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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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仁与礼的关系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从工夫、效用上看,礼先仁后,克己复礼工夫在先,仁作为效用在后,做足了克己复礼工夫,仁之效用就会自然呈现;而在先的礼之所以能达到在后的仁之效果,在于仁礼相通,仁礼同为性、为理、兼体用;相通并不表示相等,仁礼有别,仁为大、为先、为统领,仁包含礼.朱熹借用“理一分殊”理论化解仁礼相通与仁包含礼之间的冲突,“分殊”之仁与“分殊”之礼处于同一层级之中,是相通的,因而仁礼相通;作为“理一”之仁,包了四德,仁包含礼.朱熹仁礼关系辨,透显出其学术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体系性,彰显出其经典诠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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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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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仁与礼的关系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从工夫、效用上看,礼先仁后,克己复礼工夫在先,仁作为效用在后,做足了克己复礼工夫,仁之效用就会自然呈现;而在先的礼之所以能达到在后的仁之效果,在于仁礼相通,仁礼同为性、为理、兼体用;相通并不表示相等,仁礼有别,仁为大、为先、为统领,仁包含礼.朱熹借用“理一分殊”理论化解仁礼相通与仁包含礼之间的冲突,“分殊”之仁与“分殊”之礼处于同一层级之中,是相通的,因而仁礼相通;作为“理一”之仁,包了四德,仁包含礼.朱熹仁礼关系辨,透显出其学术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体系性,彰显出其经典诠释与理学建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
其他文献
《蒙》卦二阳四阴,其四阴为蒙,二阳为蒙师之主.深究此二阳“蒙师”之理,却又自有一番“一阴一阳”之“蒙道”存焉:其中以九二为“治蒙”之师,乃《蒙》卦卦主,“蒙道”之阳也;上九乃“击蒙”之师,“蒙道”之阴也.据此,深入《蒙》卦来详尽剖析“蒙师”所蕴涵的“一阴一阳”之理,不仅有利于深刻揭示中国传统社会崇尚“司教之尊”的教化本质,还有助于真正领悟《易·蒙》之“二阳蒙师”善驭“时中”以“平阴阳之权”的“蒙亨”之道.
邵雍用“一分为二”说对卦爻的来源给出了新的解释.与邵雍同时或稍晚的学者,以郑央与张行成为代表,对邵雍易学主要采取卦变说的理解.这种解读并不切合邵雍易学的宗旨,也无法安顿太极本体的位置.朱子从其理本的哲学观念出发,对“一分为二”说作了成卦式的解读,较为恰当地澄清了邵雍易学的宗旨,更加清楚地界定了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成卦与卦变的易学体系.自邵雍至朱子,成卦解读的确立标志着太极本体观与一元二体观在易学领域的形成.对邵雍成卦理论的继承在朱子自己的易学建构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亮不仅反对朱熹将历史截然划分为王道与霸道两个世界,而且主张从实然世界出发的“时行”与“随分点化”等王道实现策略.但据此便将其说轻易判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尚欠妥当,毕竟陈亮之王道观不仅是以“至公”为其根本的价值追求,而且以“礼”作为王道实现的制度支撑与基本途径.陈亮之“道”与“至公”并非单纯的终极价值预设,而是以“理一分殊”为其本体层面上之理论根据.这也说明陈亮之说绝非应激之论,而是出于其一贯之逻辑与完整之体系.陈亮之“至公”来源于周敦颐与程颐,而“理一分殊”则分明取自他对张载《西铭》的独特诠释.可见
本论文通过对王阳明的重要哲学著作《大学问》的分析,指出王阳明将《大学问》作为他建构“仁本体”的理论依据.王阳明通过对“明明德”“亲民”“止至善”的解释,再介入“气”的流行功能,建构了独具特色的“仁本体”哲学,即在阳明哲学中,作为本体的仁体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两重哲学意义.这是阳明仁学本体的特点.
华严法界观就是真空观(理法界观)、理事无碍法界观和周遍含容观(事事无碍法界观)之三观.华严法界观从理论的辩证分析入手,以理与事这对范畴为核心,通过理与事进而乃至于事与事之间重重的回互融通,层层递进,最终达致事事无碍法界的圆融无碍的终极境界.在华严法界三观中,理法界的真空观是观行的枢要和根本,而事事无碍法界观则是观行的终极境界,理法界的真空观又是通过理事无碍法界观而贯通、过渡到事事无碍法界观中,华严法界三观又都是建立在事法界的基础之上的,华严法界三观所要趣向的终极境界就是超越相对性系缚的圆融与绝对性的境界.
关于僧肇所破本无义的代表为谁,古今学者聚讼不已.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僧肇对本无义的批评,发现以往学者所忽视的僧肇所言的“好无之谈”反映了南北学风和思想立场之不同.裴頠与僧肇背后有百年相通的学风背景,二者皆重经典本义和道德实践,都与好尚浮华的学风无法兼容.僧肇所破本无义的具体意义有三:非有有即无,非无无即无;无栖神冥累之方;不事修行,徒尚浮华.而基于史料对比,僧肇所破本无义与后世学者所认为的本无宗的代表都有距离.僧肇所破的对象更可能是陷入断见、好尚浮华的本无末流之徒.
结合概念结构相似性与人物交往、阅读史,证明朱熹论真知与诚意时所说的“流注想”“一刀两断”等思想来自大慧的“将第八识断一刀”,从而说明朱子晚年的工夫论仍然受到大慧、禅宗甚至唯识学的影响.朱熹排斥大慧追求顿悟的看话禅,但接受经过大慧而传播的唯识学的“流注”观念,特别警惕人的潜意识会不知不觉陷于自欺.朱子截断“流注想”是为了彻底地达到诚意,而为了诚意,又必须由格物致知以获得“真知”,因为“真知”带来决断.正如大慧的“将第八识断一刀”是为了超脱“世间法”而通达“出世间法”,朱子的“一刀两断”则要求学人由凡入圣地修
多民族语文《楞严经》的翻译及流传呈现不同民族间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交流.乾隆皇帝以御制的高度推动了这一佛教经典的多语种化,并以官方颁发的形式使之供奉和研习于京城、热河、盛京、内外蒙古、西藏等处各主要寺庙,使《楞严经》得到了更广泛的流布.这是清代民族文化交流与交融史上的一桩盛事,于民族语文翻译史、文化交流史、民族史上都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大事,彰显出清朝统治者抚绥藏、蒙等信奉藏传佛教各少数民族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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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分析法藏对“如来藏缘起”的解释演变,揭示了其与“性起”的融合趋势.法藏在《起信论义记》中指出如来藏缘起是真妄和合的阿赖耶识实现的染净缘起,属于心生灭门,区别于心真如门的性起.而《法界无差别论疏》改将净法缘起置于心真如门,等同于性起.《入楞伽心玄义》又改称“如来藏缘起宗”为“实相宗”,认为无论染净皆是如来藏实相的显现.《心玄义》基于此,将此前被视为如来藏缘起宗宗经的《入楞伽经》提至法界缘起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