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云南嵩明县政府至今还在上世纪70年代建的老房子里办公，书记、县长的办公室都是“蜗居”，只要进去3个人就转不过身来；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2007年以来，全县财政收入大部分投入教育，迄今已建成44所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学校，即使是乡村学校，其教学条件也和城里一样。
　　 在当前地方政府盖豪华办公楼蔚然成风的背景下，嵩明县政府“穷办公”殊为不易，且更为可贵的是“富教育”，这无疑是神州大地的一个“奇迹”。长期以来，在地方政府的发展排序上，教育往往居于次要地位，“富办公，穷教育”，大致是许多地方政府发展蓝图上共同的色调。即便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教育仍无改于这种尴尬处境，至于在经济贫困地区，在地方主政者眼里，则更为“理所当然”了。
　　 无疑，继广东东莞石排镇、陕西宁陕县先后推行的25年、15年“免费教育”，嵩明县的“富教育”再次证明了以中国目前的财力，完全可以做到免费教育。且不说每年国家财政增收以数万亿计，单就每年审计出的“小金库”和查处的贪官赃款，便高达数百亿元。只要从中匀出“一小勺”投入教育，何愁办不好免费教育？然而尴尬的是，我国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已经喊了18年，至今仍未开花结果。更为讽刺的是，打破“免费教育”神话的，竟是屈指可数的一两个贫困县：宁陕县投入财政收入的近四成于教育，而嵩明县2011年计划教育投入2.3亿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一半。这足令那些一边大建豪华办公楼，一边叫嚷着“没钱办教育”的官员颜面扫地！
　　 一个地方的繁荣有赖于教育的发展。短期内，发展教育的效果并不太明显，但从长远来看，其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却是倍级增长的：2008年嵩明县财政收入仅两个亿，2010年就达到4.5亿元。
　　 无论是嵩明、宁陕、石排的“富教育模式”，还是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更多的是政治决策者良心发现的结果。比如，宁陕的免费教育，据说是农家出身且做过教师的县委书记，目睹当地小学生以咸菜下饭的生活而深受触动，改革应运而生。显然，这种发自官员朴素感情的决策并不具备可复制性。而嵩明县近40年来，八九任县委书记坚持“蜗居”办公，“像抓经济一样抓教育”，其中起作用的，恐怕仍在于“良心”以及当地重教育的“传统”，而非制度性因素。
　　 教育是国之根本，关乎民族的未来。“富教育”成为“奇迹”无疑是一个时代的良心命题，更是一个体制性羞耻。我以为，教育去“奇迹化”，一方面要量化民生的各项指标，加大教育支出之于干部考核的权重；另一方面要保障民意与社会舆论的渠道畅通，加大对教育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管力度，确保教育经费专款专用，落到实处。如此，“富教育”才会走进“春天里”。