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能与市场发展之间的错位正日益突显，如果进一步加剧的话，将有撕裂整个证券市场的危险
　　前不久，中国证监会扩编增加了50余人。今年国庆节，证监会的办公地址从金融街16号迁至富凯大厦，新旧两址两者只有一街之隔，新的办公大楼更加醒目和气派。
　　而此时，中国的证券市场跌宕起伏，问题迭出，成为上至总理，下至平民百姓关注的焦点，证监会在所难免的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铁娘子史美伦黯然下课，证监会的尚福林主席虽然继续保持着以往的低调作风，但关于尚主席离职的传言已经满天飞，媒体甚至把他的继任者描述得有板有眼。不过谁都知道，证监会主席的位置不好坐，特别是在目前这种市况下，相信没有谁愿意把这个“烫手山芋”接过去。
　　一些业内人士和学者的矛头直指证监会，在前不久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资本市场秋季交锋会上，批评证监会权力过大、吹偏哨的声音不断，有人甚至提出证监会的存在是否有必要。因为许多市场都没有监管机构，但运行的也十分正常，例如菜市场。
　　在北京的一些胡同里有自发的早市，一大早，小贩们摆摊设点，秩序井然。卖菜的、卖水果的，卖家居用品的，卖杂货的，各占一个区域。市场中响彻着买主和卖主的讨价还价声，小贩的吆喝声，嘈杂但有序。过了上午上班的钟点，小贩们自觉收摊回家，没有警察和工商局的驱赶和收缴，但市场的开市和收市每天如是，像钟摆一样规律。
　　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否能像菜市场，完全由市场调控？这是极端的说法，即使在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西方发达国家，证券监管机构也是不可少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西方的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能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能与市场的发展之间的错位正日益突显，如果进一步加剧的话，将有撕裂整个证券市场的危险。
　　
　　国民遭遇非国民待遇
　　
　　中石化在香港上市的发行价为1.61港币，在内地A股的发行价为4.22元人民币。同一家公司在两个交易所的发行价竟然相差近三倍。有什么理由让内地投资者承担高得多的成本？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质问，“为什么证监会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论坛上，一经济学者讽刺在坐的证监会官员说：“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否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曾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对此的解释是：当时中石化在香港发行的时候，也想把价格定得高点，但再高一分钱，就发不出去了。
　　事实上，这是两地发行模式的差异所导致的。在美国、香港等地的证券市场，股票发行是证券交易所的事情，和证券监管机构没有关系。发行价是由参与市场的各个主体，如上市公司、券商、投资者共同谈判协商后产生的。但在中国，发行带着强烈的行政色彩，证监会控制着从审核、过会到发行的各个环节。
　　这其实也就把证监会推到了前台，既然股票发行是由证监会把关的，上市公司出了问题，投资者不找证监会找谁？
　　那么是否能够效仿国外发行模式，把股票发行交给证券交易所？众所周知，发行部门是证监会的“肥差”， 现时让证监会主动放弃发行这块“肥肉”似乎不太可能。
　　“把发行审核全部交给交易所绝对不可能，这个问题其实两年前就讨论过。但现在证监会的权力正在缩小，只管到过会，过会后的发行由交易所来管。”证监会发行审核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发行制度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变化最频繁和变化最大的一个制度。从额度制到核准制，再到保荐制，总的来说市场参与的力量在逐渐的增强，政府的权力在逐渐的减弱。这是个好的发展方向。虽然保荐制实行不久，就有了“江苏琼花”事件，但任何制度都不会让违规绝迹。
　　这个发展方向也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寻租的机会慢慢减少。虽然证监会这次扩编，应聘者众多，但从证监会跳槽出去的人也不在少数。一些人进入上市公司，一些人进入券商，当券商问题频出的时候，又转向基金公司。
　　但证监会伸向市场的手依然是强有力的，比如当前炒得火热的“宝钢增发”，何时增发，以什么价格增发，本不应该由证监会说了算，但事实是，证监会出面对“暂停宝钢增发”进行辟谣。按照以往的思维惯性，证监会将出台相关的合规资金入市的政策，以填补宝钢增发500亿元的融资和市场资金缺口，避免市场的大幅振荡。
　　“按照我们一贯的思维方法，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北京颐合兴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张卫星说，“但这样的思维的结果是政府又一次干预了市场。”张卫星是圈子里的名人，他因成功预测“5·19”行情在投资者中声名鹊起。
　　
　　“猫鼠模式”到“共建模式”
　　
　　铁娘子史美伦的原则很简单，就是“监管、监管、再监管”，但最终是抱憾辞京。
　　她采取的是西方的监管模式，类似于证监会前几年提出的“猫鼠模式”。虽然“猫鼠模式”不乏生动，但对于中国证监会的职能而言，难免偏颇和片面。
　　中国的证券市场从建立至今，优化配置资源并不是其主要功能。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建证券市场主要是分流银行储蓄，减缓通胀压力的考虑。后来致力于为国有企业融资解困， 据业内人士估计，按每年500亿的融资额计算，这十几年国有企业在这个市场圈钱将近一万亿元。
　　对于这样一个先天就是融资性功能的证券市场，证监会也就先天性地服务于融资。如果说融资和监管是证监会的两条腿，那证监会就是个天生的“跛子”，融资的腿长，监管的腿短，现在史美伦竭力要让证监会那条“跛腿”来做支撑，并且要奔跑起来，自然难免要摔倒。
　　尚福林提出的“共建模式”似乎更加尊重历史和符合中国的国情，他强调证券市场发展是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和建设的。在现在这种市场状况下，积极表现在要延长监管这条腿。
　　9月13日，温家宝总理发表“推进落实国九条”的讲话后，股指四五天内上扬200多点。多数业内人士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救市的措施，而是一个治市的措施。随后，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监管措施。现在最忙碌的是证监会机构监管部的工作人员了，虽然仍然坐在办公室。
　　监管的关键是要执行。证监会法规处的工作人员认为，“如果没有执行，我们制定再多的法规都是垃圾。”
　　同时，监管的出发点应该合理。以以股抵债为例，各界的争议很多。华生认为，“借了钱以后，如何还钱怎么能由债务人来决定？位置颠倒了，出发点就不对。现在还要扩大试点。政策上是维护流通股股东权益，但实际的做法又是另外一套。这样很难让投资者有信心。”不仅外界的批评声很多，事实上，在证监会内部部门之间也有不同的意见。
　　
　　恢复“证券委”？
　　
　　证券市场已经涉及到国民经济的诸多环节，包括银监会、保监会、国资委、中央银行等各个环节方面。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证监会和其他机构的协调。比如分类表决问题，需要证监会和国资委的协调，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需要证监会和银监会的协调，证券公司融资渠道的开通，需要证监会、银监会和中央银行的协调等。最近出台的一些政策，表明证券监管部门、银行监管部门、国资监管部门以及中央银行之间的协调在加强。
　　但协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屁股决定脑袋”，坐在不同的位置上，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各个机构都是平级单位，各管一摊，而且在这么多机构中，证监会是个历史最短的机构，它的班子成员的年龄也是最轻的。它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不如其它机构高。这一点从两会当中也可以看出，证券行业的人大代表只有一个，政协委员寥寥无几，人数是非常少的。但银行、国资委的代表则相对多很多。
　　由此有人提出，现在是否需要一个比证监会更高层次的人和机构，跳出证券市场和国有股权的范围，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考虑问题，以便于协调证监会和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能否恢复证券委？”
　　证券委是在证券市场筹建的时候设立的，因为当时需要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最早是朱基担任证券委的主任，周正庆、周道炯、刘鸿儒担任副主任，由副主任兼任证监会主席。在证监会成立运行一段时间后，证券委就撤销了。
　　现在，证券市场的问题越来越多，涉及的面越来越广，是否需要恢复证券委，站在国民经济的大局来考虑问题。“这起码是一种选择”，一位官员说。
　　还有另一种选择，是加强联席会议的作用。现在也有一个联席会议，一年开几次会，但它的作用应该发挥的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