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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转型期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伪改革打着改革的幌子，借着政策的手段，高呼公共精神，私底下却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利，改革的过程和结果不仅偏离了预期目标，还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本文通过展现和分析我国转型期伪改革现象和原因，探索应对之策，助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发展。
关键词 转型期 伪改革 中国
作者简介：方丽娜，黑龙江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4.064
一、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阐述
（一）社会转型的内涵
转型意味着制度和文化的急剧变革、时间上的断裂性与空间上的社会异质性并存。转型（ transformation） 最初是一个社会学概念，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相继将其纳入自身的学科领域。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社会转型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对转型的标准划分更为科学和全面，认为转型是某些国家以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成功发展为样式，批判的模仿和遵循其发展战略和经济模式，以实现本国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发展。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社会转型必将带来社会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激荡与冲突，社会秩序缺乏稳定性，社会风险因素增多。
（二）社会转型基本理论
1.机会公正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由于社会成员处于原初状态无法判断在将来的社会位置，他們签订的社会契约是在“无知之幕”的条件下签订的，所以更加注重最差的位置的情况，给可能的最坏的结果赋予了无限的权重。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给予社会最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最大权重，因为他已经预见到无视最底层民众的利益将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问题和隐患。
2.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应兼顾：西蒙针对政策科学研究忽视“价值”判断而追求“经验”和“工具”，革命性地提出兼顾公共政策价值与科学统合论断。社会问题往往多变而复杂，哈贝马斯的工具理性主义已经无法确切表达政策价值更为核心的理念导向作用。
（三）改革的含义及表现
1.改革的含义：改革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指把国家发展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改革的实质是指统治者对既定制度所进行的调整，它与社会革命不同，并不否定现存制度而是对现存制度加以改良使之尽量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基本解释，改掉存在明确问题的不合理的落后的严重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使之更加合理完善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有序改良、和平转制”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的改革秩序。
2.改革的方式：改革的方式分为渐进式改革和突变式改革。渐进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维护，而是一种增量改革。突变式改革是指改革超过一定的限度，进行大幅度的激变式的改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边界便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任何公共政策的创新都不能突破这一边界。另外，中国转型的限度也是由渐进式改革决定的，因为激烈、剧变式的改革不符合我国的国情。
3.改革的内容：改革的内容通常分为四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是从制度上对政权组织和权力结构的调整和完善。经济改革主要是改变所有制形式，重塑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格局。文化和社会改革通常是相伴存在的，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调整，引导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向一个新意识领域跟进。
（四）改革的真伪辨析
对于伪改革的研究，学界还尚未进行深入研究，还未有权威和确切的定义，但改革是有真伪的，伪改革披着改革的外衣，只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知道，改革的手段是公共政策，政府公共政策在回应社会转型的挑战和压力时所做出的调整和创新，是渐进地进行的，其表现形式是政策替代，即移植、借鉴或原创性地产生一些新的公共政策，逐渐替代原先旧的公共政策。改革的“真”不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适应体制转轨需要而具有新的特质，因此是一种增量性的替代，既在不断突破旧的体制框架，也在为新的体制提供生长的条件和基础，这些政策替代，逐渐引发了政府公共管理的变革，其变革的过程轨迹大致是：从政府纵向上和横向上的放权、分权，到以市场侵蚀计划的方式不断重组政府的结构和功能，再到政府建立规制以管制市场。
二、中国转型期伪改革的现状
（一）中国转型期伪改革的表现
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进入转型期以来，面临着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双重任务，经济体制的变革推动着政治和社会的整体变革，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意识形态领域多元价值观念相互冲击，改革的道路曲折而艰辛，由于种种原因，改革过程中的重大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扭曲、变形甚至消解，造成了一系列失序、失范和日益严重的权力腐败等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是改革的巨大阻力，社会转型期，各个社会主体都在时刻关注着既有利益是否受到威胁，由于体制的不完善，社会控制系统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致使政策系统不断浮现各种问题，效率低下。社会的转型也造成了多元价值观念碰撞，某些政策主体追求所谓的面子工程，致使形式主义泛滥，同时，投机取巧，趁着政策的不完善钻政策的空子，一方面，政策的制定向小利益群体倾斜，缺乏公共性和公正性，政策结果当然无法实现公共目标；另一方面，政策执行中，政策改革方针无法彻底贯彻，社会主体浮躁，投机浮夸，不脚踏实地，助长了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的不良社会风气。种种不良主义泛滥成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但影響改革开放的进程，还容易造成改革政策方式的偏离。
（二）中国转型期伪改革的恶果
1.政府信任缺失：政府信任缺失已是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的不争事实，政府在运作过程中的行为和做法使公众缺乏对政府的信赖，换言之，就是公众的期望和政府的行为产生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元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利己主义的盛行，改革背后的行为不端和政策过程的公共性和公正性缺失，一些伪改革的结果使公众对政府渐失基本的信任。而政府信任缺失也逐渐会产生新一轮的扩大效应，不利于后续改革的顺利执行。 2.社会道德失范：转型期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尚不完善和健全，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侵入以及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主义的冲击，一度使非理性暴富手段横行，权利与金钱的寻租活动屡屡出现，政府形象大受折扣，影响了政府权威，导致政府行政效能不断降低。社会道德失范现象日益严重，人心凉薄。
3.价值观念矛盾：新旧体制的对立随着社会转型出现日渐尖锐，不同的利益群体互相对立也带来了体制的不稳，拥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赞同深化改革，守旧团体自然顽固的遵循自身利益，阻碍改革，使改革脱离公共目标，背离公共利益，伪改革冲击着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利己与奉献的矛盾考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4.社会矛盾加剧：转型期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倾向于采用非对抗途径解决社会分配不均和处理社会矛盾，某些改革虽然表面上给予一部分社会成员政策照顾，但事实上这些政策补偿只是暂时的，社会根本矛盾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还造成了矛盾激化。伪改革没能及时疏通利益表达渠道，没能意识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公里一时正在普遍增强。
三、中国转型期伪改革的成因及应对之策分析
（一）中国转型期伪改革的成因
由于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的特定时期，权力资本化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出现并日已蔓延。权力是把双刃剑，无论是谁拥有它，都容易产生动摇。拥有权力的人即使不滥用权力，也会使用权力到权力的界线。学者窦良认为，权力资本化，就是权力拥有者将私有化处理后的公共权力作为资本去盘剥和掠夺应属于国家、社会、私人的价值和财富，并将这些价值和财富置于权力拥有者本人或者由其控制的集团所有；杨帆则认为，改革过程中权力资本的扩张及其合法性危机，是中国渐进改革的内生矛盾。中国在转型期的改革一直遵循着简政放权，无论是地方政府和部门，还是企业都被下放了很大的自主权，所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效用。当然，利益均沾，人人受惠的社会模式被打破，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在全社会面临重新划分与组合，政府成了社会成员实现自身利益价值的最大寄托，他们时刻关注着社会利益的分配是否符合自身的期望，一旦这种利益分配存在哪怕一丁点的不公，他们都认为政策不合理。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的一部分主体借着权力，搞寻租等不正之风，利用隐蔽手段搞政策嫁接，行不正之风。使改革脱离群众利益，改革失去了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真谛。
（二）中国转型期伪改革的应对之策
1.实现管理主体多元化：现有體制中绝大部分公共权力的实施都由政府掌握，公共资源的配置主体集中于政府，必然会造成个体理性的盛行，个体理性也在某些管理主体当中膨胀。因此，创建全面的监督管理体系，让多元管理主体参与到行政管理中来，完善约束机制十分紧要。实现管理主体多元化可以有效地消除管理主体的个体理性对集体理性的干扰，也是行政管理未来的必然选择。
另外，管理主体也需要加大被监督力度，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活动需要社会监督，做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社会监督制度需要被落实，针对政策执行人员的责任追究机制也应完善，管理主体的个体行为需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调整。
2.强化非正式制度：消除个体理性的弊端，强化意识形态的激励，是加强非正式制度的实质。集体理性是我们应追求的理念方向。在意识形态实施约束和正式制度中的监督机制是一种互补的手段。集体行动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约束，要想得到支持就必须引导参与者的理念认同，个体理性需要引导，必要时，个体理性必须服从集体理性。此外，政策环境需要优化，规范而先进的管理氛围，对于培养与时俱进的个体理念非常重要，甚至左右着个体的行为和价值选择。转型期改革的主体的价值观和信仰关系着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成功。优秀的主体道德和信仰意识不仅引导者主体的个人作风，甚至关系着整个改革进程的顺利与否。
3.完善正式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建立一个充满民主与法治的政府是一项紧要任务。原有政治体制的一些问题，比如管理主体拥有过分集中的权力，则容易引发权力被利用成为特权，为某些集团谋私，诱发各类腐败贪污等犯罪案件。各级监察部门应实现与被监督对象同等的权限，强化监督能力和力度。同时，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也需进一步完善，民主监督应该从上到下得到落实，最后，社会公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对决策的科学民主化的实现也尤为重要。经济体制改革中，构建规范的市场运行机制，实现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使权力资本化没有可以存在的体制土壤和经济基础。国企在产权制度上需要进一步完善，以达到遏制非法的权力资本化，保护国有资产，保护职工的合法正当利益不受侵犯。全面的法律监督体系，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律监督，消除人治的权力大于法的不良现象，防止腐败滋生。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层次，应大力提倡公民文化的构建，重建公共意识，唤醒社会成员的主人翁意识，提倡公民文化参与社会治理，使公民积极参与重大政策的制定与评估中，充分发挥公民智慧，杜绝权利被滥用，推动公民参与集体决策，实现政治文明建设和转型期改革的目标。
四、结论
转型期改革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转型期中国面对社会中的各种事态和矛盾现象，社会成员的政治文化视角开始由单调变为丰富，自由民主意识开始进一步觉醒，利益价值追求也由一元变为多元。转型期伪改革的弊端，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障碍，种种伪改革使中国转型的过程充满了艰苦、阵痛、非和谐和曲折，加强对转型期伪改革的研究，保护社会主义事业，维护公共利益，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務。
参考文献：
[1]张晓峰.人的需要与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行为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
[2]黄敬理、王冰屹.日本经济转型期的行政改革及对中国的启示.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6.
[3]李培挺.转型重在转念——公共行政的价值定位与中国转型期公共行政价值选择.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
[4]赵永行、肖红.转型期的行政权嬗变：中国行政改革之透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关键词 转型期 伪改革 中国
作者简介：方丽娜，黑龙江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4.064
一、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阐述
（一）社会转型的内涵
转型意味着制度和文化的急剧变革、时间上的断裂性与空间上的社会异质性并存。转型（ transformation） 最初是一个社会学概念，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相继将其纳入自身的学科领域。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社会转型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对转型的标准划分更为科学和全面，认为转型是某些国家以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成功发展为样式，批判的模仿和遵循其发展战略和经济模式，以实现本国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发展。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社会转型必将带来社会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激荡与冲突，社会秩序缺乏稳定性，社会风险因素增多。
（二）社会转型基本理论
1.机会公正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由于社会成员处于原初状态无法判断在将来的社会位置，他們签订的社会契约是在“无知之幕”的条件下签订的，所以更加注重最差的位置的情况，给可能的最坏的结果赋予了无限的权重。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给予社会最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最大权重，因为他已经预见到无视最底层民众的利益将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问题和隐患。
2.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应兼顾：西蒙针对政策科学研究忽视“价值”判断而追求“经验”和“工具”，革命性地提出兼顾公共政策价值与科学统合论断。社会问题往往多变而复杂，哈贝马斯的工具理性主义已经无法确切表达政策价值更为核心的理念导向作用。
（三）改革的含义及表现
1.改革的含义：改革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指把国家发展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改革的实质是指统治者对既定制度所进行的调整，它与社会革命不同，并不否定现存制度而是对现存制度加以改良使之尽量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基本解释，改掉存在明确问题的不合理的落后的严重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使之更加合理完善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有序改良、和平转制”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的改革秩序。
2.改革的方式：改革的方式分为渐进式改革和突变式改革。渐进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维护，而是一种增量改革。突变式改革是指改革超过一定的限度，进行大幅度的激变式的改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边界便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任何公共政策的创新都不能突破这一边界。另外，中国转型的限度也是由渐进式改革决定的，因为激烈、剧变式的改革不符合我国的国情。
3.改革的内容：改革的内容通常分为四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是从制度上对政权组织和权力结构的调整和完善。经济改革主要是改变所有制形式，重塑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格局。文化和社会改革通常是相伴存在的，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调整，引导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向一个新意识领域跟进。
（四）改革的真伪辨析
对于伪改革的研究，学界还尚未进行深入研究，还未有权威和确切的定义，但改革是有真伪的，伪改革披着改革的外衣，只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知道，改革的手段是公共政策，政府公共政策在回应社会转型的挑战和压力时所做出的调整和创新，是渐进地进行的，其表现形式是政策替代，即移植、借鉴或原创性地产生一些新的公共政策，逐渐替代原先旧的公共政策。改革的“真”不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适应体制转轨需要而具有新的特质，因此是一种增量性的替代，既在不断突破旧的体制框架，也在为新的体制提供生长的条件和基础，这些政策替代，逐渐引发了政府公共管理的变革，其变革的过程轨迹大致是：从政府纵向上和横向上的放权、分权，到以市场侵蚀计划的方式不断重组政府的结构和功能，再到政府建立规制以管制市场。
二、中国转型期伪改革的现状
（一）中国转型期伪改革的表现
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进入转型期以来，面临着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双重任务，经济体制的变革推动着政治和社会的整体变革，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意识形态领域多元价值观念相互冲击，改革的道路曲折而艰辛，由于种种原因，改革过程中的重大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扭曲、变形甚至消解，造成了一系列失序、失范和日益严重的权力腐败等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是改革的巨大阻力，社会转型期，各个社会主体都在时刻关注着既有利益是否受到威胁，由于体制的不完善，社会控制系统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致使政策系统不断浮现各种问题，效率低下。社会的转型也造成了多元价值观念碰撞，某些政策主体追求所谓的面子工程，致使形式主义泛滥，同时，投机取巧，趁着政策的不完善钻政策的空子，一方面，政策的制定向小利益群体倾斜，缺乏公共性和公正性，政策结果当然无法实现公共目标；另一方面，政策执行中，政策改革方针无法彻底贯彻，社会主体浮躁，投机浮夸，不脚踏实地，助长了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的不良社会风气。种种不良主义泛滥成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但影響改革开放的进程，还容易造成改革政策方式的偏离。
（二）中国转型期伪改革的恶果
1.政府信任缺失：政府信任缺失已是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的不争事实，政府在运作过程中的行为和做法使公众缺乏对政府的信赖，换言之，就是公众的期望和政府的行为产生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元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利己主义的盛行，改革背后的行为不端和政策过程的公共性和公正性缺失，一些伪改革的结果使公众对政府渐失基本的信任。而政府信任缺失也逐渐会产生新一轮的扩大效应，不利于后续改革的顺利执行。 2.社会道德失范：转型期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尚不完善和健全，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侵入以及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主义的冲击，一度使非理性暴富手段横行，权利与金钱的寻租活动屡屡出现，政府形象大受折扣，影响了政府权威，导致政府行政效能不断降低。社会道德失范现象日益严重，人心凉薄。
3.价值观念矛盾：新旧体制的对立随着社会转型出现日渐尖锐，不同的利益群体互相对立也带来了体制的不稳，拥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赞同深化改革，守旧团体自然顽固的遵循自身利益，阻碍改革，使改革脱离公共目标，背离公共利益，伪改革冲击着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利己与奉献的矛盾考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4.社会矛盾加剧：转型期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倾向于采用非对抗途径解决社会分配不均和处理社会矛盾，某些改革虽然表面上给予一部分社会成员政策照顾，但事实上这些政策补偿只是暂时的，社会根本矛盾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还造成了矛盾激化。伪改革没能及时疏通利益表达渠道，没能意识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公里一时正在普遍增强。
三、中国转型期伪改革的成因及应对之策分析
（一）中国转型期伪改革的成因
由于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的特定时期，权力资本化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出现并日已蔓延。权力是把双刃剑，无论是谁拥有它，都容易产生动摇。拥有权力的人即使不滥用权力，也会使用权力到权力的界线。学者窦良认为，权力资本化，就是权力拥有者将私有化处理后的公共权力作为资本去盘剥和掠夺应属于国家、社会、私人的价值和财富，并将这些价值和财富置于权力拥有者本人或者由其控制的集团所有；杨帆则认为，改革过程中权力资本的扩张及其合法性危机，是中国渐进改革的内生矛盾。中国在转型期的改革一直遵循着简政放权，无论是地方政府和部门，还是企业都被下放了很大的自主权，所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效用。当然，利益均沾，人人受惠的社会模式被打破，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在全社会面临重新划分与组合，政府成了社会成员实现自身利益价值的最大寄托，他们时刻关注着社会利益的分配是否符合自身的期望，一旦这种利益分配存在哪怕一丁点的不公，他们都认为政策不合理。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的一部分主体借着权力，搞寻租等不正之风，利用隐蔽手段搞政策嫁接，行不正之风。使改革脱离群众利益，改革失去了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真谛。
（二）中国转型期伪改革的应对之策
1.实现管理主体多元化：现有體制中绝大部分公共权力的实施都由政府掌握，公共资源的配置主体集中于政府，必然会造成个体理性的盛行，个体理性也在某些管理主体当中膨胀。因此，创建全面的监督管理体系，让多元管理主体参与到行政管理中来，完善约束机制十分紧要。实现管理主体多元化可以有效地消除管理主体的个体理性对集体理性的干扰，也是行政管理未来的必然选择。
另外，管理主体也需要加大被监督力度，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活动需要社会监督，做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社会监督制度需要被落实，针对政策执行人员的责任追究机制也应完善，管理主体的个体行为需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调整。
2.强化非正式制度：消除个体理性的弊端，强化意识形态的激励，是加强非正式制度的实质。集体理性是我们应追求的理念方向。在意识形态实施约束和正式制度中的监督机制是一种互补的手段。集体行动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约束，要想得到支持就必须引导参与者的理念认同，个体理性需要引导，必要时，个体理性必须服从集体理性。此外，政策环境需要优化，规范而先进的管理氛围，对于培养与时俱进的个体理念非常重要，甚至左右着个体的行为和价值选择。转型期改革的主体的价值观和信仰关系着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成功。优秀的主体道德和信仰意识不仅引导者主体的个人作风，甚至关系着整个改革进程的顺利与否。
3.完善正式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建立一个充满民主与法治的政府是一项紧要任务。原有政治体制的一些问题，比如管理主体拥有过分集中的权力，则容易引发权力被利用成为特权，为某些集团谋私，诱发各类腐败贪污等犯罪案件。各级监察部门应实现与被监督对象同等的权限，强化监督能力和力度。同时，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也需进一步完善，民主监督应该从上到下得到落实，最后，社会公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对决策的科学民主化的实现也尤为重要。经济体制改革中，构建规范的市场运行机制，实现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使权力资本化没有可以存在的体制土壤和经济基础。国企在产权制度上需要进一步完善，以达到遏制非法的权力资本化，保护国有资产，保护职工的合法正当利益不受侵犯。全面的法律监督体系，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律监督，消除人治的权力大于法的不良现象，防止腐败滋生。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层次，应大力提倡公民文化的构建，重建公共意识，唤醒社会成员的主人翁意识，提倡公民文化参与社会治理，使公民积极参与重大政策的制定与评估中，充分发挥公民智慧，杜绝权利被滥用，推动公民参与集体决策，实现政治文明建设和转型期改革的目标。
四、结论
转型期改革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转型期中国面对社会中的各种事态和矛盾现象，社会成员的政治文化视角开始由单调变为丰富，自由民主意识开始进一步觉醒，利益价值追求也由一元变为多元。转型期伪改革的弊端，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障碍，种种伪改革使中国转型的过程充满了艰苦、阵痛、非和谐和曲折，加强对转型期伪改革的研究，保护社会主义事业，维护公共利益，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務。
参考文献：
[1]张晓峰.人的需要与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行为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
[2]黄敬理、王冰屹.日本经济转型期的行政改革及对中国的启示.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6.
[3]李培挺.转型重在转念——公共行政的价值定位与中国转型期公共行政价值选择.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
[4]赵永行、肖红.转型期的行政权嬗变：中国行政改革之透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