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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实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其实早在2021年3月他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时就表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为何在此基础上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前沿，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对中国共产党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的新认识、在理论高度的新总结，代表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境界，也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新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宝库的新内容。
“两个结合”，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有侧重。所谓内在联系，是指中国的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灵肉同躯、一体两面，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整体、无法剥离的实存。各有侧重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存在论，是具象化的环境、条件、事物，后者强调的是认识论，是精神性的理念、原则、方法。
中国的具体实际固然有感官触及的森罗万象，但同时也有深沉心底的精神力量。2014年五四青年节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辩证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包括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只有密切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具体实际。
“两个结合”，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同鲜活的中国具体实际及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联系，把工业革命以后诞生的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与人类历史上最悠久最连贯的智慧宝藏紧密联结。“两个结合”的过程，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族复兴的百年奋斗史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同频共振、同步共进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得到了新发展、注入了新内涵；另一方面，古老的中华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普遍适应性。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不是一厢情愿的空洞口号，而是凭恃博大精深灿若星河的文明硕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成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落后和沉沦一度使有些人对民族丧失了自信，对文化没有了信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单体现在经济繁荣、政治影响、军事力量，还理应体现在文化复兴。事实雄辩证明，中国共產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者和发展者，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中华民族不仅能够学习和发展人类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善于学习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人类一切最先进的思想理论。我们有必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层面，深刻领会“两个结合”新论断的丰富思想内涵、深邃精神意蕴、重大创新意义。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都包含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理论上讲，现实中任何形式的实际问题，在本质上都是历史性问题，都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中的矛盾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此时此刻的所见所闻，都不是一刹那间冒出来的，都是逐步形成发展演变的结果。不管什么人，无论所处的生存环境何种形态、面对的实际问题多么繁杂，他都是位于一个延绵不绝的历史链条之上，身居一个生灭变化的系统过程之中；都是从以往的历史走来，又向未来的历史走去；都是历史舞台上暂时的、特定的角色，也是历史画卷中片段式、截面性的场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提出了“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著名论断。也正是基于同样道理，《礼记·大学》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现实世界的真情实景是新旧并存、老幼同在。所谓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求我们从事物的来龙去脉中认识其本质，洞悉其实态。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思说：“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但是这些从过去继承来的条件非常复杂，概而言之，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这些结构的表现形态不同、作用机理各异。其中，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在内的经济结构，是最为活跃多变的因素；包括国家制度、法律、组织体系等在内的政治结构，也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行调整。但包括思想意识、道德规范、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在内的文化结构，则相对稳定，甚至长期不变。例如，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模式、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就薪火不熄、代代相传。关于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作用及其关系，受马克思主义影响颇多的新制度经济学有新的研究，它把当下发挥作用的政治结构称为正式规则，把文化结构，即因袭过去、决定现在并影响未来的那些规则、标准和信仰的累积结构也就是社会文化，称作非正式规则。就如同一切生物都受所处的生态环境制约一样，所有人的经济社会活动也都处在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构成的制度环境的约束之下。虽然现行的正式规则在实施中具有强制力，非正式规则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但是正式规则的设计、变迁抑或实施，既取决于人们对现实利益的考量，也受制于人们头脑中的信念。按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说法就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会做出不同的选择。”③非正式规则对于正式规则起着更深入持久的决定作用。 因此，所谓的现实实际，从存在论和辩证法角度看，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则由于群体性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呈现出特定的气象风貌。而所谓的中国具体实际，除了山川地理的存在，本质上主要是由有意识的人构成的社会性存在。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存在着不同的现实问题和主要矛盾，但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发生都有历史根源，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目标任务、方式方法、价值取向等也都直接间接地受中国固有的文化观念、思维模式、利益诉求、价值判断等因素的影响。不与这些因素相结合，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无法在中国实际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具体实践的结合，也来自于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例如，率先倡导和切实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功楷模，他不仅熟谙马克思、列宁的经典文献并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广泛征引，而且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文学、政治、军事、史学、艺术等方面的深湛造诣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史上罕见的高度。读毛泽东的著作一定能得到的强烈感受和深刻印象是，我国历史上的典故、成语俯拾即是，人物、故事活灵活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水乳交融，普遍真理与古老智慧相映生辉。又如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命题，规划“三步走”发展战略，其中关于温饱社会、小康社会的构想，就是分别借鉴了孟子和《礼记·礼运篇》的表述。邓小平又创造性地主张用“一国两制”解决港澳台问题，也是受我国历史上一国两制成功先例之启迪。如西汉建立后实行的郡县制与分封制并立、北魏时期鲜卑等民族的奴隶制和汉族地区封建制共存等。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卓越典范。“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论断，就是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古训的继承和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念，可以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天下大同”（《礼记·礼运》）追根溯源。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如数家珍、释典深入浅出，一再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傳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④；“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⑤。这一系列论述都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良田沃土，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使命。
完全可以说，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践行这“两个结合”，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一经结合，百年不渝，历久弥坚，生机盎然。此情此景，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全世界政党史上，都前所未有、罕见其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建党伊始，会在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思想主张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在苏东遭遇挫折，反而在中国迸发出了愈益强大的战斗力和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革命、建设、改革等无数艰难险阻和挑战考验，都能够愈战愈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究其根源之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粹在诸多方面有着天然的契合点和相通之处。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则是因为中华民族在致力于探索宇宙奥秘、根究社会规律的五千年文明进程中，也积累了一系列真理性的精华。其中的很多文化精髓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在宇宙观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国的朴素唯物论相通。除了“女娲造人”之类极个别的神话传说，中国文化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上帝那种超自然的终极造物主，而是认为万物来自于天地氤氲、自然造化。事物的变化发展，不是外力主宰，而是事物内部被称作“阴阳”或“刚柔”的两股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即“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所谓的神，不过是神秘的、尚未知晓的东西：“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系辞》）。所以孔子从来不谈怪力乱神。这使得中国的主流文化自古以来就相信人的力量、而不是神的魔法，注重人间伦理、而不是人神关系。
在方法论方面，虽然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观念不像康德、黑格尔那样基于自身逻辑演绎，而是来自于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体验，但以《周易》和老庄思想为代表的异常丰富和发达的辩证思维，为中国人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了极大便利。《矛盾论》这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即可谓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代辩证思维集大成基础上进行新发展的典范。其中，毛泽东大量借用中国古代的成语典故阐述辩证法原理。例如用《汉书·艺文志》所言“相反相成”说明矛盾的对立性和同一性，用《山海经》的“夸父追日”、《淮南子》的“后羿射日”、《聊斋志异》的鬼狐故事说明矛盾的变化，甚至认为《水浒传》里也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
中国固有的政治观、社会观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无产阶级立场有相通之处。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君权从来不是神授的，更不是血统高贵的贵族之禁脔，而是顺应民心之结果。“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彖辞》）。“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古谚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些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和历史实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和贵族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在社会关系上，人与人的地位既非凝固不变，亦不应贵贱森严。从孔子倡导的“泛爱众而亲仁”，到孟子呼吁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爱和谐一直是中国人矢志追求的社会形态。与此相应，唯有“亲民”且“止于至善”的才称得上“大学之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即只有对广大人民群众有益的，才称得上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 这进而使得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和仁人志士的人生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大众解放事业有了某种相通之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塑造“君子”人格作为人生追求，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君子的使命责任。习近平总书记说：“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⑥在这种信念激励下，中国历朝历代仁人志士的人生抱负不是追逐个人名利、计较自家得失，而是塑造了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苟利家国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家国情怀和人生追求。
在价值观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作为评价人物事件的准则，中国人心目中矗立的不朽丰碑，也是被概括为“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按照唐代大儒孔颖达的解释，立德就是“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就是“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就是“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春秋左传正义》卷35）。这些立德立功立言者，无一不是通过道德风范、文武事功、思想理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者。至于人们熟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横渠语录》），更是何等的顶天立地、廓然大公啊！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回信中号召：“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正是中华民族的这些宝贵精神财富，为中国人铸就了骨气之脊梁，培植了底气之丹田。它深深融化在民族血液中、牢牢镌刻于民众脑海里，是永不磨灭的共同记忆，是万古长存的一致图腾。它似黄钟大吕，激励着一代代优秀儿女为民族兴亡献身；它以浩然正气，鼓舞着一批批志士仁人为人民利益牺牲。实事求是地讲，受诸多条件限制，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很多壮士英烈之所以义无反顾投身革命，一开始未必缘于精通马克思主义，大多数是因为受这些朴素道理之鞭策，被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所感召。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接受、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宝库中汲取滋养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人类文明发展之结晶，不独属于西洋，而属于全人类；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亦不囿于中国，而具有普适性。只有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来自于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才能更加自觉确立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更加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
【注释】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③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④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07、4页。
⑥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
责编/张忠华 美编/陈琳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其实早在2021年3月他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时就表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为何在此基础上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两个结合”，灵肉同躯、一体两面，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整体、无法剥离的实存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前沿，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对中国共产党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的新认识、在理论高度的新总结，代表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境界，也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新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宝库的新内容。
“两个结合”，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有侧重。所谓内在联系，是指中国的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灵肉同躯、一体两面，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整体、无法剥离的实存。各有侧重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存在论，是具象化的环境、条件、事物，后者强调的是认识论，是精神性的理念、原则、方法。
中国的具体实际固然有感官触及的森罗万象，但同时也有深沉心底的精神力量。2014年五四青年节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辩证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包括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只有密切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具体实际。
“两个结合”，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同鲜活的中国具体实际及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联系，把工业革命以后诞生的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与人类历史上最悠久最连贯的智慧宝藏紧密联结。“两个结合”的过程，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族复兴的百年奋斗史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同频共振、同步共进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得到了新发展、注入了新内涵；另一方面，古老的中华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普遍适应性。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不是一厢情愿的空洞口号，而是凭恃博大精深灿若星河的文明硕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成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落后和沉沦一度使有些人对民族丧失了自信，对文化没有了信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单体现在经济繁荣、政治影响、军事力量，还理应体现在文化复兴。事实雄辩证明，中国共產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者和发展者，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中华民族不仅能够学习和发展人类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善于学习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人类一切最先进的思想理论。我们有必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层面，深刻领会“两个结合”新论断的丰富思想内涵、深邃精神意蕴、重大创新意义。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逻辑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都包含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理论上讲，现实中任何形式的实际问题，在本质上都是历史性问题，都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中的矛盾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此时此刻的所见所闻，都不是一刹那间冒出来的，都是逐步形成发展演变的结果。不管什么人，无论所处的生存环境何种形态、面对的实际问题多么繁杂，他都是位于一个延绵不绝的历史链条之上，身居一个生灭变化的系统过程之中；都是从以往的历史走来，又向未来的历史走去；都是历史舞台上暂时的、特定的角色，也是历史画卷中片段式、截面性的场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提出了“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著名论断。也正是基于同样道理，《礼记·大学》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现实世界的真情实景是新旧并存、老幼同在。所谓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求我们从事物的来龙去脉中认识其本质，洞悉其实态。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马克思说：“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但是这些从过去继承来的条件非常复杂，概而言之，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这些结构的表现形态不同、作用机理各异。其中，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在内的经济结构，是最为活跃多变的因素；包括国家制度、法律、组织体系等在内的政治结构，也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行调整。但包括思想意识、道德规范、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在内的文化结构，则相对稳定，甚至长期不变。例如，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模式、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就薪火不熄、代代相传。关于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作用及其关系，受马克思主义影响颇多的新制度经济学有新的研究，它把当下发挥作用的政治结构称为正式规则，把文化结构，即因袭过去、决定现在并影响未来的那些规则、标准和信仰的累积结构也就是社会文化，称作非正式规则。就如同一切生物都受所处的生态环境制约一样，所有人的经济社会活动也都处在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构成的制度环境的约束之下。虽然现行的正式规则在实施中具有强制力，非正式规则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但是正式规则的设计、变迁抑或实施，既取决于人们对现实利益的考量，也受制于人们头脑中的信念。按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说法就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会做出不同的选择。”③非正式规则对于正式规则起着更深入持久的决定作用。 因此，所谓的现实实际，从存在论和辩证法角度看，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则由于群体性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呈现出特定的气象风貌。而所谓的中国具体实际，除了山川地理的存在，本质上主要是由有意识的人构成的社会性存在。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存在着不同的现实问题和主要矛盾，但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发生都有历史根源，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目标任务、方式方法、价值取向等也都直接间接地受中国固有的文化观念、思维模式、利益诉求、价值判断等因素的影响。不与这些因素相结合，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无法在中国实际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具体实践的结合，也来自于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例如，率先倡导和切实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功楷模，他不仅熟谙马克思、列宁的经典文献并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广泛征引，而且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文学、政治、军事、史学、艺术等方面的深湛造诣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史上罕见的高度。读毛泽东的著作一定能得到的强烈感受和深刻印象是，我国历史上的典故、成语俯拾即是，人物、故事活灵活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水乳交融，普遍真理与古老智慧相映生辉。又如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命题，规划“三步走”发展战略，其中关于温饱社会、小康社会的构想，就是分别借鉴了孟子和《礼记·礼运篇》的表述。邓小平又创造性地主张用“一国两制”解决港澳台问题，也是受我国历史上一国两制成功先例之启迪。如西汉建立后实行的郡县制与分封制并立、北魏时期鲜卑等民族的奴隶制和汉族地区封建制共存等。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卓越典范。“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论断，就是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古训的继承和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念，可以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天下大同”（《礼记·礼运》）追根溯源。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如数家珍、释典深入浅出，一再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傳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④；“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⑤。这一系列论述都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良田沃土，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使命。
完全可以说，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践行这“两个结合”，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两个结合”，源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和精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一经结合，百年不渝，历久弥坚，生机盎然。此情此景，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全世界政党史上，都前所未有、罕见其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建党伊始，会在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思想主张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在苏东遭遇挫折，反而在中国迸发出了愈益强大的战斗力和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革命、建设、改革等无数艰难险阻和挑战考验，都能够愈战愈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究其根源之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粹在诸多方面有着天然的契合点和相通之处。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则是因为中华民族在致力于探索宇宙奥秘、根究社会规律的五千年文明进程中，也积累了一系列真理性的精华。其中的很多文化精髓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在宇宙观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国的朴素唯物论相通。除了“女娲造人”之类极个别的神话传说，中国文化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上帝那种超自然的终极造物主，而是认为万物来自于天地氤氲、自然造化。事物的变化发展，不是外力主宰，而是事物内部被称作“阴阳”或“刚柔”的两股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即“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所谓的神，不过是神秘的、尚未知晓的东西：“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系辞》）。所以孔子从来不谈怪力乱神。这使得中国的主流文化自古以来就相信人的力量、而不是神的魔法，注重人间伦理、而不是人神关系。
在方法论方面，虽然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观念不像康德、黑格尔那样基于自身逻辑演绎，而是来自于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体验，但以《周易》和老庄思想为代表的异常丰富和发达的辩证思维，为中国人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了极大便利。《矛盾论》这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即可谓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古代辩证思维集大成基础上进行新发展的典范。其中，毛泽东大量借用中国古代的成语典故阐述辩证法原理。例如用《汉书·艺文志》所言“相反相成”说明矛盾的对立性和同一性，用《山海经》的“夸父追日”、《淮南子》的“后羿射日”、《聊斋志异》的鬼狐故事说明矛盾的变化，甚至认为《水浒传》里也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
中国固有的政治观、社会观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无产阶级立场有相通之处。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君权从来不是神授的，更不是血统高贵的贵族之禁脔，而是顺应民心之结果。“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彖辞》）。“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古谚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些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和历史实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和贵族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在社会关系上，人与人的地位既非凝固不变，亦不应贵贱森严。从孔子倡导的“泛爱众而亲仁”，到孟子呼吁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爱和谐一直是中国人矢志追求的社会形态。与此相应，唯有“亲民”且“止于至善”的才称得上“大学之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即只有对广大人民群众有益的，才称得上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 这进而使得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和仁人志士的人生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大众解放事业有了某种相通之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塑造“君子”人格作为人生追求，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君子的使命责任。习近平总书记说：“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⑥在这种信念激励下，中国历朝历代仁人志士的人生抱负不是追逐个人名利、计较自家得失，而是塑造了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苟利家国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家国情怀和人生追求。
在价值观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作为评价人物事件的准则，中国人心目中矗立的不朽丰碑，也是被概括为“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按照唐代大儒孔颖达的解释，立德就是“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就是“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就是“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春秋左传正义》卷35）。这些立德立功立言者，无一不是通过道德风范、文武事功、思想理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者。至于人们熟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横渠语录》），更是何等的顶天立地、廓然大公啊！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回信中号召：“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正是中华民族的这些宝贵精神财富，为中国人铸就了骨气之脊梁，培植了底气之丹田。它深深融化在民族血液中、牢牢镌刻于民众脑海里，是永不磨灭的共同记忆，是万古长存的一致图腾。它似黄钟大吕，激励着一代代优秀儿女为民族兴亡献身；它以浩然正气，鼓舞着一批批志士仁人为人民利益牺牲。实事求是地讲，受诸多条件限制，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很多壮士英烈之所以义无反顾投身革命，一开始未必缘于精通马克思主义，大多数是因为受这些朴素道理之鞭策，被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所感召。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接受、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宝库中汲取滋养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人类文明发展之结晶，不独属于西洋，而属于全人类；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亦不囿于中国，而具有普适性。只有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来自于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才能更加自觉确立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更加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
【注释】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③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④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07、4页。
⑥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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