作为研究对象
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史”最后“合”的部分，《我的精神自传》分为两篇，其一是“我”的回顾与反思，二是“我”的精神自传。
开篇从钱理群的贵州时期讲起，这一段历史时期又与《岁月沧桑》有所呼应，他也在其中讲述了自己的“改造”与“坚守”。
在养老院，钱理群不上网，他依靠订阅的5份报纸来了解社会，其中有一份《贵州日报》。钱理群说贵州是他在北京大学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基地。
他因为“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在1960年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在一个卫生学校与师范学校教语文。在贵州，他待了18年，这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他也在那里经历了文革。
在文革期间，每次开完批斗大会，钱理群的头等大事就是去大吃一顿。一是慰劳自己的身体，二是示威：你批我，我活得更痛快。还照张相，叫“立此存照”。然后就回到单人房，拼命地读书，大量的鲁迅研究札记就是在当时这个环境下完成的。
但文革的残酷很快超出了这个在“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气质交锋”中的青年的想象。
一个同样“出身不好”的女学生，在钱理群被打成“反革命”时，出于良知，为钱理群说了几句公道话，最终却被逼投湖自杀。这件事给了钱理群极大刺激，他认为这是“压在心上的坟”，是欠年轻人的债。于是，“青年”成为钱理群一直关注的对象。在精神史总序的结尾，他写道，“这是我最想留给年轻一代和后人的思想结晶：我们只能守望，而他们更应该有新的开拓。这就是我近年不断说的话：‘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福送给年轻的朋友’。”
离开北京时，他冒险带上了一张父亲的照片，但不敢翻看。这是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存在着，本身就是慰藉了。
但红卫兵从他的箱底翻出这张照片，钱理群被坐实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他只能低头，认罪并忏悔。可在“平反”后，钱理群平静地将照片付之一炬。这种平静成为最恐怖的回忆。
所以，他说精神史写作也带有对家庭还债的目的。
“家庭出身与青年时期的成长奠定了我的价值观基础，在精神史的书写中不一定有具体的呈现，但却是潜在的感情基调。”钱理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80年代，钱理群走上学术之路后，就开始了对自我的追问，这也构成了他研究的内在动力：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
钱理群将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的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
钱理群清楚这并非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问题。要真正认清楚自己，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一番清理和总结。
1978年，钱理群回归北大，成为王瑶、严家炎先生的研究生，学术道路就此打开。 很快，钱理群和陈平原等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引来学界关注，那时他已经开始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的研究。他说，“这是的我魂之所系。”
80年代开始，钱理群着手研究鲁迅、周作人、曹禺，研究“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探讨他们的精神发展史，试图从中寻找精神资源。在他最为人所熟知的鲁迅研究中，也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意图，即如何将鲁迅的思想资源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教育资源。
钱理群深知自己的缺点，不懂外文，旧文不好，文字不漂亮。他干脆采取了放弃的方式，不读古文，不看任何外国理论。后来他反省说：“放弃得有些过分了。”
钱理群认为自己在精神上与王瑶相遇，却无法继承他学通古今的学术传统，也难以企及王瑶的高度。
而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使得他与鲁迅、周作人也有隔膜。
这使得钱理群在对他们的研究达到一定层次之后，就很难深入下去。他认为这是時代与命运所造成的，非个人所能把握，在内心深处却不免有悲凉和无奈之感。他自嘲说：“这是历史造成的没有文化的一代学者，无趣无味的一代文人。”
在《岁月沧桑》中，他原计划选取吴宓作为个案研究。这本来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对钱理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厚重的《吴宓日记》信息量极大，国内也陆续出现了研究者，但最终搁置，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钱理群担心，对吴宓这样学养兼具新、旧文人气质的知识分子， 自己“把握不住”。
“历史的中间物”
在钱理群的人生计划里，还有5本书要写。他很享受养老院的宁静生活，对于现在的状态，他的回答是“自由”。
而对于在写作过程中因自我投射带来的心灵折磨和思考的痛苦，“我叫它‘丰富的痛苦’。我认为痛苦与沉重，并非完全消极，它有内在的丰富性。产生思想的状态下，心灵是很沉重的，但同时也可以感觉到生命的丰富性和价值感。”钱理群品尝着个中况味，却甘之若饴。“复杂丰富到了一定的高度后就变成了单纯，但不是那种简陋的单纯。智慧和痛苦是连在一起的，有多大智慧就有多大痛苦，特别是思考严肃重大的问题，你必然会痛苦。”
自80年代以来，钱理群逐渐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与尊重；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思考与批判，诸如批判“北大正在培育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言论，至今还时常被人提起。
钱理群试图鸟瞰中国当代以来的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以精准而冷静的笔调，完成他对社会思潮变迁和人心转向的思考。但似乎他越努力，就越困惑，他自己愈像一个苦行僧。
2002年，钱理群从北大退休后，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在基础教育这片新战场上，钱理群自称屡挫屡战，屡战屡挫。
随后，他逐渐放弃了“教育”，退出了学术界，也告别了青年。他认为自己是在特定的阶段对中国的教育、思想、学术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
他在多次座谈中总结道：“我发现我已经不理解当代青年了，我感觉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我们不需要再去支持他、批评他、提醒他，这都是可笑的。所以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师的角色，我必须结束，因为我已经不懂他们了。年轻人根本不听你的，你显得可笑了，最好是沉默地观察。”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钱理群自称是一个“历史的中间物”。他的辩证法在诸多的社会困局中已经不起作用，甚至很难说服大多数人，他自称“不左不右”。
“我从来都是边缘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说。
钱理群说，已经想好刻在自己墓志铭上的话：“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是吧？”他问记者。
迟疑了片刻，又说：“可爱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可笑吧，因为它是不合时宜的。我现在做的事和大多数人做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