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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诠释困境与中国哲学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相似性，这使得诠释学在中国备受关注，借鉴西方诠释学路径，为解决中国哲学当下面临的问题提供新的路径。孔子在春秋思想混乱的时代，通过整理六经典籍建立了系统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奠定基本精神脉络，研究孔子对六经的继承可以为中国哲学如何继往开来提供借鉴。与伽达默尔的语言诠释学相比，孔子集历史文化之大成，对于理解的方式和途径从单一的语言拓展到人的行为举止和精神志向，这使得孔子哲学呈现出丰富而又灵动的特征。孔子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以人道统摄天道理论，既为人的认知提供了基点，也使其走出了不同于循环理论的认知道路。
关键词：孔子；述而不作；世界观；人道统摄天道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在西方学科分类标准下建立起来的依照西方哲学模式讲解中国传统思想的中国哲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的质疑。如何合理阐述传统文化、如何应对西方思想的强势侵扰、如何安顿现代化生活中人们的精神，这些仍然是中国哲学亟待回答的问题。面对“诠释的困境”，①借助于对经典的重新理解为现实生活开辟道路的西方诠释学经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努力，“诠释学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1]诠释困境与中国哲学面临问题的相似性使得诠释学在中国备受关注。尽管西方诠释学理论未必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但其走出诠释困境的哲学路径无疑会给当下中国哲学提供可靠的理论借鉴和巨大的诱惑。一大批专家学者致力于构建中国诠释学，有学者认为建立中国现代诠释学是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学者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2]孔子在思想动乱的春秋时代，自觉继承夏商周三代文化，集文化之大成，开创了后代儒学基本精神，通过对孔子诠释方式的研究，有助于把握中国诠释史的基本问题向度和总体框架分析。孔子“述而不作”，通过整理六经建立了系统的哲学体系，实现了继承与发展、诠释与创新的统一，为当下学术界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提供新的思考路径。与伽达默尔“语言就是世界观”[3]598的语言本体诠释学相比，孔子的哲学是丰富而又灵动的，沟通理解的方式包括了以语言、行为和精神等为媒介的多途径形式。孔子以天人不二而又分为哲学总理论，以人性为基础，建立的人道统摄天道的理论为人的认知寻找到了基石，走出了不同于西方诠释学循环理论的认知道路。由此，在孔子哲学中呈现出三种诠释维度：一是“述而不作”的创造性诠释，二是多途径的世界观沟通方式，三是人道统摄天道的最终指向。
一、“述而不作”的创造性诠释
在西方哲学模式下建立的中国哲学仍然面临着思想与文献两张皮的格局处理史料用传统训诂，而阐发思想依赖西哲。[4]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开启中国哲学新发展中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学术界寄期望予中国诠释学。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是生活在一个思想混乱的时代，孔子是否在继承三代文化中开启了新的文化动向，又是如何做到的，呈现什么特点？分析孔子对三代文化的诠释继承，为当下时局提供新的思考。
（一）“述而不作”的哲学体系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为解救社会时弊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使命，“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遵从周礼，集文化之大成，成为当时最为博学的人。如果说“在我们的世界中存在的语言性，最终表达了全部的经验范围”，[5]326那么汇集尧舜及三代文化的古文献材料就是对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对其继承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需要，又是塑造完善人格的必然要求。孔子“信而好古”，对古之学问推崇备至，子路欲放弃古之道而行由己意时，孔子答道：“不可。……不慎其初，而悔其后，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乎？后虽欲悔，难哉！”（《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中庸》也记载孔子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诗书礼乐等都是前圣的经验总结，孔子在对这些文献整理和传授中建立了其以“仁”为核心特质的哲学体系。
（二）好学求之的学问进路
孔子哲学体系的建成离不开孔子的好学，其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又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孔子一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广求学于四方，“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孔子家语·观周》）。其好学更在于能在平常事迹中借鉴反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当卫公孙朝问于子贡仲尼焉学时，子贡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孔子的好学博古通今，齐侯使使问孔子鸟，季桓子穿井得羊问于孔子，吴子获巨骨一节问之于孔子，季康子问时于孔子等等，由此可见孔子并非只知礼治丧之人，其学无所不窥，成为当时最博学见闻者。然而孔子并不以为自己多识，相反认为自己很无知，还告诫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孔子一直存好学之心，其一生都在不断进步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庄子》也评论道：“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庄子·寓言》）
（三）集文化之长与把握核心精神的特点
孔子学说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观念都是当时贤人君子所共用的，孔子并没有为周代文化加上什么新的概念，但在承接原有文化观念中集优秀文化思想于一体，建构了“一以贯之”的哲学体系，这也成为孔子区别于当时贤人君子的最大特征。
从纵向文化上来说，孔子“信而好古”是跨越历史时间，集古代文化之优点于一体，创造性地建构了其立于古又不同于古的哲学。如以继周为志向的孔子在答颜渊问为邦时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虽然孔子对周文化尊崇无以复加，但孔子也有清醒的认识，“时以作事”，周时以子为年首，有违农事耕种，不若夏之以寅为首；物以制用，不必加文饰，周辂不若殷辂朴素而浑坚。如此文化之间的相互嫁接融合，集文化优点于一身，成就了孔子如日月之不可逾如天之不可及。
关键词：孔子；述而不作；世界观；人道统摄天道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在西方学科分类标准下建立起来的依照西方哲学模式讲解中国传统思想的中国哲学，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的质疑。如何合理阐述传统文化、如何应对西方思想的强势侵扰、如何安顿现代化生活中人们的精神，这些仍然是中国哲学亟待回答的问题。面对“诠释的困境”，①借助于对经典的重新理解为现实生活开辟道路的西方诠释学经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努力，“诠释学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1]诠释困境与中国哲学面临问题的相似性使得诠释学在中国备受关注。尽管西方诠释学理论未必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但其走出诠释困境的哲学路径无疑会给当下中国哲学提供可靠的理论借鉴和巨大的诱惑。一大批专家学者致力于构建中国诠释学，有学者认为建立中国现代诠释学是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学者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2]孔子在思想动乱的春秋时代，自觉继承夏商周三代文化，集文化之大成，开创了后代儒学基本精神，通过对孔子诠释方式的研究，有助于把握中国诠释史的基本问题向度和总体框架分析。孔子“述而不作”，通过整理六经建立了系统的哲学体系，实现了继承与发展、诠释与创新的统一，为当下学术界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提供新的思考路径。与伽达默尔“语言就是世界观”[3]598的语言本体诠释学相比，孔子的哲学是丰富而又灵动的，沟通理解的方式包括了以语言、行为和精神等为媒介的多途径形式。孔子以天人不二而又分为哲学总理论，以人性为基础，建立的人道统摄天道的理论为人的认知寻找到了基石，走出了不同于西方诠释学循环理论的认知道路。由此，在孔子哲学中呈现出三种诠释维度：一是“述而不作”的创造性诠释，二是多途径的世界观沟通方式，三是人道统摄天道的最终指向。
一、“述而不作”的创造性诠释
在西方哲学模式下建立的中国哲学仍然面临着思想与文献两张皮的格局处理史料用传统训诂，而阐发思想依赖西哲。[4]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开启中国哲学新发展中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学术界寄期望予中国诠释学。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是生活在一个思想混乱的时代，孔子是否在继承三代文化中开启了新的文化动向，又是如何做到的，呈现什么特点？分析孔子对三代文化的诠释继承，为当下时局提供新的思考。
（一）“述而不作”的哲学体系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为解救社会时弊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使命，“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遵从周礼，集文化之大成，成为当时最为博学的人。如果说“在我们的世界中存在的语言性，最终表达了全部的经验范围”，[5]326那么汇集尧舜及三代文化的古文献材料就是对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对其继承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需要，又是塑造完善人格的必然要求。孔子“信而好古”，对古之学问推崇备至，子路欲放弃古之道而行由己意时，孔子答道：“不可。……不慎其初，而悔其后，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乎？后虽欲悔，难哉！”（《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中庸》也记载孔子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诗书礼乐等都是前圣的经验总结，孔子在对这些文献整理和传授中建立了其以“仁”为核心特质的哲学体系。
（二）好学求之的学问进路
孔子哲学体系的建成离不开孔子的好学，其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又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孔子一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广求学于四方，“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孔子家语·观周》）。其好学更在于能在平常事迹中借鉴反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当卫公孙朝问于子贡仲尼焉学时，子贡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孔子的好学博古通今，齐侯使使问孔子鸟，季桓子穿井得羊问于孔子，吴子获巨骨一节问之于孔子，季康子问时于孔子等等，由此可见孔子并非只知礼治丧之人，其学无所不窥，成为当时最博学见闻者。然而孔子并不以为自己多识，相反认为自己很无知，还告诫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孔子一直存好学之心，其一生都在不断进步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庄子》也评论道：“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庄子·寓言》）
（三）集文化之长与把握核心精神的特点
孔子学说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观念都是当时贤人君子所共用的，孔子并没有为周代文化加上什么新的概念，但在承接原有文化观念中集优秀文化思想于一体，建构了“一以贯之”的哲学体系，这也成为孔子区别于当时贤人君子的最大特征。
从纵向文化上来说，孔子“信而好古”是跨越历史时间，集古代文化之优点于一体，创造性地建构了其立于古又不同于古的哲学。如以继周为志向的孔子在答颜渊问为邦时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虽然孔子对周文化尊崇无以复加，但孔子也有清醒的认识，“时以作事”，周时以子为年首，有违农事耕种，不若夏之以寅为首；物以制用，不必加文饰，周辂不若殷辂朴素而浑坚。如此文化之间的相互嫁接融合，集文化优点于一身，成就了孔子如日月之不可逾如天之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