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鉴一词出自《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说，殷人灭夏，殷人的子孙应该以夏的灭亡作为鉴戒。等到周灭殷之后，周初的统治阶层有了更深切的忧患意识，亲身经历了殷周之际社会巨变的政治家如周公、召公等，在全面回顾和深入反思殷亡周兴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的史鉴思想。殷鉴也成为后世“以史为鉴”的代名词。
　　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盛世，而盛世王朝的产生，总是离不开对前朝弊政的清醒认识。西汉初年，统治者针对秦朝因暴政而短命的教训，制定了“重农崇俭、轻徭薄赋、外和匈奴”的治国方略，开创了著名的“文景之治”。唐朝汲取隋朝的教训，开国时亦实行教化、减赋等政策，唐太宗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故其任人为贤，虚心纳谏，终创“贞观之治”。宋太祖兵不血刃、黃袍加身，通过杯酒释兵权稳固了政权，但他诏示子孙，决不许杀害士大夫，其整个文治教化的立国思想也造就了宋朝人才济济的盛况。清朝的康熙皇帝针对明末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的状况，确定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国策，康乾盛世局面的形成与这项政策有着莫大关系。所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制定符合民心的国策，是开创盛世的根本所在。
　　历代的知识分子也为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著述资政。春秋末期，孔子为拯救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而作《春秋》。西汉初年，贾谊深刻总结暴秦的危害，写下了著名的政论《过秦论》。司马迁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著《史记》。司马光则为了探究历代兴衰的根源发奋著书十九载，由宋神宗亲自定名为《资治通鉴》，意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总览我国古代，“殷鉴”意识一直伴随着各个王朝的兴衰更替，而每个王朝又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往往前期鉴于史，社会安定；后期穷奢极欲，走向衰亡。
　　如何破解这个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之日起就开始思索的历史命题。李大钊曾说过：“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后称“窑洞对”。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不知中共诸君是否找到解决的办法？”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都非常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毛泽东曾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延安时期，他对《新华日报》刊发的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把了解和懂得历史作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他曾明确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胡锦涛曾指出：“正确对待历史，善于总结经验，这是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总而言之，我们要有殷鉴意识，要善于学习和总结历史，汲取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