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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丧文化”是新媒体空间中兴起的后亚文化，以颓丧为自我表征的群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借助网络积极传播防范疫情的信息，还在现实场域中宣传健康知识，引起了网络热议和学术界的关注。研究将公共健康危机下“丧文化”群体在数字空间的传播分享状态作为研究对象，探析此次“丧文化”的内涵转向、传播特征和影响，以期为新媒体空间的文化传播提供借鉴。研究发现“丧文化”隐喻着从安全情境下的自嘲式发泄到公共健康危机下自主性抵抗的精神转向，其传播特征可从传播速度、传播内容和传播情绪三方面进行归纳。需要注意的是，“丧文化”虽然在网络空间中具有一定积极影响，但其负面影响仍然值得继续探究并改进。
关键词 公共健康危机；丧文化；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21-0077-04
“丧文化”作为近年来在网络空间出现的越轨后亚文化，正呈一股浪潮之势席卷现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也因此逐渐引起重视。2020年2月疫情初显之际，微博平台一条“现代年轻人的求生欲”的热搜隐喻了“丧文化”的精神转向，平日热衷“丧”的年轻人通过网络接收到相关信息后成为防御疫情的积极群体，并流露出强烈抵抗性和自主欲的集体性心理状态。“丧文化”群体的反常行为在新媒体平台引起了持续的热议，也为网络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1 “丧文化”内涵的动态表征
“丧文化”的内涵处在动态演变的过程中，网络群体将“自嘲”的狂欢精神嵌入颓丧风格中，使其成为广受年轻人欢迎的网络后亚文化，以颓废自嘲为主要的文化表征。在亚文化理论领域，亚文化和后亚文化是不同的文化范畴，但是二者又有着难以区分的交互地带，比如属于后亚文化范畴的“丧文化”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展现出属于亚文化理论的核心风格——抵抗。
1.1 安全情境下“丧文化”的内涵演进
“丧文化”在价值观上与主流文化相悖，属于后亚文化的范畴，其内涵一直处在演变的过程中。“丧”原本的词意是颓丧、失去等，年轻群体近年来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多种不确定性和情感过度消费等背景下，因此开始出现与主流价值相悖的消极颓废精神[ 1 ]。2016年7月一张被称为“葛优躺”的表情包迅速在网络中流行开来，其瘫在沙发上的颓废姿态受到了年轻群体的狂热追捧，标志着迎合年轻人内心精神面貌的“丧文化”成为不可忽视的青年网络后亚文化之一，此后以自嘲颓废等“丧”精神为风格表征的表情包和流行语录不断更新，比如“佛系”等网络流行词汇。
在“丧文化”不断更新和演进的过程中，网络群体将“自嘲”内嵌于“丧”的精神内涵中，赋予了“丧文化”在网络空间的流行生命力。这一演进过程与“丧文化”的传播载体和形式息息相关，“丧文化”在出现后通过拼贴、解构等手法在网络中流行开来，因此逐渐演变成稳定的以自嘲为主要区隔特征的狂欢性表达风格，即通过一定程度的贬低自身达到搞笑的效果。
关于“丧文化”的研究分为两条路径，一是对“丧文化”内核和形成原因的辨析，二是研究“丧文化”对青年群体和教育工作等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出前者是后者的研究基石和前提。关于“丧文化”的精神内核，刘雅静曾指出流行的“丧文化”其实是青年将一种退缩的、被动的主体状态主动地呈现在大众面前[2]，这是年轻群体对外界温和的反抗[3]。可以看出，“丧文化”在流行后已经逐渐摆脱其最初消极颓废的单薄内涵，通过表情包和流行语录等主要载体演进丰富成退缩与反抗同行、被动与主动共存的复杂表征。
1.2 公共健康危机下“丧文化”的抗争精神
源自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认为越轨者具有强烈的反抗色彩，他们以反抗和拒绝作为手段企图解决社会结构性矛盾下“地位挫折”的问题，从而催生了亚文化[ 4 ]。以玛格尔顿为代表之一的后亚文化理论支持者则认为后亚文化在消费主义和新媒体的影响下，不再完全嵌入社会阶层之中[5]。如果说亚文化是群体层面地位弱势者的觉醒的话，那么网络空间的后亚文化则是个人层面主体存在性弱势者的觉醒，他们通过自嘲、接受和解构等狂欢性范式寻求负能量主体在秩序空间中存在的合理性，体现了后现代人类在精神和身份上的归属迷茫和认同危机。
“丧文化”在文化类别上属于典型的网络后亚文化，但又深刻地镶嵌在政治经济乃至网络技术的大环境之中，因此颇具抵抗色彩。面对阶层固化、不断攀升的房价，青年群体内心深处不甘于自己的挫折状态，但囿于个人能力和现实又深知无法得到任何改善，于是在新媒体空间中与数字技术相互形塑形成“丧文化”，重新建构低形象的个人身份，以期通过自嘲让自己屈服并享受犬儒主义的痛快。
从社会心态维度来看，“丧文化”背后隐藏着年轻人在某些方面的不甘和反抗精神，并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下得以体现。疫情初显时，一条微博“以前：人间不值得；现在：哪里有口罩卖？”迅速引起了“丧文化”群体的热议，并解构拼贴出“除了我自己，谁也别想弄死我”等流行语录。平时热衷“丧文化”的年轻人还在网络分享劝说家人戴口罩等防御疫情的经验和建议，其抵抗精神在疫情下的网络传播过程中得到证实。
2 公共健康危机下“丧文化”的网络传播特征
“丧文化”群体在公共健康危机下迅速接收到疫情信息，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的互联网原住民身份，另一方面则是“丧文化”群体的文化优势，能敏锐捕捉网络空间的重要信息。“丧文化”主要的衍生平台是社交媒体，群体间的互动文本偏向讨论和解决现实性的問题，主要议题包括自身“丧文化”态度转向和疫情防范问题。在网络空间的讨论过程中，“丧文化”群体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展现出极强的反抗情绪，空间讨论呈现情绪极化性的特征。
2.1 传播速度：信息迅捷性
“丧文化”群体在信息方面具有迅捷性和敏锐性的优势。学者刘昕亭认为年轻群体沉溺于“丧文化”等犬儒主义倾向的抵抗性和解是为了适应和享用资本主义新的“神经剥削系统”，即在信息爆炸时代为了适应海量高速的信息空间而调节衍生出来的文化表征[6]。也就是说，“丧文化”等具有犬儒主义风格的网络后亚文化群体在抵抗性适应赛博空间的同时，也享受着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高速传输的便利。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热衷“丧文化”的年轻人通过社交网络在较快时间内获得了相关信息，并迅速生产出相应的流行语录和表情包进行广泛传播。 此次疫情下，“丧文化”年轻人通过社交性渠道接收信息的速度较快，微博上有名为“十天前的家人和十天后的家人”的热搜话题，该话题中集中讨论了长辈信息滞后的现象。“丧文化”属于网络文化，微博作为“丧文化”的发酵地，其开放性和互动性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比微信等渠道要快，因此沉迷网络空间的年轻人能够及时接收到疫情严重的信息，在线下迅速执行并向家庭成员科普疫情的严重性。“丧文化”群体在数字空间中寻求外部认同和归属感，反而使其在危险来临之时更能通过网络敏锐地捕捉到相关信息，并进行线上和线下的再传播。
热衷网络文化和寻求网络互动的群体对信息具有敏捷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家中长辈。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丧文化”年轻人在讨论家中固执不听劝的长辈时，普遍表现出一种不能理解的态度，这种现象折射出长辈在数字化的浪潮中被卷到技术边缘的困境状态，而且不被年轻人普遍理解。另一方面，即使知道长辈对互联网的不适应，也鲜有年轻人对其表现出理解和包容，说明互联网的原住民们享受着信息的迅捷和便利，却对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母缺少关怀和理解。
2.2 传播内容：议题现实性
新冠肺炎疫情下“丧文化”群体的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年轻人在疫情下的态度转变”“如何劝说家中长辈重视疫情”等现实性议题上，希望通过分享观点、经验和建议以解决实践问题。在“年轻人在疫情下的态度转变”的相关议题上，“丧文化”群体集中讨论了自身态度割裂的现象，包括线上与线下态度相割裂、安全与危机环境下态度割裂两方面。具体有“朋友圈发人间不值得，现实中到处找口罩。”“以前：不想活了我太难了死了算了；现在：哪有口罩给我一个行不行（看到库存口罩喜极而泣）”等自嘲言论。这表明“丧文化”群体在插科打诨的狂欢互动中依然关注着自身和社会，并不断从言不由衷的玩笑和语录中认识自己、辨别环境，有利于年轻群体的积极生活。
年轻人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威胁话题展开了针对“如何劝说家中长辈重视疫情”等问题的讨论，并在微博上引起了持续热议。有的年轻人对不听劝的长辈表达出无奈委屈的情绪，从而放弃劝说，这是部分年轻人对自己的保护，有研究发现话语切换是规避代际冲突的主要模式[ 7 ]。有的年轻人在现实家庭中碰壁转而到网络上用戏谑自嘲等手法寻求情绪补偿，具体陈述有“同一个父母” “是我爸没错了”“哈哈哈哈跟我妈妈一模一样”等。关于如何劝说长辈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年轻人的采取的措施可以归结为“多元化沟通”和“求助社会组织”两个方面。
“多元化沟通”主要是利用长辈偏好的信源和思维特征去劝说，比如利用长辈偏好现实反馈，带长辈出门感受一下疫情的严重性，在沟通时多强调后果和严重性，并制作长辈平时偏爱的谣言式文本和图片来传达疫情信息，还有人利用长辈的迷信思想，制作出以宗教事物为媒介载体来劝说长辈戴口罩勤消毒的文章和图片。“求助社会组织”主要指求助于政府和官方媒体，年轻人督促相关部门早日落实政策，呼吁官方媒体加大宣传，以达到让长辈早日重视疫情的目的。大部分年轻人在面临困境时仍选择继续劝说，这次疫情的严重程度使得家庭内部的沟通势在必行。
2.3 传播情绪：自主和抵抗
围绕现实问题的讨论体现了“丧文化”年轻人面对疫情危机爆发的抵抗精神，以及与犬儒主义文化风格相悖的自主意识。疫情发生后，这些平日里高举“丧文化”大旗的年轻群体在接收到疫情信息后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及时向家里人科普新冠肺炎的严重性，在国家还未下达相关规定时就积极防御疫情。这表明年轻群体的抵抗性和解并非真的看淡生死、对生活无欲无求，而是出于无力改变外部环境的无奈，于是与自己的反抗欲妥协并将其退缩至“丧文化”中。在疫情危机面前，隐藏的掌控欲喷薄而出，促使了年轻人积极防御疫情的行动。文化依托现实而生，“丧文化”亦是如此，其产生源自强烈的现实需要，因此传播和建构过程处处体现着解决现实问题的导向性。
“丧文化”年轻人在疫情的威胁下出现了态度上的转向，这种转向伴随着情绪的极化性，即从以前的“佛系”人生跳转到对疫情强烈的反抗情绪。微博热搜话题“现代年轻人的求生欲”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丧文化”群体在疫情面前展现出极强的求生意识，不仅流露出渴望掌控自己生命的强烈意愿，还表现出对命运支配、病毒威胁等外界环境强烈的抵制和反抗。在这次态度转变中，除了热搜评论区词频量统计第一的“干啥啥不行，惜命第一名”等自嘲之词外，很多年轻人热衷并传播着“我命由我不由天”“除了我自己，别的休想搞死我”等具有极强对抗情绪的语录。网络社交空间能为年轻人带来情绪上的发泄、补偿和共鸣，因此疫情下“丧文化”的传播特征具有情绪极化性的特点。
亚文化的抵抗精神看起来似乎消解在后现代亚文化情境中，以消费认同和归属感为主要表征的网络后亚文化不仅取而代之，还裹挟着狂欢性的精神思想充斥网络空间，连接一个又一个迷茫又无助的灵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丧文化”的自嘲和接受是建立在抵抗的心理需求之上的，个人在环境中的觉醒促成其对残酷现实的清醒认知，面对边缘性的地位如何选择成了区分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的主要标准。社会秩序不会因为个人的拒绝而改变，抵抗明显不是人生选择的上策，因此网络群体选择用自嘲等方式来顺从和共享外界的负面评价和压迫。由此可见，青年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的形成原因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地位的问题，不同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至于二者的方法是否能真正解决地位需求问题，答案则没有那么显而易见。
3 “丧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影响
“丧文化”群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起到宣传和防护的积极作用。疫情危机下“丧文化”以表情包和流行语录作为载体，将负面的疫情信息以狂欢的风格再创作，不仅成为公共健康危机下的舆论慰藉和宣泄出口，还帮助扩散了疫情防控的相关信息。年轻人在面临生活上的不顺时，喜欢通过“自嘲”的抵抗性接受方式将负面情绪在网络中发泄出去，并在群体力量的支持下建构起新的低形象的身份认同。这一方面有助于社会负面情绪的排解，另一方面该群体在网络空间的适应过程有助于帮助其更快地接收信息，从而快速地响应国家的号召和规定，具有文化上和实践上的积极意义。
但需要警惕的是，将这种“丧文化”负能量正名可能会强化青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被动心态，即这种借助“自嘲”建立起来的另类身份认同可能会反过来固化“丧文化”心态。不能因为一次危机下的积极作用就忽视“丧文化”等亚文化对年轻人可能起到的负面作用，这些问题依然需要社会各界的合力解决。在解决方法上，就“丧文化”本身的影响而言，官方媒体等主流文化需要在允许负能量合理存在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引导，以降低“丧文化”身份认同对青年群体的形塑作用。从历史和社会范围的纵深角度来看，解决或避免“丧文化”的根本方法是提高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水平，让孩子对自身的缺点和平凡抱以平常心，从而以稳定的心态迎接成人的到来。
参考文献
[1]董扣艳.“丧文化”现象與青年社会心态透视[J].中国青年研究，2017（11）：23-28.
[2]刘雅静.“葛优躺”背后的退缩型主体——“丧文化”解读及其对策[J].中国青年研究，2018（4）：76-81，27.
[3]曾于里.“葛优瘫”代表的“丧”文化，是年轻人对这个世界的温和反抗[EB/OL].[2020-09-11].https：//www. 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47364.
[4]陶东风，胡疆锋.亚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刘雅静.“葛优躺”背后的退缩型主体——“丧文化”解读及其对策[J].中国青年研究，2018（4）：76-81，27.
[6]刘昕亭.积极废人的痛快享乐与亚文化的抵抗式和解[J].探索与争鸣，2020（8）：107-112，159.
[7]赵呈晨.文化协商：代际沟通视角下的网络语言传播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8（11）：90-97.
关键词 公共健康危机；丧文化；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21-0077-04
“丧文化”作为近年来在网络空间出现的越轨后亚文化，正呈一股浪潮之势席卷现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也因此逐渐引起重视。2020年2月疫情初显之际，微博平台一条“现代年轻人的求生欲”的热搜隐喻了“丧文化”的精神转向，平日热衷“丧”的年轻人通过网络接收到相关信息后成为防御疫情的积极群体，并流露出强烈抵抗性和自主欲的集体性心理状态。“丧文化”群体的反常行为在新媒体平台引起了持续的热议，也为网络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1 “丧文化”内涵的动态表征
“丧文化”的内涵处在动态演变的过程中，网络群体将“自嘲”的狂欢精神嵌入颓丧风格中，使其成为广受年轻人欢迎的网络后亚文化，以颓废自嘲为主要的文化表征。在亚文化理论领域，亚文化和后亚文化是不同的文化范畴，但是二者又有着难以区分的交互地带，比如属于后亚文化范畴的“丧文化”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展现出属于亚文化理论的核心风格——抵抗。
1.1 安全情境下“丧文化”的内涵演进
“丧文化”在价值观上与主流文化相悖，属于后亚文化的范畴，其内涵一直处在演变的过程中。“丧”原本的词意是颓丧、失去等，年轻群体近年来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多种不确定性和情感过度消费等背景下，因此开始出现与主流价值相悖的消极颓废精神[ 1 ]。2016年7月一张被称为“葛优躺”的表情包迅速在网络中流行开来，其瘫在沙发上的颓废姿态受到了年轻群体的狂热追捧，标志着迎合年轻人内心精神面貌的“丧文化”成为不可忽视的青年网络后亚文化之一，此后以自嘲颓废等“丧”精神为风格表征的表情包和流行语录不断更新，比如“佛系”等网络流行词汇。
在“丧文化”不断更新和演进的过程中，网络群体将“自嘲”内嵌于“丧”的精神内涵中，赋予了“丧文化”在网络空间的流行生命力。这一演进过程与“丧文化”的传播载体和形式息息相关，“丧文化”在出现后通过拼贴、解构等手法在网络中流行开来，因此逐渐演变成稳定的以自嘲为主要区隔特征的狂欢性表达风格，即通过一定程度的贬低自身达到搞笑的效果。
关于“丧文化”的研究分为两条路径，一是对“丧文化”内核和形成原因的辨析，二是研究“丧文化”对青年群体和教育工作等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出前者是后者的研究基石和前提。关于“丧文化”的精神内核，刘雅静曾指出流行的“丧文化”其实是青年将一种退缩的、被动的主体状态主动地呈现在大众面前[2]，这是年轻群体对外界温和的反抗[3]。可以看出，“丧文化”在流行后已经逐渐摆脱其最初消极颓废的单薄内涵，通过表情包和流行语录等主要载体演进丰富成退缩与反抗同行、被动与主动共存的复杂表征。
1.2 公共健康危机下“丧文化”的抗争精神
源自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认为越轨者具有强烈的反抗色彩，他们以反抗和拒绝作为手段企图解决社会结构性矛盾下“地位挫折”的问题，从而催生了亚文化[ 4 ]。以玛格尔顿为代表之一的后亚文化理论支持者则认为后亚文化在消费主义和新媒体的影响下，不再完全嵌入社会阶层之中[5]。如果说亚文化是群体层面地位弱势者的觉醒的话，那么网络空间的后亚文化则是个人层面主体存在性弱势者的觉醒，他们通过自嘲、接受和解构等狂欢性范式寻求负能量主体在秩序空间中存在的合理性，体现了后现代人类在精神和身份上的归属迷茫和认同危机。
“丧文化”在文化类别上属于典型的网络后亚文化，但又深刻地镶嵌在政治经济乃至网络技术的大环境之中，因此颇具抵抗色彩。面对阶层固化、不断攀升的房价，青年群体内心深处不甘于自己的挫折状态，但囿于个人能力和现实又深知无法得到任何改善，于是在新媒体空间中与数字技术相互形塑形成“丧文化”，重新建构低形象的个人身份，以期通过自嘲让自己屈服并享受犬儒主义的痛快。
从社会心态维度来看，“丧文化”背后隐藏着年轻人在某些方面的不甘和反抗精神，并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下得以体现。疫情初显时，一条微博“以前：人间不值得；现在：哪里有口罩卖？”迅速引起了“丧文化”群体的热议，并解构拼贴出“除了我自己，谁也别想弄死我”等流行语录。平时热衷“丧文化”的年轻人还在网络分享劝说家人戴口罩等防御疫情的经验和建议，其抵抗精神在疫情下的网络传播过程中得到证实。
2 公共健康危机下“丧文化”的网络传播特征
“丧文化”群体在公共健康危机下迅速接收到疫情信息，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的互联网原住民身份，另一方面则是“丧文化”群体的文化优势，能敏锐捕捉网络空间的重要信息。“丧文化”主要的衍生平台是社交媒体，群体间的互动文本偏向讨论和解决现实性的問题，主要议题包括自身“丧文化”态度转向和疫情防范问题。在网络空间的讨论过程中，“丧文化”群体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展现出极强的反抗情绪，空间讨论呈现情绪极化性的特征。
2.1 传播速度：信息迅捷性
“丧文化”群体在信息方面具有迅捷性和敏锐性的优势。学者刘昕亭认为年轻群体沉溺于“丧文化”等犬儒主义倾向的抵抗性和解是为了适应和享用资本主义新的“神经剥削系统”，即在信息爆炸时代为了适应海量高速的信息空间而调节衍生出来的文化表征[6]。也就是说，“丧文化”等具有犬儒主义风格的网络后亚文化群体在抵抗性适应赛博空间的同时，也享受着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高速传输的便利。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热衷“丧文化”的年轻人通过社交网络在较快时间内获得了相关信息，并迅速生产出相应的流行语录和表情包进行广泛传播。 此次疫情下，“丧文化”年轻人通过社交性渠道接收信息的速度较快，微博上有名为“十天前的家人和十天后的家人”的热搜话题，该话题中集中讨论了长辈信息滞后的现象。“丧文化”属于网络文化，微博作为“丧文化”的发酵地，其开放性和互动性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比微信等渠道要快，因此沉迷网络空间的年轻人能够及时接收到疫情严重的信息，在线下迅速执行并向家庭成员科普疫情的严重性。“丧文化”群体在数字空间中寻求外部认同和归属感，反而使其在危险来临之时更能通过网络敏锐地捕捉到相关信息，并进行线上和线下的再传播。
热衷网络文化和寻求网络互动的群体对信息具有敏捷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家中长辈。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丧文化”年轻人在讨论家中固执不听劝的长辈时，普遍表现出一种不能理解的态度，这种现象折射出长辈在数字化的浪潮中被卷到技术边缘的困境状态，而且不被年轻人普遍理解。另一方面，即使知道长辈对互联网的不适应，也鲜有年轻人对其表现出理解和包容，说明互联网的原住民们享受着信息的迅捷和便利，却对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母缺少关怀和理解。
2.2 传播内容：议题现实性
新冠肺炎疫情下“丧文化”群体的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年轻人在疫情下的态度转变”“如何劝说家中长辈重视疫情”等现实性议题上，希望通过分享观点、经验和建议以解决实践问题。在“年轻人在疫情下的态度转变”的相关议题上，“丧文化”群体集中讨论了自身态度割裂的现象，包括线上与线下态度相割裂、安全与危机环境下态度割裂两方面。具体有“朋友圈发人间不值得，现实中到处找口罩。”“以前：不想活了我太难了死了算了；现在：哪有口罩给我一个行不行（看到库存口罩喜极而泣）”等自嘲言论。这表明“丧文化”群体在插科打诨的狂欢互动中依然关注着自身和社会，并不断从言不由衷的玩笑和语录中认识自己、辨别环境，有利于年轻群体的积极生活。
年轻人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威胁话题展开了针对“如何劝说家中长辈重视疫情”等问题的讨论，并在微博上引起了持续热议。有的年轻人对不听劝的长辈表达出无奈委屈的情绪，从而放弃劝说，这是部分年轻人对自己的保护，有研究发现话语切换是规避代际冲突的主要模式[ 7 ]。有的年轻人在现实家庭中碰壁转而到网络上用戏谑自嘲等手法寻求情绪补偿，具体陈述有“同一个父母” “是我爸没错了”“哈哈哈哈跟我妈妈一模一样”等。关于如何劝说长辈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年轻人的采取的措施可以归结为“多元化沟通”和“求助社会组织”两个方面。
“多元化沟通”主要是利用长辈偏好的信源和思维特征去劝说，比如利用长辈偏好现实反馈，带长辈出门感受一下疫情的严重性，在沟通时多强调后果和严重性，并制作长辈平时偏爱的谣言式文本和图片来传达疫情信息，还有人利用长辈的迷信思想，制作出以宗教事物为媒介载体来劝说长辈戴口罩勤消毒的文章和图片。“求助社会组织”主要指求助于政府和官方媒体，年轻人督促相关部门早日落实政策，呼吁官方媒体加大宣传，以达到让长辈早日重视疫情的目的。大部分年轻人在面临困境时仍选择继续劝说，这次疫情的严重程度使得家庭内部的沟通势在必行。
2.3 传播情绪：自主和抵抗
围绕现实问题的讨论体现了“丧文化”年轻人面对疫情危机爆发的抵抗精神，以及与犬儒主义文化风格相悖的自主意识。疫情发生后，这些平日里高举“丧文化”大旗的年轻群体在接收到疫情信息后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及时向家里人科普新冠肺炎的严重性，在国家还未下达相关规定时就积极防御疫情。这表明年轻群体的抵抗性和解并非真的看淡生死、对生活无欲无求，而是出于无力改变外部环境的无奈，于是与自己的反抗欲妥协并将其退缩至“丧文化”中。在疫情危机面前，隐藏的掌控欲喷薄而出，促使了年轻人积极防御疫情的行动。文化依托现实而生，“丧文化”亦是如此，其产生源自强烈的现实需要，因此传播和建构过程处处体现着解决现实问题的导向性。
“丧文化”年轻人在疫情的威胁下出现了态度上的转向，这种转向伴随着情绪的极化性，即从以前的“佛系”人生跳转到对疫情强烈的反抗情绪。微博热搜话题“现代年轻人的求生欲”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丧文化”群体在疫情面前展现出极强的求生意识，不仅流露出渴望掌控自己生命的强烈意愿，还表现出对命运支配、病毒威胁等外界环境强烈的抵制和反抗。在这次态度转变中，除了热搜评论区词频量统计第一的“干啥啥不行，惜命第一名”等自嘲之词外，很多年轻人热衷并传播着“我命由我不由天”“除了我自己，别的休想搞死我”等具有极强对抗情绪的语录。网络社交空间能为年轻人带来情绪上的发泄、补偿和共鸣，因此疫情下“丧文化”的传播特征具有情绪极化性的特点。
亚文化的抵抗精神看起来似乎消解在后现代亚文化情境中，以消费认同和归属感为主要表征的网络后亚文化不仅取而代之，还裹挟着狂欢性的精神思想充斥网络空间，连接一个又一个迷茫又无助的灵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丧文化”的自嘲和接受是建立在抵抗的心理需求之上的，个人在环境中的觉醒促成其对残酷现实的清醒认知，面对边缘性的地位如何选择成了区分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的主要标准。社会秩序不会因为个人的拒绝而改变，抵抗明显不是人生选择的上策，因此网络群体选择用自嘲等方式来顺从和共享外界的负面评价和压迫。由此可见，青年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的形成原因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地位的问题，不同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至于二者的方法是否能真正解决地位需求问题，答案则没有那么显而易见。
3 “丧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影响
“丧文化”群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起到宣传和防护的积极作用。疫情危机下“丧文化”以表情包和流行语录作为载体，将负面的疫情信息以狂欢的风格再创作，不仅成为公共健康危机下的舆论慰藉和宣泄出口，还帮助扩散了疫情防控的相关信息。年轻人在面临生活上的不顺时，喜欢通过“自嘲”的抵抗性接受方式将负面情绪在网络中发泄出去，并在群体力量的支持下建构起新的低形象的身份认同。这一方面有助于社会负面情绪的排解，另一方面该群体在网络空间的适应过程有助于帮助其更快地接收信息，从而快速地响应国家的号召和规定，具有文化上和实践上的积极意义。
但需要警惕的是，将这种“丧文化”负能量正名可能会强化青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被动心态，即这种借助“自嘲”建立起来的另类身份认同可能会反过来固化“丧文化”心态。不能因为一次危机下的积极作用就忽视“丧文化”等亚文化对年轻人可能起到的负面作用，这些问题依然需要社会各界的合力解决。在解决方法上，就“丧文化”本身的影响而言，官方媒体等主流文化需要在允许负能量合理存在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引导，以降低“丧文化”身份认同对青年群体的形塑作用。从历史和社会范围的纵深角度来看，解决或避免“丧文化”的根本方法是提高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水平，让孩子对自身的缺点和平凡抱以平常心，从而以稳定的心态迎接成人的到来。
参考文献
[1]董扣艳.“丧文化”现象與青年社会心态透视[J].中国青年研究，2017（11）：23-28.
[2]刘雅静.“葛优躺”背后的退缩型主体——“丧文化”解读及其对策[J].中国青年研究，2018（4）：76-81，27.
[3]曾于里.“葛优瘫”代表的“丧”文化，是年轻人对这个世界的温和反抗[EB/OL].[2020-09-11].https：//www. 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47364.
[4]陶东风，胡疆锋.亚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刘雅静.“葛优躺”背后的退缩型主体——“丧文化”解读及其对策[J].中国青年研究，2018（4）：76-81，27.
[6]刘昕亭.积极废人的痛快享乐与亚文化的抵抗式和解[J].探索与争鸣，2020（8）：107-112，159.
[7]赵呈晨.文化协商：代际沟通视角下的网络语言传播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8（11）：9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