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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鉴一词出自《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说,殷人灭夏,殷人的子孙应该以夏的灭亡作为鉴戒。等到周灭殷之后,周初的统治阶层有了更深切的忧患意识,亲身经历了殷周之际社会巨变的政治家如周公、召公等,在全面回顾和深入反思殷亡周兴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的史鉴思想。殷鉴也成为后世“以史为鉴”的代名词。
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盛世,而盛世王朝的产生,总是离不开对前朝弊政的清醒认识。西汉初年,统治者针对秦朝因暴政而短命的教训,制定了“重农崇俭、轻徭薄赋、外和匈奴”的治国方略,开创了著名的“文景之治”。唐朝汲取隋朝的教训,开国时亦实行教化、减赋等政策,唐太宗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故其任人为贤,虚心纳谏,终创“贞观之治”。宋太祖兵不血刃、黃袍加身,通过杯酒释兵权稳固了政权,但他诏示子孙,决不许杀害士大夫,其整个文治教化的立国思想也造就了宋朝人才济济的盛况。清朝的康熙皇帝针对明末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的状况,确定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国策,康乾盛世局面的形成与这项政策有着莫大关系。所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制定符合民心的国策,是开创盛世的根本所在。
历代的知识分子也为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著述资政。春秋末期,孔子为拯救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而作《春秋》。西汉初年,贾谊深刻总结暴秦的危害,写下了著名的政论《过秦论》。司马迁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著《史记》。司马光则为了探究历代兴衰的根源发奋著书十九载,由宋神宗亲自定名为《资治通鉴》,意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总览我国古代,“殷鉴”意识一直伴随着各个王朝的兴衰更替,而每个王朝又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往往前期鉴于史,社会安定;后期穷奢极欲,走向衰亡。
如何破解这个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之日起就开始思索的历史命题。李大钊曾说过:“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后称“窑洞对”。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不知中共诸君是否找到解决的办法?”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都非常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毛泽东曾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延安时期,他对《新华日报》刊发的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把了解和懂得历史作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他曾明确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胡锦涛曾指出:“正确对待历史,善于总结经验,这是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总而言之,我们要有殷鉴意识,要善于学习和总结历史,汲取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经验。
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盛世,而盛世王朝的产生,总是离不开对前朝弊政的清醒认识。西汉初年,统治者针对秦朝因暴政而短命的教训,制定了“重农崇俭、轻徭薄赋、外和匈奴”的治国方略,开创了著名的“文景之治”。唐朝汲取隋朝的教训,开国时亦实行教化、减赋等政策,唐太宗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故其任人为贤,虚心纳谏,终创“贞观之治”。宋太祖兵不血刃、黃袍加身,通过杯酒释兵权稳固了政权,但他诏示子孙,决不许杀害士大夫,其整个文治教化的立国思想也造就了宋朝人才济济的盛况。清朝的康熙皇帝针对明末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的状况,确定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国策,康乾盛世局面的形成与这项政策有着莫大关系。所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制定符合民心的国策,是开创盛世的根本所在。
历代的知识分子也为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著述资政。春秋末期,孔子为拯救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而作《春秋》。西汉初年,贾谊深刻总结暴秦的危害,写下了著名的政论《过秦论》。司马迁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著《史记》。司马光则为了探究历代兴衰的根源发奋著书十九载,由宋神宗亲自定名为《资治通鉴》,意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总览我国古代,“殷鉴”意识一直伴随着各个王朝的兴衰更替,而每个王朝又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往往前期鉴于史,社会安定;后期穷奢极欲,走向衰亡。
如何破解这个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之日起就开始思索的历史命题。李大钊曾说过:“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后称“窑洞对”。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不知中共诸君是否找到解决的办法?”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都非常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毛泽东曾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延安时期,他对《新华日报》刊发的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把了解和懂得历史作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他曾明确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胡锦涛曾指出:“正确对待历史,善于总结经验,这是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总而言之,我们要有殷鉴意识,要善于学习和总结历史,汲取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